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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后人认为，孔子当时周游列国，汲汲于求得从政之位，目的是实行他所代表的传统儒家理想的政治。其实，当时凄凄惶惶的孔子，究竟是否就是这种心愿，实在不敢妄加忖度。不过，他当时并非愁虑国家天下的衰乱问题，只是忧虑传统文化真精神的断绝，因为这是随处可见的事实。须知，国亡可复，但传统文化的形成，是由历史的累积和千秋万世智慧的结晶而成，不是一蹴而可就的。
《学而》篇中，只记述孔门的为学道理，以及存续传统文化精神，虽然间或涉及政治理论和思想，到底不是本篇的主要目的。因此便又引出孔子所教弟子的入孝、出弟、谨信、泛爱、亲仁了，这也等于说，何必汲汲于讲求领导国家的道理呢！只要尽心致力于学问，入而孝于父母；出去处世，对于社会人群，能够做到友爱，谨慎言行而有信，胸怀博爱，躬亲履践而达到仁的境界，才是学问的要紧关头。如果为学能到这个程度，还有多余的精神和能力，就可以学习文学或其他的知识了。到此明白指出，学问与文学，是迥然两途的事，千万不可混为一谈。
为什么要这样解说呢？岂不是牵强附会吗？不然！绝没有牵强附会的成分。何以见得呢？在第二《为政》篇中有一则：“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岂不是很好的自注自解，与此遥遥相对吗？以《论语》而讲《论语》，岂不比另做注解更为确切吗？须知学问固然为致用，用也可能是从政，但为学的目的，若在急求致用于从政，那就根本歪曲了孔门为学的精神。所以本则的道理，就不得不安置在此处，孔子也只有终其身而做无位的素王了。
跟着而来的，是孔门弟子子夏的一则话，再提为学的态度，并一再指出孝弟忠信的重要，用以证明孔门为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