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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瑞尔·杰斯特罗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苏军厚大衣，沿着波兰西南部的一条路拖着脚步往前走，雪厚得没过了他的脚踝。这支俄国战俘的长长队伍，弯弯曲曲地穿过历史学家称为“上西里西亚”的那个地区平坦的、白茫茫的田野。穿绿衣服的党卫军士兵手持棍棒或者机关枪，监视着这行队列。队伍的前面和后面，开着两辆当啷当啷直响的军用大卡车，装载着更多的党卫军士兵。这支从莱姆斯多夫战俘营最壮实的囚犯中挑出来的劳工队一路都是步行的，途中死了大约三分之一。每天上午十点钟的饭食是一片类似面包的黑乎乎的木头一样的东西，用荨麻、坏土豆、烂菜根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做成的半凉不热的汤。连这样的口粮也经常没有，于是这些人就被解散，在党卫军士兵的枪口下像山羊一样在田地里寻找可吃的东西。每天有十二到十四个小时，他们得跟上那些身强力壮的押送士兵的速度，一步步走着，而押送的士兵则每两个小时一班，轮换着步行和乘车。
班瑞尔·杰斯特罗像橡树一样结实的身体也几乎被拖垮了。在他周围，人们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经常是一声不吭，有时候发出一声呻吟或叫喊。当棒打脚踢都不能使倒下的人醒来的时候，就用一颗子弹打穿他的脑袋。这是一种例行的预防措施，免得游击队可能把他救活并招募他。德国人镇静而仔细地用枪把每一颗头颅打得粉碎，在雪地上缩成一团的俄国军大衣的领边留下一大摊红彤彤的东西。
现在这支队伍正由克拉科夫向卡托维兹行进，新的路标上用粗黑的德文字母写着“KATTOWITZ”。班瑞尔·杰斯特罗麻木地猜想，这场长途跋涉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卡托维兹是工矿中心。他太缺少生命力了，寒冷、饥饿和招架不住的疲劳使他萎靡不振，以致对命运怎么会把他带到这些熟悉的地方来也不感到奇怪了。他把越来越差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盯着前面的那个人上。他的腿移动着，但双膝僵直，因为他只怕关节万一放松了，就会弯下去，那么他就会摔倒，于是脑袋就会被打掉。
在四十个年头里，这条老路没大改变，班瑞尔能预先说出每一个转弯，并知道什么时候另一间农屋或木头盖的教堂会透过细细的、纷飞的干雪出现。特遣队正朝卡托维兹煤矿去吗？命运还不坏呀！在冬天，矿里要比野外暖和。矿工得吃饱才能干活儿。
尽管步行过程中经历了所有这些苦难，班瑞尔还是感激上帝，因为他是在这支劳工队伍中终于离开那个战俘营的。他在上次战争中的经历也好，他在华沙犹太人区的生活也好，都无法跟他在莱姆斯多夫所看到的情况相比。这个战俘营并不是真正的战俘营，那儿没有兵营，没有建筑物，没有点名，没有管理机构，没有维持秩序的手段，除了对架在岗楼上的机枪和对夜里耀眼的探照灯所怀的恐惧，全部设施是一片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的露天场地，延伸出去望不到边，里面圈着二十万快要饿死的人。在东方战线，《日内瓦公约》
并不存在，苏联从未在上面签过字。
德国人无论如何都不准备背这么大的战俘包袱。缺乏食物和水的供应，莱姆斯多夫的生活准则是自我保存。战俘们在污秽、恶臭的环境里为了一点儿可吃的东西吵得面红耳赤，大打出手，生了病也没人过问，死尸乱七八糟地倒在粪土和雪地上。每天在带刺的铁丝网外，死人都在一堆堆被焚化，用木材和废油当燃料，焚尸的火光在晚上照得很远。集中营臭得就像附近有一家庞大的肉类罐头厂，就像那里的动物在进行处理，皮上的毛发或鬃毛被烧焦。
德国人十一月进攻莫斯科时抓获的战俘补足了这支劳工特遣队的人数。那些在莱姆斯多夫快要死亡的人却是在夏季战役中被俘获的。现在他们成了在走动的骷髅，随时都有倒下的人，不管白天黑夜，遍地都是。在莱姆斯多夫形形色色的恐惧中，有一件事仍然使杰斯特罗吓得没命。他亲眼看见在探照灯外阴暗的夜色中，一小群战俘饿得发疯，在集中营一个个结冰的垃圾堆旁转来转去，吃那才倒毙的尸体里柔软的内脏。他白天看到过这种残缺不全的尸体。岗楼上看守的士兵一发现这些吃人的人，就向他们开枪。其他战俘抓住了他们，就对他们拳打脚踢，结果了他们的性命。可是，在这些人身上，求生的本能超过了人的天性，因此不再有恐惧。吃人肉的是发了疯的梦游者，只想填饱肚子的白痴，他们枯竭的脑子里还剩下足够的机智在晚上找东西吃，像小狼一样在阴暗处躲躲藏藏。无论在卡托维兹是什么前景，班瑞尔·杰斯特罗知道，不可能比莱姆斯多夫更糟。
然而，看来队伍不是朝卡托维兹进发。前头的队伍向左拐了个弯，这样特遣队就会朝南到奥斯威辛去，班瑞尔是明白这一点的。可是，奥斯威辛要这么大批的劳动力去干什么呢？他少年时代进的经院就在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只有小制造业的小镇，孤零零地坐落在索拉河和维斯图拉河汇合的沼泽地带。它主要是一个铁路联轨站，那里没有重活。在路的转弯处，他看见一块写有黑体字的新箭头牌子，钉在褪了色的“奥斯威辛”路标上，德国人在上面用了旧名字。班瑞尔从年轻时就记得这名字，那时奥斯威辛还属于奥地利，它不仅像德国名字通常听起来那样刺耳，而且听上去甚至不像奥斯威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