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也就是10月1 1日，星期四，天像往常一样下着大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决定继续行进。我们先咨询了一下从大西洋沿岸徒步去普罗文斯敦的可能性，以及我们是否会遇到些实际性的障碍，比如小溪或沼泽。希金斯说没有什么障碍，而且比起走大路也远不了多少，不过他觉得由于下雨，大路就已经很难走了，更何况是沙地，因为沙地走起来会倍感沉重，马蹄可能会陷进沙里。不过客栈里有个人刚走过那条路，他说我们能够顺利通行。不过要是碰到涨潮和刮东风，在海岸下面行走将很麻烦，甚至可能会有危险，因为沙滩可能会塌陷。起初大概四五英里，我们沿大路走，也就是科德角的肘部，那里是海岬最狭窄的地方，由此向北拐，我们便可以绕过一个小海湾，这个小海湾在我们的右侧，是奥尔良瑙塞特港的一部分。我们发现，虽然路中间对马匹来说有些“泥泞难行”，但路两侧对行人来说却非常好走。由于今天和昨天一样风雨交加，雾气弥漫，我们只好把雨伞放在背后，这样，大风就会推着我们飞快地穿越沙地了。一切都表明我们来到了一处陌生的海岸。一条曲折的小路高低起伏地在一片荒凉贫瘠的土地上延伸，零零落落的几座房屋矮小陈旧，但看上去保养得不错，门前院落也干干净净，实际上就是没有围栏的海岬，或者更确切地说，似乎是风把房子周围的地面吹干净的。这景象或许与这里缺乏树木，因而没有木料堆和其他木制品有关。那些房子看上去好像是刚上岸的水手，为了能坐下来享受片刻安稳，全然不顾坐姿和装束了。对他们而言，这里只不过是熟悉的坚实土地，并不肥沃，也没有活力。在我眼中，凡是阴郁的景色都有一种独特的美，比如这里，正是由于这阴郁的天气才使这景色的永恒性更加强烈。甚至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大海的波澜壮阔，没有听到大海的翻滚咆哮时，这里的一切就已经在向我们讲述着大海了。这里的鸟儿尽是海鸥，田里尽是马车，小船底朝天地摆放在屋子周围，偶尔可见鲸鱼肋骨编成的栅栏竖在路边。这里的树木甚至比房屋更罕见，几乎没有树，仅在低洼地里有一个苹果树果园。果园里的苹果树要么又细又高，顶部平平的，没有旁枝，好像开阔土地上的野生大洋李树一样；

要么异常矮小，就像榅桲树一样，刚出地面就分叉了。这些苹果树体现出在什么样的生长环境里，树木就会有什么样的生长习性。后来我发现科德角的许多苹果树都只能长到一人来高，整个果园的苹果只要人站在地上就能全部采摘下来，不过要从树下钻过就不太可能了。据主人讲，有些树已经长了20年，却只有3.5英尺高，长到离地面6英寸的时候就开始分叉，向四周伸展至5英尺。为了捕捉尺蠖，树上还挂了一圈装着柏油的盒子。这些树看上去很像盆栽植物，仿佛冬天都能把它们搬进屋似的。我还在另一个地方看到了比醋栗大不了多少的苹果树，要是把这些树紧挨着放在一起的话，我一下就能跳过去，不过主人告诉我，那年秋天果园里结出了一桶半苹果。在特鲁罗的高地灯塔附近，我曾量过一些苹果树。那些树是在还是幼苗的时候从周围的灌木林里被移栽或嫁接过来的。有棵树已经移植了10年，却只有18英寸高，树顶枝杈向外延伸的范围有9英尺，两年前已经结了1蒲式耳 的苹果。还有一棵树，从育种时算起大概有20年树龄了，却只有5英尺高，枝杈伸展长达19英尺，也和其他苹果树一样刚长出地面就开始分叉了，因此你根本无法从树下钻过。这棵树两年前结了一桶苹果。果园主人谈起这些果树时都用人称代词，例如“我把他从树林里移植回来，可他却不结果实”。我在那附近看到的最大的一棵苹果树，从底部到顶端的叶子共有9英尺，从地面开始就向不同的方向分叉，向周围伸展可达33英尺。

在一个院子里，我看到了一棵看起来非常茁壮的树，可其他的树已经死了或是奄奄一息。树的主人说，他的父亲用刚产完卵的鲑鱼给这些树当肥料，唯独没有给那棵树施肥。

某些基督教科学派的术士曾建议应毫无疑问地促进苹果树的这种生长习性，并建议不要给它们剪枝。1802年，南部奥尔良的邻镇查塔姆连一棵果树都没有。在奥尔良还流传着一种古老的说法：“距离大海1英里以内的地方是种不出果树的。即使将果树种在更远的地方，也依然会被东风损害。在春天的大风暴过后，树皮上会明显地带有咸味。”我们注意到，树皮上常常覆盖着一层铁锈般的黄色苔藓——石黄衣。

对内陆人来说，在科德角看到的最陌生、最独特的建筑物，当属风车房——它们的八角形塔楼看起来老态龙钟，后面插着一根斜向地面的长长的圆木，圆木向下倾斜安装在车轮上，风车的叶片可以通过车轮转向迎风的一面。这种结构似乎多少能够起到些抵挡风力的支撑作用。车轮在建筑物的周围磨出了一条大大的圆形车辙。附近的居民有时会协力把风车转向迎风面，而且他们似乎不需要风向标就能知道风向。那些风车看起来并不是很牢固，有点晃动，就像一只受伤的大鸟拖着一只翅膀或一条腿，这些不禁使人联想起“风车王国”荷兰的美景。这些风车建在高高的地面，而且自身又很高，因此这些风车便起到了地标的作用。因为这里通常没有高大的树木或是其他能在远处一眼望到的东西。不过，这里的陆地的轮廓其实已经很清晰了，即使是一个小小的锥形凸起，甚至是沙崖，在远方的海面上也能够望见。航海者们通常根据风车或礼拜堂的方位来把船驶向海岸。在乡下，我们只能靠礼拜堂来确定方向。然而，礼拜堂是一种七天才转一次的风车，它要么靠教义或舆论的压力推动，要么靠上帝的力量推动，而后者情况比较少见。礼拜堂那座风车下磨出来的是另一种面粉，如果不全是麦麸或已发霉的东西，如果也不是石灰，那么我相信它是可以制作生活中的面包的。

田野里到处都是成堆的贝壳，里面的蛤蜊已经被挖出来吃掉了。奥尔良以盛产贝类闻名于世，特别是蛤蜊，或者如我们那本书的作者所言：“称其为软体虫可能更为恰当。”海滨地区比干旱地区要富饶得多。居民们计算自己的收成，不仅通过那些以蒲式耳计算的谷物，还通过那些以桶计量的蛤蜊。1 000桶蛤蜊肉的价值相当于6000至8000蒲式耳印第安玉米。过去，挖蛤蜊并不需要耗费比收玉米更多的劳力和成本，而且蛤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为，”那本历史书上记载，“在一片海滩上的蛤蜊几乎全被挖光之后，过两年，蛤蜊又会和从前一样丰富。有些人甚至还断言，产蛤蜊的海滩必须像锄马铃薯地那样经常翻一翻沙，因为要是不肯花这个力气的话，蛤蜊就会因挤得太紧而没法长个儿。”但是我们听说蛤蜊幼体已经没有从前那么多了，可能是因为产蛤蜊的海滩被翻锄得太频繁了。不过有一个人曾告诉我，有一年冬天，他在特鲁罗挖出了一个蛤蜊，打开之后的蛤蜊肉价值126美元，他对那些挖蛤蜊肉喂猪的做法非常不满，认为正是这个原因才使得蛤蜊越来越少。

我们跋涉过一条不到14竿长的小溪，这条小溪在奥尔良和伊斯特姆之间，叫作杰里迈亚沟。据说大西洋与科德角湾有时在这里交汇，将科德角北部隔断开。由于海岬上没有足够的地方供溪流流淌，这些小溪必须形成非常细小的水流，多绕几道弯才能汇入大海。此外，我们还发现沙滩虽然足够宽阔，但在沙滩上行走却非常艰难。因此，即使是最小的水沟，只要其中还有一点水在流淌，或者是可能还有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值得拥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我们从书中了解到，邻镇查塔姆就没有活水。这片贫瘠的土地甚是荒凉，即便描绘出来也很难令人相信。这样的土地，从外表来看根本算不上耕地，只能说是陆地，内陆没有农民会在这上面耕种的，甚至连在这里圈养家畜也不会考虑。大体上看，科德角的耕地几乎都是这样黄白参半，像是拌了盐的玉米粉一样，这哪能叫土壤呢？一个内陆人如果到过一次这样的地方，他对土壤和肥沃的认识都将产生很大的改变，而且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都将区分不清什么是土，什么是沙。查塔姆的历史学家说，这个镇子的一部分源自大海：“一种土壤在最初的形成阶段，外表都是不容易看清的，因为有些人没有看到过这种土壤形成的过程，也许会否认它是土壤。”我们认为对科德角的大部分地方而言，这个描述都恰到好处。伊斯特姆的西面有一片“海滩”，第二年夏天我们曾经路过那里。它有半英里宽，一直延伸到镇子的东面，面积有1700英亩，那里虽然曾经出产过小麦，但现在已经没有一点植物性土壤了。这里所有的沙地，无论是被海浪还是被气流冲击而成的，都统一被称为“海滩”，因为它们最初都是海岸。伊斯特姆的历史学家说：“有些地方的沙子已经堆积成50英尺高的小山，而在25年前，那些地方是没有山的。另一些地方的沙子则填平了溪谷和沼泽。在灌木丛稳稳立足的地方，风景非常独特：沙和土堆在灌木的周围，形成了一座座小堡垒。有几个地方原本覆盖着土壤，如今连地下的岩石都裸露了出来，它们被风沙打磨得像是刚从采石场中挖出来的一样。”

伊斯特姆的土地实在太贫瘠了，但我们万万没想到当地据说还种植了许多玉米。我们在奥尔良住宿时的房东告诉我们，他每年都种植三四百蒲式耳玉米，还养了很多头猪。在尚普兰 的《旅行》一书中，有一整版版面的插图描绘了1605年印第安人在这一带耕种的玉米地，图中还有他们的棚屋。1622年，清教徒早期移民就是在这里向瑙塞特印第安人“买了八到十桶玉米和豌豆”才没有被饿死。后来他们停靠在一个叫玛塔奇斯特的地方，在那里又买了些玉米，但是他们的船被风暴刮走了，总督只好步行50英里穿过树林，回到普利茅斯。根据《莫特的报告》记述：“他平安到家，但筋疲力尽而且脚很疼。”“1667年，伊斯特姆镇通过投票决定每家的主妇必须消灭1 2只黑鹂或3只乌鸦，因为这些鸟糟蹋了许多庄稼，这个决议一直执行了很多年。”1695年又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镇上的每个未婚男子在单身期间必须消灭6只黑鹂或3只乌鸦，违抗者将不得结婚，直到遵照执行了此法令为止。”然而黑鹂仍在糟蹋玉米。我曾在第二年夏天就亲眼看见过它们在做这种事，看来田地里那些经常被我认成活人的稻草人并没能吓住黑鹂和乌鸦。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不是因为许多男人还没有结婚，而是因为许多黑鹂还没有成婚。1802年出版的《通史》一书中曾这样介绍伊斯特姆：“出产的玉米超过居民的消费需求，每年约有1000蒲式耳的玉米被送往市场销售。土壤里没有石头，耕犁起来非常快。玉米出苗后，一匹仅比山羊略大点的科德角马在两个年轻人的帮助下，一天可以轻轻松松地耕三四英亩田地。有些农民通常每年能生产500蒲式耳作物，不久前有一位农民在60英亩的土地上收获了800蒲式耳作物。”如今也依然有着类似的记载。的确，最近的记载中有些情况有照搬老一套资料的嫌疑，不过我敢肯定，他们的记述总是建立在以特例为规律的基础上的，实际上贫瘠的土地占了大多数。不过在这种土地上竟然能种庄稼，这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有人认为这也许是因为这里空气非常湿润，沙土温热又很少发生霜冻。一位正在磨石头的磨坊主告诉我，40年前他曾在这里做过剥玉米的工作，一个晚上就剥了500蒲式耳，中间堆起来的玉米足足有6英尺高，但现在，1英亩地平均产量只有15至18蒲式耳。我从没见过像这个镇的地里长出的这种又细又小的玉米，看起来不太健康。大概是镇上的居民对这种广种薄收的状况很满足吧。最肥沃的土地未必能获得最大的收益，耕种这里的沙地也许会与耕种西部肥沃的低洼地得到同样的收益，而且据说沙地上种出的蔬菜，就算不施肥也非常甜美可口，特别是南瓜，不过如果把它们的种子播种到内陆的田地里，则很快就会退化。我可以证明，这里的蔬菜成熟时看上去非常清脆健康，虽然这有可能是沙地形成对比的结果。科德角镇上的居民一般自己不种粮食也不养猪，他们的园子通常都是在湿地和沼泽边缘开垦出来的一小块地。

一个上午我们都能听到东边数英里外的海岸上传来的大海的咆哮声，那场使“圣约翰”号遇难的风暴余波仍未消尽，但是我们意外碰上的一个小男孩却无法理解我们的感受，他的耳朵已经习惯大海的这种咆哮了。如果他用贝壳就会更清楚地听见这种声音。海浪拍岸的声音充溢在空气中，离海岸几英里远都能听见，在这种声音的陪伴下前进，令人倍感精神振奋。这不是一条狗在你的门前狂吠，而是大西洋在对整个科德角咆哮！总的来说，我们对于暴风雨感到很兴奋，因为它使我们看到了盛怒之下的大海。查尔斯·达尔文曾信誓旦旦地说过，一阵大风过后，智鲁岛海岸夜间的浪涛声可以在“21英里以内的山林地带”听到。我们让刚才提到的那个男孩躲到我们的伞下，边走边和他聊天，他大概有8岁了，我们觉得了解科德角的生活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与了解其之于成人的意义同样重要。我们从他那里得知这一带长得最好的葡萄在哪里。他提着一个装有午饭的小桶，我们没有贸然询问他带了什么吃的，但最终还是看到了他的午餐。对于好奇的人来说，最平常的事实总是最容易被接受的。最后，我们在到达伊斯特姆的礼拜堂之前离开了大道，穿越田野，向瑙塞特灯塔所在的海岸走去，那里有三座紧邻的灯塔，距离我们两三英里远。灯塔如此之多，令它们显得别具特色，但用这种方法来达到与众不同的目的似乎显得没有志气而且成本太高。我们很快就来到了无边无际的平原，这里既没有树木也没有围栏，只有一两处地方有个房子，其余什么都没有。泥土堆成的小田埂取代了围栏。我的同伴把这里比作伊利诺伊州风中起伏的大草原。我们穿过这片平原时，正值风雨交加，这无疑使它显得比平时更辽阔、更荒凉。这里没有山丘，只有这一块那一块的干涸洼地，而且远方的地平线又被雾气遮盖，因此我们不知道这里是高是低。有个孤独的旅人正在远方漫步前行，背影看起来像个巨人。他走起路来无精打采的，仿佛半空有皮带从腋下穿过吊着他，又好像脚下的平原在托着他一样。距离稍远一点儿就无法区分是大人还是小孩了，因为没有参照物。实际上，对于内陆地区的人来说，科德角的景色是永恒的海市蜃楼。这样的荒野向四周延伸了一两英里，也就是“瑙塞特大平原”。这里曾经覆盖着森林，冬天狂风大作，纷飞的雪花欢快地迎面扑向行人。我为自己已经走出了城镇而感到高兴，因为在城里我总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羞愧感和自惭形秽的感觉。我暂时忘却了马萨诸塞州的酒吧，在那里，成年人那粗鲁恶俗的陋习永远改变不了。不过我依然抽雪茄，我的外表看上去越忧郁，我的心情实际上越美好。城镇需要新鲜空气，诸神看到自己的圣坛上那纯洁的火焰，也会感到高兴的。雪茄的烟雾无法使他们真正满足。

在到达普罗文斯敦之前，我们没有进入过任何村庄，都是从镇子后面绕过，一路都在雨伞下阅读这些村镇的历史资料，也很少遇到什么行人。这些古老的记述对地形的描绘最为丰富多彩，而这也正是我们最想知道的。实际上我发现，书中所记述的有关近代这些村镇的其他方面的事情，具有可读性的大多是引用一些得到公认和未被普遍认可的引证，而没有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新事物。村镇的历史最终变成了当地教会的历史，因为只有在这方面他们才有事可记，而且这类历史都以引用某位古代牧师的拉丁文墓志铭而结束，那些墓志铭创作于拉丁文和希腊文盛行的年代。这些史料会追述每一位牧师的圣职授任仪式，尊重史实地告诉你是谁做的开场祷告，谁进行的布道，谁做的授任祷告，谁授予的圣职，谁伸出了右手以示合作，以及谁宣布的仪式结束；还介绍了为调查某一牧师的正统性而经常召开的神职会议一共召开了多少次，以及所有的与会人员姓名。由于走完这片景色独特却单调的平原需要花费一个小时，我便利用这段时间来阅读一些伊斯特姆的历史。

当从普利茅斯来的一个委员会买下印第安人在伊斯特姆的这块领地时，曾问道：“谁曾提出过要获得比林斯盖特的所有权？”比林斯盖特就是指他们所买的那块地北面的海岬。回答是：“它不属于任何人。”“那么，”委员会说，“这块地就属于我们了。”印第安人回答说：“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要求和认同真是具有纪念意义。由此可见，清教徒早期移民认为自己有权做“无主之地”的代表。也许这开创了以温和的方式为一块未被占领的土地“发言”的先河，或者，至少可以说这种方式没有得到应有的改进，而且他们的后代时至今日仍在广泛使用。看来在美国人之前，还没有任何人成为过整个美洲大陆的唯一拥有者。不过史书上却说，清教徒早期移民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拥有了比林斯盖特这片土地了，可最后却“冒出个自称安东尼中尉的印第安人”，声称这片土地属于他，于是他们从他手中买下了这块土地。谁知道有朝一日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安东尼中尉来敲白宫的大门呢？总之我知道，如果你以不正当的手段占据了某样东西，到头来一定会有许多麻烦事要去处理。

托马斯·普林斯曾数度连任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总督，是伊斯特姆殖民地拓荒者的首领。在镇上那个曾属于他的农场里，不久前还挺立着一棵梨树，那棵梨树据说是他在大约两百年前从英格兰带来并亲手种下的。在我们到达那里的几个月之前，那棵梨树被大风刮倒了。最近还有一段记述说这棵树近来枝繁叶茂，果实虽小但品质极好，产量可达15蒲式耳，是中等品质。有位赫门·多恩先生为这棵梨树写了一些很相称的诗，我在此摘引几句，部分原因是这些诗是我读过的有关科德角的诗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且这些诗写得还都不错：

自你离别故土，远涉重洋，

植根于这异国他乡，

老树啊！两百年悲欢离合，

已随岁月消逝。

* * * * * * * * *

（这些星号代表宗教色彩更强烈的诗句，还有那些已经遗失的诗句。）

光荣的先辈，

从普利茅斯来此定居，

那些背井离乡之人早已逝去，

老树！你却依然挺立

在普林斯亲手栽下你的地方，——

无意中成为民族与时代的丰碑，祖先的纪念，

多恩、希金斯、斯诺和其他杰出人物，

子孙后代将心怀敬意

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

* * * * * * * * *

移民的先驱，古老的梨树！

岁月压弯了你的腰身，时光削减了你的枝条，

但我们看到你饱经风霜的花朵，

年复一年，甘美的果实依然繁多。

还有几行诗句被我删除了，那大概是作者为了押韵而写的一些没有价值的陪衬。就好比同轭上的两头牛，当一头牛要躺下的时候，站着的那一头便会不堪重负了。

在伊斯特姆的第一批移民中有一位基督教新教的执事——约翰·多恩，他死于1707年，享年1 10岁。传说他在摇篮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不过多恩的一生肯定不是阿喀琉斯 式的，多恩的母亲为了使他刀枪不入而将他浸入水中的时候，肯定是失手将他滑落了，以致他连脚踵在内的整个人全都浸入了水中。当年他为自己的农场树立的界碑，有一些至今还在那里，那上面刻着他姓名的首字母。

这个镇子的教会史引起了我们的兴趣。那上面记述着：“起初，他们建了一座小礼拜堂，面积有20平方英尺，屋顶是用茅草铺的，可以在那里朝外面放枪。”当然，这是用来对付魔鬼的。“1662年，镇上规定凡是被冲上岸的鲸鱼，都需要划拨一部分供牧师享用。”这种让牧师领取上帝的资助的方法无疑是很合理的，因为牧师是上帝的仆从，而只有上帝才能控制风暴。如果冲上岸的鲸鱼数量很少，牧师们就会怀疑上帝会不会不接受他们的膜拜。每当风暴来临，牧师们一定会坐在悬崖上，心急如焚地注视着海岸。就我而言，假如我是一位牧师，我宁可依赖海浪的慈悲，在科德角的背面给我冲上来一条鲸鱼，也不会寄希望于我所知道的那些乡村教区的教徒慷慨给予我的捐赠。正常情况下，你不能说一位乡村牧师的薪水“像是一头鲸鱼”。不过，那些靠冲上岸的鲸鱼为生的牧师，日子一定很不好过。我宁可带着鱼叉到福克兰群岛自己捕猎鲸鱼。试想一下，为了资助牧师而把一条被风暴摧残得奄奄一息的鲸鱼拖过沙洲和水坑这样的行为，牧师们能够从中获得怎样的慰藉！我听说有位牧师曾是个渔夫，在布里奇沃特定居多年，能够分辨出鳕鱼和黑线鳕。牧师的后备人才虽然看起来充足，但大多数的乡村布道坛很快就将找不到牧师，因为渔夫当福音传教士已经由来已久。此外，为了资助免费学校，这里对捕上来的鲭鱼也征税，换言之就是靠征收鲭鱼的税款来让孩子们免费上学。“1665年，立法会议通过一项法律，凡是居住于本辖区内的居民，不信《圣经》的一律施以肉刑。”试想一下，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一个人被施以鞭刑，直到他被迫承认《圣经》中所说的全是真理！“该镇还投票表决，做礼拜时所有站在礼拜堂外面的人都将被戴上枷锁。”在这样的镇上，必须让坐在礼拜堂里面的人看到他们比戴着枷锁的人有着完全相反的待遇，才能避免遵纪守法的人比不守法的人承受更大的痛苦。这就是近年来因举行野营布道会而闻名的伊斯特姆。布道会在附近的树林里举行，数千人从海湾各地蜂拥而至。这里宗教情感的发展即便说不上不健康这么严重，至少也是不寻常的，我们猜想原因在于这里的人大部分是女性，她们的丈夫或儿子不是在海上漂流就是已经葬身大海，只有她们和牧师仍留守镇上。曾有过这样的记述：“在奥尔良、伊斯特姆及其以南的许多村镇中，经常会有人歇斯底里，尤其是在星期日做礼拜时。当有一个妇女开始发狂，通常会有五六个妇女受到她的感染，也一同发作起来，整个礼拜堂便会乱成一团。一些老人也许会毫无哲理或没有慈悲心地认为这与意志多少有些关系，而且嘲笑和恐吓有助于制止这种现象。”

现在的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就在这个平原上的一所房子里，我们见到了一位很有男子气概的女人。她不像曾突然歇斯底里过，也不像会受到别人的感染而一同发狂，否则的话，对于她一个瑙塞特女人来说，生活本身很可能就是一种歇斯底里式的艰苦之事，这种困苦是男人不曾经历过也从未想到过的。她坚强果敢，脖子粗大且有着钢铁般的下颚，轻轻咬一下就能把一枚铁钉咬成两段；她无所畏惧，说起话来就像战舰上穿着女装的水兵，或是像在隔着碎浪对你大吼大叫。看起来，生活令她困苦不堪，导致她冷酷无情，任何暴行都做得出来。我把她想象成一个杀死过婴儿的人，而且从没有过兄弟姐妹，即使有也是个早夭的，留着他又有什么用？而且她的父亲一定在她出生前就去世了。这个女人告诉我们，去年夏天没有举行野营布道会，因为担心将霍乱疫情传播到这里；而今年夏天他们本来想提前举行的，无奈黑麦成熟得太晚，因此到那时候尚没有麦秆可用，但参加布道会的人都得睡在麦秆堆上。参加布道会的牧师有时会达到150人！听众则有5 000人！集会地点叫米兰涅姆林，归波士顿的一家公司所有。我在科德角所见过的地方中，这里是最适合举行布道会的，然而更确切地说，它其实并不适合举办野营布道会。这块地的周围有栏杆，橡树林中随处可见的帐篷架。他们有一个炉灶和一台抽水机，厨具、帐篷和家具等全都存放在会场上一座永久性的房子里。他们选在满月期间举行布道会，在集会前一个星期便指定专人把抽水机清理干净，与此同时，牧师们也在不断地清嗓子。不过，到时候牧师们滔滔不绝的布道可能不会像抽水机流出的水那样总是清澈纯净的。我看到桌子底下还堆着他们去年夏天聚餐过后留下的蛤蜊壳，我想，这当然是那些未皈依基督教，或是信仰后又堕落和嘲弄基督教的人做出来的。野营布道会看起来似乎是一种祈祷与野餐的怪异结合。

第一个在此定居的牧师是塞缪尔·崔特，当时是1 672年，据说这位绅士“有资格列入新英格兰杰出福音传教士的行列”。在他风华正茂之年，不仅使许多白人，还使很多印第安人也皈依了基督教，而且他还把基督教的信条翻译成了瑙塞特语。印第安人的第一位教师理查德·伯恩在1674年写给顾金的信中，谈及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的情况时，他说他曾经去看望一个生病的印第安教徒，“而从这名教徒的口中说出了非常得体、神圣的天国语言”。然而，在谈到大多数印第安教徒时，他说：“事实上，很多人对于课程非常懈怠，这让我感到十分痛心。”崔特先生被称为最严格的加尔文教教徒，他不是那种放弃原则或随意解释，并最终沦为像是被拔掉棘刺的豪猪似的那种人，他是一位坚定的加尔文教教徒，能够把他的棘刺射向远方并勇敢地保护自己。他的布道书手稿至今还流传着，一位评论家说：“这些手稿看起来是准备出版的。”我从二手材料中摘引了几段关于《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三节的布道文：

你们不日将坠入无底深渊。地狱已经扩张，准备接待你们。那里的空间足够你们享受……

仔细想想，你们的所去之处是上帝颂扬的正义之地，别无他物，唯有磨难。地狱是上帝打造的教化院，切记上帝对待一切事物都像对待他自己：上帝为显示他的正义和愤怒的分量，必会在合适之处建造地狱……你若成为上帝的目标，你的灵魂必将遭受苦难……

仔细想想，上帝本身将是令你痛苦的主要源泉……他的气息足以点燃永久燃烧的地狱之火……而且如果他要惩罚你，如果他于狂怒之中见你，如果他将你视作非人，他将给你最为强大的打击。

有些人认为罪孽将随肉体生命的结束而结束，但这却是个错误的想法。世人受到永恒律法的裁决，地狱中的罪孽将被加重。说到这一点，也许正合你意。然而请记住，地狱里没有令人感到愉悦的罪孽，没有吃，没有喝，没有歌舞，不许轻浮放纵，不能偷喝禁水，唯有被打入地狱的人的罪孽、痛苦而可怕的罪、被折磨激怒之罪、咒骂上帝和亵渎上帝之罪……这些罪行将使你的灵魂不得安宁，并化作一堆堆烧火用的干柴……

罪人啊，我恳求你仔细参透这些道理。切勿心存侥幸，视其为恐吓幼儿之呓语，认为其毫无价值且有损于上帝的仁慈。上帝能够慈悲为怀，尽管他令你遭受痛苦。为了强化正义的力量，上帝将许许多多的罪人罚入地狱，诞生了许多歌颂他这一明智之举的不朽之作，犹如天国之星，明亮璀璨，永远高唱颂歌，感谢上帝的救赎之恩。

“然而，”这位评论家继续写道，“尽管他运用了大肆宣扬恐怖的教义的手段，以至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严肃而令人敬畏的雄辩风格（‘Triurnphat ventoso gloriae curru orator, qui pectus angit, irritat, et implet terroribus.’引自伯内特《论死者和死而复生者的状况》，意为‘那洋洋得意的雄辩家坐在高高的天国凯旋战车上，纵横驰骋，尽其所能煽风点火，令苍生心中充满恐惧。’），他仍然无法获得‘广受欢迎的传教士’这一美誉。他的声音非常大，就算……离礼拜堂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到，甚至当妇女们歇斯底里地狂叫和瑙塞特平原上狂风袭来的时候都能听到；他的布道声与尖叫声和风声混在一起，而且也并没有比那些声音更悦耳。”

据说，“他讲道所产生的效果，就是在他任牧师期间曾多次使那些听众觉醒过来”。有一次，一个清白无辜的年轻人快要被吓得精神失常了，崔特先生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令他相信地狱对他不会那么残忍。至此我们可以断定，崔特的“态度是积极的，言谈也令人感到愉悦，而且有时候还喜欢开玩笑，但他从不亵渎神圣。他喜欢来点儿幽默和小玩笑，并且用他那持久的哈哈大笑声来证明自己乐于此道”。

他就是一则众所周知的轶事中讲到的那个人，想必不少读者都听说过那个故事，我贸然引述一下：

在他与威拉德先生（波士顿南教堂的牧师）的女儿结婚后，威拉德先生有时会被邀请到他的布道坛去讲道。威拉德先生讲道时姿态优雅，声音带有磁性且悦耳动听，而且虽然他的“肉体与神性”没有为他赢得声誉，并常常遭到别人，尤其是那些读过这篇讲道文章的人讥讽，但他的讲道却很具思想性，语言浑厚有力，结果当然是受到了广泛赞赏。有一次，崔特先生为他岳父的会众做了一次出色的讲道，但他像往常一样阴阳怪气，令听众感到厌烦。几位挑剔的鉴赏家请求威拉德先生不要再邀请崔特先生来讲道了，虽然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虔诚的人，但确实是一名很糟糕的传道士。威拉德先生对此并未给出答复，不过他却请女婿把讲道的文稿借给他，于是崔特便将讲稿留给了他。几个星期后，他用这篇原稿对他的会众们宣讲，结果人们纷纷挤到威拉德面前要求向他抄一份拿走传播。他们大声喊道：“瞧瞧啊，你和你的女婿多么不一样。你和崔特先生用同样的文本讲道，他讲得那么卑劣，而你却讲得如此精彩。”有一条批注是这样写的：“威拉德按崔特的手稿宣讲后，可能对那些贤明的批评家说了费得鲁斯 的一句话——

En bic declarat, quales sitis judices.

可见你们是些什么样的评论家。”

崔特先生死于中风，就在那场令人难忘的名为“大雪”的风暴过后不久。风暴把他的住宅周围刮得光秃秃的，但道路上的积雪却出奇地高。印第安人从积雪中挖出了一条道路，把他的遗体抬到了墓地。

读者可以想象到我们一直向偏东北一点的方向行进，越过辽阔的平原，走向瑙塞特海滩，并且躲在雨伞下一边前进一边阅读的情景。此时风雨交加，似乎我们正要赶去参加一场崔特先生合乎规格的去世周年纪念。我们想起了《光明和阴影下的苏格兰生活》一书中所描述的内容有人就是在这里葬身于积雪之中。

第二位在这里定居的是“塞缪尔·奥斯本牧师，他出生于爱尔兰，在都柏林大学接受的教育”。据说他是“一个睿智且高尚的人”，曾教会他的信徒使用泥炭，并且传授给他们晒干和制作泥炭的工艺。当地没有其他燃料，因此这对他们来说是一大恩典。此外，他还引进了农业改良方法。尽管他做了许多好事，但由于他信奉反对加尔文派的阿米尼乌斯教派，教区内的有些教徒逐渐对他产生不满。最终，由十名牧师代表各自的会众组成了教会公议会，对他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一举动自然使奥斯本成了无用之徒。公议会是在约瑟夫·多恩、纳撒尼尔·弗里曼两位神学家的强烈要求下召开的。

他们在报告中说：“根据公议会的了解，奥斯本牧师在讲道时曾对他的会众说，基督的行事和受难并未削减我们服从上帝律法的义务，还说基督的受难和顺从都是为了他自己。以上两条，本会认为都含有危险的错误。”

“此外，‘据说，而且在公议会看来，奥斯本公开和私下里都曾断言《圣经》中许诺的东西都是有条件的。本会认为这也是一个错误，而且本会肯定，确实有绝对且无条件的许诺，就如许给一颗崭新的心的诺言一样，上帝会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

“他们还说：‘有人指出，而且在公议会看来，奥斯本先生曾宣称顺从是上帝评判一个人的重要原因，本会认为，这种观点含有很危险的错误。’”

他们针对双方存在的观点差异还举了很多例子，或许有些读者在这方面比我更熟悉。根据旅行者的证词，遥远的东方，在所谓的魔鬼崇拜者耶西迪人 或迦勒底人和其他教派的人中，你依然能够听到这些教义上的精辟辩论。奥斯本就此被解职了，他迁居于波士顿，在那里办学多年。不过在我看来，他在泥炭草地里的工作表明他完全正确，其中的证据之一就是他活到了一百来岁。

接下来的一任牧师是本杰明·韦伯，虽然邻近的一位神职人员声称他是“他所认识的最好的人和最棒的牧师”，不过我手上这本历史书的作者却这样说——

他循规蹈矩地履行他的职责（这让人联想起乡村集会），而且没有什么能够凸显他个性的特色，因此人们对他没有过多评论。（很可惜恶魔没有在他的前程上种下几棵遮阴的树。）他心地纯洁得像是刚刚降下的雪，掩盖了土地上的一切污点；他的心智犹如6月温和的夜晚，月满当空，万里无云。你所能列举的美德，他都已经身体力行；你所能说出的罪恶，他都丝毫不曾沾染。要说有什么特殊的品质令他显得与众不同的话，当属他的谦恭、礼貌以及他对上帝的爱。当地人长期都从一位“恐吓之子”（即崔特先生）那里接受布道，而如今则从这位善于给人温柔劝诫的人身上接受布道。他处处展示至高无上的上帝的仁慈，循循诱导他们走向美德，他的思想简直达到了天国的状态，这在人间这个凄苦之地实在难得。虽然他持有和崔特先生一致的宗教情感，然而他的注意力却转向了救世主开始传播的那些巨大的喜悦。

我们对于瑙塞特平原上曾经有这样一个人物而感到饶有兴致。

将我们手中的书再向后翻，我们的目光落在了奥尔良一个牧师的名字上——乔纳森·巴斯康姆牧师，“Senex emunctae naris, doctus, et auctor elegantium verborum,facetus, et dulicus festique sermonis.（一位高尚的老人，作家，言行文雅，讲道动听。）”随后，又出现了丹尼斯的内森·斯通牧师的名字：“Vir hu milis, mitis,blandus, advenarum hospes;（there was need of him there;） suis commodis in terra non studens, reconditis thesauris in coelo.[一位谦逊的人，是来访者温和亲切的主人；（那里也需要他；）不图世俗之利，却有天国之富。]”我认为这是一种容易获得的美德，因为丹尼斯的居民不会关心他实际的财物，而会把他的大量财富看作天国赐予的。然而，或许最公正中肯的评价应当属用晚期罗马语为查塔姆的伊弗雷姆·布里格斯牧师所写的“Seip, sepoese, sepoemese,wechekum”。这句话现在依然未能被翻译过来，我们尚不懂它的含义，不过我们敢肯定它曾在《圣经》的某个章节里，大概是在《使徒埃利奥特给尼普穆克人的信》中出现过。

不要以为我不喜欢老一代牧师。他们或许是他们那代人中的佼佼者，他们的传记应该在村镇史中大占篇幅。只要我能听到他们偶尔听来并讲出的“福音”，我可能会花费更多的力气去撰写。

要让读者认识到那片平原多么辽阔和奇特，穿越它需要多长时间和多少经历，没有什么比在我的叙述中引用上述那些语句更好的办法了。 Rh7RYfU0k1BZyauw2oCnc20aEW/yIDR/na3puYX1M13QfXhjb+29KTgssh2zepj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