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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四点半，俄国俘虏正惴惴不安地打着盹儿，管棚子的头头儿就又叫又骂，把大家吵醒。隔离营的一间间木棚里又冷又臭，三个人紧紧挤在一张铺上，躺在爬满蚤虱的草垫子上，这就是他们仅有的睡眠了。班瑞尔·杰斯特罗跳下上铺听候点名，嘴里还念叨着每天必做的晨祷祈祷词：听啊，以色列。他应当先洗脸再祈祷的，但是办不到，因为水在一百码以外的地方，而且这时候禁止用水。他又添上一段《塔木德》上应付危急情况的简短祈祷词，临了念道：“让我活下去吧，让我活下去吧。”接下来可要立正站队了，在波兰的仲冬时分，只穿着一套薄薄的条纹布囚衣，冒着刺骨寒风，在黑暗里站上一个多小时。
“让我活下去吧”是一个现实的衷心愿望。一方面，由于不管有没有得罪看守人员，俘虏都要挨重重拷打，再加上体操做个没完，做到身体最弱的倒下来才算了事，还有罚饿肚子，在零下的冰冻天气里，叫几乎赤身裸体的人们站队点名，点上老半天，还有干苦活——挖排水沟啊，拖木材啊，拉石块啊，在疏散的村庄里拆毁农民房屋啊，搬运物资到盖新棚的工地啊，有时一搬就是好几公里路；另一方面，由于看守人员把步履踉跄或摔倒在地的人都当场枪毙，要不就用枪托把这些人活活打死，奥斯威辛隔离营里俄国俘虏花名册上的人数就这样在迅速减少。
其实，俄国战俘正成为司令官一大扫兴的事。
一批又一批的战俘，报到的只有讲定人数的一半，这里头病的病、弱的弱，有的筋疲力尽差点儿倒在地上，还有一半人已经死在路上了。他就靠这批每况愈下的垃圾当劳动大军，奉命来开展不是一项而是好几项紧急建筑工程。一项是把坐落在烟草专卖公司建筑物和波兰军队旧营房的集中营本部扩大一倍；一项是为野心勃勃地发展实验农场和养鱼场做出安排，部署人员，德国秘密警察总监希姆莱计划拿这作为奥斯威辛机构中装门面的实物展览；一项是在西面三公里以外的白桦林镇盖一座规模空前庞大的崭新集中营，容纳十万名战俘为军械厂干活儿；还有一项是着手勘定和筹划建厂工地！迄今为止，德国还没有一座集中营容纳得了一万多名战俘。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差事，一项值得骄傲的任务，也是一次高升的好机会，司令官对此非常了解。
可是，上面不给他人手。假如他手头没有一批还能足足干一整天活儿的波兰和捷克的政治犯做可靠的基本力量，加上源源不断地新到的人手，那么整个工程就完不成。在劳动队中，只有身体最棒的俄罗斯人还有点儿用处，这种人每一批中也许有百分之十。只消给这些人吃点儿东西，他们就能恢复精力，重新干活儿。这些家伙真能吃苦耐劳！谁知眼前却碰到了一个大难题：关于奥斯威辛控制区这块分配给司令官管辖的四十平方公里沼泽地的真正任务是什么，现在可被上面搞糊涂了。他深感赋予区区一个党卫军少校的重任，巴不得想干番事业。一年半工夫，他全副身心都投在奥斯威辛上。一九四〇年，他来此建营时，这里只是一片荒凉的沼泽地，只有零零星星几幢房子、稀稀拉拉几个小村。如今，这里总算像个样子了！可是，对他的真正要求到底是什么呢？是最大限度地发展军工生产呢，还是最大限度地消灭国家敌人？他仍旧弄不明白。
司令官自命为一个军人，他随便干哪一件事都心甘情愿。两件事同时并行可不成！然而，上面不断下达一个个自相矛盾的命令。就拿俄国战俘这件事来说吧，为了报复苏联残酷虐待德国俘虏，对待俄国俘虏就得“毫不留情”。对那些负责政治工作的，不管地位多低，一律立即枪决；对其他人，赶紧让他们干活儿累死，干的是奴隶的活儿，吃的是狗食不如的口粮。
……好极了，希姆莱总监。可是顺便问一下，您命令我在白桦林镇（用野蛮的波兰语拼写叫布热津卡，换成优美的德文就叫比克瑙）那边建造千百座营房怎么办呢？啊，对了，就是营房。啊，对了，还有实验农场。啊，对了，还有工厂！得了，得了，就让冲锋队队长霍斯去为这一切事情操心吧。霍斯是一个不负所望的家伙。他光会发牢骚，打调子悲观的长篇报告，说任务不可能完成，可到头来他还是执行了命令。这个家伙倒靠得住……
司令官很珍惜自己的这份声誉。哪怕在这种令人伤心的情况下，他也决意要保持这一点，办不到的话，为之牺牲也在所不惜。像别人一样，他也想在行伍中青云直上，也想让全家人都沾沾光，等等。可是，秘密警察总监希姆莱趁机利用了他办事一贯特别认真负责这一点，真让他心灰意懒。这事简直不公平。
有一个阴天的晌午，司令官穿着一件厚大衣抵御利刃般的寒风，站在焚化场外边的雪地里，等候三百名俄国俘虏到来。这三百名俘虏是从几批战俘中作为政工官员或有军阶的人剔出来的，他们已被卡托维兹的巡回军事法庭判处了死刑。司令官对这判决并无怨言。这场战争事关同布尔什维主义的生死搏斗。如果要拯救欧洲文化，对这些野蛮的东方敌寇就决不能容情。只是有几个判死罪的人身子那么壮实，未免太可惜了。
至少要他们死得不至于完全浪费才是，要他们交出重要情报。霍斯少校不喜欢下级报喜不报忧。在萨克森豪森当情报组长时，他吃尽苦头才学会了事必躬亲。集中营上上下下的各级领导往往喜欢谎报成绩、掩盖真相，把办事效率吹得大大超过实际。上一回，当司令官在柏林向秘密警察总监希姆莱汇报时，在十一号营房地下室里对俄国死刑犯使用营里最毒的杀虫剂的各个报告就矛盾百出。一个下级——这主意其实就是他想出来的——声称他们差不多都是当场就死的。别人则说花了老半天工夫，这些俄国人才咽气，还说尽管他们正被毒气熏着，他们还是朝地下室的一扇门冲击，差点儿把门砸开。假如他们当真夺门而出，把那阵臭不可闻的蓝色毒气放出来，弥漫整个营部，那岂不是要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了？
还是老毛病，对细节不加注意。地下室的门加固得不够严实，地下室那所谓的密封口原来用的是黏土。多么荒唐可笑！焚化场死亡室的这项实验是在司令官亲自监督下进行的。密封性能还曾用氯气加压试验过，结果圆满，只是门口附近隐隐有点儿游泳池的味儿。从那时起，这扇门加厚了橡皮垫圈。焚尸间远在集中营外的草场上，不像十一号营房那样恰好设在主要建筑物中。就缺少一点点常识！
俄国人走过来了，愁眉苦脸，脸色可怕，两眼凹陷，眼圈发黑，穿着破破烂烂的制服，上面缀着偌大的两个黑字：苏联。两边都有手持冲锋枪的看守押送着。他们的脸色表明他们已经明白自己正在去送死，可是他们的队形依然整整齐齐。他们的木底鞋踩在雪地上吱吱嘎嘎直响，像军队行军那样整齐地发出阴森森的回响。真是不可思议的人！他曾经看见他们在工区像饿狼似的，围着党卫军伙房里扔出来的泔水桶大打出手，为了一个烂土豆互相掐着脖子，又吼又骂的。他还曾经看见他们像梦游者似的在转悠，瘦得皮包骨，无异于行尸走肉，任凭看守拳打脚踢、百般威胁，身子缩成一团，血淋淋地倒在地上，却毫无怨言。可是，一旦把他们编成队伍，对他们下道命令，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团体里，那么，这些俄国人尽管身体虚弱、胆战心惊，还是会一下子苏醒过来，像常人一样又会干活儿又会行军了。
这些俘虏排成单行，走进灰色的平顶房子就不见了。看守拿着毒药罐待在房顶上，守在新近开凿的管状窥视孔旁。这间宽敞而低矮的水泥房间可以挤进三百个人，这一细节经过检验了。窥视孔上的活门都封得严严的，这一点也经过检验了。司令官在雪地里走来走去，不断挥着胳膊取暖，三名副官随侍在侧，个个穿着合身的绿军装。他对制服要求非常严格。身为看守，衣冠不整是集中营风纪败坏的开端。他早先在达豪任职时就看到过这种情况……
屋顶上行动了！
到了一定时候，他在副官陪同下走进屋子。看见戴着防毒面具在屋内值勤的党卫军，司令官一时回想起上次大战时自己当兵的情形。他接过一个防毒面具便戴上了，他发现，死亡室里这一幕情景并不是悄悄地进行的。这一点可不在话下。隔着门传出闷声闷气的叫喊和嚷嚷，只是这声音在室外传不远。他看了一下手表，从屋顶上开始行动以来，已经过了七分钟。他走上一步，凑近装在门上那有厚玻璃的窥视孔。
死亡室里耀眼的灯光一闪一闪的，可是这块混账玻璃一定得换掉，质量太差，看上去什么东西都发黄，而且晃来晃去，走了样儿。大半俘虏都已经倒下了，一个叠一个，有的一动也不动，有的还在打滚折腾。可能有五十来个人仍然站着，跌跌撞撞，活蹦乱跳。贴近门口的几个人一味地捶着门，抓啊挠啊，发狂的脸容，拼命张开嘴在嚷嚷。真是难看极了！不过，就在他观看的时候，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像喷了除虫菊制剂的苍蝇似的纷纷倒下。司令官亲眼看见过多次拷打、绞刑和枪决，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本人作为一个被不合理判刑的政治犯也坐过八年牢，后来又当了八年集中营的长官
。你学会了忍受这一套，你的心肠才硬得起来。可是，他看到这一过程，竟也感到相当恶心。这可有点儿不同啊。话又说回来，你有什么办法呢？你是在执行命令嘛。
毫无疑问，这玩意儿管用。有了严实的密封性能，这件事看来的确能行。司令官把防毒面具拉开了一会儿。走廊这儿没有一点儿气味，什么味儿也没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对人员无害。说不定到时候可以免戴防毒面具。
眼下里边越来越安静了。要不是这儿那儿还有些身体在起伏翻动，这大堆尸体可真算得上安宁了。没有理由停留。他把防毒面具交给门口的看守，起身走了。刚才吸着防毒面具滤过的空气，一股橡皮和化学药品的污浊味，现在到了外边，他不由得把两肺吸满了多雪的奥斯威辛的冷空气，感到格外清香，沁人心脾。
他仔细盘问了负责死亡室里通风工作的中尉。在室内还不安全以前，不准任何想逞英雄的人进去，哪怕戴上防毒面具也不行。中尉承认，通风设备很糟糕，要使用大型轻便电扇，一个小时内应该能完成这项工作。司令官发布了一道干脆的命令：通风工作开始以后的三小时里，任何人都不得入内！安全系数要达到百分之二百，实施一项有风险的行动计划就得这么办。
他的亲信副官用公家汽车把他送到公馆去，他的妻子、儿女正在公馆里等着他回去吃圣诞节晚餐呢。司令官可没兴致过节。干刚才这个勾当时，他始终摆出一副冷若冰霜的严峻脸色。他理应以身作则嘛！但是，他是有人性的，尽管集中营控制区里并没人特别想到这一点。他也是奉命办事，没有办法。他洗了个热水淋浴，拼命擦着身子，还换上一套干净的军装，虽说身上那套军装也很干净，一点儿气味也没有。在后方基地，他没法儿松弛一下。只要不在睡觉，他总是穿着军装。要是仍旧穿上刚才穿的那套军装吃圣诞节晚餐，未免有点儿不大合适。
但是，等他洗完淋浴，换上装，尽量冷静下来，实事求是地思考了一下之后，他不得不对这些成绩感到满意。早在七月里，总监希姆莱就在机要办公室长时间地单独接见过他一回，总监告诉他有关大规模处理犹太人的方案。这个方案非常秘密，他始终藏着不敢说，连想都不敢想。这是元首直接下达的命令，因此不容有异议。其他几个集中营都要分担一些任务，不过奥斯威辛将是一个主要的处置中心。
司令官一直希望这也许是一个夸大其词的规划——希姆莱有不少主意净是空谈，可是他仍然只好把这问题调查一下。视察了几个已经小规模实行这类措施的集中营以后，他深信目前的一切方法都应付不了希姆莱计划要搞的行动。在特雷布林卡使用一氧化碳进行窒息的方法是耗时费劲的麻烦事，既费燃料又费功夫，而且不是百分之百有效。根据计划的规模予以枪决也办不到，行刑队的心理影响受不了，更别提严重的弹药问题了。
在大面积的房间里使用毒气的办法倒一向是值得一试的好主意。可是，用什么毒气好呢？今天的实验证明，集中营里一向拿来做营房烟熏消毒用的“齐克隆B”这种烈性杀虫剂，可能是意想不到的解决问题的简单办法。百闻不如一见。在一个密不通风的空间里，大剂量地使用这种蓝绿色结晶药物，那三百个家伙没拖多久就死了！如果改用精心建造、面积更大的房间，用一种有条不紊的人道主义方式，在同一时间把大批人驱入室内，必能取得圆满成绩。问题就在于如何处理尸体。这个棘手的问题照例堆在他身上。上面是不会出什么高见的，让霍斯去伤脑筋吧。可是，目前这个焚化场勉强只够焚化自然死亡和因犯法而被枪毙或绞死的俘虏。
得了吧，该吃圣诞节晚餐了。司令官一家人团团圆圆。虽然布置得漂漂亮亮的公馆里满是精致的摆设，门厅里一棵圣诞树装饰得闪闪发光，可这场合并不令人愉快。他妻子不断给他往酒杯里斟满摩泽尔白葡萄酒，脸上罩着一种忧戚的神色。孩子们个个穿上盛装，脸上喜气洋洋，但是他们也流露出害怕的神情。司令官恨不得创造出一种温暖的家庭气氛，可是他重担在身，力不从心。他不能随心所欲地做个德国的好丈夫和好父亲。他心里闷得慌，他的寥寥几句话里带着一种怒冲冲的口气。他实在没办法。烤鹅做得好吃极了，波兰女用人手勤脚快的侍候也挑不出毛病，可是司令官这一天过得真倒霉。圣诞节也罢，不是圣诞节也罢，就是这么回事。
他真替孩子们感到惋惜。他拿走一瓶白兰地酒，独自去抽雪茄，自斟自酌。这时，他又揣摩着把孩子们送回德国去上学的事。他妻子不赞成，她不断叨咕，其实在后方基地生活已经够冷清的了。不用说，她对大路对面铁丝网后面的事一点儿也不知情。她哪里知道奥斯威辛的气氛不适合成长中的孩子。他不得不把这问题再研究一下。目前，由党卫军中有教养的青年军官私人教课的方法根本不适合德国儿童的成长，他们需要同年龄的朋友、有趣的游戏和体育活动，过正常的生活。
司令官慢条斯理地喝光瓶中的白兰地，尽管酒精的麻醉作用很中他的意，他还是惦记着自己的孩子，惦记着集中营里一连串迫切的问题，同时脑子里还断断续续地掠过刚才从发黄的窥视孔里看到的一幕幕令人扫兴的情景：一堆堆俄国人在打滚翻腾。他边喝边想，不知不觉，暮色已降临到隔离营里一长排的木棚上了。俄国战俘在比克瑙工地上干完一天活儿，正收工齐步走来。有的战俘身背穿着条纹布囚衣的还没发硬的尸体，给压得禁不住打着趔趄。工地上倒毙的尸首必须带回来对付晚上点名，因为活人加上死人的数字一定得同早上出工的人数相符，这样保管谁都逃不出奥斯威辛，除非是死人。俘虏组成的乐队正敲啊打的演奏一支进行曲，因为干活儿的人出工收工一向都有轻松愉快的铜管乐伴奏。
班瑞尔·杰斯特罗弯着腰，背着一具非常轻的尸体，尸体的脑袋像绳子吊着的一块石头般不断晃着。这个人他并不认识，在贮木场上，刚要收工，这个人忽然倒下了，当着他的面死去了。他把这具尸体放在操场上的一排死尸里，就赶紧站到队伍中。等到点完名，天已经黑了。班瑞尔回到自己的棚子里，发现屋里没先前那么挤了。有几个被毒气熏死的人就是从这屋里出去的。
“尤里·戈拉乔夫！”管棚子的队长吆喝道。这是班瑞尔在莫斯科加入红军时用的假名。他一听，顿时浑身僵硬，不由得脱下条纹囚帽，两臂笔直地贴着身体两侧。管棚子的队长是一个乌克兰籍小头目，这家伙长相十分丑陋，手里拿着一张纸，在黑暗里向他走近。
“拿着你的东西！”
杰斯特罗提着他那个破破烂烂的小包，跟着那人开步走，到了雪地里，又沿着一排探照灯照明的建筑物远远走去。班瑞尔太疲劳了，肚子又饿，冻得浑身麻木，而且经常担心害怕，已经顾不上近在眼前的死亡威胁了。上帝的意志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他们走进大门附近的一个棚子。这棚子里的灯光格外明亮，挤得满满的俘虏看上去干净些，吃得也好些。他们也不是俄国人，因为班瑞尔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像他自己背上缀着的偌大两个黑字——苏联。
那个乌克兰人把这张灰乎乎的纸交给一个戴着小头目臂章的大个子，这人长着一脸吓人的红胡子，一对小小的蓝眼睛周围全是鱼鳞纹。那个乌克兰人朝班瑞尔做做手势，用生搬硬套的德国话嘀咕了几句就走了。红胡子粗暴地拖着这俘虏的胳膊肘，顺着一排双层木铺位，把他硬拖到棚子的一头去。杰斯特罗在那儿看到萨米·穆特普尔正背靠着床架，同另一个俘虏在谈话。
这正像死刑缓期执行一样令人大吃一惊，喜出望外。
因为当天下午在贮木场里，就在他收起那具分量很轻的死尸之前，他认出了穆特普尔。班瑞尔还豁出命去悄悄同他说话。要知道，俘虏间私下谈话处罚起来不是当场用乱棍打死，就是用鞭子抽死，再不就是枪毙。不过，穆特普尔分明是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俘虏——他不是小头目，倒有些像工头，因为他正对着一队在堆放木材的大个子波兰佬发号施令。错不了，正是穆特普尔，奥斯威辛的建筑包工头，从前经院的老同学，为人虔诚，身体非常壮实，有回建筑工程出了事故，摔坏了鼻子。因此，班瑞尔冒险挨过他身边，悄悄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囚号。穆特普尔穿着条纹囚衣，照旧那样肥头胖耳、威风凛凛，那头缠结的蓬发和连鬓胡子照旧几乎全是红棕色的，那人丝毫也没表示出认出他或听见他声音的样子来。
红胡子小头目做了个手势，吩咐班瑞尔睡在穆特普尔背靠着的那张木床的上铺，说完就走了。穆特普尔正眼也不朝杰斯特罗看一下，径自用波兰话同另一个俘虏闲扯，中间插了一句：“你好，班瑞尔。”
这是杰斯特罗第一次得到暗示，上帝也许能让他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