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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要特别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一方面汇合了世界近代新政治思想的三大潮流。如英、美、法的民主政治，固然有很多长处，但也有缺点。就理论讲，法国大革命起源于卢梭之《民约论》，他说政府主权由社会公意交与，假使民众不赞成此政府，可以把主权收回。可是没有一个历史家，真发现了像卢梭所谓“民约”的社会。卢梭的说法，实是一种并无历史凭据的空论。又他的“天赋人权”说，显然近于宗教性，但哪里真有上帝赋我们以主权呢？近代他们的宪法，常说国家主权在民众，但试问若没有了国家，民众主权又在哪里呢？若说每人要“平等”，要“自由”，实际上，那又何尝可能呢？民主政治下的平等自由，都是“有限”的。
一个国家和政府，并不单有主权便够，还该有它的“理想”。所以一个仅是权力的国家，并不是一个最合理想的国家。民主政治既不能表现它圆满的理想，遂有共产主义起来，想联合世界上无产阶级来推翻他们近代传统的代议政治和主权国家了。照理论：共产主义是接近世界性的，而民主政治则易于封闭在各个国家之内。但今天英美社会，经济繁荣，国民知识程度高，政治又早上轨道，他们有能力来反对共产主义。如是经济落后，国民知识程度低，民主政治的基础不够，一经共产宣传，便没有办法抵抗了。这正因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无论在理论上，实行上，也仍有弱点。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会产生了希脱勒与墨索里尼，他们要推倒当时在他们国内盛行的共产主义，于是提出了“民族和国家主义”来做口号。今天法西斯、纳粹是打倒了，个人自由是诚可宝贵的，但我们对无产劳苦大众也应该十分注意的，对于“国家”“民族”“历史”“领袖”诸概念，在政治上，也同样不可全部否认其价值。在近代西方，此三大政治思想潮流，实也是各有长短，各有得失的。
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顾及了民族、国家、历史、文化、领袖诸要点。“民权主义”接近民主政治。“民生主义”有一部分接近共产主义。但民生主义是生理的，共产主义是病理的。民生主义不抹杀个人，不抹杀经济以外其他文化的各部门，不纯粹以唯物史观阶级斗争作理论。中山先生把近代西方三个政治思潮汇起来，一鼎三足，合则见其利，分则见其害。他又同时承袭了中国传统政治的长处，于三权分立外，再加上考试、监察二权。又特别提出“权”“能”分职之理论，权在民众，能在政府。把民众比作刘阿斗，把政府比作诸葛亮。叫人民把一切政权交给与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传统下“选贤与能”的政治理想之新修正。西方民主政治若称之为“契约政权”，则权能分职的五权宪法应叫做“信托政权”。孙中山虽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政治，而在理论和精神上，都把来变通了。
这里更有一点要讲的：西方人生观的出发点是近于主张“性恶”的。宗教上的最高信仰，主张人类生来带有罪孽，因此一面要信赖上帝，一面要看重法律与契约。此刻若除却宗教不尊信，而单讲像西方般的重法观点，则将和中国韩非的理论相似。中国传统对人生观的出发点主张“性善”，因此信托了那个被信托的人，所以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都可归属于政府。这是甚合中国传统以“职任”来看政府，不以“权力”来看政府的传统观念的。
我们若要采取西方的新潮流，配合中国的旧传统，自己按照时代要求，另创造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在这四十年来，只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可以当之无愧的。他的理想，和其主张内容，纵说不能全无修正地实现，或许有更超卓的意见会继续地出现，但必然仍将要采用世界新潮流，配合自己旧传统，来创成中国自己的一套政治和其理论，才能救中国，这是绝对无疑的。决非是美国的政治和其理论能够救中国，也决非苏俄的政治和其理论能够救中国。
中国要求“民族”和“国家”之独立，则必须先求“思想”和“政治”之独立，这又是决然无疑的。否则今天学甲国，明天学乙国，决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政治将来的新出路，决不全是美国式，也决不全是苏俄式。跟在人家后面跑，永远不会有出路。我们定要能采取各国之长，配合自己国家实情，创造出一个适合于中国自己理论的政治。这四十年来，只有孙中山先生有此伟愿，有此卓识，值得我们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