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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曾经想当作家。不过，在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之后，我却成为一名地质工程师和承包商。读者们可不要误以为，我既已开口，那必定是早已远去的陈年旧事了。越是回忆，我倒越发深入其中。因而我已经感觉到了，你们也会步我后尘，被拖向那为人父与为人子的隐秘之中。
1985年，我们住在白西克塔什区后面离厄赫拉姆尔宫不远的一座公寓里。父亲经营着一家名叫“生活”的小药店，每周都会在通宵营业那晚在药店值守。值班的夜晚，都是我为他送饭。当高瘦俊朗的父亲在收银台旁享用晚餐时，我喜欢逗留在药店闻药香。直至三十年后的今天，四十五岁的我仍对那些有着木柜子的老药店的味道情有独钟。
生活药店的顾客不多。父亲晚上值班时会用当时流行的便携式小电视打发时间。偶尔，我看到父亲和一些登门造访的朋友小声交谈。他的那些左派朋友一看到我便立刻打住话头，转而说些我像父亲一样英俊、招人喜欢之类的话，还会问上几句：上几年级了，喜不喜欢学校，将来想做什么？
眼见父亲在他的政治同志面前心神不安，逗留片刻之后，我便提着空饭盒，傍着道路两旁昏黄的路灯和法国梧桐走回家。我没对母亲提起在药店看到父亲的左派朋友，否则她又要因此生父亲和他那些朋友的气，担心父亲会遭遇什么不测，或是再次毫无征兆地弃我们而去。
但我也察觉出父母之间的冷战并不全因政治。有时，他们很久谁也不理谁，几乎不说话。或许，他们不再相爱。直觉告诉我，父亲或许是喜欢上了别的女人，很可能别的女人也喜欢他。偶尔，母亲会用我能够理解的方式向我提起有另一个女人的事。父母之间的争吵让我痛苦不堪，我甚至禁止自己去思考或回忆起他们。
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我上高一时。一个普通的秋日夜晚，我为父亲送饭，他正在看新闻。父亲吃着放在柜台上的晚饭，我招呼两位顾客——一个买阿司匹林，另一个要维生素C和抗生素。我把钱放进一台老式收银机，它的抽屉开启时会发出悦耳的铃音。临走前，我向父亲投去最后一瞥，他站在门口微笑着向我挥手。
直到第二天早上父亲也没有回家。午后，我从学校回来，母亲告诉了我这一消息。她的眼袋浮肿，想是哭过。我以为父亲跟从前一样，又被带去了政治局
。他们折磨他，鞭打他，给他上电刑。
七八年前父亲就是这样失踪的，大约两年后才回家。然而这一次，母亲可不认为父亲在被警察严刑审讯。她恨父亲，每每提及总会说：“他最清楚自己都做了什么。”
军事政变后不久士兵把父亲带走的那个夜晚，母亲却是伤心极了。她说父亲是英雄，我应该为他感到骄傲。她甚至和店员马吉德一起替父亲在药店值夜班。有时，我也会穿上马吉德的白围裙。当然，我不会成为一名店员，我要像父亲希望的那样成为科学家。
父亲最后一次失踪后，母亲再没过问药店。既不谈马吉德，也不提及其他任何一位伙计，对药店的未来更是缄口不语。这让我不禁想父亲此次失踪另有原因。但我们所说的“想”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时起我就明白了，思想或以词汇，或以画面映入脑海。有时我竟无法用词汇思考一种想法，但那想法却立刻在我眼前呈现出一幅画面，譬如我在瓢泼大雨中的狂奔以及那时的感受。有时，我能够通过词语去想一件事，眼前无论如何却呈现不出那画面。像是黑色的光，母亲的死，或者永恒，诸如此类。
或许因为还是个孩子，我能够成功地不去想我不愿想的事。有时却恰恰相反，我无法从脑海中剔除那些我不愿想的画面或词语。
很久父亲都没有和我们联系。有时，我会记不清父亲的脸。仿佛断电的瞬间，万物消失在眼前的感觉。
一夜，我独自走向厄赫拉姆尔宫。生活药店的大门紧闭，上面挂着一把似乎意味着再也不会开启的黑色大锁。厄赫拉姆尔宫的花园里飘荡出一团雾。
没过多久，母亲对我说，已经无法指望父亲或药店了，我们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那时我所有的花销仅限于看电影、吃烤肉三明治和购买连环画。从卡巴塔什高中到家全靠步行。身边的一些朋友买来旧的连环画杂志或卖或租。我却不愿像他们一样，大周末在白西克塔什的电影院侧门或是小巷子里耐心地等待顾客。
1985年夏天，我在位于白西克塔什集市里一家名叫“德尼兹”的书店当店员。大部分工作就是驱赶扒手，他们几乎都是学生。偶尔，书店老板德尼兹大哥会带着我驱车前往查阿奥卢购书。因为对作者和出版社的名字过目不忘，老板很喜欢我，并允许我把书带回家，读完后再归还书店。那个夏天我博览群书：儿童文学；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选；各类诗集；讲述奥斯曼时期英雄人物传奇故事的历史小说，还有一本关于梦的选集，其中的一篇文章将改变我的一生。
德尼兹大哥的作家朋友们时常光顾书店。他开始向他们介绍说我将来会成为作家。这个梦想还是我随口透露给他的。很快，在书店老板的影响下，我便开始当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