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去年八月曾在空军松山基地作过一次讲演，题为《反攻复国前途的展望》。十月来台定居。十一月又赴空军各基地作巡回讲演凡八次，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分讲八题。空军总部政治作战部整理各次录音，送我校改，集为一书。并增附我在三军联合参谋大学，海、陆、空三军官校分讲三题及陆军第二集团军官团一讲，取名《中华文化十二讲》。

讲述文化，必从两方面人手。一则文化千头万绪，必从其各方面各部门分别探究，而认识其相互汇通，以合成一大体系。二则文化非一成不变，必从其历史演进中分别探究其随时因革损益，以见其全体系之进向与其利弊得失长短轻重之所在。我在对日抗战时期曾写《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即从以上两点着眼。

避共居港，初次来台，曾在师范大学及陆总政战部作过两番连续性讲演，均记录成书，一为《文化学大义》，一为《中国历史精神》。嗣又在“国防研究院”讲“民族与文化”，亦将讲演记录成书。此次空军讲演，乃我中国文化作有系统讲演之第四次。每次所讲内容，均从某一角度，偏重在某一方面发挥。虽可相通互足，而其着眼与侧重点则并不全同。读我此十二讲者，倘能再看我以前之各集，庶于我所阐说有一更完备之了解。

我此次遍历空军各基地，获与各地官长士兵接触，参观其各项设与活动，深信我空军健儿精神饱满，志气壮旺，退足以保安全，进足以胜任反攻复国之大命。并使我更益深信我中华传统文化精义，实无背于时代潮流，而仍有其更高更大之启示。即以我所目睹之空军生活而言，亦可有不少之例证。

我常爱读唐以下各派禅宗祖师与宋明理学诸儒之《语录》，尤其关于心性修养方面，认为此乃我中华文化传统精要所在。此次历经空军各地，虽属匆促，却觉空军生活实有堪与禅宗理学之所揭示相证发者。从前禅宗及理学家修心养性，有一共通主要之点，厥为“空诸所有，系心一处”。理学家说“敬”说“静”，敬即教人随时随地心主一处。静则教人心主于一，更不为其他外物所动。理学家所反对于禅宗者，禅宗祖师只求系心一处，而不复求此心之“用”。故理学家谓之“有体而无用”。心系一处是为体，此心落于空虚则无用。故又谓其“弥近理而大乱真”。今我所睹空军生活，其实亦是要系心一处，然而却是系在一真实有大用处。试问驾驶飞机，升空临敌，在个人则是一死生关头，在国家民族文化传统则是一存亡绝续关头，岂止军事上之或胜或败而已。若非心在一处，焉能胜任而愉快。

我观空军各休憩室，均称待命室。一当命下，即有紧急之动作随之，其间不容以瞬。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人生实各有一大责任、大使命。若我们知得有此大命在身，自然会无朝无夕、无作无息，而此心常主在此。常动即是常静，常静即是常动。动静一致，使此生命永恒圆满，无亏欠，无间断，此乃人生最髙境界，亦即人生最高理想。

空军某一军官告我说：“每一基地，地勤空勤，各有分职，而莫不紧密相关，联成一体。若一人一职疏失，即可影响到全体之各部。”我又参观某一基地，其士兵终日夜坐暗室中监视雷达，稍有踪影，即遍告各地。其所任职务，极单纯，又极严肃。若论其部队之本身生活，则可谓干枯之至。然其在全军中之任务，则实是机动之至。空军后方如前线，平时如战时，故能使其全部队，人人具有紧密联成一体之警觉。使人人各自系心一处，而其各别系心之处则相互会合，融成一体而后可以完成全体空军之一大使命。

我又参观空军驾机升空之种种衣装设备。在其一身，自顶至踵，几成一机器人。其机上座位四周，则完全是一机器世界。人则在此机器世界中全仗一心指挥运使。科学愈进步，机械愈发展，在此愈益唯物之环境中，乃愈见心灵活动之重要。物则依心为主，心则与物为体。宋儒“万物一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格言，在空军生活中，岂不更易具体指陈其内涵意义之真实性。

我因此次到空军各基地，遂更亲切悟到中国禅宗与宋明理学家所发挥之“心性修养”，实非仅在深山寺庙与私人书斋中一番闲谈论、闲工夫。即使现代最机械、最紧张的斗争场合中，依然同样需此训练，合此教义。空军如此，海军、陆军事可例推。军队如此，工商实业界亦可例推。军事与经济如此，政治、教育乃及其他一切文化要项，同样亦可例推。要言之，中国历史上唐、宋、元、明四代禅宗理学家所言心性修养工夫，既可通之现代最机械最紧张之空军生活，岂有不能通之其他职务乃及一应日常人生之理。我中华文化传统中所言之心性修养，更当上溯之于先秦儒、道两家，而更主要者则为孔孟教义，此诚我中华文化主要精义所在。只要我们每一人从其各自岗位上，能善加体会，善加推扩，上达至于全民族、全人类之文化大体系上，而心知其意，则凡我中华先民先哲之所启示，其在人类心性精微处，在人类生活广大处，早已提纲挈领，抉发出其大义，揭露出其要旨，为我们奠下了一基础，指示了一大道。

莫要说我们今天该是一民主社会了，其实民主社会仍需要此一套人生之大理论与大方向。莫要说我们今天该是一科学时代了，其实科学时代亦仍需要此一套人生之大理论与大方向。而要走上此大方向，实现此大理论，则有待于我国人各自有其一番心性修养。惟此最为我中华文化传统对全世界全人类文化前途有其大贡献之处。我此十二番讲演所特别着眼注重之点，亦正在此一角度上。因此在本书出版之前，即本我此次演讲时亲所悟得，略加阐说。以备关心文化复兴一大任务者，继此作为共同进一步之研究。

我此讲演集之得以问世，首当对空总政战部之邀约，及其录音整理成为初稿，以及其代为出版诸事，敬致我衷诚之谢意。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钱穆识于台北金山街寓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