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开春时节，两个舅舅分家了。雅科夫留在城里，米哈伊尔搬到河对岸。外祖父在“田野街”买了一所挺有趣味的大宅院。楼下一层是石头建筑，租给一家酒馆。阁楼上有一个舒适的小房间。这个宅院还带有花园。从花园往下走，是一个山沟，山沟里有一片枝条光秃秃的小柳树林。

“瞧，鞭子有的是！”外祖父快活地眨巴了一下眼对我说，“很快我就要教你识字了，这些枝条派上用场了……”这时我跟着他在花园里松软的、冰雪融化的小路上到处转悠，走走瞧瞧。

整个楼房住满了房客。外祖父只在楼上留出一大间给自己住和接待客人，外祖母带着我住在阁楼上。阁楼的一扇窗户朝着大街。每天晚上，或者逢年过节，从窗台上毛腰可以看见醉汉们摇摇晃晃地从酒馆里出来，又跌跌撞撞地在大街上连喊带叫，甚至摔倒。有时他们像麻袋一样被扔到马路上。但他们又挣扎着往门里闯，把门拍得乒乒乓乓，震得叮叮当当，门上滑轮吱吱地尖叫，斗殴又开始了。从上面往下看，这一切太有趣了！外祖父早上去两个儿子那里，帮他们料理作坊，晚上回来时又累，又发愁，又生气。

外祖母烧火做饭、缝衣补袜，在菜园和花园里刨地种菜，整天忙得团团转，像一个被无形的鞭子抽着的大陀螺。她闻着鼻烟，津津有味地打着喷嚏，擦着脸上的汗，说道：“真是享清福了！愿它地久天长！阿廖沙，我的心肝宝贝啊，瞧我们过得多安静！感谢天上的圣母，我们大概变得万事如意了！”

可是我并不觉得我们过得安静！从早晨到深夜，房客们在屋里屋外忙来忙去，成天闹哄哄的。邻居的女人们也常过来，她们仿佛全都急着去什么地方，而又总是因为迟到而唉声叹气。她们全都仿佛在准备着什么，经常叫外祖母的名字：“阿库林娜·伊凡诺芙娜！”

阿库林娜·伊凡诺芙娜——我的外祖母，无论对谁都笑容满面，亲切热情，对谁都关怀备至。她用拇指把烟装到鼻孔里，再用红方格手帕擦着鼻子和拇指，说：“消灭虱子，我的太太，就要常洗澡，需要洗薄荷蒸汽浴；如果虱子进了皮肤，就在碟子里放进一羹匙最干净的鹅油，一茶勺升汞，三滴水银，用陶瓷瓦片研七遍，然后抹在皮肤上！要是用木勺或者骨头研，水银就糟蹋了。不许用铜和银，因为有毒，伤害身体！”

有时，她思考着给别人建议：“大娘，您去城郊佩乔雷修村找苦行修士阿萨夫，因为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

她给人家接生，化解家庭矛盾，给孩子治病，能背《圣母梦》。据说女人们背会这首诗就能“交好运”，她还给人家提各种家务方面的忠告：“黄瓜自己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腌，如果它不再有土味儿或者其他任何怪味儿，那就可以腌了。克瓦斯要发酵，要让它‘生气’，这样它才够劲儿，才冒泡，才‘大发脾气’！克瓦斯不喜欢甜，所以你加一点儿葡萄干就可以了，也可以加点儿糖，但一桶只加半钱。酸牛乳有各式各样的做法，有多瑙河口味的、西班牙口味的，还有高加索口味的……”

我整天围着她转，无论她去花园还是去院子里，或者去邻居家几小时几小时地喝着茶、不停地讲各种故事，我都跟着她，好像长在她身上的尾巴。在我人生的这段时期，除了这位不知疲倦、不辞辛苦、勤劳善良的老人，我再也不记得还有别的什么。

有时候，我母亲不知从什么地方回家来住很短的时间。她傲慢、严厉，灰色的眼睛像冬天的太阳一样冷冷地注视着一切。她很快就消失不见了，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回忆。

有一次我问外祖母：“你会巫术吗？”

“哦，亏你想的！”她笑了，但马上又意味深长地补充说，“我哪里会巫术呢？巫术是一门难懂的学问，我连识字都不会，一个字母都不会！瞧你外祖父，他识字还真行！圣母可没有给我智慧。”

于是，她向我公开了她自己的一小段身世：“我也是孤儿。我妈妈是个孤苦伶仃的贫苦雇农，一个残废。还在当闺女的时候，她受到了地主老爷的惊吓。那天夜里，她吓得跳了窗户，摔坏了半边身子，肩膀也摔伤了，从此最有用的右胳膊全都萎缩了。我妈妈原本编花边是出了名的好，这样一来，她对老爷一家就没有用了，他们给了她‘自由的生活’。他们说：‘由你自己去生活吧。’可是一只手怎么生活啊！她开始沿街乞讨，到处流浪。那时候，人们生活比较富裕，心也比较好，巴拉赫纳的木匠和织花边女工就很好！我跟着母亲每年秋天和冬天在城里要饭，大天使加百利挥剑赶走了冬天，春天拥抱着大地，我们就这样到处走，像俗话说的，由眼睛给我们带路。我们去过穆罗姆，也去过尤列维茨，我们沿着伏尔加河往上走，也在静静的奥卡河沿岸走。每逢春天和夏天，走在大地上，感觉真好！大地总是那么亲切，青草像天鹅绒似的，至高无上的圣母在田野上撒满了鲜花，简直使你心旷神怡！妈妈有时闭上蓝晶晶的眼睛，提高嗓门唱起歌来。歌声虽然不怎么有力，可是响亮，周围的一切仿佛打起盹来，静静地听她歌唱。这种托基督福过日子的生活也真好啊！我满九岁后，母亲觉得不好意思再领着我到处要饭，她觉得羞耻，就在巴拉赫纳落了脚。她一家一家地沿街乞讨，节日里就到教堂门口领些施舍。我就坐在家里学织花边，我加紧地学，想早一点儿帮妈妈。有的地方学不会，我就流眼泪。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你瞧，我学会了这门手艺，而且全城都闻名。只要谁需要好的手工，马上就来我们家：‘喂，阿库利娅，织几个花边吧！’我可高兴了，心里像过节似的。当然，不是我的手艺高，是妈妈教得好。她虽然只有一只手有用，自己不能干活儿，但是她会指点。俗话说得好：一个好老师比十个干活儿的徒弟还珍贵。可是，当时我自以为了不起，我说：‘妈妈，不要到处要饭了，我自己一个人就能养活你！’你瞧，她怎么说：‘住嘴，你要知道，这是给你攒钱买嫁妆。’不久，你外祖父闯进了我们的生活——一个出色的小伙子，二十二岁，已经当上大船的工长了！她母亲看上了我，她看出来，我会干活儿，是要饭人的女儿，大概会老实听话的，瞧她想的……她是做甜面包的，是个心狠的女人，不要记她这些了……嘿！我们干吗要记起恶人？上帝自己会看见的。上帝看管恶人，魔鬼喜欢恶人。”

她会心地笑了，鼻子颤动得乐死人！沉思的眼睛炯炯有神，我对它倍感亲切。那眼神所表达的一切，比语言还要明白。

我记得一个寂静的夜晚，外祖母和我在外祖父的房间里喝茶。外祖父有病，坐在床上，没有穿衬衫，肩上披着一条长毛巾，时刻都在擦身上的大汗。他呼吸短促嘶哑，绿眼睛暗淡无光，浮肿的面孔烧红了，又小又尖的耳朵尤其红得厉害。当他伸手接一杯茶时，手哆嗦得可怜。他变得温和了，跟平时不一样。

“干吗不给我放糖啊？”他像个被惯坏的小孩儿，撒娇地问外祖母。外祖母亲切地回答，但语气坚决：“茶里放了蜂蜜，你喝它更好！”

他气喘吁吁、连咳带呛地大口喝着热茶，说：“你看好我，别让我死了！”

“不要怕，我会细心看护的。”

“那就对啦！要是现在死，那就像根本没有活过似的，一切都化为灰了！”

“你不要说话了，安静地躺着吧！”

他闭上眼，咂着黑色的嘴唇，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像被针扎了似的，他翻动起身子，说出了自己的心思：“要尽快给雅什卡和米什卡娶媳妇，也许老婆和未来的孩子会使他们老实点儿，嗯？”

于是，他一一提起城里谁家有合适的姑娘。外祖母一声不吭，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茶。外祖父由于我的某种过失而禁止我到院子和花园里去玩。我只好靠窗户坐着，看晚霞映红城市上空，街坊邻舍的玻璃窗闪着耀眼的红光。

花园里，甲壳虫绕着白桦树嗡嗡地飞；隔壁院子里有个箍桶的工匠在干活儿，附近一个什么地方有人在霍霍地磨刀；花园下面的山沟里，孩子们在密林里吵吵闹闹，惹得人心里发痒，真想出去玩个痛快！黄昏的惆怅渐渐地涌上心头。

突然，外祖父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小小的新书，把它放在手掌上用力一拍，兴致勃勃地叫我：“喂，你过来，调皮鬼！你坐下，你这个高颧骨。你看这个。你念：аз！буки！веди！这是什么？

“буки！”

“对了。这个呢？”

“веди！”

“你念错了，是аз！你看，这是：глаголъ, добро, есть。这是什么？”

“добро！”

“对了。这个呢？”

“глаголъ！”

“对了！这个呢？”

“аз！”

外祖母插进来说：“你老实躺着吧，老爷子……”

“你别管，住嘴！我这样正好，不然胡思乱想的，我受不了。来吧，列克谢！”

他用一只滚烫冒汗的胳膊勾着我的脖子，把书端到我鼻子下面，另一只手越过我的肩膀，用指头点着字母。他身上发出一股醋味、汗味和烤焦的葱味，我几乎透不过气来，而他却兴致勃勃，哑着嗓子对着我的耳朵喊叫：“земля！люди！”

这些词的意思我都知道，但写成斯拉夫字母，跟它们的名称并不一致。“земля”的字母像一条蛆，“глаголъ”的字母像驼背的格里戈里，“я”这个词像外祖母和我；可是外祖父有些地方跟所有字母相似。他逼着我长时间地念字母表，有时按顺序问我，有时抽查着问。他的狂热劲儿感染了我，我也冒汗了，也扯开嗓子喊。这可把他逗笑了。他又抓胸脯又咳嗽，把手上的书都揉皱了。他哑着嗓子说：“老妈妈，你瞧，他在吊嗓子哩！嗨，阿斯特拉罕的狂小子，你喊什么，干吗要喊？”

“是您在喊嘛……”

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外祖母，心里真高兴。外祖母用双肘靠着桌子，用拳头支着腮帮，望着我们，低声笑着说：“行了，你们会喊坏嗓子的！……”

外祖父友好地对我解释：“我喊是因为有病，你因为什么喊？”

他摇晃着汗淋淋的脑袋，对外祖母说：“纳塔利娅生前说他记性差，这话不对。感谢上帝，他有马的记性！翘鼻子，你再念！”

最后，他像开玩笑似的把我从床上推开：“好了！把书拿去。明天你得把全部字母一个不错地念给我听，这样我赏你五个戈比……”

我伸手拿书的时候，他又把我拉到身边，忧郁地说：“你母亲抛下你，在这个世上受苦，小外孙啊……”

外祖母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唉！老爷子，你干吗说这些？……”

“我本不想说，但痛苦逼得我……唉！多好一个姑娘，走错了路……”

他猛地一下推开我，说：“去玩吧！不许上街，就在院子里或者花园里……”

我正是应该去花园哩！我刚来到花园小山上，一些孩子从山沟里开始向我扔石子，我也高兴地回敬他们。

“哞哞来了！”他们叫喊着，远远地看见我就武装起来，“狠狠揍！”

我不知道“哞哞”是什么意思，这外号也并不惹我生气，不过我倒是喜欢一个人打退许多人，也高兴地看到自己的石子百发百中，逼得敌人逃进树林。这种战斗不是出于恶意，结局几乎也不令人恼怒。

我学习识字毫不吃力，外祖父对我越来越关心，打我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虽然按我自己的估计，应当比以前打得更勤，因为随着成长，我越来越胆大妄为，越来越频繁地违犯他的规矩和教导。可是，他只不过骂我几句，用手打我几下罢了。

我心里想，也许他以前白打了我，没有收到效果。有一天，我把想法告诉了他。

他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下巴，托起我的头，眨巴着眼睛，拉长腔调说：“什——么？”

他嘿嘿地笑了，说：“嗨，你真是胡说八道！你怎么能估算出应该打你多少次？除了我自己，谁能估算啊？滚开，去你的！”

但他马上又抓住我的肩膀，重又盯了我一眼，问：“你是机灵还是老实，嗯？”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我告诉你：要学机灵点儿，这样会好一些。老实就是愚蠢，你懂吗？绵羊就老实。你记住！去吧，玩去吧……”

很快我就能拼读圣歌识字本了。这种学习通常都是安排在晚茶之后，每一次我都得读完一篇圣歌。

“Буки-люди-аз-ла-бла；живе-те-иже-же-блаже；наш-ербла-жен.”我一边念，一边在书页上移动着外祖父的教鞭。由于枯燥，我问：“雅科夫舅舅就是有傻福的丈夫吧？”

“我给你一巴掌，让你知道谁是又傻又幸福的丈夫！”外祖父气呼呼地哼着鼻子，不过我感觉他生气只是由于习惯，为了尊严。

我这种感觉几乎从来没有错过。一会儿，他就把我的事忘了，叽里咕噜说：“倒也是！要论玩耍和唱歌，他称得上大卫王，但做事却像押沙龙一样恶毒。编歌、贪嘴、逗乐……样样都会！这种人呀！你念，‘双腿快活地蹦跳’，可是能跳得远吗？这样是跳不远的！”

我干脆不念了，用心地听着，不时地望着他那阴沉忧悒的面孔。他两只眼睛眯起来，看向我，又掠过我的头顶往前看，眼睛里闪着忧郁温暖的亮光。我已经知道，这时外祖父平常那种严酷正在他身上消失。他用细指头咚咚地敲着桌子，染色的指甲一闪一闪的，金黄色的眉毛在微微颤动。

“外祖父！”

“嗯！”

“讲个故事吧。”

“你念书吧，懒小子！”他嘟哝着说，好像刚醒过来，用手揉着眼睛，“喜欢听笑话故事，不喜欢念圣歌……”

可是，我怀疑他自己喜欢笑话故事要胜过圣歌，虽然圣歌他几乎全都能背，而且每天晚上睡觉前朗读一遍，像助祭在教堂里念祷词本一样。

我诚心地求他，越来越柔和的老人向我让步了。

“那好吧！圣歌永远陪伴你，而我很快就要到上帝那儿受审判了……”

他身子往后一仰，紧贴在古老的安乐椅的毛织靠背上。他仰起头，望着天花板，低声地、沉思着讲起往事，讲起自己的父亲：有一次，一伙强盗来巴拉赫纳抢劫商人查耶夫，外祖父的父亲跑到钟楼敲钟报警，强盗们追上了他，用大刀把他砍死，扔到了钟楼下。

“当时我还很小，没有见到这件事，所以不记得。从法国人来那一年我开始记事，那是一八一二年，我正好满十二岁。那时有三十来个法国俘虏被押解到我们巴拉赫纳城。他们一个个又瘦又小，身上穿的比叫花子还差。他们浑身发抖，有的都冻得两只脚站不住了。老百姓想打死他们，可是押送的部队不让打。城防军来干预，把老百姓纷纷赶回家了。后来就没什么了，大家都习惯了。这些法国人精明能干，甚至日子还过得相当快乐，时常唱唱歌。贵族老爷们常坐着三驾马车从尼日尼来这儿看俘虏。他们到了以后，有些辱骂法国人，伸着拳头吓唬他们，甚至打他们；另外一些跟他们用法语和蔼地交谈，给他们些钱，送给他们各种保暖的东西。还有一个年迈的老爷双手捂着脸哭起来。他说：‘到头来，拿破仑这个坏蛋害苦了法国人！’你瞧，这个俄国人，甚至还是个贵族，心多好，对别国人他都有同情心……”

他闭上眼，双手摸摸头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继续小心翼翼地诉说自己的过去：“有一年冬天，大街上风雪漫天，茅屋里严寒刺骨。法国人常跑到我家小窗户下找我母亲——她卖烤面包。他们敲着玻璃，喊着跳着，央求买热面包，母亲不让他们进我家小屋，把一个面包从窗口递出去，法国人抓起面包就揣到怀里。刚出炉的面包是滚烫的，直往身上放，贴在心口上，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受得了！有好些人冻死了。他们是从暖和地方来的，对寒冷不习惯。我们菜园的澡堂里住着两个法国人——一个军官和他的勤务兵米朗。军官瘦长个儿，皮包骨头，穿一件旧式女外套，外套只到他膝盖。人很和气，爱喝酒。我母亲偷偷地酿啤酒卖，所以他常来买酒，回去就喝个够，醉了就唱歌。他学会了说咱们的话，叽里呱啦地说：‘你们这边不是白的，是黑的，凶恶的！’他的俄国话说得不好，但可以猜懂。他说得对：我们上游地区不暖和；沿伏尔加河往下地方比较暖和些；过了里海，好像就根本没有雪。这话是可信的，因为无论《福音书》《使徒行传》，尤其是圣歌，里面都没有提到雪和冬天，而基督住的地方就在那一边……我们这就结束圣歌，我就要教你念《福音书》了。”

他又沉默了，像是打起盹来。他斜着眼望着窗外，仿佛在想些什么，他的身子显得更小更尖了。

“您讲吧。”我轻声地提醒他。

“好吧，”他怔了一下，又开始说，“法国人，我是说，他们也是人！并不比我们差，我们也都是上帝的罪人。他们时常对着我母亲喊叫‘玛达姆，玛达姆’，俄语就是‘太太’的意思，‘太太’，可是我母亲这位太太能从粮店里扛一袋重五普特的面粉。她力气大得惊人，根本不像女人。我都二十岁了，她还能揪住我头发毫不费劲地摇晃，我二十岁时也相当有劲了。再说那个勤务兵米朗，他爱马，常常到各家院里，打着手势要求给人家洗马。起先我们怕他使坏——敌人嘛！后来，乡亲们主动找他：‘米朗，你来！’他含笑低头地走来，驯服得像头牛。他头发黄得发红，长着大鼻子，厚嘴唇。他把马伺候得非常好，在给马治病方面医术惊人。日后，他在尼日尼这儿当了马医，但后来他疯了，被消防队打死了。那个军官呢，开春时生了病，在尼古拉节那天悄悄地死了：他坐在澡堂的窗户下，头伸到外面，仿佛在沉思，他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我可怜他，甚至偷偷地为他流过眼泪。他人温柔，重感情。他揪着我耳朵亲热地说些他自己的事，我不懂，但觉得好。人的亲热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他想教我法国话，但母亲不让学，还领我去见了神甫。神甫吩咐揍我一顿，还控告了那个军官。小外孙啊！那时候，日子很不好过，严酷极了。你不会受这些气了，这些气由别人替你受了。记住！比方我，就受过这些……”

天黑了，暮色中外祖父的身子奇怪地变得高大了，他的眼睛像猫眼一样发光。他谈什么都声音不高、小心翼翼、深思熟虑，但谈起自己来就热烈快速，沾沾自喜。

我不喜欢他谈自己，也不喜欢他经常地命令：“记住！你要记住这个！”

他讲的许多事情我都不愿意记，但却一件件即使没有外祖父的命令仍像针刺一样狠狠地扎进我的记忆里。他从来不讲童话故事，只讲过去的经历。我还发现，他不喜欢别人问他，所以我偏偏向他问这问那：“谁比较好呢？法国人还是俄国人？”

“那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见过法国人在自己国家怎么生活的。”他气呼呼地说，然后又补充说，“俗话说，在自己的窝里，黄鼠狼也表现好……”

“那么俄国人好？”

“什么样人都有。在地主时代要好一些，那时人们身上有枷锁。现在大家都自由了，却没有面包，没有盐！老爷们当然不慈善，正因此他们才比别人精明，但不能说所有的老爷都这样。要是遇到一个好老爷，你会欣赏与喜欢他。也有其他一些老爷，笨得像饭桶，你怎样摆弄他都行。我们有许多像空壳一样的人物，他看起来是人，但经过了解才知道他原来只是个空壳，里面没有东西，被吃空了。我们这些人应当受受教育，磨炼磨炼聪明才智，可是又没有真正的磨刀石……”

“俄国人力气大吗？”

“我们有大力士，但问题不在于力气，而在于机灵。无论你有多大力气，总大不过马。”

“法国人为什么跟我们打仗？”

“战争是沙皇的事情，我们理解不了！”

我问外祖父拿破仑是什么人，外祖父的回答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此人勇猛彪悍，想征服全世界，然后让大家过一样的生活，不需要老爷，也不需要官吏，过没有等级的生活。人只是姓名不同，但大家的权利一样，信仰也只有一个。这种想法当然愚蠢。只有龙虾才不容易区分，鱼就有各式各样。鲟鱼不跟鲶鱼做伴，鳝鱼也不跟鲱鱼合伙。我们也有过拿破仑式的人物——拉辛·斯捷潘·季莫菲耶夫，布加奇·叶米里扬·伊凡诺夫。我以后再讲他们……”

有时候，他久久地、默默地打量着我，把眼睛睁得溜圆，仿佛是初次见面。这叫人好不愉快。

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过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这样谈话的时候，外祖母常常进来，悄悄地走到角落里，长时间坐在那里，不吭声，不露面，但突然发问时声音柔和，善解人意：“老爷子，你不记得咱们去穆罗姆朝圣那段美好的时间？那是哪一年了？……”

外祖父想了想，满有根据地答道：“说不准哪年了，是在霍乱流行以前，奥洛涅茨人在森林里遭追捕那一年。”

“对了！我们还害怕过他们哩……”

“确实那样。”

我问奥洛涅茨人是些什么人，他们干吗要逃到森林里，外祖父不太乐意地解释说：“奥洛涅茨人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逃避官府，逃离工厂，逃避干活。”

“怎么追捕他们？”

“怎么追捕？就像小孩儿玩捉迷藏：一些人跑，另一些人追和找。抓住就用鞭子打，用皮带抽，还撕破鼻孔，在额头上还打上烙印，当作罪犯的记号。”

“为什么？”

“需要呗。这事搞不清楚。到底谁错——是逃跑的人还是追捕的人，我们弄不明白……”

“你记不记得，老爷子，”外祖母又说道，“在大火以后……”

外祖父对什么都要求准确，所以严肃地问道：“哪一次大火？”

他们陷入了对过去的回忆，把我忘记得干干净净。他们的音调不高，轻言细语，听来非常和谐，有时候使人觉得他们在唱歌，唱一首忧伤的歌，内容是疾病、火灾、拷打、灾祸死伤、巧取豪夺、古怪的基督徒和生气的大老爷。

“我们经历过多少事啊，见到过多少世面啊！”外祖父低声地嘀咕。

“那日子过得未必差吧？”外祖母说，“你想一想，我生瓦里娅后的那年春天过得多好呀！”

“是一八四八年，正是远征匈牙利那年。教父吉洪在给我们的孩子做完洗礼后第二天就被抓去打仗了……”

“再就没有下落了。”外祖母叹息着。

“是呀，没有下落！从那年起，上帝的恩惠就像大水冲木筏，冲进我们家。唉，瓦尔瓦拉啊……”

“够了，老爷子……”

他生气了，皱起眉头：“什么够了？无论从哪方面看，孩子们不成材。我们的心血和精力白花了啊！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往篮子里装东西，但上帝放到我们手里的是一个破篮子！……”

他突然大叫起来，像被火烫着似的在房里乱跑。他痛苦地叫着，骂自己的女儿，伸着瘦小的拳头威吓外祖母：“这都是你这个惯孩子的女人把他们惯的，一窝贼崽子！你这个老妖婆！”他悲愤得号啕大哭，钻到角落的圣像面前，挥起拳头咚咚地捶着干瘦的胸脯。

“主啊！难道我比别人罪过更大？为什么这样啊？”

他全身颤抖，泪汪汪的眼睛闪着委屈而凶狠的亮光。

外祖母坐在黑暗里默默地画十字，然后小心地走过来劝他：“嗯，你干吗这样难过？上帝知道应当怎么办。比咱们儿女好的人家不多啊！老爷子，家家都一样，吵架，分家，闹得一团糟。所有当父母的都用眼泪洗刷自己的罪过，不光你一个……”

有时候，这些话使他得到了安慰，他默默地、疲倦地躺到床上。外祖母和我悄悄地走开，回自己的阁楼。

但是有一次，当外祖母带着这亲切的话语走到他跟前时，他突然转过身来，在外祖母的脸上狠打了一拳。外祖母踉跄了一下，几乎跌倒在地。她用手捂住嘴，站稳了脚，低声地、安详地说：“嗨，你这个傻瓜啊……”

外祖母往他脚跟前吐了一口血水，他举起双手，长长地号叫了两声：“你滚，我打死你！”

“傻瓜。”外祖母又重复了一句，就往门口走。外祖父跟着扑上去，但外祖母不慌不忙地迈过门槛，砰地一下关上了门，差点儿碰着外祖父的脸。

“老东西。”外祖父气哼哼地说，脸红得像火炭。他扶着门框，气得手指在上面都挠出印子来。

我坐在炕头，愣愣地看着，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打外祖母。这种事使我感到压抑和厌恶，它暴露了外祖父性格上我无法忍受的另一面，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心上。他一直那样站着，紧紧地抓住门框，面如土色，不断地打着寒噤，一副心灰意冷的模样。突然，他走到房间中央，双膝跪倒，由于没跪稳，身子往前倾，一只手碰着了地板，但他马上就跪直身子，双手捶了一下胸膛。

“我的主啊！……”

我像滑冰似的从炕头热乎乎的瓷砖上滑了下来，跑出了房间。外祖母在阁楼里走来走去，一面漱着口。

“你疼吗？”

她走到墙角，把水吐到脏水桶里，平静地回答说：“没事，牙齿还好，只是打破了嘴唇。”

“他为什么要这样？”

她伸着头望了望窗下的街道说：“他心里有气，他老年感到很艰难，事事不如意……你睡吧，上帝保佑你，不要想这些……”

我又问了她一句什么话，没料到她一反常态，严厉地大喝了一声：“我跟谁说来着，还不睡！这么不听话……”

她在窗旁坐下来，吸着嘴唇，不断地往手帕里吐痰。我一面脱衣服，一面望着她。她黑色的头似乎镶嵌在那蓝色的四方窗口里，星光在那里闪烁。街上静悄悄的，阁楼里黑糊糊的。

我躺下以后，她走过来，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我的头，说：“安静地睡吧，我下楼去他那儿一趟……你不要心疼我，我的心肝宝贝，我大概也有错……睡吧！”

她亲了亲我，走开了。我心里难过得受不了，我从柔软、热乎的大床上跳下来，走到窗前，呆呆地望着下面空荡荡的街道，在难耐的痛苦烦闷中，我简直都僵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