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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我们挖井的地方步行十五分钟有一个聚居地，正如入口处蓝色牌子上白色大字所写，这里是拥有6200人口的恩格然小镇。头两天我们马不停蹄地干活，挖到两米深，因为需要一些材料，第二天下午我们去了恩格然。
阿里先把我们带到了小镇的木匠铺。两米之后，已无法靠铁锹把土从井里弄出去，我们需要搭一个所有井上都会用到的辘轳。马哈茂德师傅靠土地主的小货车带来的木料却不充裕。木匠问我们是什么人，干什么的，马哈茂德师傅答说我们是挖井的。木匠听说我们挖井的地点说道：“哈，是上面那块平地。”
接下来的几天，在我们从“上面的平地”下到小镇时，马哈茂德师傅养成了经常光顾木匠铺的习惯，正如光顾他买烟的杂货店，戴眼镜的烟草商的店铺和开到很晚的五金店。挖井的日子里，我喜欢跟师傅一起走下恩格然，和他在大街上溜达，或者在有松柏的小公园的长椅上、在咖啡馆临街摆放的桌子旁、在一家店铺门口或是火车站的一处阴凉的角落坐坐。
恩格然的不幸源自士兵人口的膨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保卫伊斯坦布尔，抵抗德国人从巴尔干地区、俄罗斯人从保加利亚发动的进攻，一个大型步兵旅被部署在这里，然后似乎就被遗忘了。四十年后，大规模的士兵人口成为小镇最大的经济和麻烦来源。
镇中心大多数店铺在周末向得到“逛街许可”的士兵售卖明信片、袜子、电话专用币、啤酒之类的东西。应运而生的烤肉店和饭馆鳞次栉比。常有宪兵在这条被俗称为“饭馆街”的地方巡逻。白天，尤其是周末白天兵满为患的小蛋糕店和咖啡馆，晚上却空空如也，让我们在夜晚看到了不一样的恩格然。夜里，宪兵们会让那些不守纪律的驻地军人、任何一个制造巨大噪音的人以及娱乐场所保持安静，士兵之间倘若发生冲突立即予以镇压。
三十年前驻地人口颇为繁盛时，为军人家属和来访者开了一两家酒店，随着往来伊斯坦布尔交通的便利，它们也就无人光顾了。听第一天向我们介绍镇子情况的阿里说，其中一些变成了半隐蔽的妓院。这些酒店坐落在车站广场。橘色灯光闪烁的广场上有座小型阿塔图尔克
雕像，有冰激凌生意不错的星星蛋糕房、邮局和鲁米利亚
咖啡馆。第一天我们就喜欢上了这里。
哈伊利先生的一个亲戚存放建筑车辆的仓库就在广场对面的一条街上。阿里的父亲夜晚在仓库当看门人。下午晚些时候，阿里又带我们找到一个铁匠师傅。
马哈茂德师傅把从土地主哈伊利先生那里拿到的钱换了新的木料，选了金属夹钳用来组装辘轳零件，还买了四袋水泥、泥铲、钉子和绳子。不过绳子可不是用来下井的。下井时用的结实绳子此时正缠在我们从格布泽带来的辘轳的绞盘上。
我们把这些材料搬到铁匠铺里的人叫来的一辆马车上。铁车轮在铺石路面上发出可怕的噪音，而我则琢磨着自己在这里的日子不久便要结束，很快我就会回到格布泽、回到母亲的身边，然后返回伊斯坦布尔。我还记得自己边走边想，时而与拉车的马并肩前行，从它疲倦而忧郁的眼睛就知道它有多老。
来到车站广场，一扇门开了，一个穿工装裤的中年妇女走出门。她转身用责备的口吻喊：“人呢？”
我和马此时恰好走到敞开的门前，先是走出一个比我大五六岁的青年，后面跟着一个高个子、红头发的女人，大概是他的姐姐。那女人有种非比寻常的迷人气质。或许穿工装裤的中年妇女是红发女人姐弟俩的母亲。
“我这就去找。”漂亮的红发女人对母亲说，再次进了屋。
但进屋之前，红发女人忽然瞥了一眼我和身后的老马。似乎是她在我身上或者马身上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我看到女人美丽浑圆的嘴唇上有一丝忧郁的微笑。她个头很高，微笑时脸上露出可爱又亲切的表情。
我们四个，也就是马哈茂德师傅、两个徒弟和一匹马刚好经过时，她母亲冲她喊：“哎，快点！”这位母亲的脸上都是对红发女人的埋怨，完全没注意到我们。
拉货的马车刚出恩格然，铺路石就不见了，车轮也停止了躁动。顺着山坡到达我们那片宽阔的平地时，我感觉自己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云散日出，就连我们这片半贫瘠的土地都变得丰富多彩。聒噪的黑色乌鸦蹦蹦跳跳蹿出玉米地，出现在蜿蜒其间的小道上，一见到我们，立刻展开翅膀飞走了。我发现黑海方向高出海平面的紫色地带笼罩着一种奇怪的蓝色，它身后平坦的地面上是灰白和淡黄色地带之间稀稀落落的树丛的绿。我们挖井的这块平地，整个世界，远处暗淡的房屋，颤杨，弯曲的铁道，所有的一切都那么美。我的灵魂隐约感觉到这种美好源于刚刚在门前见到的那个漂亮的红发女人。
事实上，我都没能完全看到她的脸。她为什么和母亲吵架？她的语气感染着我。那头红发在阳光下奇特地闪着光亮。她突然看向我，好像在问，你在这里做什么，仿佛我是她的旧相识，也就在那时我们四目相对。我们俩彼此看着对方，似乎都在寻找，甚至是质询某种记忆。
入睡时，我看着星星，努力在眼前重现红发女人的面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