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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洗吗？”每晚太阳下山时马哈茂德师傅都会问我。
卡车每两三天来更换一次塑料罐，尽管上面有龙头，也只够我们洗洗手和脸。要冲身子，得先把水集中在塑料桶里。马哈茂德师傅用一只大瓢往我头顶浇水，我打了个激灵。不是因为桶里的水没在阳光下加热，而是因为他看到我赤身裸体。
“你还是个孩子。”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是指我的生殖器还没有完全发育，身子单薄，还是别的什么？他的躯干很有肌肉，结实有力，前胸后背都是毛。
我这辈子，既没看过父亲，也没看过任何其他男人的裸体。轮到我用锡瓢为师傅冲洗头发了，我努力不去看他。有时还是看到他的胳膊、腿、背上有挖井时留下的瘀青和疤痕，但我没有作声。马哈茂德师傅给我冲水时，会用他那又大又硬的手指头，半好奇半开玩笑地触碰我后背和胳膊上的伤，看到我“啊”的一声呻吟扭动，边笑边怜惜地说：“小心点。”
马哈茂德师傅常常说“小心点”，有时带着怜爱，有时带着恐吓。他说：“挖井人徒弟的愚蠢会让下面的人残废，漫不经心则置人于死地。”“老天保佑，你的脑子、眼睛和耳朵要时刻盯着下面。”接着，他给我讲脱钩的桶怎样把下面的人砸扁；或三言两语讲述因气体中毒而晕厥的师傅，因没能被开小差的徒弟及时发现，瞬间命归西天的故事。
我特别喜欢他慈爱地看着我的眼睛，讲些给人训诫、骇人听闻的故事。当师傅沉溺于描述粗心徒弟们的所作所为时，我感觉到在他脑子里，地下世界、亡者之界和地之深处与天堂、地狱未曾遗忘的角落之间有某种联系，这让我不寒而栗。在师傅看来，似乎伴随着挖掘，我们正通向安拉和天使所在之层。然而，半夜吹来凉爽的风，提醒我们蔚蓝的苍穹和挂在天空上的万颗摇曳的星星都在恰好相反的方向。
直至日暮时分的美好宁静中，马哈茂德师傅一边反复掀开锅盖查看晚饭，一边调试着电视图像。电视机是他连同一个旧汽车电池一起从格布泽运来的。头两个晚上，电池怎么也不工作，他让人用小货车把电池运到恩格然修理。现在，通了电的电池开始工作，马哈茂德师傅却为能在屏幕上找到清晰的图像而大费周章。他一生气，把我喊来，把一根类似裸线的锡质天线塞到我手里，边说着“往右，往上一点，往左”，边寻找清晰的图像。
经过一番长久的斗争，屏幕终于有了影。我们正舀着热乎乎的晚饭看新闻时，画面却如同旧时的记忆般再次模糊不清，兀自来来去去、波动颤抖起来。师傅起身拨弄了一两次，后来任凭图像怎样模糊，我们俩都待在原地一动不动，听尚可听到的新闻主持人播报和广告。
太阳恰在此时从眼前西沉。我们开始听见白天从未见过的奇怪而罕见的鸟发出啼叫。旋即，四下暮色未至，蔷薇色的圆月已挂在空中。帐篷四周嘎吱作响，远处传来犬吠，我嗅到火熄灭后的气味，感觉着虚无的柏树影。
直到那天之前，父亲都没有给我讲过一个神话和故事。而马哈茂德师傅每天晚上都会讲故事，由头是电视上不清不楚甚至毫无色彩的画面，白天我们遇到的麻烦，或是一个回忆。故事中哪些是想象、哪些是真实，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都不甚明了。然而，我喜欢沉浸其中，喜欢聆听马哈茂德师傅抒发感想。不过，这些故事我并不全懂。比如，马哈茂德师傅有一次讲到，他小时候被一只怪兽劫持到地下世界：地底并不黑暗，相反很明亮。它们把他带到了一座闪闪发光的宫殿，请他入席，桌上摆满核桃和虫子壳、鱼头和鱼骨。它们在他面前摆放了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可马哈茂德师傅一口也没吃，因为他听到身后有女人哭泣。他说，地下君王的宫殿里哭泣的女人声音，就跟电视上女播音员一般无二。
还有一次，他讲到一座蘑菇山和一座大理石山是如何不认识、相知，却遥遥对望了上千年的故事。然后他说，《古兰经》里有一句话：“把你们的房子建在高处。”意思是地震不会波及高处。我们在高处挖井是天命。高的地方易出水。
马哈茂德师傅讲着故事，天色已十分昏暗，因为没有别的可看，我们俩都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上模糊的影像，仿佛这些画面清晰可懂似的。
“看到了吗，那里也有。”有时，马哈茂德师傅指着屏幕上的一个斑点说，“这不是巧合。”
忽然间，我也在幽灵般的影像中发现了相对而视的两座山。可我还没来得及对自己说这是一个错觉，马哈茂德师傅就转移了话题，叮嘱道：“明天不要把车填得太满。”一个人既能在浇灌水泥、给电视机安装电池、画辘轳草图时如工程师般思考，又能把传说和神话讲得如同亲身经历，这让我深深着迷。
有时晚饭后，我正收拾，马哈茂德师傅就说：“我们去镇上，买点钉子。”或者有时他会说：“我的烟抽完了。”
凉爽的夜晚，我们走向恩格然。头几天，柏油路上反射着月光。我用迄今为止从未感受过的一种力量感受着头顶近在咫尺的苍穹，想着我的父亲母亲。我喜欢听夜里没完没了的蝉鸣，喜欢在没有月光的夜晚惊奇地看着天空中闪闪烁烁的繁星。
我在镇上给母亲打了电话，告诉她一切都很顺利，可她却哭了起来。我说，马哈茂德师傅把我的钱给了我（是真的）。我说，不出两个礼拜能回家了（事实上，对此我不太肯定）。潜意识里我知道，跟马哈茂德师傅一起待在这里让我感觉幸福。是因为我能够挣钱，让自己在父亲走后成为家里的男子汉吗？
每晚来到恩格然，我就更加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幸福的真正原因。我渴望与车站广场上见到的红发女人再次相逢。每每和马哈茂德师傅来恩格然，我都试图绕到他们的门前。如果那晚我们不经过车站广场，我会借故离开师傅，到那里去，放慢步子从他们家门口走过。
那是一栋未经粉刷、外表寒酸的三层楼房。晚间新闻后，上面两层会亮起灯。中间那层的窗帘始终拉着。上面一层的窗帘半开，有时一扇窗户也敞着。
我时而认为，红发女人和她的母亲、弟弟住在楼上，时而又琢磨着他们住在中间那层。倘若住在楼上，也就意味着他们比较宽裕。那么，红发女人的父亲又是做什么的？我没见过他。没准，他也和我的父亲一样不知所终。
白天干活的时候，比如用辘轳把沉甸甸的桶缓缓向上拽，或者午休躺在树荫下打盹时，我发现自己会梦到她，想着她。我有些替自己感到难为情：不是因为在一个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工作中陷入对一个陌生女人的幻想，而是因为这种幻想的单纯和原始。现在，我甚至已经开始幻想跟她结婚，同她做爱，和她在一个屋檐下过着幸福的生活。在她家门前，我所看到的她敏捷的动作、小巧的双手、颀长的身材、圆润的嘴唇以及脸上怜爱和忧郁的神情总是涌入我的脑海。最让我难忘的是她笑时脸上的嘲弄。这些幻想在我脑海里野花般不停绽放。
有时，我眼前会浮现出我们一起看书然后亲吻做爱的场景。在我父亲看来，最大的幸福，是年轻时和一个姑娘为了理想一起兴致勃勃地读书，然后娶她为妻。有一次父亲在谈到其他某个人的幸福时对母亲这样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