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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伯伦·赫利勒·纪伯伦（Kahlil Gibran）是著名的黎巴嫩作家。他自幼受到阿拉伯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熏陶，并从中汲取了营养。在吸收东西方文化的精华的同时，他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克服了自己民族和地域的狭隘性。他着眼于东方，也注视西方。他希冀通过文学创作来唤醒东方，改造东方，警策西方，改造西方。他集哲学、文学、艺术于一身，不仅善于小说、绘画，而且精于散文诗，而在后一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他的文学艺术创作的独特才华使他跻身于世界文坛。
纪伯伦于1883年1月6日出生于黎巴嫩北部山城布舍里，一个属于马龙派的基督教家庭。父亲是牧民，母亲是基督教马龙派一个神父的女儿。纪伯伦八岁时，父亲被奥斯曼帝国统治当局逮捕，关进监狱。九岁时，他被一块坠落的山石打断了肩胛骨，几个月后，肩伤虽愈，但右臂始终衰弱。他的儿童时代是在黎巴嫩的北方山村贝什里度过的，那里的高山、流水和苍翠的雪松，绮丽的大自然陶冶了他的性格。
1895年9月（纪伯伦12岁那年），由于贫困所迫，母亲卡米拉不得不带着纪伯伦和哥哥布特罗斯、妹妹马利亚娜及萨尔塔娜举家前往美国波士顿谋生。
1895年9月，纪伯伦考入一家为外国人办的一所学校学习。他的一位女教师发现他有绘画天才，遂将其介绍给波士顿著名诗人和艺术活动家法尔德·荷兰德·戴。戴鼓励他为一些书籍设计封面，从此他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三年后（1898年），他的亲人们坚持把他送回祖国学习阿拉伯文，他在黎巴嫩住了两年半。冬天在贝鲁特希克玛（睿智）学习阿拉伯民族语言和文化，夏季则在故乡布舍里同黎巴嫩诗人兼医生萨里姆·哈纳·塔希尔一起生活。这段时间里，他曾在学校办的《奋起》杂志上发表习作，同时仍与波士顿的戴保持联系，继续为他们画封面。1901年4月初，在完成学业后，他又重返美国波士顿。他的妹妹萨尔塔娜却在几天前（4月4日）死于肺病。次年，哥哥和母亲亦由于贫病交加相继病故（1902年3月12日和1902年6月8日）。
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三位亲人——小妹妹、哥哥和母亲相继去世，给他的心灵带来了终生难愈的创伤，再加上生活的重负，使他在物质上也受到不小的压力。就在这种背景下，他开始发表散文和散文诗，倾诉他的哀怨和憧憬。他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是一篇抒情散文《音乐短章》（一译《乐曲》，1905）。作品表达了作者对音乐的热爱，探讨了东方音乐的深邃意蕴，并提出了对东方音乐欣赏的看法。
纪伯伦的创作生涯始于散文诗，但在后来几年里，他却埋头小说创作。1906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草原新娘》问世，接着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叛逆的灵魂》（1907）和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1911）。《折断的翅膀》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小说的主人公萨勒玛是“古老的东方女性的代表”，也是“受凌辱民族的象征”。作品把主人公的不幸和整个民族和东方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而突出了它的社会意义。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纪伯伦又回到散文诗的创作。散文诗原来就是他熟悉和喜欢的文学创作形式，对他来说，这也是他驾轻就熟的事。1908年至1910年他曾去巴黎留学，曾游历罗马、布鲁塞尔和伦敦，广泛地吸收欧洲文化艺术的成果。在巴黎艺术学院学习期间，在著名雕塑家罗丹的指导下学画，也进一步了解了18世纪至19世纪初英国著名诗人和画家布莱克的作品。罗丹和他艺术界朋友们十分欣赏这位年轻的黎巴嫩诗人和艺术家，称他为二十世纪的威廉·布莱克。1910年他的作品《秋》在巴黎传统的春季绘画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银质奖章。他受到德国哲学家、诗人尼采（1844——1900）的影响，在读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他不但对尼采的超人哲学产生共鸣，而且对其文学形式也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也促进了他的散文诗创作。
纪伯伦的散文诗想象丰富，感情深挚，富于哲理，韵味隽永。纪伯伦的诗歌创作比散文作品的内容更广泛，他超越了对具体时弊的激愤和控诉，而转向对人生世事的理性思考。他的诗作自始至终贯穿着爱与美的主题，在对大自然的讴歌中抒发了对自由、理想、爱情与美的渴望；在对人生经历的描绘中无不蕴含着对人生真谛的探索。他用英文创作的散文诗集《先知》、《沙与沫》就是这类散文诗的代表作。
他的诗作大都是汇集在正式出版的诗集中，它们是：《泪与笑》（1913）、《疯人》（The Madman, 1918）、《先驱者》（The Forerunner, 1920）、《风集》（1920）、《珍趣篇》（1923）、《先知》（The prophet, 1923）、《沙与沫》（Sand and Foam, 1926）、《人子耶稣》（Jesus the Son of Man, 1928）、《流浪者》（The Wanderer, 1932）和《先知园》（The Garden of the Prophet, 1933）。
纪伯伦最早的一部散文诗合集《泪与笑》是诗人对“爱与美”的赞颂，也是诗人发自内心的“泪与笑”的呼唤。他号召徘徊在各派宗教的十字路口的人们“把美当作宗教，把美当作神祗崇拜”，因为“只有在美中才有真理”。在这部诗集出版以后，纪伯伦以往痛苦愤怒的心情逐渐地平静下来，开始对社会、生活更加深入的思索。他说，“那个于痛苦、抱怨、喊叫中度过的岁月已经逝去”，“写作《泪与笑》的青年已经死去，埋葬在梦幻的山谷”。作者认为这些充满“哀叹、倾诉、哭泣”的早期诗作，是“不成熟的果实”，为此感到“愧作不安”。
《暴风集》和《珍趣篇》是最具有社会批判性和民族自省精神的作品。他抨击那些充满“奴性”的人们，把他们视为“活尸”，他要做时代的“掘墓人”，把这些“活尸”统统埋掉。他要东方的“医生”拿起手术刀，根除东方顽疾的病灶，要东方的“病夫”不要讳疾忌医。
他要人们打破一切偶像，做自己的“主”，做时代的“巨人”，而不要做“坟墓中的居民”，满足于在“黑夜”中生活。他讴歌“革命”，呼唤“暴风雨”，指出“谁不用自己的风暴吹折自身的枯枝，谁就会厌倦萎靡而死；谁不用自己的革命撕碎自己的败叶，谁就会默默而亡”。
纪伯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用英文创作的散文诗，在创作主题和风格上有较大的改变。如果说他用民族语言创作的散文诗，突出了社会和民族改造意识，那么他用英文创作的散文诗，则强调了对理想的追求和哲理性的思考。
《疯人》和《先驱者》两部诗集有荒诞与讽刺的特点。如把摘去面具、赤裸于阳光下的人被视为“疯人”，断肢、缺臂的人却被认为是“健全”的人。
《先知》（1923）是一部哲理性甚强的抒情诗集，凝聚了纪伯伦的全部心血，是他创作的顶峰，引人注目。这部作品在纪伯伦心中酝酿了十几年。在他母亲生前，他就用阿拉伯文写成。母亲肯定了这部作品，但认为要发表尚需进一步加工。5年后，纪伯伦又重写这部作品，但仍感不足，最后还是全部推翻。20年代初，纪伯伦用英文写出。经过多次修改，终于实现了“写就一本小书”的宏愿。他把《先知》看作“第二次降生”，表达了使他“成为站在太阳面前一个自由人的唯一思想”。
纪伯伦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一位名叫“亚墨斯达法”（一译“艾勒·穆斯塔法”）的智者。他正准备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就在他依依惜别的时刻，一位对他抱有诚信的女子“爱尔美差”来到殿前广场，向作别的智者表达最诚挚的祝愿，请他“讲说真理”。于是智者开始回答送行者的提问。这些问题涉及到“生和死中间的一切”，人生和社会的26个方面——爱与憎、美与丑、善与恶、罚与罪、工作与逸乐、理性与热情、法律与自由、婚姻与友谊、教育与宗教……他要把人类的“真我”披露给人们。
在《先知》中，这位智者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爱。纪伯伦认为“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这种爱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谐、相互尊重，它包括男女纯洁的爱情。在智者要“归回他生长的岛上去”的字里行间就隐含着一种对故乡的深沉的爱，引申开来，就是一种对祖国的爱。这种爱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如热爱工作。他把爱工作与爱生命等同起来了。智者说：“……在你劳动不息的时候，你确实爱了生命”（《先知·工作》）。爱成了纪伯伦生活理想的追求。
纪伯伦渴望美。他认为“只有在美中才有真理”，“只有在美中才有光明”。他把美视为“宗教”、“圣殿”和“主神”。“美神”在他的心目中占据了最崇高的位置，但他也指出，如果不去探求，人们也就不会发现美和认识美。在《先知·美》中，他借主人公的口向世人发问：“你们到处追求美，除了她自己做了你的道路，引导着你之外，你如何能找到她呢？”纪伯伦在这里想告诉人们，美虽然是目标，但也是道路和向导。人们必须遵循美指引的道路，才能达到目的地，才能找到美。对于美，各人都有不同的理解。纪伯伦认为，八个人的八种不同需求，没有涉及到真正的美，他们只是谈论各自“那未曾满足的需要”：受伤者需要仁爱，忧苦者需要温柔，守夜者盼望着曙光，劳作者盼望日落，阻雪者向往着春天，炎夏挥镰者向往着秋收季节的到来。纪伯伦认为，“美不是一种需要，只是一种欢乐”，欲望的满足并不等于美，美好似“发焰的心，陶醉的灵魂”。显然，这是一种精神美，它要远远超出欲望的满足。
纪伯伦对物欲、剥削、压迫、暴力的社会极端厌恶。他离群索居。就是渴望内心的精神自由。他认为“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人性的升华”，人要主宰自己的命运，“我”要作自己的“上帝”而上帝便是“那种淳朴的纯洁的精神力量”，当人接近这种完美时，“人性”升华为“神性”。他的这一思想和伊斯兰苏菲神秘主义的主张十分接近，在《先知·自由》篇中表现得十分清晰。在纪伯伦看来，自由的实现，不仅仅是不公正法律的废除，不仅仅是暴君的打倒，而是人类精神上的解放，这首先要人们去挣脱“奴性”锁链的束缚，才能“向着阳光行走”，实现“神性”，实现自由。纪伯伦的这种观点，曾经激励过争取民族独立的阿拉伯青年。
在《先知·罪与罚》中，纪伯伦希望人类摆脱“侏儒”和“洞穴”的原始生活，发展“人性”，朝着“神性”进步。要人们用“理性”作指导，扬起“热情”的风帆，向生命的“无穷性”行进。这位“先知”在登船之际，告诉前来求教的人们，“哲人曾来过，将他们的智慧给你们。我来却是领取你们的智慧。“我不过用言语说出你们意念中所知道的事情”（《先知·言别》）。他把自己认识到的真理告诉世人，唤醒那些失落困惑的、被奴役的灵魂，教他们享受智慧之果，勇于向更高境界攀登。
《先知》还表现了万物统一和生命超越的这一主题思想。纪伯伦认为，人类要实现生命的“永恒”，要超越死亡。但是，人类对生活的追求还应包含对自我的超越，超越小我去实现“包容全人类的‘大我’”，这也为对生活的追求赋予更为深刻的含义。
纪伯伦原先构想写一个“先知”的三部曲。在《先知》之后，他写了《先知园》，纪伯伦在《先知》中写了人与人的关系，他本希望在《先知园》中更多地反映“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但由于他对人的关注，最后还是突出了人与人的关系。不过他在这部作品中，更强调了“接受”，他说：“我教给你们的其实不是给予，而是接受。”他把“接受”提到了与“给予”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计划中的最后一部《先知之死》却始终未能完成。
《沙与沫》也是一部闪烁着丰富哲理思想的诗集，它涉及人生、爱情、文学、艺术等方面。
关于爱情，他说：
爱情是一个光明的字，被一只光明的手写在一张光明的册页上的。
爱情是情人之间的面幕。
每一个男子都爱着两个女人：一个是他想象的作品，另外一个没有生下来。
纪伯伦痛恨旧制度、旧传统，曾招来封建统治者和教会势力的漫骂，有人说他是“疯子”、“狂人”，他轻蔑地回答：
他们认为我疯了，因为我不肯拿我的光明去换金钱；
我认为他们是疯了，因为他们以为我的光明是可以估价的。
纪伯伦有他自己的价值观，他是不甘接受权势与金钱的奴役和驱使的。他说：
我宁可做人类中有梦想和有完成梦想的愿望的、最渺小的人，而不愿做一个最伟大的、无梦想、无愿望的人。
最可怜的人是把他的梦想变成金银的人。
真正伟大的人是不压制人也不受压制的人。
如果你嘴里含满了实物，你怎能歌唱呢？
如果你手里握满金钱，你怎能举起祝福之手呢？
纪伯伦认为诗歌是“神圣灵魂的体现”，“供它的营养的是灵魂，供它饮用的是感情。”在《沙与沫》中，他说：
诗是迷醉心怀的智慧。
智慧是心思里唱歌的诗。
诗不是一种表白出来的意见。它是从一个伤口或一个笑口涌出的一首歌曲。
被人们誉为“纪伯伦福音”的《人子耶稣》，重塑了耶稣的形象。纪伯伦笔下的耶稣不仅仅是一位劝善者，而且是一位勇敢坚强的革命者，是一位为贫弱卑贱者赢得权利的耶稣。他心目中的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与“基督徒的耶稣”不同。在《沙与沫》中，纪伯伦描述了两位耶稣的不同形象：
每隔一百年，拿撒勒的耶稣就和基督徒的耶稣在黎巴嫩山中的花园里相会。他们作了长谈；每次当拿撒勒的耶稣向基督徒的耶稣道别的时候，他都说：“我的朋友，恐怕我们两人、永远也不会一致。”
纪伯伦要把耶稣写成“人”而不是“神”。他是把耶稣当作自己的人格理想来写的。在他的笔下，耶稣是为生命渴求的智慧，既是理性，又是力量；既是宣言又是行动。耶稣是真正的生命，是新生活的开始，是“地球上一个新的王国的开端”，他是《先知》中所提到的“神性的人”的代表。他作为“时代的鞭子”来到世界，是为了用响鞭来唤醒那些在酣梦中寻找“自由”的奴隶。尽管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他的血已变成了大地上的新泥土”。
长诗《行列》（1919）在纪伯伦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诗中有两个声音交替出现，一个是厌倦生活、消沉的老人，另一个是朝气蓬勃、热爱自然的少年。前者对现存的一切都感到矛盾和困惑，以无可奈何的态度来承受这一切。这位年轻人有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他是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充满生命活力的象征。纪伯伦试图通过对未来的憧憬，来荡涤现实的污浊，他警示人们，“弱者永远达不到希望”，“无力生存的人，是在慢慢走向死亡”！
《珍趣篇》（1923）由14首韵诗组成，诗中有自己和心灵的对话，有和敌对者的激烈辩论，有对祖国的讴歌和怀念。
纪伯伦还写过几个剧本。如哲理剧《有高柱的伊拉姆城》和诗剧《大地之神》（1931）。《大地之神》是纪伯伦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描绘了大地上的三位神祗：“第一位神”厌恶世上的一切，但又不愿意去创造另一个理想的世界，他对人类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他愿人类拜倒在神的脚下，但他的期望也都落空了。“第二位神”有一种对人类的控制欲、支配欲和征服欲，他把人类视为“面包”，他认为人类应该为众神作出牺牲。“第三位神”是一位崇尚爱情的神，青年的歌，姑娘的舞，给他带来了欢乐和向往，他认为欢乐和爱情是“生命的真实”。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争辩中隐约感到人心间的种种争斗，显然，第三位神最后占了上风。
《国王与牧人》是纪伯伦用阿拉伯文写下的最后一部剧本，表现了权力和权威必须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专制权力必然归于失败。这部剧在他去世后才正式发表。纪伯伦的唯一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剧本是《暴风集》中的《苏尔班》。苏尔班是一位音乐家，他不愿为不懂艺术的达官贵人唱歌。他说：“艺术是一种高尚的灵魂，不能出售，也买不来，东方人应该知道这一绝对真理。”
纪伯伦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的，在文学创作上始终精益求精，他主张要用“血”来写作，他认为用“血”写出来的作品才有灵魂。他认为诗人的职责是唱出“母亲的歌”——表达人民大众的心声。他认为“生活的目的，在于追求比生活更高更远的东西”。在他的作品中，他对不怕狂风暴雨，敢向命运挑战的弱者表现了极大的同情和尊敬。但是由于其时代和环境的局限，在他的作品中也流露出愤世嫉俗．悲天悯人的情绪，在描写爱和美的理想境界时，往往有超阶级的观点。在语言上，有追求深奥而近于古涩的倾向。
伊萨·纳欧里博士（《旅美派文学》的作者）曾说，“纪伯伦是阿拉伯现代文学生命中的第一缕芳馨，他使阿拉伯文学得以在不朽的世界文学的土壤中扎根，使阿拉伯从事笔耕的人中产生出一位东方和西方都为之骄傲的、不朽的、世界性的作家。他怀着对可以引导生命之子走向幸福生活的东方精神使命的信念，并以对这一信念的传播，更新着很久以前就出现在东方的那使命的纪元。”
纪伯伦在西方甚至获得了比东方更大的赞誉。一位当代美国女诗人曾说，“纪伯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的极度真诚……和他对人类的信念。”法国《加利默之家》杂志东方部主任加鲁金在读过《先知》的法文译本后，曾赞叹：“这是数百年来东方送给我们的最美好的礼物！”
《芝加哥邮报》曾这样评论《先知》：“如果一个男人或女人读了这书，不安静地接受一位伟人的哲学；心中不唱着涌自内心的音乐，那么，这个男人或女人就生命而言，确已死亡。”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曾这样赞美纪伯伦：“你是东方刮来的第一阵风，从根本上扫荡着西方。但是，你带到我们海岸的只是鲜花。”
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在首都华盛顿中心地段为纪伯伦建立一个纪念中心，以此表示对这位伟大的黎巴嫩作家的尊重。里根总统签署了这项决议。这项计划完成后，布什总统亲自出席了纪伯伦纪念公园和纪伯伦塑像的揭幕典礼，并发表了演说，他说人类正走在纪伯伦当年指出的道路上。
纪伯伦的作品早在70年前就被介绍到中国来了。纪伯伦是第一位被介绍到中国的阿拉伯作家，也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东方作家之一。
第一位译介纪伯伦作品的是茅盾先生。1923年9月3日和17日，他在《文学周刊》杂志上发表了纪伯伦的五篇散文诗译文，它们是《批评家》、《一张雪白的纸说……》、《价值》、《别的海》和《圣的愚者》。这几篇译作虽然篇幅不长，但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它揭开了中国——黎巴嫩、中国——阿拉伯文化交流崭新的一页。
进一步发现和介绍纪伯伦的是冰心先生，正是她把纪伯伦的代表作《先知》完整地介绍给中国的读者。1927年冬，冰心从美国友人那里初次读到《先知》，她就被这本书吸引住了。她很快就组织她“习作”班的同学翻译起来，可惜那些译稿没有收集起来。1930年春，她重读此书，觉得此书“实在有翻译价值”，因此她独自开始翻译，并从4月18日开始，由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连载。后来又因副刊半途停办，译著受阻。1931年夏，冰心译完全书，8月23日写就序言后，一并交上海新月书店，并于当年九月正式出版。
冰心的译本，规格为小32开，共125页，并附有纪伯伦为此书所绘的十二幅插图。这部译本堪称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精品，译文流畅、隽永，与原著的风格十分贴切，充分显示了译者对英文原著的深刻理解和汉语的深厚功底。
冰心在1962年又开始翻译纪伯伦的另一部诗集《沙与沫》（Sand and Foam），部分译文刊登在1963年1月号《世界文学》上。1981年12月《外国文学季刊》全文发表了冰心译出的《沙与沫》。1982年7月原湖南人民出版社将冰心译的《先知》、《沙与沫》合集出版，这也是在我国问世的第一部纪伯伦作品合集。
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冰心为《先知》写的《译本新序》（1981年12月8日）。在序中冰心把纪伯伦和泰戈尔作了比较：
我很喜欢这本《先知》，它和《吉檀迦利》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我觉得泰戈尔在《吉檀迦利》里所表现的，似乎更天真、更欢畅一些，也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先知》却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些处世为人的哲理，在平静中却流露出淡淡的悲凉！书中所谈的许多事，用的是诗一般的比喻反复的词句，却都讲了很平易入情的道理。尤其是谈婚姻、谈孩子等篇，境界高超，眼光远大，很值得年轻的读者仔细寻味的。
纪伯伦的作品的翻译和研究近十年来有很大进展，大有蓬勃发展之势。1984年出版了两部纪伯伦的作品选：《泪与笑——纪伯伦散文诗选》和《折断的翅膀——纪伯伦作品选》。前者包括了《笑与泪》、《行列》的全译和《暴风集》、《珍趣篇》的选译。近几年又出版了《先知的使命——纪伯伦诗文集》，《纪伯伦散文诗全集》，《纪伯伦抒情诗八十首》。1994年《纪伯伦全集》（三卷）终于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庆贺该书的出版，黎巴嫩大使馆举行了招待会。冰心先生对《全集》的出版也表示祝贺。
1995年3月7日北京医院三楼小会议厅里充满了温馨和喜悦的气氛。黎巴嫩共和国驻华大使法利德·萨玛哈亲手将一枚黎巴嫩最高奖赏的“雪松骑士勋章”佩戴在冰心的胸前。黎巴嫩总统埃利亚斯·赫拉维亲自签署了第6146号命令，授予冰心这枚国家级勋章，以表彰她为中黎文化交流事业所作的贡献。
黎巴嫩共和国驻华大使法利德·萨玛哈在授勋仪式讲了下面一段话：
……我们今天颁发勋章，是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加冕。如此象征性地在谢冰心女士身上得到体现的这些品质是由兼收并蓄、坚韧不拔、顽强拼搏和诗一般的温馨融汇在一起的一种民族精神。从年轻时起，她便已敏锐地感受到另一位思想家、伟大的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的深奥哲理和诗一般的呼唤。多亏了这位伟大的女士，纪伯伦的声音和他的人文思想才能得以不仅在黎巴嫩和美国而且在中国传播。
今天，我们是为她而在此聚会，为她在医院里举行仪式。多亏了她，这所医院暂时成了文化的殿堂，文学的论坛，因为只要冰心在哪里，我们就能感受到文化的存在和思维力量的存在，就能感受到爱的独特存在。正是在她翻译的纪伯伦的《先知》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当爱向你们召唤的时候，跟随着他，虽然他的路程艰险而陡峻……当他对你们说话的时候，信从他，虽然他的声音也许会把你们的梦魂击碎，如同北风吹荒了林园。”
亲爱的朋友们，要赞扬冰心，单靠语言是不够的，它们听起来就像沧海中的小溪一样乏力。所以，我最好就此打住。此处无声似有声。我深信冰心懂得我的意思，因为她翻译过《先知》中论“谈话”的章节，纪伯伦是这样说的：“在你不安于你的思想的时候，你就说话……在你许多的谈话里，思想半受残害。”
冰心在授勋仪式上致词：
黎巴嫩政府经总统亲自批准授予我国家级“雪松骑士”勋章，我感到十分荣幸。这个荣誉不仅是给予我的，也是给予十二亿中国人民的，对此我深表感谢。
我喜爱纪伯伦的作品，特别喜爱他的人生哲学，对爱的追求，他说：“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真正伟大的人是不压制人也不受压制的人。”这些深刻的真理名言，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他的作品深深地感染了几代人。纪伯伦不仅属于黎巴嫩，而且属于中国，属于东方，属于全世界。
我高兴地看到，继我翻译了他的《先知》和《沙与沫》之后又有他用英语和阿拉伯语写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去年伊宏先生把他所有作品结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三卷精美的《纪伯伦全集》可以全面反映他的创作成果，使更多的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纪伯伦，了解黎巴嫩文学和人民，他们美丽的国家和灿烂的文化，它也将进一步促进中黎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的友谊。
我愿借此机会感谢黎巴嫩大使和夫人法里德·萨马哈，玛丽亚·萨马哈，他们为介绍这位东方骄子所给予的热情支持和为加强两国的友谊和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所做的不懈努力将永远留在我和中国人民美好的记忆之中，谢谢大家！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冰心女儿吴青丈夫
陈恕
1994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