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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还须提到一点，或许诸位会感觉得更奇怪的。很多人常说西方讲法治，中国讲人治，我们该效法西方人提倡法治精神。”但若根据中国历史看，我却说中国政府是法治的，西方政府才是人治的，这话如何讲呢？
西方人所谓“法治”，其实主要只有一条法，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今天多数赞成便成法，明天多数赞成别一意见了，那别一意见就是法。多数是“人”，法随人转，所以是“人治”。中国传统政治最讲法，一个法订定了，谁也不能变动。田赋制度规定了一定的税额，往往推行到数百年，皇帝不能变，宰相不能更，管理征收田赋的有司只知依法执行，谁也不能变动它。西方则不然，皇帝想收多少税，便收多少，于是迫得民众起来反抗，质询他为何要收这么多，应该给我们知道收去的钱是如何地化用？此即西方“议会”之缘始。
中国政治的毛病，多出在看法太死，人受法缚，所以说“有治人无治法”，只想要把传统的“尚法”之弊来改轻。西方政治是动的，前进的，根据多数人意见，随时可以改变。中国政治是稳定的，滞重的，不易变，不易动。今天中国人都知道讨厌文书政治，这亦是中国传统尚法之流弊，却还要提倡法治，所谓以水济水，以火济火，实是没有弄清楚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之真面目，真性质。一般言之，小国宜人治，大国宜法治，中国政治之偏向法治，也有它内在的原因。
尚有一点应该提出一讲：西力政治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很平易，很通达，只多数人认为是，便是了。他们的最高理论在教堂里，耶稣说：“凯撒的事情凯撒管，上帝的事情由我管。”这就是说：“政事由皇帝管，道理由上帝管。”待到罗马帝国崩溃，凯撒没有了，于是皇帝也要经过教皇加冕，那岂不是凯撒的事也要由上帝来管了吗？而上帝的道理是教人出世的，又如何来管理世间事？于是发生了宗教革命，政权、教权再分立。
今天西方，一面是“个人自由”，服从多数；一面是“信仰上帝”，接受上帝的教训。近代西方人却渐感觉得政治上有时也不能专服从多数，但教堂里的最高理论在上帝，政治上的最高理论呢？在西方除却服从多数外，还是没有，于是希脱勒、史太林之流应运而生，再来一个政教合一，成为他们近代的“极权”政治。我们对此固然要反对，但我又不得不问，多数政治就对了吗？若论道理，有时多数的并不对，少数的并不就不对。所以今天西方政治是只讲“主权”，不讲“道理”的。若讲道理，反而成为极权政治了。他们的道理，一向由上帝来讲，由教堂来代表。所谓“国民教育”，只教如何做一个“公民”，却不教如何做一个“人”。“大学教育”是传授“智识”的，谋求“职业”的，也不重在教人做人的。做人的道理归谁教？那是教堂里牧师的责任。所以在西方，上帝只教人，不管人；凯撒只管人，不教人。若要管教合一，在中古，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理想。在此刻，是德、苏的极权政治之真义。教人的事也由凯撒管，在上者的主义和理论，不仅要你依政治立场来服从，而且要依宗教传统来信仰。信仰了政府，再也不许你信仰上帝。所以他们的极权政治则必然要“反宗教”。
中国政治却另有一套理论。这一套理论，既不在凯撒，也不在上帝，而在学校和读书人。政府只是学术的护法者，中国传统向来主由“学术指导政治”，决非由政治来指导学术的。因于崇尚学术，故必“选贤与能”，学术是不能凭多少数来判定是非的。然则中国传统政治有无缺点和毛病呢？当知世界自有历史，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政治，都不会十全十美，都该随时修正改进。隔了几十年或几百年，都该大修正，大改进。政治是现实的，应该迎合潮流与时倶进的。我上面所讲，只是历史上中国政治之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