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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世前十周，穆罕·毕司沃斯先生被解雇了。他是西班牙港圣吉姆斯锡金街的新闻记者，缠绵病榻已有段时日。在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在殖民地医院住了九周，然后又在家休养了更长时间。医生建议他完全静养，这使得他的雇主《特立尼达卫报》别无选择。他们通知毕司沃斯先生在三个月内离职，却继续在他有生之年的每一个早晨为他提供免费报纸。
毕司沃斯先生时年四十六岁，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他没钱。他的太太莎玛也没钱。为了他在锡金街上的房子，毕司沃斯先生背了三千元的债，而这笔巨债已经压迫了他四年。这笔债务的利息是百分之八，每个月要付二十元；另有地皮租金十元。两个年幼的孩子还在上学。而毕司沃斯先生原本可以依傍的两个年长的孩子都在国外靠奖学金念书。
让毕司沃斯先生稍感安慰的是，这一次莎玛没有直接跑到她母亲那里乞求帮助。在十年前这可能是她的第一反应。现在她试图安慰毕司沃斯先生，并自己寻找出路。
“土豆，”她说，“我们可以开始卖土豆。这里土豆的价钱大概是八分钱一磅。如果我们以五分钱买入然后以七分钱卖出……”
“就别提图尔斯家的德行了，”毕司沃斯先生说，“我知道你们图尔斯家的个个都精于算计。你仔细看看四周，数数有多少人在卖土豆吧。还不如把那辆旧车子卖了。”
“不，不能卖车子。别担心。我们会有办法的。”
“是啊，”毕司沃斯先生不无恼怒地说，“我们会有办法的。”
莎玛不再提卖土豆的事情，而毕司沃斯先生也不再威胁要卖汽车。现在，他已经不再想着去违背妻子的愿望了。他渐渐学会接受她的判断并尊重她的乐观态度。他信任她。自从他们搬进这座房子，莎玛对他和孩子萌生了一种新的忠诚；远离她的母亲和姐妹们，她可以毫无愧色地表达这样的忠诚，而对毕司沃斯先生来说，这简直是同买入他自己的房子一样的天大的胜利。
他把这座房子当作自己的，即便房子数年以来一直处于被抵押的状态之中。在被疾病和绝望折磨的几个月里，他一次又一次地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一奇迹，以及这举动背后的勇气而深深感动：从他自己的前门走进房间，把任何他不愿意见的人拒之门外，每天晚上关上自己的门窗，除了自己家里的声音听不见任何喧嚣，自由自在地在自家的各个房间穿梭，在自家的庭院四周游荡，而不用像从前那样遭受指责，不用再回到图尔斯夫人的这座或者那座房子里，跟莎玛的姐妹们、她们的丈夫，还有孩子们挤在拥挤不堪的房间里。从小他就在一个又一个陌生人的屋子之间漂泊；而自结婚以后，他就觉得自己只住在属于图尔斯家族的房子里：位于阿佤克斯的哈奴曼大宅，濒临倒塌的矮山的木屋，西班牙港那间粗笨的水泥房子。现在，他终于拥有自己的房子了，就在这属于他的半块地皮上，重要的是这片土地属于他自己。他应当对这座房子负起责任，这对他来说，尤其是在这段最后的岁月里，是了不起的事情。
这座房子在整条圣吉姆斯街上都小有名气，隔着两三条街就能看见。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四方形岗楼：高大，四四方方，两层楼，还有用瓦楞铁皮搭建的金字塔尖似的屋顶。这座房子是法务官书记员设计和建造的，他好在闲暇时间建房子。法务官书记员交际颇广。他买下城市委员会已经宣布不再出售的地皮；他游说土地的拥有者卖掉一半的土地；他在缪克拉泊附近买了大片已经无人问津的湿地，并且取得了在上面建造房子的官方许可。在一块完整的地皮或者四分之三块地皮上建造平房，正面二十英尺，侧面二十六英尺，这样的房子很少被路人注意到；他在二分之一块地皮上建造两层楼的房子，二十英尺长，十三英尺宽，颇引人注目。他主要搜集在德克赛特、庞贝大草原和伏特瑞德被拆除的美军兵营残料来建房子。这些材料并不见得都适合新房子，却让法务官书记员不需要依赖任何专业的帮助就能继续追求自己的爱好。
在毕司沃斯先生这座两层楼房的楼下，法务官书记员在一个角落设了一间窄小的厨房；其余呈L状的统一空间被用来当客厅和餐厅。厨房和餐厅之间有一条没有门的走廊。楼上，就在厨房的正上方，书记员建造了一间水泥小房间，里面装了一个马桶、一个洗脸池和一个淋浴间；因为有淋浴间，这房间长年潮湿不干。楼上剩下的L型空间被分隔成两间卧室和一个阳台。因为房间朝西，又没有任何能帮它遮挡阳光的东西，下午的时候只有两间屋子比较舒服：楼下的厨房和楼上潮湿的卫生间。
在起初的设计里，法务官书记员似乎忘记了楼上楼下必须要有楼梯，因而最后整个楼梯看上去像是事后补建的。门都被挤到了东面墙上，一座粗劣的木制楼梯——厚重的木板搭在不规则的架子上，外带扭曲变形的没有漆过的扶栏，上面搭着倾斜的瓦楞铁皮顶——晃晃悠悠地悬在房子背后，和房子正面那白色的砌砖、白色的木框以及门窗上的磨砂玻璃构成了惊人的对比。
毕司沃斯先生为这所房子花了五千五百元。
毕司沃斯先生曾经建造过两座自己的房子，并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四处看房。但他是个外行。他修建的房子只不过是拙劣的木头玩意儿，比乡间的棚屋好不到哪里去。而在他找房子的时候，他总觉得那些全新、现代、油漆明亮宜人的水泥房子必将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而他看过的房子少之又少。所以当他看到一座他买得起的房子，而且从正面看上去结实、体面又现代时，他立刻就目眩神迷。他从来没有在下午太阳西晒的时候来看这座房子。他第一次来看房子的那个下午是雨天，第二次带着孩子们来的时候则是傍晚。
市面上当然不乏两三千元就可以买下的房子，它们建在一块完整的地皮上，位于城市待开发的新区。但是那些房子都老旧破败，没有篱墙，也没有任何便利设施。这种新区通常是一块地上挤着两三所寒酸的房子，每所房子的每个房间分别租给各色来历不明的人家。看过了那些房子里充斥着鸡仔和孩子的后院，再来到法务官书记员的房子的客厅，这是何等惊人的反差啊！法务官书记员没有穿外套，也没有系领带，穿着拖鞋，逍遥自在地坐在安乐椅上，厚重的红色窗帘映衬着锃亮的地板，使得整个房间华丽温馨得就像广告里的画面！这和图尔斯家简直是天壤之别！
法务官书记员在他建造的每所房子里都住过。住在锡金街的房子里时，他正在建另外一所房子，那所房子被刻意地安排在离这里有一段距离的穆旺特。他一直独身，和他寡居的母亲住在一起。他的母亲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妇人，用热茶和自家烘烤的蛋糕招待过毕司沃斯先生。他们母子之间那种相濡以沫的感情触动了毕司沃斯先生，他疏于照看自己的母亲，五年前她就在穷困潦倒中离开了人世。
“我简直无法形容离开这所房子的难过心情。”法务官书记员说。毕司沃斯先生注意到虽然他讲的是方言，但无疑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他用方言和夸张的口音仅仅是为了展示他的坦率和友好。“兄弟，真的是为了我的母亲。这是我要搬出去的唯一理由。老祖宗不能爬楼梯。”他朝房子后面示意，那里的楼梯被厚重的红色窗帘遮住了，“心脏病，你知道的，随时都可能发作。”
莎玛从一开始就不同意买房子，而且根本没来看房子。毕司沃斯先生问她：“哎，你什么想法？”莎玛说：“想法？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认为我有想法了呢？如果我没有资格去看你的房子，我以为我也没有资格说出自己的想法。”
“哈！”毕司沃斯先生说，“闹腾吧。生气吧。我敢说，如果是你妈要花点她的脏钱买这所房子，你肯定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了。”
莎玛叹了口气。
“嗯？我看只有我们和你妈以及你那快乐的一大家子住在一起你才会高兴。嗯？”
“我什么也没想。 你 有钱， 你 想要买房子， 我 不需要考虑任何事情。”
毕司沃斯先生要买自己的房子的消息已经在莎玛家传开了。苏妮蒂是莎玛的一个外甥女，二十七岁，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她的丈夫是个英俊的浪荡子，早已对妻儿弃之不顾；他在波可玛站头看管铁路上的房子，火车每天在那儿停靠两次。苏妮蒂对莎玛说：“我听说你现在发达了，姨妈。”她没有掩饰自己的嘲讽。“买房子买地啊。”
“是的，孩子。”莎玛带着一种殉教式的悲壮说。
后楼梯的对话传到了毕司沃斯先生的耳朵里，当时他正穿着短裤背心躺在屋里的斯林百金床上，周围是过去四十一年里他攒下来的大部分家什。从苏妮蒂小时候开始，他就和她格格不入，但是他的轻蔑从来没有压倒过她的讥讽。“莎玛！”他喊道，“让那姑娘回去帮她那无能的丈夫照看他们在波可玛的羊群吧。”
羊群是毕司沃斯先生捏造出来的，但是每次都让苏妮蒂恼羞成怒。“羊群！”她朝院子嚷嚷着，咬牙切齿，“哼，有的人至少还有羊群，不像有的人根本就一无是处！”
“啧！”毕司沃斯先生轻声嘘着，然后，他拒绝陷入和苏妮蒂的争吵，转身躺着继续阅读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
买下房子的那天，他们开始注意到房子的瑕疵。楼梯很危险；楼上的地板已经下陷；房子没有后门；大部分窗户关不上；有一扇门打不开；屋檐下的隔音板掉下来了，留下的缝隙可以让蝙蝠轻易地钻进阁楼。他们尽可能平静地讨论这些问题，小心翼翼地避免公开表达失望。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失望很快就烟消云散，他们很快就对房子的古怪和不如人意之处完全适应了。而一旦这一切已是既成事实，他们便不再挑剔，这所房子也就成为他们的房子了。
当毕司沃斯先生第一次从医院里回来的时候，他发现房子完全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小花园拾掇得井井有条，楼下的墙壁也粉刷一新。他那辆普莱菲特车停在车库里，那是几个星期之前一个朋友替他从《特立尼达卫报》办公室开回来的。医院已经成为一个虚幻的空间。他已离开那里，迈入了一个欣悦的、崭新的、完整的世界。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建造了这样的世界。他无法理解自己怎么会拥有这样一个世界。他带着快乐、惊讶和难以置信的心情查看了周围的每一件东西，重新发现每一件物品。每一种关联，每一项占有。
橱柜。已经有二十年之久了。他结婚不久时从阿佤克斯的木匠那里买下了它，雪白崭新，纱网没有上漆，新木头还散发着香味；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再沿着隔板摸过去时，手上会沾满木屑。多少次，他给它上色，再上一层清漆！多少次，他为它刷上油漆！在纱网上的修补之处，网眼已经阻塞了，上过的清漆和油漆在木头表面留下一层不均匀的厚厚的外壳。他用了多少种颜色来油漆它！蓝色，绿色，甚至还有黑色。一九三八年，在罗马主教去世的那一周，《特立尼达卫报》发行了带黑框的报纸，而他正好买了一大听黄色的油漆，于是他便把所有的东西都漆成了黄色，甚至包括打字机。打字机还是他三十三岁时买的，他那会儿正计划通过给美国和英国的杂志写文章发财致富；那是一个短暂、快乐又充满希望的时期。打字机从此便一直保持着黄色，闲置在那里，它的颜色早已不再触目。至于帽架，除了它一直跟随他们到处迁徙，已经被视为家中的一部分这个原因以外，他想不出为什么他们还留着它。帽架上的玻璃已经斑驳，大部分钩子都断了，木头也因为过度油漆而变得丑陋不堪。书架是在矮山时由一个退休的铁匠打的，图尔斯家请他来做家具木工；每一块木头的制作，每一处榫卯的打造，以及每一个装饰的尝试，都显示了他原先专业的手艺。还有餐桌：是毕司沃斯先生贱价从一个需要帮助的贫民那里买来的，这个贫民通过《特立尼达卫报》的救贫基金得了些捐助，因此想对毕司沃斯先生表示一点感激之情。还有那张斯林百金床，他已经不能睡在上面了，因为床放在楼上，而医生不让他爬楼梯。还有玻璃橱柜，是买回来让莎玛高兴的，仍然算得上考究，也仍然没有什么东西可放。莫里斯家具，最后的家什，从前是法务官书记员的，被他当作礼物留了下来。还有就是车库里的那辆普莱菲特。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房子，他的房子。
如果这个时候没有房子该是多么凄惨啊：他将会死在图尔斯一家子人中间，死在那个巨大的支离破碎的冷漠的家庭里；把莎玛和四个孩子留在他们那儿，留在一间屋子里；更糟糕的是，虚度一生，从未努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活着和死去之时都像人刚被生下来那样，一无是处，无依无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