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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人生一个“基本”问题，它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若使经济问题不得好解决，其他一切问题都将受影响。可是经济问题并不包括人生的整个问题，也不能说经济问题可以决定人生其他的一切问题。我认为经济在全部人生中所占地位，消极的价值多，积极的价值少。缺少了它，影响大；增加了它，价值并不大。譬如一个人要五百元维持一月的生活，缺少了一百元，对整个生活影响大；但增多了一百元，则此一百元之价值决不能和缺少的一百元相比。甚至经济上无限增加，不仅对人生没有积极价值，或许还可产生一种逆反的价值，发生许多坏处。个人如此，整个社会世界亦复如此。所以经济价值是“消极的多于积极的”。换言之，经济只是人生中少不得的一项“起码”条件。若论经济情况的向上，却该有其一定比例的限度。由整个文化、整个人生来看经济，经济的发展是应有其比例的“限度”的。倘若个人或社会，把经济当作唯一最重要的事件与问题，那么这个人的人生决非最理想的人生，这社会也决非最理想的社会。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可以决定一切，全部人生都受经济条件的支配，这一理论，就今天西方世界来说，未尝没有它部分的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已是病态的真理。我们若真受经济问题来支配决定我们的一切，这一个人生，这一个社会，这一段历史，这一种文化，已经走上了病态。马克思的理论，是在西方社会开始走上病态后才产生的。因此他讲人类社会演进，完全在经济问题上着眼。他说：“人类社会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社会。”这样讲法，至少有两个缺点：
第一，他只能讲通半部西洋史。中古时期的欧洲，是一个封建主义的社会；近代欧洲，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这算是对了。可是以前，还有很长的一段。在希腊、罗马时期，马克思说它们是奴隶社会，这话便太牵强。单拿“奴隶社会”四个字，包括不尽希腊的文化人生和罗马的文化人生之显然不同处。我想马克思是先研究了近代欧洲社会，再推到中古时期，认为是由封建社会转成资本主义的社会，这算是对了。再向上推，而仍要单从“经济”一观点来讲西方全部历史，就有些说不通。
此刻我们单根据他后半一段来讲，封建社会有两个阶级之存在，一是“贵族”阶级，一是“平民”阶级。这里有该特别注意的一点，西方的贵族阶级，不全是政治上的公爵侯爵等，同时还有教会，也等于封建大地主。这一社会渐渐演变，到近代都市兴起，乃有新的工商业，所谓“中产阶级”，起来向上面的封建贵族争取自由，争取政权，造成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讲个人平等信仰自由，结果造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经济上的“不平等”和“不自由”。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伦敦，看到当时种种工业生产之不人道，经济上的不平等，发表他的“资本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一套的理论。他说：资本愈集中，无产阶级愈扩大，中产阶级便不可能存在。无产阶级经过了资本主义的严格管理，他们有知识，有训练，有组织，只要扩大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这个世界就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大家都说马克思这个预言失败了。照他的理论，应该在资本主义极度发达的国家，才愈容易引起无产阶级的反动。今天共产主义并不产生在美英等国，而产生在经济落后的俄国。
实在马克思预言也并不错。我们若不把各个国家分开单独看，而从整个世界的共通处去看，由于资本主义个人自由的经济发展，在国内固造成有产、无产阶级之对立，但由资本主义之向外发展而成为帝国主义之殖民侵略，却使国内穷的不太穷，富的更富了。但就整个世界言，正如希脱勒所讲，有许多变成“有”的国家，有许多变成“无”的国家，如是则并不是在一国之内变成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对立，而是在整个世界上分成了“有”的国家与“无”的国家之对立。俄国正是一个经济落后的“无”的国家，所以列宁要补充马克思所没有强调的一句话，即是“打倒帝国主义”，这只是马克思预言的局部修正。
今天的世界，若没有更好的方案，终不免会产生“有”的国家与“无”的国家的斗争。这是说明了今天的西方，已经走上了经济问题成为最主要问题的时代，这根本是一个病态的时代。马克思确实指出了近代西方的病态，但共产主义并不能解决这个病。有了资本主义才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反动”。倘使资本主义不加修正，共产主义不可能完全消灭，这是西方现代文化一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