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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人真是一个悲剧性的民族，一个不断被噩梦缠绕的民族。如果说，在奥斯曼帝国崩溃、英国托管治理结束后，巴勒斯坦人未能自决前途并与以色列人同时立国，遭遇了历史性的悲剧，那么，今天，他们正经历着比历史悲剧更惨痛的噩梦。
这场噩梦的标志是：两条路线、两种理念和两种抗争方式的直接碰撞，导致巴勒斯坦人首次面临两个政治实体、两支武装的对抗和两块故土的心理鸿沟：哈马斯控制整个加沙地带，驱逐曾经主导巴民族独立运动近半个世纪的法塔赫，拒绝接受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的号令，继续以合法政权自居；法塔赫退守约旦河西岸，夺取哈马斯机构，身兼法塔赫主席的阿巴斯任命临时政府并宣布哈马斯武装为非法……
350万人口，一共6000多平方公里半独立半沦陷的土地，在哈马斯和法塔赫两面旗帜下陷入“分治”状态。应该说，过去漫长的痛苦岁月里，虽然加沙地带与约旦河隔以色列遥遥相望，巴勒斯坦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乃至情感和追求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今天，由于哈马斯与法塔赫割据对立，人们第一次开始谈论起加沙与约旦河西岸分裂甚至各自立国的前景。虽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与怀疑，但是，巴民族独立运动的内耗从来没有造成如此惨痛的裂口。
毫无疑问，这是巴民族独立运动产生以来所遭遇的最严重危机。回望历史，即使是巴抵抗力量被击溃、被驱散的艰难岁月，巴勒斯坦人也没有这样绝望过，因为那时还有巴解组织这个整合多种力量的统一旗帜，还有阿拉法特这位一言九鼎的民族代言人。即使在巴以重新陷入暴力循环的近几年，巴勒斯坦人也没有这样痛苦过，因为他们尚能求同存异，枪口对外。但是，短短几个月，悲剧降临，噩梦笼罩，巴勒斯坦人吞噬了他们未曾预料的苦果。
反思巴勒斯坦人的悲剧与噩梦，人们会发现，外因固然存在，但是，一系列内患才是酿成这一苦果的关键所在。
领导核心体系的断代与缺失，是无法回避的因素之一。特殊的历史原因形成阿拉法特擎天柱式的核心地位和作用：战，靠他机变决定；和，靠他果断拍板，巴勒斯坦的命运全部系于一身，使其后继乏人，民族群龙无首。倘若接替阿拉法特的是一个集体领导班子或强势领袖，情况或许大不一样。
巴解组织名存实亡，是另一致命硬伤。作为独立运动统一战线的巴解组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团结了巴主要世俗派别，也体现了多数民众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巴以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后，人阵和民阵等支柱力量受到重创，使法塔赫一党独大，并实际取代巴解，代表性差强人意。
法塔赫统辖自治政府期间，和谈缺乏进展，行政效率低下，腐败现象丛生，经济日益凋敝，民心逐步丧失，以致在大选中遭受败绩，将政权拱手让给哈马斯。哈马斯虽然一时得势，却误判形势，错把民众所寄托的“突围”希望当作推行固有强硬政治理念的筹码，不愿调整战略，不愿顺应国际大势，不愿面对现实，继续以拳头和流血驱动暴力循环圈，使巴以和平继续南辕北辙，民众更加苦不堪言。
以往的实践表明：巴各派和则共赢，斗则俱败，且亲痛仇快。哈马斯和法塔赫虽然各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但都不具备独立执政能力。如今，哈马斯控制加沙，国际社会则普遍支持主和的阿巴斯及其领导的法塔赫，倘若哈马斯领导坚持己见，势必更加孤立，而“孤岛”加沙地带的百万民众将面临空前严重的人道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很显然，为今之计，哈马斯与法塔赫结束对峙，通过对话实现和解，并形成以阿巴斯为核心的民族团结政府，实现政令、军令和法令统一，制定两党认同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是摆脱危机、结束民族悲剧与噩梦的最佳选择。
（原载《北京青年报》2007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