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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里·斯鲁特把《万湖会议纪要》影印本交给美国驻伯尔尼的公使，把这份材料说成“十万火急”。
威廉·塔特尔是加利福尼亚铁道界一个退休的百万富翁，西点军校毕业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挨了德军一块弹片，被炸瞎了一只眼睛，就此退出军界。这么一来，他反而发了财。这个高个儿、大肚子的共和党元老自然痛恨新政，并且强烈反对白宫里那个信奉社会主义的狗崽子三度出任总统。可是，由于法国在一九四〇年六月沦陷，共和党在七月提名一个叫温德尔·威尔基的外行政治家为总统候选人，塔特尔竟然认为还是让那个信奉社会主义的狗崽子留在白宫比较好。他领导了“共和党人支持罗斯福”的加利福尼亚支部，在大选前遭到了亲友们的唾弃，大选后捞到一份外交官的差事。斯鲁特喜欢这个自行其是的公使。如果说这个经营铁路公司的人缺乏外交经验，那他倒颇有些起码的常识，他不用犹疑再三，就可以立即对棘手的问题做出决定。
斯鲁特三天没听到塔特尔的音信，后来在上午九、十点钟，这位公使打电话给他了。“哦，喂，莱斯
，快来吧，咱们聊聊。”
对美利坚合众国驻瑞士代表的身份来说，这间办公室未免朴素了些：书架上堆满了看来没人翻阅的公文卷宗，黑黝黝的旧家具，三扇窗子面对外边迷雾中的秃树，碰上晴天，从窗子里可以看到阿尔卑斯山脉。公使仰面靠在一张转椅上，叉起十根粗指头搁在肚子上，天南地北地谈着战事，弄得斯鲁特莫名其妙。他说，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安然从布雷斯特开出，是英国衰落的一个迹象
，比在马来亚惨败还要糟糕。“我的老天爷哪，莱斯！马来亚是在地球的另一边。可要是皇家海军加上空军都阻止不了两艘受了重创的德国战列舰在他们的炮口下打英吉利海峡溜走，那准有毛病——不是他们的情报工作有毛病，就是他们的战备状态有毛病，要不两者都有毛病。”
斯鲁特闻到一阵带有甜酒香味的烟味，只见三等秘书奥古斯特·范怀南格带了文件夹走进来，就是斯鲁特放万湖会议文件的夹子。斯鲁特一看，心都凉了。范怀南格是公使馆里对犹太人事务最反感的，到底是因为他是领事出身——前不久，他才通过驻外机关事务局的途径调来——还是因为他抱着上流人士那种刻骨的反犹主义，斯鲁特可说不上来。他知道，杰斯特罗跟这个家伙在佛罗伦萨闹过别扭。斯鲁特认为范怀南格是一个自高自大的讨厌鬼，荒唐地死抱着自己的家谱不放。
“莱斯，奥吉
有过一些干情报工作的经历，请他参加一起谈好吗？”塔特尔说。
“那敢情好，阁下。”
范怀南格笑着坐下，跷起了肉鼓鼓的短腿，把文件夹搁在写字台上。
“那好吧，你对这材料的评价如何，莱斯？你建议采取什么行动？”公使说。
“我认为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权威性文件。公使馆应当向国务卿拍发一份急电介绍概要，然后由特别航空信使向他呈交这份文件。”
公使朝范怀南格看看，范怀南格正宽厚地满脸堆着笑容。“奥吉可不以为然哪。”
“我的确不以为然。说得客气点儿，这是‘出于同情心搞的骗局’。”
斯鲁特勉强咧开嘴一笑：“倒要领教高见，奥吉。”
范怀南格面带笑容，喷出一口带甜酒香味的蓝烟，说：“好吧，咱们就从接关系的时间地点谈起吧。莱斯里，你在宴会上碰到一个漂亮姑娘。没多久，她父亲，一个叫雅各布·阿舍尔博士的，突然请你去吃饭。你素有同情犹太人的名声，初来乍到，对伯尔尼的情况也不太熟悉。于是——”
“得了，别再说下去了——”
“让我把话说完，老兄。”范怀南格眼睛对着公使骨碌碌转，一手捋着那头剪得短短的金发，“于是席上就有个神父提出要把有关犹太人情况的档案材料塞给你。妙啊！雅各布·阿舍尔凑巧是伯尔尼犹太人协会主席，一个紧盯着各国公使馆给难民发入境签证的财主。但他毕竟是一个老实人，所以不妨说是什么诡计多端的伪造文件者蒙骗了他和你那个神父，大概就是拿的这份所谓文件，在阿舍尔身上说不定还诈去了一大笔钱呢。当然啰，他也巴不得拿到手，这对他来说不失为绝妙的宣传工具。”
“奥吉，你这话只是推理罢了。如果德国人以战争为借口大肆屠杀——我猜是这么回事——罗斯福总统利用这文件就可以调动世界舆论来反对他们。”
“哦，得啦，老兄。纳粹虐待犹太人这档子事好几年前就榨不出油水来了，人们对此无动于衷。至于大规模罪行嘛，这文件纯粹是想入非非。”
“为什么？”
“为什么？唉，请你千万别纠缠了吧，你想内阁部长级官员开会，讨论这么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竟会如此平静——还写成了文件！这类事情绝不会见诸文字的。唉，这种夸张的文字，煞费苦心的玩笑，茶余酒后的语气！整篇东西就是浅薄之徒的虚构，莱斯里，写得非常蹩脚。”范怀南格慢条斯理地拿起文件夹，抽出那沓黑纸，散发出那股难闻的药水味，“瞧瞧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德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出色的复制设备。顺便说一下，他们复印的文件一向不是黑底白字，他们用底片翻印，印出来全是白底黑字。我是说，我钦佩你的同情心，不过——”
“别管我的同情心，”斯鲁特厉声喝道，“我完全了解阿舍尔博士的为人！至于说到文件嘛，我说这是真的。文体华而不实，令人厌烦，就像咱们俩都啃过的多数德国官方文件一样。会上人人都是语言乏味的空谈家，人人都一味按照德国风气巴结这个主席海德里希。这篇东西活生生是日耳曼人的官腔。再说到把一个惨无人道的方案见诸文字嘛——”斯鲁特把脸转向塔特尔，“阁下，那可再也没比这更像是德国人的作风了。我是专攻德国政治历史取得学位的。听着，奥吉，你去念念特赖奇克
吧，念念卢埃格尔
吧，念念拉加德
吧。天哪，念念《我的奋斗》吧！希特勒无非是一个自学出身的街头煽动家罢了，可是连他也使用政治色彩浓厚的术语，还使用了一种堂而皇之的冒牌哲学的道德框框，来证明他那些绝顶残忍的主意是正确的。我并不想就这题目讲堂课，不过——”
“我念过《我的奋斗》。”塔特尔说。
斯鲁特用拳头捶着写字台说：“得了，阁下，我看哪，这份文件是一个地下德国的人、自由德国的人复制的。我看他是冒着严刑拷打、死亡威胁和暴露他那个反纳粹组织的危险干的。我看，他偷偷把一台袖珍影印机带进绝密档案室，他心惊胆战，匆忙从事。复印这份文件还不是跟偷拍照片一样冒险吗？今天在德国，你要是不签一张能送你上绞架的收据，谅你连这种能印白底黑字的影印纸也休想买到。”
“你是一个热心的辩护者，老兄。”范怀南格又露出了笑容，“要注意这玩意儿注明一月二十日。一份绝密报告经过正式成文、批准、油印归档、偷偷复制，再秘密运到伯尔尼，这一切都不到三个星期？不，莱斯，我对你的同情心深表赞同，可是——”
“天哪，奥吉！”斯鲁特气炸了，“别再使用‘同情心’这个混账字眼啦！这种文件当然会火速送到外界来的！这文件讲述的一桩罪行，人们简直想都想不到！”
“哎呀！我钦佩你的同情心，莱斯，”范怀南格柔声答道，“且让我讲个小故事给你听听。在佛罗伦萨，有份文件传到我手里，也是用这一套特务活动的方式，内容涉及意大利的绝密作战计划。从文字上和外表上看，它不像这份那样粗制滥造，完全无懈可击。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出它是伪造的。我这样说了。可是，我们驻罗马的大使馆竟信以为真，把它交给了英国人。咳，他们仔细分析了这文件，就一笑置之。原来满纸荒唐，目的在于把他们的整个北非战略引向邪路。因此，事情很明白。那些玩意儿才是精心制作的，而这个嘛，”他用软绵绵的手指对着影印本挥了挥，“是一个低级笨蛋的作品。”
“行了，奥吉，多谢多谢。”威廉·塔特尔说。
三等秘书满脸堆着笑容，客客气气，甚至含着歉意，把烟斗一挥，站起身来就走了。
塔特尔把转椅转过半圈，叉起手指抱着后脑勺说：“抱歉，莱斯，我同意奥吉的看法。那玩意儿是毫无知识的人的荒唐空想，拼凑成一个恐怖故事，搞出一份一文不值的假情报。”
尽管斯鲁特早就料到范怀南格会有什么反应，可是塔特尔说出这番话来，倒真叫他大吃一惊。“请问你为什么这样说？”
塔特尔正在点雪茄，他津津有味地把雪茄含在嘴里咂着，然后拈着雪茄朝文件夹挥了挥。“就说铁路运输那一点吧。自从我到这儿以来，我一直在收集有关欧洲铁路的情报。马歇尔将军叫我干的——我认识乔治
很久很久啦——我给他送定期的情况简报。在欧洲的德国占领区，所有的车皮都办不了这事。莱斯里，你这里牵涉到由一个已经处于困境而且每况愈下的铁路系统来运输几百万老百姓的问题。希特勒光是运送他的军队、给养和外国劳工就已经焦头烂额了。车站里堆满了粮食、燃料、坦克，还有炮弹这类必不可少的物资。整师整师的官兵干坐在侧线上，因为火车无法运送他们上前线去。英国人又把他们的机车厂和铁路调车场炸得一塌糊涂。情况不会好转，只会越来越糟，明白吗？因此，这么一个周转不灵的铁路系统怎能来回运送遍布全欧洲的一千一百万人，实行什么疯狂的大屠杀计划呢？”塔特尔摇摇头，“这真是痴人说梦，胡说八道。伪造这份文件的人根本就不懂得铁路情况，可惜他没做些调查研究。”
公使发表这番长篇宏论的时候，斯鲁特咬着他那熄了火的烟斗，颓然倒在扶手椅上，一副心灰意冷的样子。“阁下，我不怕被人家看作同情犹太人，容我答辩吗？”
“要说就说吧。”塔特尔咧开嘴笑笑。
“这事根本不用这么大费周折。只要在整个西欧撒下网，用扇形包抄的办法来个一网打尽，”斯鲁特张开手指在半空中画了个半圆形，“把斯堪的纳维亚、荷兰、比利时、法国，接下来是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犹太人，统统扫到波兰和俄国沦陷区去。这些地方红十字会和新闻界都进不去，跟自由地区的居民又离得远，都是落后地区，交通不便，消息闭塞，而且反犹主义猖獗。不过，阁下，大多数犹太人都已经在波兰和俄国沦陷区了，这就是最要紧的一点。即使要搬动的话，他们也用不着搬多远。从西欧运送犹太人绝不会增加铁路负担，西欧没有战事啊。”
公使抽着雪茄，睁开那只好眼睛盯着斯鲁特：“你打算怎样鉴定这份文件的真伪呢？”
“你认为要怎样鉴定才算数呢，阁下？”
“问题就在这里，这桩混账事情我一点儿也不信。我说铁路运输问题是克服不了的。好，我不是叫你忘了这档子事。办得到的话，搞个鉴定来，同时还要尽最大努力保管好这份文件。”
“一定办到，阁下。”
“尽最大努力保管好这份文件，可并不是说把它交到比方说美联社记者的手里啊。”
斯鲁特满脸火辣辣的，答道：“保证不让人看到，除非由你把它发表出去。”
“那好吧。”
斯鲁特带了文件夹回到办公室，不由得感到精疲力竭、一蹶不振，愣愣地不知怎么办才好。他受了挫折，心里老是想不开，连嘴唇都发抖了，就埋头看起公文来，午饭时间也不休息。三点钟光景，一个秘书探头进来问：“你见不见让·赫西博士？”
“当然见。”
这位瑞士外交官精神抖擞地走进门来，他是一个正派人，小个子，愁眉苦脸的，长着一簇红色的山羊胡子，斯鲁特早在华沙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们有时下下棋，下棋时，赫西曾用施本格勒
的口吻对欧洲人的精神破产深表忧伤。“唉，我到锡耶纳去过了，我见到了娜塔丽·亨利太太。”赫西嚓地拉开公文包，说，“是一个漂亮女人，犹太人，对吗？”
“对，她是犹太人。”
“嗯！”他的眼光朝旁边一瞟，捋了捋胡子，同时装出一副色眯眯的轻薄相，“我把你的信交给她了。这是她的回信。”
“谢谢你，让。其他新闻记者怎么样？”
“无聊透顶啦，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就这一点来说，我真羡慕他们。我这就要向你们的公使去报告了。照交涉的发展情况看，这些记者可能在三四月间出来。”
斯鲁特锁上门，撕开信，在窗口对着几张黄信笺看起来。
亲爱的斯鲁特：
哎呀，收到来信真是喜出望外！趁着你那位好心的赫西博士同埃伦在外面柠檬房里喝茶，我赶紧把这封信打出来。
首先向你报告，我很好，路易斯也很好。说来真怪，我们在这里竟过得舒舒服服。可是，我一想到“伊兹密尔”号就忧心忡忡。我们差点儿就乘上那艘船出航了，莱斯里！一个认识埃伦的德国外交官把我们拉下船，用汽车送我们到罗马。我至今仍然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可是他把我们从大难中救了出来，也可能是从死神手中救了出来。英国广播公司对这事的经过并未大事渲染，不过看来在土耳其人勒令“伊兹密尔”号离开伊斯坦布尔以后，这艘船就失踪了。天哪，这艘船到底出了什么事？你知道吗？这里的消息真闭塞！我一想起这事就心有余悸。什么世道呀！我救了孩子，我想我应当感到欣慰才对，但我一直在想着那些人。
我们看到屋子完整无损。揭掉家具上的布罩，床上铺起被单，生上火，我们就安顿下来了，玛丽亚和托玛索还是完全照往常那样干着活儿。天气寒冷，不过晨雾一消倒也明媚宜人，只有留在高雅旅馆里走不掉的那帮人才使我们想起了战争。他们到这儿来吃饭，一次来一两个人，警察对此很客气。有不少记者、家眷，还有一名歌唱家、两位牧师——古里古怪的一帮人，日子过得厌烦死了，多半都灌饱了托斯卡纳酒，喝得烂醉，满肚子荒唐无聊的牢骚。不过，情况很好。
哦，天哪，我简直无法说起我收到你的信有多愉快！赫西博士刚走出房间这工夫，我竟哭了。这儿的生活真是寂寞得要命！你呢，在伯尔尼——相隔这么近，为争取我们的自由而奔走！我还没喘过气来呢！
唉，一下子只能说一件事，我还是赶紧把我脑子里想得最多的事先跟你说说吧。
斯鲁特，埃伦正在打这个主意，不管打不打仗，都决定留在这儿了。
大主教和警察局局长都是他的老朋友，他们待他都有如流亡的皇亲贵族。对我们来说，奇怪的是这儿完全像和平时期一样。上星期天，人家居然允许他到佛罗伦萨郊外伯纳德·贝伦森
的府邸去吃饭——你知道吗，贝伦森就是那个年高德劭的美国艺术评论家。嘿！贝伦森竟对埃伦说，他不想离开，他年纪太大了，动不了啦，意大利就是他的家，等等，等等，他还是住下不走，听天由命吧。贝伦森也是一个犹太人——像埃伦一样，勉强称得上一个犹太人吧。埃伦回来时脑子里也这么胡思乱想，如果贝伦森能待下来，他为什么不能呢？至于我呢，当然可以自由回家。
乖乖！
我曾说过，伯纳德·贝伦森有很重要的、很有权力的社会关系，他为亿万富翁、王公贵族、国立博物馆、巨头大王鉴定名画，他很可能受到墨索里尼的庇护。这些对埃伦来说一点儿都沾不上边，他非常不情愿地勉强承认这一点。可是，他说他年纪也大了，意大利也是他的家。他的风湿病越来越不见好（那倒是真的），乘火车长途旅行，加上横渡大西洋，可能会把他拖垮，说不定就此落得个残废。他已经动手写他自命为最重要的著作，他那套著作中的“最后一部”是关于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的。这本书开头写得很顺利，要知道，这本书把我们两人都忙坏了。
不过，他显然无法想象一旦我们统统走了，他会落得个什么样的苦境。他一个人与世隔绝的日子可不好受。万一他病了，就会落到敌对的外国人手里。他是在敌人的国土上呢！这就是他不愿面对的残酷事实。他说，墨索里尼向美国宣战是封住德国人嘴的一出喜剧。反正事无论大小，他都有话说。
他有条备而不用的锦囊妙计，心满意足地抱着不放，莱斯里。原来埃伦在二十多岁时闹了一段小小的风流韵事，结果一场空，其间他一度改信了天主教。这件事你知道吗？他很快就放弃了，不过再也没恢复原来的信仰，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他有个在梵蒂冈的朋友搞到了他在美国皈依天主教证件的复本，把复本给了他。埃伦现在把这些一文不值的照片当成他的护身符和挡箭牌。他搞到了这些证件可真倒了大霉啦！
要知道，他熟读了《纽伦堡法令》，具体内容如何我不清楚，不过据说对德国的犹太人来说，凡是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前改变宗教信仰的可以得到区别对待，也许这只对一半犹太血统的人有效。总之，埃伦说他对付得了意大利人，至于德国人嘛，哎呀，有了他那宝贵的改变宗教信仰的证件，加上美国新闻记者的身份，他才不担心呢。一句话，他只有几年好活啦，他唯一关心的事就是写作，而他在这儿写作条件最好。
我求你劝埃伦打消这个念头，可能他会听你的话，我对他再也无能为力了。他对我抱有歉意，千方百计想安慰我。他立我为他的全部财产和版权的继承人。埃伦为人深谋远虑，大小也算个财主。可是我仍然对他很恼火，而且极为担心。
我真不知道自己干吗要为埃伦如此烦心，这毕竟是他的命啊。在那段白白逝去的岁月里，日子过得稀里糊涂，我操心的只是谈情说爱（天哪，当时我多年轻啊！），跑来帮他工作无非是想跟你接近一点儿。那时我简直一点儿也不了解他，如今我的命运跟他的命运息息相关了。我的父亲过世了，我的母亲，人不在我身边，心也不在我身边，远在万里之外。尽管天下大乱，她却在迈阿密海滩打打卡纳斯塔牌
，参加参加哈达萨
的会议。我叔叔几乎是我唯一的亲人，仅次于路易斯而已。跟埃伦相比，拜伦本人只是一个没有血肉的概念，一段光辉灿烂的回忆而已，我对你的了解甚至比对自己孩子父亲的了解还要深呢。
哎哟！我听到埃伦和你那位瑞士朋友的声音了，我得结束这封信。
好斯鲁特，亲爱的人儿，你简直想象不到我知道你就在我附近，我心里感到多舒服。当初在巴黎我提出嫁给你时，你不娶我，真是一个大傻瓜。我当时多爱你啊！唉，事情往往只发生一次，过后就烟消云散，成为过去。它在你身上留下了烙印，使你永远变了样儿。人们要是早些明白这一点就好了——得了，这篇匆匆打出的胡言乱语有什么用啊。亲爱的，请你替埃伦想想有什么办法吧！
附上照片，你看我又瘦多了，不过至少脸上还露着笑容。路易斯逗人喜爱吗？
爱你的娜
斯鲁特坐在书桌边，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张快照，把心目中的塞尔玛·阿舍尔同这个穿着普通家常衣服、怀里抱着一个漂亮娃娃的年轻女人相比，塞尔玛多么相形见绌啊！他心里想，自己出了什么毛病啦。当你失去一个情人的时候，应该就像拔掉一颗牙那样，短短一阵子剧痛，痛定之后，牙洞立即就愈合了。人人都经历过这种事。可是，娜塔丽·杰斯特罗虽然一去不复返了，却还像一个撩人心弦的娇娘那样迷住了他。单单看这封信，就给他一种甜酸苦辣都有的感觉。唉，她就用这种黄信笺，用这台y字字面已磨损的雷明顿打字机，向他倾吐了多少激情流露的心里话啊！一去不复返了，那种如火如荼的爱情，那种人生难得一回逢的大好机会，全都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通过外交途径，要给她发封信恐怕也得花上两个星期，但他还是放下工作，给她写了一封三张纸的回信。向娜塔丽·亨利倾诉衷肠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乐趣，尽管带着点儿令人灰心丧气的味儿。然后，他给杰斯特罗写了一封短信，告诫他打消留在意大利的念头。他撕掉了一份草稿，这上面提到了偶然落到他手里的那份犹太人大难临头的“新材料”，他不想让娜塔丽白白吓一场。公使叮嘱过他在文件没有鉴定真伪之前必须保密，这番呵责也使他深为不安。
可是，该怎样来鉴定真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