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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上了一艘非常不同的船。这是一艘生了锈、油漆斑驳、尽是蟑螂的沿海岸行驶的土耳其货船，名叫“救世主”号。它正停靠在那不勒斯海港的一个码头上进行修理，人们认为它要开往土耳其，实际上它要去巴勒斯坦。自从她上船以来，这一星期里总是起着风暴，这艘破船免不了要晃动。它向石码头倾斜着，锚绳随海潮涨落，拉得很紧，而当波浪起伏涌过防波堤时，它就颠簸摇摆。
娜塔丽带着她的婴孩坐在狭窄的后甲板上一面飘扬着的旗子下，旗子很脏，深红色底子上嵌着黄色的星和新月
。一度天色晴朗，她就带他出来坐在下午的阳光下，留着胡子的男人们和披着围巾的女人们都围拢来，赞叹不已。在“救世主”号上有一些瘦瘦的、眼神忧郁的孩子，而路易斯则是唯一还得抱在怀里的娃娃，他依偎在她膝上看着四周，活泼的蓝眼睛在寒风中眨巴着。
“哦，真是一幅朝拜圣婴图
，”埃伦·杰斯特罗说，他呼出来的气冒着白烟，“活生生的朝拜圣婴图，路易斯成了一个迷人的圣婴基督。”
娜塔丽咕哝道：“那我则是一个糟透了的不合格的圣母。”
“不合格吗？不，我亲爱的。”杰斯特罗裹在蓝色的旅行斗篷里，灰色的帽子低低地戴在头上。他安详地摸着整齐的胡子说：“很合格，我要说，面孔、身材和出身种族都合格！”
在倾斜着的甲板上的其他地方，犹太人挤满了走道，他们正从臭气熏天的舱房里蜂拥而出，到阳光下散步。他们拥挤着走过救生艇、板条箱、木桶和甲板上的建筑物，或是聚在舱口，七嘴八舌地交谈着，讲意第绪语的人居多。只有杰斯特罗和娜塔丽盖着毯子坐在躺椅上。这次巴勒斯坦之行的组织者阿夫兰·拉宾诺维茨从舱底把这些椅子挖了出来，虽说长了霉，又被耗子啃过，倒也还能用。婴儿崇拜者们渐渐散去，尽管散步的人不断地瞟他们一眼。那两个美国人的四周都留出了一点儿生锈的铁板，这是人们对他们表示尊敬，特意空出来的。杰斯特罗上船后就被认为是“伟大的美国作家”，他很少对什么人讲话，这使他的形象更高大。
娜塔丽朝远在海湾对岸的两座山峰挥了挥手，说：“看维苏威火山
哪！这么明显清楚，还是头一回哩！”
“游览庞贝
的好时光咧！”杰斯特罗说。
“庞贝！”娜塔丽指了指一个胖胖的警察，他穿着一件绿色的大衣，正在码头上巡逻，“我们一下跳板就会被逮住的。”
“这我完全明白。”
“反正庞贝是非常差劲的。你认为是吗？数千幢没有屋顶的闹鬼的房子，城市里的人突然死得一个也不剩。哼，没有庞贝和那些猥亵的壁画，我一样生活。”
赫伯特·罗斯在甲板上侧身挤过来，他比人群中大多数的人要高出一个头，他的加利福尼亚运动衫色彩鲜艳，在这帮衣衫褴褛的人中，像是霓虹灯广告似的。娜塔丽和杰斯特罗很少见到他，虽然他为他们安排了离开罗马乘上“救世主”号。他和难民们一起待在下面的铺位上。这个自作聪明的电影发行人在意大利发行了大部分美国影片，直到宣战为止。他正在显露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色彩，拒绝和组织者同住一个舱房，因为——照他所说——他现在也正好是又一个逃亡的犹太人，而且他要练习讲希伯来语。
“娜塔丽，阿夫兰·拉宾诺维茨要和你讲话。”
“只叫娜塔丽吗？”杰斯特罗问。
“只叫娜塔丽。”
她把路易斯塞在篮子里厚厚的咖啡色毯子下，拉宾诺维茨在那不勒斯买了这个篮子，另外还买了婴儿的用品和给娜塔丽与她叔叔的几样东西。娜塔丽与她叔叔和罗斯一起逃离罗马时只有随身穿的衣服。这个巴勒斯坦人还将一些罐头牛奶带上了船，路易斯就是靠这些牛奶过活的。在罗马，甚至连美国大使馆里，罐头牛奶也早已没有了。她喜出望外地问：“你到底是从哪里搞到这些东西的？”拉宾诺维茨听了以后，只是眨眨眼睛，把话岔开。
“埃伦，你看着他好吗？要是他哭了，就把这橡皮奶头塞到他嘴里去。”
“是不是关于我们出发的事？”她走开时，杰斯特罗问罗斯。
罗斯在空着的躺椅上坐下，跷起了他细长的腿。“关于什么事情，他会告诉她的。”他的胡子刮得光光的，头发秃了，瘦瘦的，有一个像动画片里犹太人那样的鼻子。他的举止风度完全是美国人的样子，充满自信，随随便便，不自觉地自高自大。“舒服极了，”他说，惬意地靠在躺椅上，“你们北方佬真懂得怎么过日子。”
“在这方面你还有别的想法吗，赫伯特？”
“哪方面？”
“坐这艘破驳船航行。”
“我并不认为这是艘破驳船。”
“它可不是‘玛丽王后’号。”
“‘玛丽王后’号可不会装犹太人去巴勒斯坦！呸！它可以一下子装两万人，跑一趟赚一百万美元。”
“我们为什么浪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呢？”
“装发电机的电枢用了两天，然后这三天刮大风。我们会开走的，别着急。”
一阵冷风吹开了路易斯身上的毯子，罗斯把它重新裹好。
“赫伯特，难道我们——我们这三个人——没有在罗马饱受惊吓吗？美国大使馆周围的那些暴徒就是大批流氓，我确信，他们是想在宣战后来点儿刺激。”
“喂，警察当局从四面八方把想要进使馆的人抓起来。这些我们俩都看到了。天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再说，他们可能还不是犹太人哩！”
“我敢打赌，”杰斯特罗说，“只要他们的护照没问题，不管是不是犹太人，现在都要被安置在哪家舒适的旅馆里，等着和在美国被抓起来的意大利人交换。”
罗斯顶了他一句：“我能不回罗马就不回，我过得挺快活。”
杰斯特罗用地道的希伯来语说：“新语言你学得怎么样了？”
“天哪！”罗斯瞪着他，“你能教，是吗？”
“波兰的犹太教经院教育是不能被什么取代的。”杰斯特罗笑了笑，摸着胡子，又重新用波士顿口音的英语说。
“你干吗不在经院念下去呢？我甚至没有受过戒，我不能原谅我的父母。”
“唉，真是年幼无知。”杰斯特罗说，“我迫不及待地逃离了经院，那地方简直像监狱。”
这时，娜塔丽正朝驾驶室下面拉宾诺维茨的舱房走去。在这之前，她从未去过那里。他请她在他桌边的那张椅子上坐下，桌上堆满了文件、脏衣服和油腻的工具。他坐在没有铺好的床上，弓着背靠着舱壁，壁上装饰着从杂志上撕下来的深棕色裸体画，唯一的一盏电灯发出的光是这么暗，烟草的烟雾是这么浓，以至娜塔丽只能看出这些东西。面对她尴尬的微笑，拉宾诺维茨耸了耸肩，他穿着油渍斑斑、大得累赘的工作服，圆脸因过度疲劳都变成土灰色的了。
“这是轮机长的艺术收藏，我占用了他的房间。亨利太太，我需要三百美元，你跟你叔叔能帮忙出一点儿吗？”她吃了一惊，什么也没说。他继续说：“赫伯特·罗斯愿意拿出这笔钱来，可是他已经付得太多了。要不是他，我们就不能把事情推进到这地步。我希望你和你叔叔每人能给一百美元，那才比较公平。老头子们都比较小气，所以我想还是提请你考虑。”拉宾诺维茨的英语讲得很清楚，但是外国口音很重，而且他用的俚语已过时，像是从旧小说里看来的。
“这钱干什么用？”
“Fetchi-metchi，”他把粗粗的拇指放在两根指头上来回移动，疲倦地微笑了，“行贿。港务监督不让我们离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开始时很友好，但是后来变了。”
“你认为你能贿赂他吗？”
“嗬，不是贿赂他，是贿赂我们船长。你见过他的，就是那个穿蓝色上衣、长着胡子、醉醺醺的老无赖。要是我们非法离开，他就得失去他轮船的证件，港务当局掌握着这些证件。我相信他经常干这事，他是专干走私这一行的。可这得另外付钱。”
“那不会太危险吗？”
“我认为不会。要是海岸警卫队拦住我们，我们就说我们正在试验修理过的轮机，并且往回开。我们不会比现在的处境更糟。”
“要是我们被拦住，他会把钱退还吗？”
“问得好！我的答复是：我们离开三英里后，他才拿钱。”
整整一个星期以来，娜塔丽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思索，想象出种种不能起航的不幸理由，她拿不准自己逃离罗马是否做对了。她天天想着要乘这样笨重的船横渡地中海，越想越觉得前途黯淡。然而，她还是认定，这样至少能让她的孩子从德国人手里逃出去。可是，这得违反法西斯的法律才能启程，要努力逃过海岸警卫队的炮舰！
当她坐着一言不发时，拉宾诺维茨用一种虽不含敌意但是严厉的语调说：“好吧，没关系，我会从罗斯那里拿到全部钱的。”
“不，我会提供帮助的，”娜塔丽说，“我相信埃伦也会。我只是不喜欢这么做。”
“我也不喜欢，亨利太太，可是我们不能在这里坐着，我们得努力做些事呀。”
杰斯特罗博士正在笔记本上写字，在他附近的一个舱口盖上，两个年轻人正对着一本翻开了的破旧的《塔木德》
争论着。罗斯走了。杰斯特罗中断了工作，听着他们辩论
Gittin
（关于离婚的论著）里的一个论点。杰斯特罗在波兰经院里曾为阐明
Gittin
里的问题而被他的老师们吻过许多次，那种湿乎乎、毛茸茸的感觉现在呈现在他的脑海中，他不由得笑了。那两个争论的人看见他在笑，也腼腆地朝他笑笑。其中一个碰了碰他的破帽子，并且用意第绪语说：“这位伟大的作家理解这些伤脑筋的论点吗？”
杰斯特罗慈祥地点点头。
另一个年轻人长着一张瘦削的黄脸，乱蓬蓬的小胡子，凹陷的发亮的眼睛，一副经院学生的派头。他激动地讲起来：“你愿意加入我们的讨论吗？或许还能教教我们？”
“我小时候确实学过《塔木德》，”杰斯特罗用正确的波兰话冷冷地说，“可是我想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现在相当忙。”
那两个人心服了，继续他们的学习。不久，他们就走开了，这使杰斯特罗舒了一口气。当他继续写作时，他心想要是和那两个小伙子一起，用非凡的记忆力使他们吃惊，可能挺有趣。五十年之后，他还记得他们争论的这一章节。儿时的记忆力真强啊！可是，前面还有漫长的旅程，在这么拥挤的环境里，特别是在这些从宗教关系来说非常亲密的犹太人中间，不要和他们过分接近是唯一的办法。
杰斯特罗正开始写一本新书，借此消磨时间，同时也多少利用一下他这不愉快的尴尬的处境。为了故意同他获得巨大成功的著作《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相呼应，他把新书取名为《一个犹太人的旅程》，然而他头脑中的东西并不是旅行日记。正如马可·奥勒留
在战场上就着烛光写不朽的《沉思录》，杰斯特罗也打算通过描写他自己在战争时代的逃亡来反映他关于信仰、战争、人类现状和个人生活的光辉思想。他认为，这个主意能让他的出版商着迷，而且要是他写了出来，它甚至又可能成为一本读书会推荐的书。无论如何，在他这年纪，这将会是有益的精神寄托。杰斯特罗把思想性、想象力和赚钱的念头结合在一起了，他根据这个富有特色的想法，已经在第一本向拉宾诺维茨借来的笔记本上写了不少。他知道这本书绝不可能获得《一个犹太人的耶稣》那样的成功。《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以新颖的手法把生活在朴素现实中的耶稣描绘成一个精通《塔木德》的奇才和巴勒斯坦的巡回传道士，在读书会获得巨大成功，并且被列在最畅销的书单上。
那两个经院里的小伙子走开后，他感到这个小小的场面有写下来的价值。他详述了关于离婚的部分中那微妙的论点。很久以前，在奥斯威辛经院喧闹的读经厅里，他曾与他聪明的堂弟班瑞尔·杰斯特罗用许多相同的话就这一论点进行过多次辩论。他描述了那遥远的场面，班瑞尔温和地取笑自己逐渐转变为一个冷静的西方化的不可知论者。要是班瑞尔还活着，他写到，要是有人请他就第二十七页关于离婚的部分中第一个论点进行辩论，他会满腔热情地理出头绪，驳倒那两个经院里的小伙子。班瑞尔一直忠实恪守古老的正统观念。现在谁能讲清他们俩中哪个的选择更明智呢？
可是班瑞尔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吗？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通过我那喜爱冒险、旅行过许多地方的侄女的眼睛。一九三九年，他站在遭到德国轰炸的华沙犹太人住宅区硝烟弥漫的废墟中——挺直着身子，忙忙碌碌，虽上了年纪，但强健结实得像农人一样，留着正统的灰白大胡子。他身为一家之长、犹太人区的领袖、富商，在那遵守习俗的外表下，则是一个钢铁一样坚强的死里逃生者，基督教传说中的一位亚哈随鲁
，一个不可摧毁的流浪的犹太人。班瑞尔比我小七八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前线服役四年。他当过士兵，做过战俘，逃跑过，他在几处前线和三支不同的军队里打过仗。在那段时间里，他经历了所有危险（他曾在信中这样告诉我，我也是这样相信的）。他不仅安然无恙，而且没吃过一点儿犹太教规不许吃的食物。一个能够如此念念不忘我们古老的上帝和我们古代律法的人，从勇敢的一面来说，确实使他那个写作耶稣题材被同化了的堂兄感到羞愧。开明的人文主义呼声虽然对此表示敬意，但完全能够问一下是否生活在梦想中，不论这生活如何舒适和有力量——
“该死，埃伦！他这样什么东西也不盖，有多久啦？”娜塔丽俯身在篮子上，生气地把滚动着的毯子拉回到开始哭的路易斯身上。
“哦，没盖吗？”埃伦吓了一跳，说道，“真抱歉，他安静得像一只小耗子。”
“哦，该是喂他的时候了。”她提起篮子，十分恼火地瞪了他一眼，“如果他还没冻僵，还能吃东西的话，是该喂他的时候了。”
“拉宾诺维茨要什么啊？”
她直接告诉了他。
“真的哩，娜塔丽！那么多钱啊！非法起航！那真是烦死人啊。我们对钱可要小心，你要知道，那可是我们唯一的生路。”
“我们总得从这里跑出去，这才是我们的生路。”
“不过，拉宾诺维茨有点儿敲诈有钱的美国人——喂，娜塔丽，别这么绷起脸嘛！我只不过是说——”
“听着，要是你不信任他，那就上岸，把自己交出去。我和罗斯分担这三百美元。”
“天哪！你干吗对我这样恶狠狠地说话啊？我会出钱的。”
很厉害的震动把她弄醒了。她坐起来，攥住她睡觉时穿在睡衣上的羊毛衫，通过开着的舷窗向外看。寒冷的、雾蒙蒙的、带着鱼腥味的空气飘进来。码头在雾夜里向后退去。她能听到螺旋桨的溅水声，埃伦在上铺打鼾，在她身边的甲板上，婴孩在他的篮子里发出窸窸窣窣、呼哧呼哧的响声。
她又蜷缩到粗硬的毯子里，因为天气很冷。开船了！起航总是令人兴高采烈的，冒险从纳粹欧洲的陷阱里偷偷溜走，加倍地令人兴高采烈。她睡眼蒙眬，迷迷糊糊地想着一路到了巴勒斯坦，把消息告诉拜伦，动身回家。中东的地理她是不清楚的，她大概能由苏伊士找到去澳大利亚的路，再由那里到夏威夷吧？在巴勒斯坦等到战争结束是不行的，那无非是一个疾病流行的穷国。在北非的德国人是一个威胁，阿拉伯人也是。
她随着发动机声的每一次改变而越来越清醒了。就在这港口，已经颠簸摇晃得很厉害了，到了公海上，还不知会成什么样儿呢！焊在主甲板上的附加油罐显然使船很不平稳。抵达三英里线要多久呀？黎明在舷窗上形成一个紫色的光圈，在这样的雾中，船长只能缓慢地行驶，而白天只会增加被捉住的可能性。多么为难的事情啊！多么危险的处境啊！就这样，娜塔丽神经紧张、忧心忡忡地躺着，紧贴住不稳的床铺熬过了很长的半小时，这时舷窗外已泛鱼肚白。
轰隆一声！
她马上由铺上跳起来，光着脚踩在冰凉彻骨的铁甲板上。她穿上了一件粗布浴衣。娜塔丽已经在华沙听到过许多炮火声，她熟悉这种声音。湿冷的风由舷窗吹进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风大浪急的海面上，雾散了一些，她看见前面远处有一艘灰白色的船，船头有白色的号码，烟雾弥漫的黄色闪光就来自那船头。
又轰隆一声！
发动机嗒嗒嗒地响着，甲板颤抖、倾斜，船突然转向了。她匆匆忙忙穿好衣服，在湿冷的空气里直打哆嗦。房间太小了，她的双肘和双膝碰到冷水盆、床铺和门上的圆把手，擦破了皮。埃伦仍然睡着，她想还是别去叫醒他，他只会吓得发抖。
在舷窗口，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白色22”，把黑色的波浪与灰白的天空都挡住了。大炮慢慢地进入视线——并不很大，漆成灰色，由穿着黑色短雨衣的孩子气的水兵掌控着。两艘船都减慢了速度。那些炮手正看着“救世主”号大笑着。她可以猜到那是为什么：斑驳的油漆，一块块红底漆、白面漆、没刮掉的陈旧的铁锈，额外附加的油罐伸展在甲板上，像是老头儿嘴里的坏牙齿。外面粗声粗气的意大利语来回吆喝着。
甲板摇摆了，海岸警卫船离开了。透过舷窗，娜塔丽看到了卡普里岛和伊斯基亚岛青青的峭壁。随后，船身一转，正前方进入视线的是微弱的阳光照耀着的那不勒斯群山和山上的一排排白房子。发生这一切时，埃伦·杰斯特罗还在睡着。船掉转回去啦！她倒在床铺上，脸埋在枕头里。这艘船现在看来像是通往丧失幸福的航道，被追捕的感觉重新在她心头浮现。
“天哪，闹得多厉害啊！”埃伦从铺位上伸出他那邋里邋遢的脑袋来。阳光射进了舷窗，船员们在外面喊着、骂着。“救世主”号正停靠在原来的码头上，原来那个穿着绿制服、大腹便便的警察在码头上巡逻。“哎哟，大白天了啊！你衣服都穿好了！出了什么事？我们要开走吗？”
“我们已经开走过，又回来了。海岸警卫队拦住了我们。”
杰斯特罗面色阴沉地说：“哎呀！二百美元哩！”
拉宾诺维茨来到他们的房间门口。他才刮过胡子，穿了沾着污点的深色衣服和灰衬衫，打着红领带。他脸上显出恼怒的表情，拿出一些美钞说：“我只能归还一半，对不起。他一定要我先付出半数，才肯开船。我只好碰碰运气了。”
“你说不定会需要剩下的钱，”娜塔丽说，“留着吧！”
“如果需要，我会再来要的。”
杰斯特罗在上面的铺位上说：“我们并没有讨论过要付船费的事呀，你是知道的，而且——”
拉宾诺维茨啪的一下把钱放到娜塔丽手中：“对不起，我要去找那该死的港务监督算账啦！我们是中立国的船，我们只是停泊在这里进行紧急修理的。这样拦住我们是该死的违法行为！”
当拉宾诺维茨又在他们的房门口出现时，他们正在吃中午茶点。“今天早上我脾气不好，很对不起。”
“进来吧。”娜塔丽温柔地说，“要茶吗？”
“谢谢，要的。你的娃娃怎么啦？”路易斯正在他的篮子里啜泣。
“他着凉了。有什么消息吗？”
拉宾诺维茨背对着门蹲着，两只手捧着玻璃杯，呷着茶说：“杰斯特罗博士，在我们那么突然离开罗马的时候，看上去你为不得不丢下的手稿感到很不高兴。”
“我现在还没高兴呢！我四年的心血啊！”
“你的书名是什么？”
“《君士坦丁的拱门》。怎么啦？”
“在罗马，你认得德国大使馆的什么人吗？”
“德国大使馆？显然没有。”
“你能肯定吗？”
“我和德国大使馆没有任何关系。”
“你从来没听说过一个叫维尔纳·贝克的家伙吗？”
“维尔纳·贝克？”杰斯特罗重复说，多半是对他自己说的，“哎呀，是的，我确实认得一个叫维尔纳·贝克的，已经是好多年前了。他怎么啦？”
“在舷梯那儿就有一个维尔纳·贝克博士。罗斯和我去找你们时，他就是我在你们罗马的旅馆房间里看到的那两个德国人中的一个。他开了一辆梅赛德斯来，刚刚到。他说，他从罗马的德国大使馆来，是你的老朋友。他还说，他带来了你的《君士坦丁的拱门》手稿。”
一阵严肃的沉默，只听到那婴孩的鼻子呼哧呼哧的响声，娜塔丽和她叔叔互相望着。“说说他的模样吧。”杰斯特罗说。
“中等身材，胖胖的，脸色苍白，一头浓密的金发，高嗓门，很有礼貌。”
“戴眼镜吗？”
“厚厚的无边眼镜。”
“大概真是维尔纳·贝克，尽管他那时并不胖。”
娜塔丽得清了嗓子才能开口说话。“他是谁呀，埃伦？”
“哦，维尔纳是耶鲁大学我最后的研究生班上的学生，德国好学生之一，工作起来精力过人。他在语言上有困难，我帮助他克服了一些障碍。从那以后，我就没见过他，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他说他从你房间里拿了手稿。”拉宾诺维茨说，“他当时在场，这一点我能向你担保。他倒是挺和气，另一个凶得要命。”
“他怎么会找我找到这里来呢？”杰斯特罗显出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这看起来很不妙，是吗？”
“嗯，我说不上来。假如我们不承认你在这儿的话，意大利秘密警察就会来船上搜查。德国秘密警察要他们干什么事，他们都会干的。”
娜塔丽颤声插嘴道：“土耳其国旗怎么样呀？”
“在一定程度上，土耳其国旗是顶用的。”
杰斯特罗果断地说：“真的没有选择余地了，是吗？要我到舷梯那儿去吗？”
“我会把他带到这里来的。”
对娜塔丽来说，这个巴勒斯坦人显得这么镇定，多少是一种安慰。发生这种事情，对她来说是情况进一步严重而可怕的恶化，她从心底里为她的婴孩担惊受怕。拉宾诺维茨走了。杰斯特罗心事重重地说：“维尔纳·贝克！老天哪！我认识维尔纳的时候，希特勒甚至还没掌权呢。”
“他拥护过希特勒吗？”
“哦，不。他是那种保守、温和、勤学的人，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还笃信宗教。好人家出身。他立志进外交部，我还记得这事呢。”
婴孩打喷嚏了，娜塔丽忙着把他堵塞的小鼻子弄干净。她吓坏了，无法有条理地思考。
“杰斯特罗教授，维尔纳·贝克博士来了。”拉宾诺维茨步入舱房。一个穿灰大衣、戴灰帽子的男子在门口一边鞠躬，一边举起帽子，双脚后跟并拢，在他的左臂下夹着一个用绳子捆扎好的很厚的黄纸包。
“您一定记得我吧，杰斯特罗教授？”他的声音古板而高亢，他笑得很尴尬，几乎像在道歉，眼睛半闭着，“已经有十二年半了。”
“是啊，维尔纳。”杰斯特罗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来，“你只是胖了些。”
“是呀，太胖了。哦，这是《君士坦丁的拱门》。”
杰斯特罗把纸包放在铺位上那手脚不停地动的婴孩旁边，用发抖的手指解开绳子，很快地翻过大量薄而半透明的纸。“娜塔丽，全在这儿哪！”他望着站在门口的那人，眼睛闪闪发亮，“维尔纳，我能说些什么呢？除了谢谢你，谢谢你！”
“这得来不易，教授。可我明白它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贝克博士转过身来对着拉宾诺维茨，“是我的德国秘密警察同事——你要明白——是他把它从意大利秘密警察那里拿走的，我想我自己是拿不到的。我很遗憾你和他吵了嘴，可是你回骂了他一些很难听的话，你知道。”拉宾诺维茨耸耸肩，脸上毫无表情。贝克回头看着杰斯特罗，他正抚弄他的稿纸。“我自作主张地拜读了您的大作，教授。远胜过《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您对早期拜占庭和东正教有非常特殊的了解，您使整个已经过去的世界恢复生命。这本书将保证让您声名远扬，而且这一回，那些学究也会赞美您的学识了。这是您最大的成就！”
“嘿，你真是太好了，维尔纳。”杰斯特罗装出他对付钦佩者的那种微笑，“至于你，你的英语有了惊人的进步。还记得你口试方面的困难吗？”
“我当然记得，您挽救了我的前途。”
“哦，不敢当。”
“从那时起，我在华盛顿任职七年。我的儿子——我有四个儿子——都能使用英语和德语两种语言。现在我在罗马当一等秘书。这些全都得感谢您呀。”
“四个儿子，哦，真想不到。”
娜塔丽对这样谈家常感到难以相信。这简直像是梦中的对话，那个人站在舱房门口——一个纳粹德国的官员，一个胖墩墩的、看上去并无敌意的人，戴着眼镜，这使他显得书生气。他双手拿着帽子，用一种安宁的、简直像教士一样的姿势捧在胸前。他谈及他的孩子们，称赞埃伦的著作，表现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特别是那男高音的嗓子和有礼貌的态度，那就是态度相当温和和学究气。婴孩咳嗽了，维尔纳·贝克看了看他，说：“你的孩子身体好吗，亨利太太？”
她刺耳的声音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在高雅旅馆？你又是怎么发现我们到这儿来了？”
她可以看到埃伦因她的举止而感觉痛苦，拉宾诺维茨仍面无表情。贝克用耐心的口吻回答：“当然啦，德国秘密警察有罗马旅馆里外国来往旅客的名单。意大利秘密警察又向德国秘密警察报告，你们上了这条船。”
“那么，你也是德国秘密警察的人喽？”
“不，亨利太太。我说过了，我是外交部官员。嗯，你和你的叔叔是不是愿意和我一起在大旅馆吃中午饭呢？据说那儿有那不勒斯最好的餐厅。”
娜塔丽的嘴张着，她一声不吭，像是失去了知觉似的。她朝杰斯特罗看看，他说道：“你肯定不是真有这个意思，维尔纳。”
“为什么不是呢？你们可以享受一些好酒好菜。你们明天就要开始漫长而艰苦的航行！”
“明天？这我还不知道呢，”拉宾诺维茨大声说，“而且我是才从港务监督那里来的！”
“哦，这是我的消息。”
娜塔丽几乎嚷了起来：“我们的脚一踩上岸，我们就会被抓起来拘留的。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我们也知道。”
“我给你们俩准备好了警察当局发的通行证。”她对杰斯特罗拼命摇头。贝克博士心平气和地继续说：“我想我还是走开好，让你们能就这事谈一谈。要是你们难以决定，那就在我离开之前让我们到舷梯那儿谈一下吧！跟我一起上岸对你们来说是很安全的，而且也确实有许多事要商讨一下。”
杰斯特罗严厉地插话说：“你在我旅馆的房间里干什么，维尔纳？”
“教授，墨索里尼宣战的时候，我想我最好帮帮您的忙。我把那个德国秘密警察带去跟意大利警察当局周旋。”
“那么，在那之前很久，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呢？”
贝克突然做贼心虚地看了娜塔丽一眼，回答说：“我坦白讲好吗？这是为了免得打扰您，让您讨厌。”他举起帽子，鞠了躬，走开了。
杰斯特罗满腹狐疑地看看巴勒斯坦人，又看看他的侄女。
“埃伦，我可不离开路易斯！一分钟都不！”娜塔丽一下子尖叫起来，“我甚至不愿走到舷梯那儿去！”
“你以为怎样？”杰斯特罗对拉宾诺维茨说，拉宾诺维茨把双手向上翻了翻。“呃，你以为这全是精心策划要捉住我的圈套吗？既然他已经找到了我，要是他的确打算这样做，他就不能让意大利秘密警察把我从你们的船上拉走吗？”
“他这样做可以避免一场风波！”
“风波有多大？”
拉宾诺维茨苦笑一下：“不会太大。”
杰斯特罗拉了拉胡子，看了看瞪着眼的侄女，然后他伸手去取帽子和斗篷，说道：“嗯，娜塔丽，我一直都是一个昏头昏脑的傻瓜。我还是按照我的性格办事吧。我和维尔纳·贝克一起上岸去。”
“哦，当然啦！”婴孩现在正大哭着，娜塔丽几乎气疯了，“享用你的午餐去吧！说不定他那个德国秘密警察的好朋友会和你们凑到一起，把事情搞得更快活呢。”
拉宾诺维茨帮着杰斯特罗披上斗篷，说：“尽可能打听打听有关我们起航的事。”
“好的。要是我不回来，”当娜塔丽把她那大哭大叫的婴孩抱在怀里摇着时，杰斯特罗对她说，“你不过是摆脱了一个累赘，不是吗？”
两个钟头过去了。暴雨使在甲板上闲逛的人都跑光了，娜塔丽独自撑着伞等在舷梯口，注视着湿淋淋的警察在码头上踱来踱去。终于，在雨中出现了一辆小小的黑色梅赛德斯。贝克博士出来为杰斯特罗博士开了车门，对她挥了挥手，开车走了。杰斯特罗登上了跳板，张开蓝斗篷下的双臂说：“好啦，亲爱的！你瞧，我回来了。”
“感谢上帝，你回来了。”
“是啊。现在让我们和拉宾诺维茨谈一下。”
“你真的不要先打个盹儿？”
“我不困。”
那个巴勒斯坦人穿着油腻的工作服，听到他们的敲门声，打开了舱房门。那间小屋里有强烈的汗臭、机油和烟灰的气味。杰斯特罗对钉在舱壁上的那些裸体女人画眨眨眼睛。“请坐。”拉宾诺维茨说，“我得拿掉那些可爱的姑娘了，我对她们并不注意，可是其他人都注意，就是这么回事。你回来了，我真高兴。你真有胆量。午餐吃得有趣吗？”
“还可以。”杰斯特罗在办公桌边的椅子上坐得笔直，娜塔丽坐在他旁边的一张凳子上，“首先，你的土耳其船长出卖了你，他告诉海岸警卫队说你们要偷偷起航。这就是你们被抓住的原因。维尔纳是这么说的。”
拉宾诺维茨点点头，绷着脸说：“这我也想到了。我们不能租别的船，所以我们不得不忘记这事——暂时忘记。”
“那个土耳其人也报告了我们是上星期上船的。港务监督决定通知罗马的意大利秘密警察，并在让你们走之前，解决逃亡的美国人的问题。因此，耽搁了一星期。”
“好哇，所以事情都碰到一块儿啦！”拉宾诺维茨摆在膝盖上的手握紧了又放开，“我们明天能开走吗？”
“哦，他说你们可以开走。还有，关于那件事。”杰斯特罗的声调提高了，“这船以前可叫‘伊兹密尔’？”
“它就是‘伊兹密尔’。”
“最近你们检查过这船的适航性吗？”
“港口检查员来给我们开了证明。”
“维尔纳说他附添了一页意见，你们超员又超载，甲板上的附加油罐减弱了你们这条船的稳定性。万一乘客们在惊慌失措中都冲到一边，这船就免不了倾覆，对吗？”
“他们是一群守纪律的人，”拉宾诺维茨很厌烦地回答，“他们不会惊慌的。”
“你们船上的食物、水和卫生设备都比一般标准低得多。”杰斯特罗接下去说，“当然，娜塔丽和我早已注意到这一点了。医疗设备也差。发动机用了三十五个年头了，航海日志上写着有好几处新近发生的故障。你们只有沿海岸行驶的证明，而不是公海上的。”
拉宾诺维茨的声音变得尖厉起来：“你可曾提到我们犹太人为了逃避德国人的迫害，不得不冒这些危险吗？”
“差不多就是这话，他不爱听。可是他说要是把巴勒斯坦委托给德国管辖，大多数欧洲的犹太人早就用适合航海的船送去了。你们要用这么一条破船来漂洋过海，应该归咎于同盟国的政策，而不是德国的政策。英国为了争取阿拉伯人，封锁了巴勒斯坦——这真是一个愚蠢的姿态，因为阿拉伯人是全心全意地拥护希特勒的。美国已经关上了它的大门，所以你们的组织（他全都了解）必须试图用像‘伊兹密尔’这种没人要的破船把难民偷偷送进巴勒斯坦。”
“不错，纳粹是热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拉宾诺维茨说，“这我们是知道的。”
杰斯特罗从胸前里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说：“好，这些是意大利警察当局关于美国拘留民的规定，他们正被遣送到锡耶纳去等候交换。正巧，我的家就在锡耶纳，我的用人还住在那儿。”
拉宾诺维茨看完了那些油印的纸页，眼神显得忧郁而呆滞。
“这些规定可能是伪造的！”娜塔丽嚷了起来。
“这些都是真的。”拉宾诺维茨把纸页交给她，“这么说来，这就安排好了？你们俩要下船到锡耶纳去吗？”
“我对维尔纳讲过了，”杰斯特罗答道，“这全要看娜塔丽。假如她跟着你们乘船，那我也乘船。假如她选择回锡耶纳，那我也回去。”
“我懂了，很好。”拉宾诺维茨朝娜塔丽瞟了一眼，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坐着。他问道：“贝克博士对这说了些什么呢？”
“呃，他说，作为母亲，她无疑会做出明智的决定，冒险航行对她的婴孩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也是受不了的，她并不是无国籍的难民。这就是他要告诉她的。”
“你有十二年没见过这人了，埃伦。”娜塔丽才讲了半句，声音就几乎发抖了，她的两只手揉着那几张油印纸，“他要你留在这儿。为什么呢？”
“呃，到底是为什么呢？你以为他会谋害我吗？”杰斯特罗说，显出瑟瑟发抖的滑稽样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他在我研究生班上那会儿，我总是给他最高分的。”
拉宾诺维茨说：“他并不是要谋害你。”
“是呀。我相信他是想帮助他以前的老师的。”
“上帝在上，”娜塔丽几乎喊起来，“你能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有常识的样子来？这人是一个地位很高的纳粹，是什么让你愿意把他讲的全盘接受下来？”
“他不是纳粹，”杰斯特罗摆出心平气和的学究态度说，“他是一个职业外交官。他把那个党的党徒说成是一群粗野的、缺乏教养的机会主义者。他确实称赞希特勒把德国统一了起来，可是他对战争正在进行的方式感到十分担忧。犹太人政策把他吓坏了，他一度学习当牧师，我认为他身上并没有排犹主义的骨头，不像我们一直打交道的一些美国领事。”
有人敲了两下门，拉宾诺维茨那个看上去很粗野的助手朝里面瞧了瞧，递给他一个用红蜡封着的信封。拉宾诺维茨看了信，站了起来，脱掉了罩在干净的白衬衫和深色裤子上的工作服，说：“嗯，好吧。我们以后再谈吧。”
“什么事呀？”娜塔丽脱口问道。
“我们可以办离港手续了，我马上要到港务监督那儿去拿这船的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