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这些文字，或者说其中一大部分，都是我独居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瓦尔登湖畔的树林中时所写。我居住在自己亲手搭建的小屋里，并且方圆一英里内没有任何邻居。我全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在那儿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后，现在，我又成为文明社会中的一位过客。

如果不是镇上的人对我的生活方式详加询问，我本不想用这么多自己的事情来打搅读者。有人说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古怪，我却丝毫不这么认为，而且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我反倒觉得自己的生活很自然、很合理。有人问我吃些什么、是否觉得孤独、是否感到害怕等等；有人很好奇地想知道我把多少收入用来做慈善；还有些养活一大家子的人问我收养了多少穷孩子。这些问题，我都将会在此书中作答。若是有读者对我没什么特别的兴趣，那还请你们原谅。在大多数作品中，“我”这个第一人称往往都被省略，但我却要将它保留。以自我为特色，是本书与其他作品的主要区别。我们往往都忘记了，其实，说话最多的总是第一人称“我”。要是我了解其他人像了解自己这么透彻，那我也就不会大谈自己了。可惜，我经历浅薄，只得局限于这个主题。此外，我还想恳请各位作家，不要只去记录一些道听途说的别人的故事，还是简单真诚地讲讲自己的生活吧，就像给远方的亲人写信那样；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真正用心生活，那他必定住在偏远的地方。也许下面这些内容更适合家境贫寒的学子，至于其他的读者，就请挑些入得了眼的部分看看吧。相信没人愿意穿上外套时撑破衣缝，只有合身的衣服才是最好的。

我想谈的事物，并非关于中国人或者三明治岛 民，而是与正在阅读此书的、生活在所谓新英格兰 的诸位有关；我想谈的是你们所处的环境，尤其是这座小镇的外部条件。你们的生活非得这么苦吗？是否它已经到了无法改善的地步？我曾去过康科德镇不少地方——商店、办公场所、田野等等，却发现所到之处人们都在以千奇百怪的方式做着各种苦役。听说婆罗门教徒坐在火焰中，眼睛还直视着烈日；或者头朝下将身体悬在烈火之上；或者扭头凝视青天，直到“身体无法归复原位，而且因为脖子的扭曲，只有汤水才能灌进胃里”；或者终身被铁链锁在树下；或者像毛毛虫一样，用躯体丈量广袤的大地；或者单脚站立在柱子上——然而，我每天所见的场景令人难以置信和震惊至极，丝毫不逊色于这些教徒有意的赎罪苦行。就连赫拉克勒斯 的十二件苦差和我邻居们的生活相比都不值一提，因为他的苦差只有十二件，而且还有终结之时，可是我从来没见过我那些邻居杀死或捕获任何怪兽，也没见他们完成哪件苦差事。他们更没有伊俄拉斯 那样的朋友帮他们用烧红的烙铁来灼烧九头蛇的脖颈，反而是刚打碎一个头，又立刻冒出两个。

镇上的年轻人继承了农场、房屋、谷仓、牲口和农具，在我看来，实属不幸，因为这些东西到手容易脱手难。倒不如生在野外被狼养大，也许那样他们才会更看清这片呼唤他们劳作的土地。是谁把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为什么有人能享受六十英亩田地的供养，而更多人却命中注定只能啄食尘土呢？为什么他们一出生就要开始自掘坟墓？他们不得不过着人的生活，推着各样东西前行，尽可能地把日子过得好些。我见过多少可怜的、不朽的灵魂啊！他们几乎被生活的重负压到窒息，在人生的道路上缓慢匍匐。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座长75英尺、宽40英尺的大粮仓，一个奥吉亚斯的牛圈 ，还有100英亩的土地要耕种、割草，还要放牧和护林！而那些没有继承产业的人，虽然没有这些累赘，却也为了几立方英尺的肉体而辛苦劳作。

可人们的劳动却是一个错误。很快，一个人最美好的时光便被犁铧埋进土里化成了肥料。一种似是而非的宿命，也就是所谓的“必须”，支配着人们不断劳作。如一本经书中所言，人们积攒的钱财，最后却被虫蛀锈蚀，还招来盗贼偷窃一空。多么愚蠢的一生啊，那些生前没看明白的，临终前也会幡然悔悟。据说，杜卡里翁和匹娜是从头顶向背后扔石头创造了人类 ——

雷利 也铿锵地吟了两行诗句：

从此人类的心地坚硬如斯，

强忍着苦痛和烦忧，

显示我们的躯体源于岩石。

对一个错误的神谕，他们是多么盲目遵从啊。只顾把石头扔在身后，却不管它们落在何方。

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相对自由的国度里，大多数人也由于无知和误解，沉浸在各种假想出的忧虑和不必要的粗活中。过度劳作让他们的手指变得笨拙且颤抖，无法去采撷人生更美好的果实。事实上，劳作之人没有闲暇追求生活的圆满，也没工夫维系人际关系，而他的劳动一到市场上，却总是贬值。他只是一部机器，没时间做其他任何事情。无知让人存活成长，而一个经常绞尽脑汁的人，又怎会记得起自己的无知呢？评判一个人之前，我们有时得先让他吃饱穿暖，然后用提神饮料使其恢复精力。人类天性中最纯美的品质就如同果实上的粉霜一般，需要最精心的呵护。可我们对自己、对他人却往往没能如此温柔。

有些人在贫穷中挣扎，有时连气都喘不过来，这我们都知道。我也丝毫不怀疑，本书读者中有不少人没钱吃饭，无法负担迅速磨损或已破旧不堪的衣履，甚至连读这本书的短暂时光，都是从债主那里偷来、借来的。阅历让我的眼光变得犀利，显然你们这许多人过着多么卑微漂泊的日子；总是处在崩溃的边缘，想去做工还清债务，却深陷在一个拉丁语称作“他人之铜”（他们有些钱币是铜做的）的古老泥潭里；你们在“他人之铜”中求生、死去，最后被“他人之铜”草草埋葬；你们常常答应明天把钱还清，明日复明日，却死在了今天，留下一堆债务未了；你们四处求恩乞怜，只为免除牢狱之灾；你们撒谎、献媚、投票，把自己缩进憋屈的果壳中，或故作慷慨大度，只是为了说服邻居准许你为他制鞋帽、织大衣、造马车，或是从你这买些杂货；你们把钱藏进旧木箱里、塞进泥灰墙后面的袜子中、存入更安全的银行砖墙内，反正不管多少，也不管地点，总是尽量攒点儿以备患病之需，孰料这样反而让自己病倒了。

有时我想不通，我们怎么会如此轻率无聊，有空去关注那粗陋奇怪的黑奴制，可没看见从南到北有那么多精明苛刻的奴隶主在奴役着国人。南方监工让人日子难熬，但北方监工比他还坏；不过最糟糕的，却是自己给自己做奴隶。说什么人的神圣啊！你看那大路上赶着畜生的牧人，日夜兼程奔往集市，他内心能激荡起几分神圣感？他的最高使命就是给马匹喂草饮水！和运输的利润相比，他的命运又算得了什么？他不就是在为富豪赶马吗？有什么神圣可言？有什么不朽可言？他畏畏缩缩、偷偷摸摸，整天惶恐不安，一点也不神圣，也没有丝毫永生的征兆。他的所作所为告诉我们，他已完全沦为自我意识的奴隶和囚犯。和我们个人的意识相比，公众舆论只不过是个软弱无能的暴君。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决定着，或者说是预示着他的命运。即使在充满神幻和想象的西印度各州县，若没有自我解放的意识，即便是威尔伯福斯在又能怎样呢？再想想这个国度里那些成天忙于编织软垫的妇女，她们不想反抗，对自己的命运丝毫不关心！好像蹉跎时光并不会有损永恒。

多数人都活在静静的绝望中。所谓顺天应命则是确定的绝望。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乡村，你只好用水貂和麝鼠的盛装来聊以自慰。但在这所谓的人类的游戏和消遣背后，却隐藏着固定的、下意识的绝望。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这些游戏只能在工作后才能进行。不过，不做绝望之事，却是智慧的表现。

让我们用教义问答的语言方式发问，什么是人生的最终目标？什么是生活真正的必需品和财富？仿佛人们是由于偏爱而有意选择了这种普遍的生活方式，而他们也真诚地相信，确实别无选择。但是，敏锐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每天升起。放弃偏见，永远都不会太迟。再古老的思维或行为方式，未经证实，都不能盲目信从。今天得到大家附和或默认的真理，也许明天就会变成谬论。不过是缥缈的烟雾，有人还以为是能够滋润大地的云雨。老人说你不能做的事，你试一下，往往还就做成了。前人有老规矩，后人则有自己的一套。可能以前的人不懂添加燃料可使火焰不灭，现在的人却知道在锅炉下架点干柴，没准儿还能以飞鸟的速度环绕地球呢。俗话说得好：“气死老家伙！”年长者未必有资格做年轻人的好导师，因为他们固然有些收获，却也失去许多。即使是最智慧的人，又能在生活中领悟到多少绝对真理呢？说实话，年长者给不了年轻人几条重要忠告，由于自身的原因，他们的经验非常偏颇，他们的生活也如此惨痛失败，这点他们不得不承认；或许他们还有些与经验相左的残存信念，怎奈岁月已然蹉跎。我在这个星球上活了三十余年，却尚未从长辈那听到一丁点儿有价值的或是中肯的意见。他们什么也没教我，也许是根本教不了什么有用的吧。这就是生活，一个我大部分都还没经历过的实验；他们是经历过，但又与我何干。如果我有什么自认为有价值的经验，我肯定会想，我的良师们可根本没提过这经验呢。

有个农夫对我说：“只吃素可不行，那样骨头不会强壮”；所以他虔诚地每天都花一些时间去准备骨骼需要的养料；边说这话的时候，他边走在耕牛的后面，正是这头食草的耕牛，冲破障碍拖着农夫和笨重的木犁奋力向前。在某些人眼中，比如那最无可救药的病态者眼中，有些东西是生活必需品；换一群人，却只是奢侈品而已；再换一群人，又成了闻所未闻的东西。

有人认为，人生中所有的旅途，无论高峰还是低谷，都已被前辈走遍，该留意的地方先祖们也都探索过了。按照伊夫林 所说：“智慧的所罗门下令规定了树木之间的距离；罗马长官裁定了你进邻居地里采拾落在地上的橡子的合法次数，并且规定了邻居可以分得多少。”希波克拉底 甚至传下了剪指甲的原则，即要把指甲剪得不长不短，正好与指尖持平。毋庸置疑，就是这些像亚当一样老的无聊的陈词滥调，使得生活的欢乐多彩消失殆尽。然而，一个人的能力是无法估量的，我们也不能凭先例去判定人的能力究竟如何，前人没尝试的事情还有很多。不管你曾经历过多少失败：“莫苦恼，吾儿，又有谁会指派你去做完未竟之事呢？”

我们有千百种简单的方法来触摸生活，举个例子吧，阳光让我的豆荚成熟，可它同时也照耀着与我们一样的另一个星系。若是我记住了这点，或许能避免一些错误。可是我在锄地时，却没有这样的灵光闪现。夜空中的那些星星，又是高居在哪个奇妙三角的顶端呢？此时此刻，宇宙中有多少遥远而奇异的生灵，也在沉思着同样的问题？自然和人生，就如同我们的各种体制一般，变化万千。有谁能预言别人的生活前景？对我们来说，还有比四目对视的一瞬间更伟大的奇迹吗？我们一小时就能经历尘世中的所有世代；啊，经历世代中的所有尘世。历史，诗歌，神话！阅读谁的经历，都比不上阅读这些给心灵带来的震撼深刻。

大多数我的邻居认为好的东西，我从心里认为是坏的。若说我有什么懊悔的话，我懊悔的是我的好举止。我是着了什么魔，要表现得如此循规蹈矩？老前辈，你尽管说些睿智的言语，活了七十多年，你也并非一无是处，可一个无法抗拒的声音却在召唤着我，让我离你那套说教远点。上一辈的事业像搁浅的船一般，被后辈抛弃。

我认为我们也许能坦然地相信更多的东西。我们应该放弃对自己过多的关怀，而把这关怀诚心诚意地献给别人。大自然能很好地包容我们的长处，也同样适应着我们的弱点。有人活在持续的焦虑和紧张中，可谓是无法治愈的病态表现。我们生来就爱夸大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但有多少工作并不是我们完成的！或者，要是我们病倒了，又会怎样呢？我们是多么警觉啊！为了尽可能躲避信念，整天都警戒着，直到夜晚才不情愿地祷告，把自己交给未知的运数。我们被迫活得如此认真，对人生怀着敬畏，否认任何改变的可能。我们说，这是唯一的活法；可是，从圆心能画出多少条半径，人生之路就有多少种。每一个改变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奇迹，而这奇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一个人把臆想的事实归纳成为他的理论时，我敢预言，所有人最终都会在这个假想的基础上构筑生活。

我们来想想，我刚才所说的焦虑和烦恼大都是些什么，其中有多少是必须忧虑，或者至少是必须操心的。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过过原始的垦荒生活也好，哪怕只为弄明白，哪些是粗俗的生活必需品，如何才能得到；或者去翻翻商人的陈年账本，看看人们最爱买什么、店里都储存什么货物、哪些是最大宗的杂货。时代在前进，但对人类的基本生存法则却影响甚微，就像我们的骨架一样，和先祖们的骨架也没多大区别。

所谓生活必需品，我指的是人类通过自身努力得到的物品，从生活之初或者在长期的使用中对人类极其重要，倘若是野蛮、贫穷或者观念信仰的原因，有人曾尝试放弃它，那也是寥寥数人。对许多生灵而言，这样的必需品只有一种：食物。原野上的野牛，它的食物是几撮美味的青草和可饮用的水；除非它还想在森林或山麓中找个栖身之所。野生动物所需的，不过是食物和栖息地而已。在当前的气候条件下，人类的必需品可以确切地分为食物、住所、衣物和燃料这几类；只有拥有了这几样东西，我们才能自如应对人生的难题并期望有个美好的前景。人类学会了建房、制衣，还有煮饭；也许是偶然发现了火的温暖，于是也加以利用，最初火只是奢侈品，现在烤火取暖也成了必需品。我们观察到，猫和狗也养成了这种第二天性。有了合适的住所和衣物，我们就能保持体内的温度；可若是住得、穿得太热，或是火太旺，外面的热度高于体内的温度，那不就成了烤人肉吗？自然学家达尔文在谈到火地岛 的土著人时曾说，当时他们一帮人穿得严严实实地烤火，还一点儿不觉得热，可远处赤裸的野人却让他大吃一惊，“他们汗流浃背，就像架在火上烤一样。”我们还听说，新荷兰人 不穿衣服照样若无其事，可欧洲人穿着衣服还冻得发抖。难道就无法把野蛮人的强健和文明人的智慧结合起来吗？李比希 说，人的身体是一个暖炉，食物如同燃料，维持着肺部的内燃。天冷时，我们吃得多些，天热时则少些。缓慢的燃烧保持着动物体内的热量，若是燃烧太快，就会产生疾病甚至死亡；若是燃料不足，或者通风不畅，火就会熄灭。当然，生命体温和火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但也有很多可类比之处。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动物的生命和动物的体热几乎是同义词了；虽然食物是维持我们生命之火的燃料，可燃料只是用来生火煮饭或者从外部为身体补充热量，同样，住所和衣物的作用，也只是保持我们体内产生和吸收的热量。

那么对人体而言，最主要的需求就是保暖，保持体内的热度。为此我们付出了多少辛劳，不仅要食物、衣服、住所，还得要床铺，那是我们夜晚的衣裳。我们掠夺鸟儿的巢穴和羽毛去营造这窝中之窝，就像鼹鼠在洞底用草叶为自己铺床一样！可怜的人总是抱怨世界寒冷，不仅身体冰冷，社会也是冰冷的，并且把大部分的烦恼归咎于这寒冷。某些地方到了夏季，人们好像过上了天堂般的日子。除了煮饭，几乎用不着燃料；太阳就是他们的火焰，许多瓜果都被阳光烤得烂熟；那里食物通常更加丰富多样，也更容易获得，至于衣物和住所则完全不需要，或者可有可无。如今在我们这个国家，从我的经验来看，一把刀、一把斧、一把铁锨、一个手推车，有这几样工具就够了，对好学者而言，就再加上灯具、文具和几本书吧，这些东西花不了多少钱便能置齐。可有那么些不明智的人，竟跑到地球那端的肮脏蛮夷之地，埋头从商数十载，为的是能回到新英格兰，舒适暖和地颐养天年。奢华的富人不是舒适暖和，而是热得不行；就像我之前所说，他们是在遭受炙烤，当然，烤得非常时髦。

大多数的奢侈品，还有所谓的舒适生活，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实在是阻碍了人类的进步。说到奢侈和舒适，最明智的人往往过着比穷人更简单粗陋的生活。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代先哲，都是外在生活贫穷，内心却非常丰富的人。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我们对他们了解很多，却没能深刻理解他们。近代的改革家以及民族救星也都如此。只有安贫乐道，才能公正无私地用智慧之眼观察人生。无论是务农，还是经商，或是从事文学艺术，奢侈的生活必然结出奢侈的果实。现如今，只有哲学教授，而没有哲学家。不过授课是很荣耀，因为教授的生活曾令人羡慕。不是仅有深邃的思想，能开立学派，就可以成为哲学家，哲人得热爱智慧，并且按照智慧的指引过着简单、独立、高尚，并且有信念的生活。哲学家不仅要从理论上，更要在实践中解决生活的难题。大学者和思想家的成功，大都是弄臣式的，而非帝王式的或者英豪式的成功。他们几乎像父辈一样，过着从众的生活，不可能开创更高贵的族裔。但是，为何人类总在退化？是什么让家族没落？致使国家衰落毁灭的奢靡本质又是什么？我们能肯定自己的生活中毫无这些因素？即使在生活的外部形式上，哲学家都领先于他的同辈，其饮食、居住、穿着和取暖方式都与同代人不同。但既然称为哲学家，怎就没有比俗人更高明的维持体温的方法呢？

当人类能通过上述方式取暖后，接下来想要什么呢？当然不会是更多温暖，也不是更丰足的食物、更宽敞豪华的房屋、更精致多样的衣服、更持久灼热的火炉等等。一旦得到生活必需品后，人不会继续追求过剩品，而是转而寻求另一些东西；就是说，他要停下辛勤的劳作踏上假期，开始人生的探险了。泥土看来是适合种子的，种子植根土壤后，根茎便会自信地往上萌发。人既然已牢牢植根大地，为何不同样向高空伸展？高贵植物的价值，在于它远离地面结在阳光空气中的果实，这样才不会被当成低卑蔬菜对待，后者哪怕是两年生植物，常常是只待根茎长好，便被割去顶枝，所以多数人都见不到它们开花时节的模样。

我不是要给那些强壮勇猛的人立什么规矩，他们不管在天堂还是地狱都能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或许比富豪还住得堂皇、花得大方，而且不会因此变穷，也不知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如果真有这种梦幻人物的话；我也不想给另一些人订什么规章，他们在现实中受到启发、得到灵感，并带着情人般的喜爱和热情去珍惜现状，我觉得自己多少也属于这一类；还有一种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安居乐业，也明白自己的处境，我不会对他们说什么；我针对的主要是大多数不知足的人，他们总是徒劳地抱怨生活艰苦、时运不济，明明能改善境况却不付诸行动。有的人只会没完没了地怨天尤人，还说自己在尽职尽责；此外，我还想着一群人，他们外表阔绰，实则贫穷至极，他们固然有些破铜烂铁，却不知如何利用，也不懂如何摆脱，给自己上了一副金银枷锁。

要是我想把过去若干年中希望如何度日的想法讲出来，知道点我实际情况的读者可能会惊讶；对我一无所知的人定会觉得震惊。我只将我热衷的事情透露一两件吧。

在任何天气，在白天与黑夜的任何时辰，我都曾焦虑地想改变现状，并在手杖上刻下印记；过去和未来这两个永恒的交会点即是现在，而我就站在这个起点上。请原谅我说话晦涩，因为我这个行当的人比大多数人有更多秘密，并非我有意保密，而是职业特性所致。我倒是想知无不言，永远不在门上涂“禁止入内”的字眼。

很久以前我丢过一条猎犬、一匹栗色马和一只斑鸠，至今仍然在找寻。我向许多游人打听过，向他们描述它们的足印，还有它们会回应怎样的呼唤。有一两个说曾听见过猎犬吠叫和马奔跑的蹄音，甚至看见斑鸠隐入云中，他们似乎也焦急地想找回它们，仿佛是自己丢的一样。

我期待的不仅是日出和日落，如果可能的话，更是整个大自然！有多少个清晨，无论寒暑，邻居们还未开工，我就已经开始操持自己的事情了！无疑很多同镇人，不管是晨曦中赶去波士顿的农夫，还是上工的樵夫，都遇见过我收工归来。当然，太阳升起我是帮不上什么忙，但重要的是，我能在场目睹这一刻。

多少个秋日，啊，还有冬日，我在镇外度过，想倾听风中的讯息，倾听并将它迅速传播开去！为此我几乎投入了所有的资本，气喘吁吁地迎面奔去。如果风中有哪个政党的消息，肯定会第一时间登上政府公报。其他时候，我在悬崖或树梢的瞭望台上，向每个新到来客发出信号；或者黄昏时候守在山顶等待夜幕降临，或许我能捕捉到什么东西，虽然我抓到的东西并不多，它们却像“天粮”一样，日出时就又消失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给一本杂志当记者，杂志的销量不太大，多数稿件都被编辑认为不宜刊发，劳动只换来苦恼，这点很多作家都经历过。可是对我来说，这苦痛却是收获。

多年来，我自封暴风雪与暴风雨督察员，并且非常尽职尽责；我还是测量员，虽不测量公路，却丈量森林小路和所有的田间小道，使其保持通畅；还有深谷沟壑，确保其四季通行，大众的足踵已印证了它们的功用。

我曾看管过镇上的野兽，它们跳过篱笆，给忠诚的牧人带来很多麻烦；我也曾留意人迹罕至的农场角落，虽然并不知道约拿斯或所罗门是否还在某块地里干活，但那不关我的事；我还浇灌过鲜红的越橘、沙樱和荨麻，以及红松和黑梣，还有白葡萄和黄色紫罗兰，否则它们可能早在旱季枯萎了。

总之，这些事我干了好长时间（说此话我没有一点炫耀），一直忠于职守，后来，我越来越发现同镇人是绝不会把我列进公职人员名单里的，也不会发点薪水让我安享闲差。我所记的账，我发誓都是真实的，不过从来没人查，没人认，更没人付款结算。但是，我的心思也没在这上面。

前不久，有个四处卖货的印度商人来到住在我附近的那个著名律师家推销篮子。“您买篮子吗？”他问。“不，不买。”对方回答。“什么！”印度商人嚷嚷着走出院门，“你是想饿死我们吗？”原来，印度商人看到勤劳的白人邻居生活如此富裕，律师只要编些辩词，就能神奇地得到财富和地位，那时他心想：我也要做这生意；我可以编些篮子；这活我会干。他以为篮子编好，他的任务便完成了，接下来就该轮到白人来买篮子。他不明白自己做的东西要值得别人买，或者至少让别人认为值，否则就该做点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我也曾编过一种精致的篮子，但并没把它编得能激起人们的购买欲。不过我非但没觉得这篮子不值得编，也没去研究怎样让它迎合别人的需要，倒是琢磨过该如何避免将它们卖出去。众人称羡并认为成功的生活不过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何必夸耀某种活法而贬低其他活法呢？

市民们大概是不会在法院、教堂或其他什么地方给我提供个职位，我必须另谋他路，于是更加义无反顾地面向森林，那里的草木对我更熟悉。我决定立刻就开工，而不必等通常所谓的资金，就用我手上的那一点微薄钱财吧。我去瓦尔登湖的目的，不是想节俭或奢侈地生活，而是为了办点私事，在那里能将麻烦减到最小；免得我因为没什么常识，也缺点雄心壮志和商业才能，做出些凄惨的蠢事来。

我一直努力养成严格的商业习惯，这对每个人都是必要的。如果和“天朝 ”做生意，在海边设个小财务室，比如位于塞勒姆港口之类的地方，便足以开展业务了。你可以出口一些本国的物品，纯粹的土特产，大量的冰块、松木，以及一点花岗石，用当地的船只运出去。这样的生意应该不错。所有大小事务你都亲自打理；既是领航员又是船长，既当货主又做保险商；买进卖出，同时还得记账；凡收到的信都一一过目，发出的信也都亲笔起草或审阅；日夜监管着进口商品的卸货；几乎同时出现在海岸的若干地方，通常载货量最大的船是在新泽西口岸装卸；自己还要兼任电报员，不知疲惫地调试设备与所有过往船只保持联系；给远方一个需求旺盛的市场稳定供货；要熟悉市场行情，了解各地战事及和平的可能性，预测贸易和文明的发展趋势——利用一切探险活动的结果、新航道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得研究航海图，明确定位珊瑚礁、新灯塔和浮标，并再三修订航海图表，因为计算上的一点疏漏会让本该抵达某个友好港口的船只撞上礁石而四分五裂——法国航海家拉·佩鲁兹 的命运真是难料；还要紧跟宇宙科学的步伐，研读从航海家汉诺和腓尼基人直到我们当代所有著名的发现者和航海家、冒险家和商人的生平；最后，要掌握实时库存信息，明白自己的经营状况。这确实是一个考验人各种能力的苦差——诸如赢利、亏损、利息、皮重和损耗等问题，都得十分精确，这得具备万种知识才能应付啊。

我曾想过瓦尔登湖应该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不仅因为它有铁路和贮冰业，还有其他有利条件。但将这些条件公之于众恐非明智之举。瓦尔登湖是一个优良的港口和基地。没有如涅瓦河区那样大的沼泽需要填，你每到一处还得努力打桩。据说，一旦涅瓦河洪水泛滥，加上呼啸的西风和冰块，可以将圣彼得堡从地球表面冲走。

由于我这一行不用通常所需的资本便可开工，我是从何处弄到那些必不可少的行头，确实不好推测。来谈谈问题的实质吧，先说说服装，我们买衣服多是出于新奇或者顾虑别人的看法，而不太考虑真正的实用性。让那些有工作的人再次牢记穿衣的宗旨，首先是保持体温，其次是为了在社会中遮掩赤裸的躯体，那么他们便可判断，有多少必须或重要的工作，是不必往衣橱里添置新衣就能完成的。国王和王后的衣服常常只穿一次，尽管有御用裁缝专门缝制，却没能体会穿上合体衣服的舒适心情。他们和挂干净衣服的木架差不多。而我们的衣物一天天和我们融为一体，烙上穿衣者的印记，直到抛弃它时还犹豫不决，竟如要抛弃自己的躯体般闷闷不乐。我不会因别人穿有补丁的衣服而对他轻视；但我确信多数人在衣服上花的心思甚多，要穿得时尚，至少要干净整洁、没有补丁，至于自己有无健全的良心，却不太在乎。不过即使破洞没有缝补，也没什么大不了。有时我会这样来测试一下认识的人——有谁愿意穿膝盖上有补丁，或者多了两条缝线的衣服？大多数人的言行表明，好像这样的穿着会毁掉他们的前程。他们宁可蹒跚跛行，也不愿穿条破裤子上街。若是一位绅士发生意外腿受伤了，常是可以补救的；但要是裤腿破了，却没法补救了；因为他所关注的，并不是真正值得尊重的东西，而只是那些受人尊重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很少，却认得许许多多的衣服和裤子。你把自己的最后一件衣服给稻草人穿上，一丝不挂地站在旁边，路过之人谁不会立刻就向稻草人行礼呢？某天路过一片玉米地，在那戴了帽子穿了衣服的木桩旁，我认出了农场的主人。他比我们上次会面时更沧桑憔悴了些。我曾听说，有条狗对每个靠近他主人领地的陌生人都狂吠，却对一个不穿衣服的小偷乖乖听话。假如人们都除去衣衫，能多大限度地保持他们的身份，这可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每个人都赤身裸体，你能在这一群文明人中看出谁最尊贵吗？法伊弗夫人 在从东到西的环球旅行中，当她很接近俄罗斯的亚洲地区时，她说觉得有必要换下旅行装束再去拜见当地长官，因为她“是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这里的人都是根据衣着来评价人”。即使在我们这个民主的新英格兰城中，如果有谁突然富起来，只要穿得讲究、出行豪华，就会得到众人的敬慕。但那些发出敬慕之情的人，数量很多，却都是些异教徒，还得给他们派个传教士。此外，衣服是需要缝制的，这缝制工作可谓无休无止；至少缝件女人的衣服，是永远没有完工之日的。

一个人终于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并不需要穿新衣服上工，旧衣服就足够了，虽然旧衣服不知在阁楼里放置了多长时间，已经布满灰尘。英雄穿旧鞋的时间倒是比他仆人穿的时间长——如果英雄有仆人的话——赤脚的历史可比穿鞋的历史要长，英雄自然可以赤脚。只有那些要去参加晚宴或是要到立法院的人才需要穿新衣，衣服经常更换，衣服里的人同样也在不停变换。不过若是我的夹克、裤子和鞋帽可以穿去拜祭上帝，那穿着又何妨呢？有谁的衣服是真正穿到破旧得简直要还原成织布原料，就连送给穷人都不能算是善举的？说不定穷人还会将它转送给更穷的人，或者应该说是更富的人，他一无所有都能维持自己的生活。要我说，应该小心那些须穿新衣服的行当，而并非穿新衣服的人。假如不是不断有新人，新衣服做出来适合谁穿呢？如果你有什么事业要做，不妨穿着旧衣服去试试。人们需要的是做事情，或者有所作为，而不是做事时穿什么衣服。也许我们永远不必添置新衣服，无论旧衣服如何破旧肮脏，直到我们已向某个方向前进，才发现自己焕然一新，犹如旧瓶装入了新酒。我们更换衣服的季节，就像飞鸟脱毛，定是生命中的转折点。潜鸟会躲到僻静的池塘边脱毛，还有蛇蜕皮、蛹虫出茧亦是如此，都是身体由内而外不断成长扩展使然，我们的衣服也只不过是我们最表面的角质和尘世的枷锁。否则我们会发现自己在伪装下前行，最终难免被自己和全人类的意见摒弃。

我们穿上一件又一件的衣服，就像外生植物般需要外部的滋养才能成长。最外面的衣服通常轻薄花哨，这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是假皮肤，并非我们生活中密不可分的部分，这里或那里剥点下来，也不会伤及生命；较厚的衣服，常常会磨损，那是我们的细胞壁，或者说是外皮；而我们的衬衣就如同韧皮，或者是真正的树皮，剥下来的话不能不连皮带肉，堪称致命打击。我相信所有的物种在某些季节里都穿着类似衬衣的东西。我们所期望的，是一个人能穿得如此简单，这样便可以在黑暗中触摸到自己，他能在各个方面都细致周密、准备充分，倘若敌人来袭，他能像古代的哲学家一样，空手徒步出城，不用担心什么。一件厚衣服大致能抵得上3件薄衣服，廉价的衣服也可按顾客接受的价格买到；一件厚上衣5美元便可买到，能穿好多年，厚裤子2美元，牛皮靴1.5美元，遮阳帽才25美分，冬天的帽子62.5美分，或许自己在家做的帽子更好，花费微不足道。穿上这样一身自己挣来的衣服，怎么还会因为贫穷而没有智者向他致敬呢？

当我想定做某种款式的衣服时，女裁缝一脸正经地告诉我：“他们现在不时兴这个款式了。”她语气里一点没强调“他们”这个词，好像她引用的是如同命运之神般超凡权威的话，我发现很难得到自己想要的衣服，原因仅是女裁缝以为我在开玩笑，觉得我太鲁莽了。听到这番神谕，我陷入了沉思，把那句话中的每个词都再单独强调了一遍，以便理解它的含义，好让我弄清“他们”和我到底有多少血缘关系，在这件与我有密切关系的事情上，“他们”有多大的权威。最后，我要用同样神秘的方式来回答她，也没有强调“他们”这个词——“是没错，近来他们不时兴做这个款式，但现在他们又时兴了。”如果她不量量我的性格，只量肩宽，好像是在量一个挂衣服的架子一样，这样测量有什么用？我们不崇拜美惠三女神，也不崇拜命运三女神，我们崇拜的是时尚女神。她纺织，她剪裁，她有无上权威。巴黎的猴王戴上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也效仿。世间本来有些简单朴实的事，却还得要别人帮助才能完成，这让我有时感到绝望。首先我们得有个强大的压榨机，把人们的旧观念压榨出来，使他们不能立刻用两条腿站起来；然后再看，有些人脑袋中的旧观念，没人知道是由何时放进去的虫卵孵化而成，即使一把火也烧不断根，你的努力只是徒劳。反正我们别忘了，有一种埃及的麦子是传自一具木乃伊，一直传到我们这代。

总的来说，我认为不管是在我们国家还是其他国家，服装都没有达到艺术的尊贵地位。目前人们都还是有什么穿什么。就像失事船只上的水手，漂到岸上，找得到什么就穿上什么，但是没走多远，不论空间上还是时间上，他们就开始嘲笑彼此的衣着。看到亨利八世或者伊丽莎白女王的装束，我们就觉得好笑，仿佛那是食人岛上的国王和王后的打扮。任何衣着离开了人，都变得可怜怪异起来。任何穿衣人，只要有如炬的目光和真诚的生活，就能抑制哗笑，使他的衣服也神圣起来。剧中穿得色彩斑斓的小丑突然腹痛，他的服饰同样表现出这痛苦的情绪。士兵被炮弹击中，破烂的军装就宛如高贵的紫袍。

世间男女对新式样幼稚野蛮的嗜好，让多少人不停晃动万花筒，想从中找出这一代人要求的流行款式。制造商也知道人们的口味反复无常。两款衣服仅是几根线的区别，而且线的颜色还都差不多，这款立刻卖出去了，而另一款则躺在货架上。然而过了一季，后者反而又成了最流行款，这种事常常发生。相比而言，文身并非人们说的那般野蛮，因为文身不过是刻在皮肤上，而且不会改变。

我不认为服装厂是人们获得衣着的最佳模式。我们工厂的情形是越来越像英国工厂了；这不足为奇，因为据我听到和观察到的，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让人们穿得更好更朴实，而是为了更赚钱，这点毫无疑问。从长远来看，人类总能达到他们的目标，因此尽管可能会一时失败，还是不妨把目标定得高些。

至于住所，我并不否认现在它已是一种生活必需品，虽然有不少例子证明，在更寒冷的北国，人们没有住所也能生活很长时间。塞缪尔·莱恩 说：“北欧的拉普兰人身穿皮衣，头上、肩上套着皮囊，整夜整夜地睡在冰雪上……那寒冷的程度足以冻死任何穿羊毛衣服的人。”他亲眼见过他们这样睡觉，又补充道：“但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更结实。”或许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不久之后，就发现了房屋的好处，即家的舒适，这句话可能最初更多指的是房屋的舒适而不是家庭的舒适；然而在有些地方，这种说法极其片面，那里的人一说到房屋就会联想到冬天或雨季，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只要一把遮阳伞便可，无须房屋。我们所处的气候，以前夏夜里只用稍微搭盖一下就行。在印度人的记事法中，一座圆锥形小屋是一天行程的符号，树皮上刻着或画着的一排小屋代表他们露营了多少次。人生来没有硕大强壮的肢体，所以得想方设法缩小他的世界，用墙壁围起一个适合自己的空间。起初他赤身裸体，生活在户外，晴朗温暖的气候里，白天是过得舒适，但还有雨季和冬天，更别提炎炎夏日了。若不是赶快寻求房屋这个庇护之所，人类可能早在萌芽时期就灭种了。传说中的亚当和夏娃，在穿衣服之前是以树叶遮体。人需要一个家，一个温暖或者舒适的地方，首先是肉体感到温暖，其次才是情感上的温暖。

可以想象有那么一段时间，人类还处在婴幼儿期，有些富有进取心的人爬进岩洞躲避风雨。每个孩子都在一定程度上重复着这段历史，他们喜欢待在户外，哪怕天气又湿又冷。孩子们除了骑马游戏，还喜欢玩跳房子游戏，这是他们的本能。有谁会忘记小时候发现洞穴或靠近岩洞时的兴奋心情？这种自然渴望是天性，遗传自我们最初的祖先，而且它至今仍在我们体内。从洞穴开始，我们进步到用棕榈树叶、树皮、树枝盖房顶，编织可以拉伸的亚麻屋顶，后来又搭盖青草和稻草屋顶、木板和木瓦屋顶，直到石头和砖瓦屋顶。最终，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露天生活，我们的室内生活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家里的炉火离田地可有很大的距离。如果我们能有更多的白昼和黑夜是在与天体间没有任何阻隔的情形下度过，如果诗人不是一味在屋檐下吟诵，如果圣人也没有在房屋内逗留太长时间，一切也许都会好些。鸟儿不会在洞中歌唱，鸽子也不会在鸽棚里露出它们的纯真。

但是，如果有人想打造一座居住的房屋，他得学点北方人的精明才好，以免最后发现自己身处一座工场中，或是一座没有出路的迷宫里，或是一所博物院中，或是一所救济院里，或是一座监狱中，或是一座华丽的陵墓里。首先想想，我们绝对需要的遮蔽之所，到底有多大便足够。我见过佩诺勃斯科特河上的印第安人，就在这镇上，他们住在棉麻布的帐篷中，周围的积雪有近一尺厚，我想如果地上的雪再厚些，能帮他们挡风的话，他们一定很高兴。如何纯真地生活，可以自由进行我正当的追求，在以前这个问题比现在更让我困扰，因为我已不幸变得有些铁石心肠了。我曾看见铁路边有长6英尺、宽3英尺的大箱子，工人们晚上把工具锁在箱子里，我因此想到，每个生活艰难的人不妨花上一块钱买这么个箱子，在上面钻几个小孔透气，雨天或是晚上就可以住进去，把盖子一关，便可以随心所欲，灵魂也能自由自在。这个想法看来不是最糟的，也绝不是可鄙的办法。你可以想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而且无论何时起床外出，都不会有房东追着你索要房租。不少人为了供养一个更大更豪华的箱子而困扰至死，但其实住在这样的小箱子里也不至于冻死。我可一点儿不是说笑。经济这个话题一直被人们轻视，但它绝不可任人漠视。过去粗壮结实的人类，大部分时间待在户外，他们所住房屋的材料几乎全是大自然提供的，也很舒适。马萨诸塞州的印第安人总督戈金曾在1674年写道：“他们最好的房屋是树皮盖顶，非常整洁，而且密实温暖。树皮是在干燥的季节里从树身脱落的。人们趁树皮还青绿时，用很重的木材压成大木片……较差一点的房屋则用芦苇编成的草席盖顶，也同样密实温暖，只是没有前者那么好……我见过一些房屋有60—100英尺长，30英尺宽……我经常住在他们的棚屋中，发现其与最好的英式房屋一样暖和。”他还说，房屋内一般都用嵌有精美花纹的席子铺在地上和挂在墙上，还有各式器皿。这些印第安人已进步到能控制通风效果，他们在屋顶开洞，盖上一块席子，用绳子来开关。这样的房屋最多一两天就能盖好，几小时便可拆掉并重建，每家都有这么一座房子，或是拥有棚屋中的一个房间。

在原始时代，每个家庭都拥有一个最好的住所，足以满足其较为粗陋简单的需求；但是我想，我下面说的话还是恰如其分的，虽然天上的飞鸟有鸟巢，地上的狐狸有洞穴，野蛮人也有他们的棚屋，可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却只有不超过半数的家庭拥有居所。在文明程度很高的大都市里，拥有自己住房的人仅占很少数。其他人为了有个栖身之所，要每年支付租金，到了夏天和冬天，栖身之所是必不可少的，那笔租金都够买下印第安人一个村的棚屋，却害得他们一生贫穷。我并不想在这强调租房和拥有住房相比的劣势，但显而易见的是，野蛮人能有自己的住所是因为它花费极少，而文明人租房主要是由于买不起房，而且从长远来看，也负担不了租房的费用。可是有人会说，只要能付租金，贫穷的文明人就能有一个住所，这住所和野蛮人的棚屋比起来，如同皇宫般豪华。每年支付25美元到100美元的房租（这是乡镇价格），他就能得到经过若干世纪改良后的宽敞房间，里面有干净的油漆和墙纸、朗福德壁炉、泥灰墙、百叶窗、铜质的水泵、弹簧锁、方便的地窖，还有许多其他东西。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享受这些东西的人，被称为贫穷的文明人，而没有这些东西的野蛮人，却是富足的？如果说文明是人们生活条件上的真正进步——我也赞同这种说法，虽然只有智者才能从中受益——那么它必须表明，它给人类提供了更好的住所，而没有增加成本；所谓一个东西的成本，就是我用于交换那件物品所付出的部分生命，要么立即付出，要么以后付出。这一带房屋的平均价格大概是800美元，要积攒起这个数目，需耗费一个劳动者10年到15年的生命，而且还必须没有家庭拖累——这是按每人每天1美元的劳动报酬来算，因为有的人多些，有的人少些——这样一来，通常他得花上大半生的时间才能挣回一个“棚屋”。假如是花钱租房，那也只不过是在两难间做了个可疑的选择。面对如此条件，难道野蛮人会笨到拿自己的棚屋来换一座王宫吗？

也许有人会猜测，我几乎忽略了拥有这样华丽房产的所有好处，那是为了未雨绸缪，可我认为对个人而言，这好处主要是为他支付丧葬费罢了。但或许人还用不着安葬自己吧。然而这一点正是文明人和野蛮人的重要区别。毫无疑问，为了我们得到好处，有人为文明人的生活设计了一套制度，但为了使种族生活得以保存和完善，却极大地损害了个人生活。可我想让大家知道，为得到这个优势，我们做出了多大的牺牲，我还要建议，也许我们不需要做出任何牺牲就可以得到这所有好处。你说穷人常跟着你，还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孩子牙齿也发酸，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

想到我的邻居们，那些康科德的农夫，他们的家境至少和其他阶级一样好，我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辛苦工作二三十年或是四十年，为的是能成为农场真正的主人，这些农场通常是通过抵押担保留给他们的遗产，或是借钱买下的——我们不妨把他们劳作中的三分之一作为买房的花费——但他们一般还不起那笔贷款。没错，抵押款有时还高于农场的价格，此时农场倒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不过继承它的人总能找得到理由，因为正如继承者所说，他们和农场紧密相连。我和评税员谈起此事，却惊讶地发现他们说不出几个没有负债的农场主。如果你想知道这些农场的情况，那就去向他们抵押贷款的银行询问一下。实际上，能够靠劳动来偿还农场债务的人屈指可数。我怀疑这样的人在整个康科德也不超过3个。说到商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甚至100个里有97个都注定要失败，农民的情况同样如此。然而关于商人，其中有一位中肯地指出，他们失败大都不是因为金钱上的亏本，而是由于左右为难，无法履行合约；换句话说，是道德品质使他们失败。如此一来，事情变得更糟糕，说不定上面所提到的3个成功商人，会因为无法拯救自己的灵魂，输得比那97个更惨。破产和欠债不还是跳板，我们的大部分文明从这一跃而起，翻了个筋斗，而野蛮人则站在饥饿这块没有弹性的木板上。不过，米德尔塞克斯郡耕牛展示会每年仍在这儿照开不误，好像农业这台机器的所有零件都能极好地运转一样。

农民一直努力想解决生计问题，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比问题本身复杂得多。为了蝇头微利，他居然做起了牲畜生意。他以娴熟的技巧，用细弹簧布下一个陷阱，想捕捉到舒适和独立的生活，结果刚要抬脚离开，却一只脚掉进了自设的陷阱里。这就是他贫穷的原因，也就是同样的原因，我们虽然身处奢华之中，可相对于野蛮人所能享受到的舒适，我们都是贫穷的。正如英国诗人查普曼吟唱的：

这虚伪的人类社会——

——为了尘世的宏伟

天堂的欢乐如空气般稀薄。

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农民非但没变得富有，反而更加贫困，因为是房子拥有了他。当智慧女神密涅瓦建了一座房屋，嘲弄与指责之神莫墨斯说了一句精辟的话来规劝她，说她“没把它建成可移动的房屋，无法避开坏邻居”；按我的理解，这句话仍可用来规劝众人，我们的房子可谓笨重不便，我们不是居住在其中，而是被囚禁在其中；需要避开的不是坏邻居，而是卑鄙的自我。我知道这镇上至少有一两户人家，为了能卖掉近郊的房子搬到乡下去住，几乎花了一生的时间仍未实现，看来只有归西时才能恢复自由了。

即便大多数人最终能够拥有或租用这些经过改善的现代住房，但是文明改善了房屋，却没能改善居住在其中的人。文明造出了宫殿，可要造出贵族和国王却没那么容易。如果说文明人的追求并不比野蛮人的更有价值，若是仅为追求粗俗的必需品和舒适的生活，又何苦花上大半辈子时间来得到更好的住房？

但是那些贫穷的少数人遭遇又如何呢？或许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在外部境况上要优于野蛮人，另一些人的外部境况就正比例地低于野蛮人。一个阶级的奢华依靠另一个阶级的贫穷来维持。一边是宫殿，另一边则是救济院和“沉默的穷人”。无数以大蒜为食的劳工，建造了法老的陵墓金字塔，可他们死后却得不到体面的埋葬。石匠完成了王宫上的飞檐，可他晚上的栖息之地却是连棚屋都比不上的草棚。如果说，在一个文明非常普及的国度里，绝大多数居民的境况并没有降低到比野蛮人更恶劣，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指的是那些堕落的穷人，暂且不谈堕落的富人。要弄清这点，不用看得太远，只需看看铁路两旁随处可见的棚子，这便是我们文明社会最新的进步；我每天散步，看到那些人住在肮脏不堪的屋圈内，整个冬天都把门敞开，为的是能有光线照进去。那里看不见什么取暖的火堆，那火堆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老幼妇孺的身体由于长久地在寒冷和凄苦中蜷缩成一团已永久变形，肢体和器官功能的发展也停顿了。关注这个阶层是应该的，他们所完成的工程使我们这一代人卓越杰出。在英格兰这个世界大工厂里，每个企业的技工大都是这种情形。或者我还可以给你们说说爱尔兰的情况，它在地图上标示为白人居住的开明地区。把爱尔兰人的生活条件与北美印第安人，或者南海岛民，或者其他尚未与文明接触而没有堕落的野蛮人的生活条件比较一下吧。我毫不怀疑，野蛮人的统治者和一般文明人的统治者是同等英明的。他们的境况只能证明，文明带着何等的污浊啊。我几乎不用再说南方各州的劳工了，他们生产了我们国家主要的出口产品，而他们自己也是南部的主要产品。我不扯远了，还是只谈谈那些据说是境况中等的人吧。

大多数人似乎从没考虑过房子是什么，因为要拥有和邻居一样的房子，却让自己终生贫困，这是没必要的。就像裁缝做什么衣服，你就得穿什么衣服，或者在逐渐抛弃了棕榈叶帽和土拨鼠皮帽后，还抱怨时世艰难，因为他买不起王冠！要修一座比现有房屋更便利豪华的房屋是可能的，但所有人都承认，这样的房屋我们买不起。难道我们总要研究如何得到更多的东西，何不有时满足于更少的东西呢？难道那些可敬的公民要庄重地言传身教，告诉年轻人他们在临终之前，必须准备若干多余的漂亮皮鞋和雨伞，还有空闲的客房，来招待根本不会到访的客人吗？为什么我们的家具不能像阿拉伯人或印度人的那样简单呢？当我想到那些人类的救星，被我们尊为天堂来的信使，他们给人类带来了神赐的礼物，我脑海里想不出他们身后会有仆从跟随，或者有装满一车的时髦家具。如果我赞同这种说法，会怎样呢？这会是一个奇特的赞同吗？这种说法就是：若我们在道德上和智慧上比阿拉伯人更优秀，那我们的家具也该比他们的更复杂！我们的房屋塞满了家具，把房间都弄脏了，好主妇宁愿把大部分家具都扫进垃圾坑，也不会放着早上的活不干。早上的活！迎着微红的曙光，听着曼侬 的音乐，我们“早上的活”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桌上有三块石灰石，可我震惊地发现，我心灵家具上的灰尘还来不及擦拭，却要每天去擦拭它们身上的灰尘，于是赶紧厌恶地将它们扔出窗外。所以，我怎能拥有一个带家具的房屋啊？我宁愿坐在户外，因为青草上没有灰尘聚集，除非有人把地面破坏了。

奢侈放纵之辈引领潮流，成群的人蜂拥追逐。一名旅客住进所谓最豪华的房间里，很快发现旅店中众人拿他当萨达那帕鲁斯 国王般招待，如果他也沉醉于这种热情中，用不了多久便会彻底变得柔弱无力。我觉得在火车车厢里，我们把更多的钱花在了豪华装修上，而不是安全性和舒适性上。这些东西把车厢弄成了一个时髦客厅，里面有软垫睡椅、土耳其式厚榻、遮阳窗帘，还有上百种其他东方物件，我们把它们搬到西方来了，那些物件本是为“天朝”的六宫粉黛和羸弱国人发明的，就连约拿单听到其名都会脸红。我宁愿独自一人坐在南瓜上面，也不愿和别人挤着坐天鹅绒软垫。我宁愿驾着牛车在地上自在游荡，也不愿乘豪华的观光火车去天堂，一路呼吸污浊的空气。

原始人生活简单，身无遮蔽，这恰恰是一种优势，至少让他能只是大自然中的一名过客。当他吃饱喝足、神清气爽后，便可以思索下一段旅程。可以说，他居住在自然的穹庐中，或踏过峡谷，或穿过平原，或爬上山顶。可是，看哪！人已经成为他们工具的工具了。原本饥饿时可随意摘取浆果的人，却成了农民；原本站在树下遮风避雨的人，却成了管家。如今我们已不在夜间宿营，我们定居在大地之上，却忘了天空的模样。我们信奉基督教，只是将其作为改进农业的一种方法罢了。我们为这一世修建家宅，也为去世后修筑坟冢。最好的艺术品，都表现着人类想摆脱这种情形获得自由，可是我们的艺术效果却只是让这低级境地趋向舒适，而忘记了更高的境地。在人类生活的村子中，的确没有精美艺术品的立足之地，即使有某件作品留给我们，我们的生活、住所和街道都不能为其提供一个恰当的安身之所。钉子不是用来挂画的，层架也不是为了摆放英雄或圣人的半身雕像。当我想起我们的房屋是如何建造、如何支付钱款或没有支付钱款、如何做到建筑维护而省钱时，我就觉得纳闷，客人在赞赏壁炉架上的花哨玩意儿时，脚下的地板竟然没有塌下去，让他坠入地窖，落到坚硬实在的现实地基上。我只能这么认为，所谓富有精致的生活是人们一跃而起急切追求的东西，我没有感受到装饰生活之艺术品所带来的愉悦，我的精神都集中在世人的跳跃上了；我记得人类单凭肌肉能跳跃的纪录，是一支游牧的阿拉伯人所创，据说他们能跳到离地25英尺。没有人为的支撑，即使跳得再高也会落到地上。我要问那些极不体面的产业所有者的第一个问题是，是谁支撑着你？你是那97个商场败将之一，还是位于3个成功者之列？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也许我会去看看你那些小摆设品，都是些装饰之物。在马匹前面套个马车，既不美观也不实用。用华丽的物件装修房子之前，必须剥去一层墙面，也得剥去我们一层生命，还要用完美的家务管理和精美生活打上底子。要知道，美的趣味大都是在户外培养的，那里既没房屋，也没管家。

老约翰逊 在他的《神奇的造化》中谈到这个镇上的首批移民，他们和他是同时代的人。他说：“他们在山坡挖掘洞穴作为第一个住所，把泥土高高地堆在木材上，并在最高的一边生起了火，浓烟滚滚，烘烤着泥土。”“他们没有给自己建造房屋，”他说道，“直到上帝赐福，土地上产出面包喂饱了他们。”第一年收成不好，“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不得不把面包切得很薄。”1650年，新尼德兰州总督用荷兰语写过一段话，更加详细地告诉想移居到那里的人们：“在新尼德兰，尤其是在新英格兰，起初无法按自己的愿望修建农舍，于是他们在地上挖出个四方形、类似的窖的坑，深六七英尺，长和宽只要随他们的心意就行，然后在坑内四壁装上木板挡住泥土，并用树叶或其他材料塞住缝隙，防止泥土掉下来；坑内木板铺地，用圆木架起屋顶，上面覆盖树皮或青草皮，还做了天花板，这样屋内便可干燥温暖，一家人住上两三年或者四年没有问题。”可以想象，在这些地窖中还按家庭人口，隔出了一些小房间。在殖民初期，新英格兰的富人和政要也住这种式样的住所，原因有两个：其一，不把时间浪费在建房上，以免下一季粮食不足；其二，不希望他们从祖国招来的大批劳工灰心沮丧。三四年后，当田地适合农耕后，他们才给自己修建了漂亮的住房，花费数千元钱。

这些先辈选择这样做，至少显示出了谨慎，好像他们的原则是“先满足更紧迫的需要”。不过这更紧迫的需要现在满足了吗？想到要给自己弄一所豪华的住所，我就感到很害怕，老实说，这片田地还没有适应人类文化，我们现在依旧得把精神面包切得比先辈的小麦面包还要薄。并不是要忽视所有的建筑装饰，哪怕是最原始时期也不该忽视，而是应该先将房屋与我们生活相关之处弄得美观些，就像贝类的外壳一样，不能过分修饰。可是，哎！我曾走进过一两座房屋，知道它们是如何布置的。

尽管我们今天还没退化到可能需要住洞穴、棚屋，或是穿兽皮的程度，不过能接受人类的发明和工业提供的便利当然更好，虽然这些便利是付出了昂贵代价才得到的。在我们这一带，木板和木瓦、石灰和砖块，总比合适的洞穴、整根的圆木、大量的树皮、上好的黏土和平滑的石块更便宜，也更容易获得。我说得很内行吧，因为我既熟悉理论，也熟悉实际情况。若我们再聪明点，就可利用这些材料，使我们变得比当下的首富还要富有，并且得到我们文明的庇佑。文明人不过是更有经验、更聪明点儿的野蛮人。不过，还是快来说说我的实验吧。

1 845年3月末，我借了一把斧头，走进瓦尔登湖畔的森林中，到达准备建造自己小屋的地方，然后开始砍伐白松树。那些树还是幼松，高耸入云，如箭矢一般笔挺，可作为木材。刚开始难免要东挪西借，可这也不失为一个妙法，能让别人对你的事业产生兴趣。斧头的主人将此物借给我时说，这是他的掌上明珠；但等我归还他时，斧头可比借用时更加锋利。我干活的地方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山坡，透过满山的松树可以望见湖水，林间有一块小空地，小松树和山核桃树正显出勃勃生机。湖水凝结成冰，还没有消融，仅有几处化开了，色泽较深而且渗着水。我在那儿干活的几天里还飘过几场小雪；但当我走在回家的路上，从林中走向铁路时，路上大部分的地方，黄沙丘不断延伸开去，在朦胧的雾气中熠熠生辉，铁轨也在春日的阳光里闪烁着光芒。我听见云雀、燕子，还有其他小鸟欢聚歌唱，和我们一起开始新的一年。那是愉快的春天，让人抑郁的冬天正和冰土一起消融，冬眠的生命也开始舒展了。一天，我的斧柄掉了，于是我砍下一段青绿的山核桃木来做个楔子，用石头将它敲紧，再把整个斧头浸到湖中，让楔子涨大。此时我看见一条花蛇蹿进湖水里，悠然自得地躺在湖底，竟和我待在湖边的时间一样久，大概不止一刻钟，或许因为它还未从冬眠的状态苏醒过来吧。在我看来，人类还处在低级原始的状态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若是他们能感受到万物之春的影响而醒来，他们必能跳跃到更高级、更升华的生命中。雾气缭绕的早上，我曾在路上看见一些蛇，它们的一部分肢体仍然麻木僵硬，等待着阳光来唤醒。4月1日下起了雨，冰雪融化了，早上的时候浓雾弥漫，我听见一只离群的孤鹅在湖面摸索哀号，如同迷路一般，宛若雾之精灵。

我便这样接连几天伐倒树木，砍削房梁、门柱和椽子，所用的工具就是那把小斧，没有什么可传播或学者式的思想，只是自己歌唱：

人们说他们见多识广，

看哪！他们生了翅膀：

艺术还有科学，

以及千般技巧；

但是，只有吹拂的风，

才是他们见识的全部。

我把主料砍成6英寸见方，大部分的门柱只砍去两边，椽子和地板只砍一边，其余部分保留树皮，这样，它们和锯出来的木料同样笔直，且更加坚实。每一块木料上我都仔细凿出榫眼，并削好榫头，因为此时我又借到一些工具。树林中的日子并不很长，不过我还是常带着面包和黄油当午餐，吃饭的时候顺便阅读用来包饭的报纸。坐在我砍下来的青松枝上，它们的清香染到面包上，因为我手上沾了一层厚厚的松脂。在我完工以前，松树已然成为我亲密的伙伴，虽然我砍伐了几棵，可并未与它们结下冤仇，反而更加亲近。有时，林中的漫游者会被我的伐木声吸引过来，我们就踩在碎木片上愉快地交谈一番。

我并没有赶工，只是尽力完成。到了4月中旬，我的屋架已经完工，可以立起来了。为了利用现成的木板，我买下了詹姆斯·柯林斯的小木屋。詹姆斯是爱尔兰人，在菲茨堡铁路上工作，他的木屋可是建得不同凡响。我去找他时，他刚好不在家。我在屋外闲逛，那窗户又高又深，所以刚开始屋里的人没注意到我。木屋很小，房顶是尖的，其余的没什么可看。周围的垃圾有5英尺高，像个废料堆。屋顶是最完好的部分，尽管其中一大部分都已被晒得焦脆变形。没有门槛，门下有个通道供鸡进出。柯林斯太太来到门口，请我到屋内去看看。我走进去，母鸡也被我赶了出去。屋子里很暗，大部分地板很脏，潮湿发黏，还在晃动，这一条那一条的木板都不能搬动，一动就会裂开。柯林斯太太点了盏灯，指给我看屋顶的里面和墙壁，还有延伸到床下的地板。她提醒我不要踏进地窖，那只不过是个两尺深的垃圾坑。照她的说法，“头顶上是好木板，四壁是好木板，窗户也是好的”——原来是两个方框，只有猫从那儿进出。屋内有一个炉子、一张床、一个可以坐的地方、一个出生在这儿的婴儿、一把绸布遮阳伞、一面镀金的镜子、一个钉在橡木上的全新的咖啡磨，就这些了。这时詹姆斯回来了，交易很快谈妥。我当晚得付4美元25美分，他明早五点搬走，期间不得把木屋卖给他人，六点木屋就归我所有。他告诉我最好早点来，以免别人在地租和燃料上提出某些数目含糊又绝不公平的要求。他向我保证，这是唯一的额外支出。六点钟，我在路上遇到了他们一家，拿着个大包裹，床、咖啡磨、镜子、母鸡全在里面了，除了那只猫；它跑到树林里成了野猫，后来我听说，它触碰了捕捉土拨鼠的机关，最终成了死猫。

当天早上，我就拆了木屋，拔出木板上的钉子，用小推车把木板运到湖畔，摊放在草地上，让太阳把它们晒干，恢复原状。一只早起的画眉在我推车经过林间小径时，给我送上一两个音符。年轻人派特里克故意告诉我，一个叫西莱的爱尔兰人邻居趁我装车的间隙，把能用的直钉、骑马钉和大钉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等我回来和他打招呼时，他站在那里，一脸满不在乎，昂着头得意扬扬地看着那堆废物。正如他所说，已没有什么事可做。他在那代表旁观者，让这微不足道的小事看起来像特洛伊城众神撤离一样。

我在一处向南倾斜的山坡上挖好了我的地窖，一只土拨鼠也曾在那打过洞，我挖去了黄栌和黑莓的根，清除了最深处的植物。地窖深7英尺，宽6英尺，一直挖到良好的细沙层，这样即使在冬天，土豆也不会冻坏。四周保持倾斜，并没有砌上石块，但阳光照不过来，因此没有沙粒掉下来。干这些活儿，只不过花了两个小时。我特别喜欢挖土，几乎在所有纬度上，只要挖到地下，人们得到的温度都均等。城里最豪华的宅院内，仍可找到地窖，宅主像古人一样把块茎植物贮藏于此，即使地面上的建筑消失很久，后人还是能发现地窖留下的凹痕。房屋只不过是地窖入口的门面而已。

终于，5月伊始，在一些熟人的帮助下，我把屋架立了起来。其实请他们帮忙并非必要，我只是借此机会和邻居们套近乎。将屋架立起来，最荣耀的人莫过于我。我相信，有一天他们还会协助我建立更高的架构。7月4日，我开始搬进新屋居住，此时才把屋顶装上，地板铺齐，木板都削薄了，并且相扣交叠，绝对不会漏雨。但钉木板前，我已在屋子一端砌好了烟囱的地基，所用的足有两车的石块都是我在湖畔找到，用手搬到山上来的。

入秋后锄过庄稼，恰在必须生火取暖之前，我才把烟囱建好。之前我都是清晨在露天的地上做饭，我一直觉得这种方式比通常的方式更方便惬意些。如果面包还没烤好就刮风下雨，我就在火上支起几块挡板，然后坐在挡板下看着我的烤面包，这样度过几个小时的惬意时光。那些日子，我手上的活很多，书读得很少，不过地上的碎纸，还有我的单据或者桌布，都给我带来了无限乐趣，和阅读《伊利昂纪》一样让我满足。

要是人们在建房时比我更深思熟虑，这是有益的，比如考虑考虑一扇门、一扇窗、一个地窖、一间阁楼在人的天性中有怎样的根基。除非是暂时需要，否则在你找到更好的理由之前，或许永远不必建造任何地上建筑。人搭建自己的房屋，就和飞鸟筑巢一样合情合理。谁知道呢，如果世人都能用双手建造房屋，用最简单朴实的食物养活自己和家人，那他们诗意浪漫的潜能定会得到充分开发，就像鸟儿忙碌时，歌声传遍世界。可是啊，我们就像八哥和布谷鸟，它们占据了其他鸟儿的巢穴下蛋，叽叽喳喳的不和谐音符怎能让行人听了快乐？难道我们要永远把建筑的欢乐转交给木匠？在多数人的经验中，建筑又有多大比重？散步时，我还从未遇到过有谁正从事建造房屋这项简单而自然的工作。我们属于一个群体。组成群体的成分里不单只有裁缝，还有牧师、商人以及农夫。要把人按能力这样分类，何时才能分完？又有何结果？毫无疑问，他人也能替代我思想，可是如果他这么做是阻碍我思想，那便不是我所希望的。

的确，这个国家有所谓的建筑师，我也曾听说一位建筑师有这样的想法：建筑物上的装饰具备真实的核心，具备必要性，因此才有一种美。这像是奉了神谕一般。也许在他看来，这些都非常好，但他只是比普通业余美术爱好者高明一点儿而已。这位建筑学上满富情调的改革家，首先从飞檐入手，而并非由基础开始。他仅想着如何在装饰中蕴含真实的核心，如同在糖拌梅子中加入一粒杏仁或葛缕子——我倒认为杏仁不加糖最有益健康——却不想想其实住在房屋里的人，这些居住者会如何将房屋里外都建筑好，让那些装饰顺其自然。有哪个理性的人会认为装饰只是外在的、皮毛的东西——认为乌龟获得彩色的甲壳、贝类获得珠母的光泽，就像百老汇的居民获得三一教堂一样，需要签什么合同？一个人与他所住房屋建筑风格的关系，并不比乌龟与其甲壳的关系更紧密。士兵也不用那么无聊，把自己的勇气用精确的颜色标在战旗上。敌人自会知道，到了紧要关头，他就吓得脸色惨白。依我看，这位建筑师仿佛伏身在飞檐上，羞怯地向那些粗鲁的住户私语着他似是而非的真理，其实住户们懂得比他还多。我现在所见到的建筑之美，都是由内而外渐渐萌发，源自居住者的需求和性格。居住者才是唯一的建筑师——建筑之美来源于下意识的真实感和高贵秉性，至于外表，他压根没有考虑。如果这美感注定要产生，无论多少，都是由于居住者已先在不经意间有了生命之美。这个国度里最富有趣味的住宅，画家们都知道，通常是穷人住的那些朴实无华、卑微简陋的木屋和农舍；房屋的诗情画意，来源于居住其中的人们，而不是房屋的外部特征；同样有趣的还有市民在郊外搭建的那些箱子，他们的生活应如想象中一样简单，没有追求什么住所风格效果。大多数建筑装饰其实都徒有其表，一阵9月的风就可把它们刮干净，就像吹落借来的羽毛，对建筑本身毫无伤害。不在地窖里贮藏橄榄和美酒的人，没有建筑物也能过活。如果在文学中也如此讲究风格装饰，如果我们《圣经》的建筑师也如教堂建筑师那样对飞檐花上过多时间，结果会怎样呢？那些美文和美艺，还有它们的教授就是这样过分讲究。几根木棍是斜放在上面，还是斜放在下面，还有箱子形状的房子应涂成什么颜色，的确事关重大；但如果一个人庄重地将木棍斜放做成箱子，并把它涂上颜色，那就有点象征意义了；可是灵魂离开居住者躯体的话，那他就无异于在造棺材，建坟墓了，“木匠”只不过是“制棺者”的别名罢了。有人说，当你对生活失望或麻木不仁时，抓一把脚下的泥土，将房子涂成泥土色吧。他是想到了他最后的安息之所，那个狭窄的小房子吗？抛枚铜币来抉择好了。他一定非常闲！为什么你要抓起一把泥土？还不如涂成自己的肤色呢，让它随你而变得苍白或绯红。真是个改进农舍建筑风格的创举！等你准备好这种装饰，我定会采用。

入冬之前，我造好了烟囱，房屋四周已经渗不进雨水，但我还是钉了一层薄木板。那些木板是从原木上砍下来的，都不太完美，而且比较潮，我得用刨子将边角磨平。

这样我便有了一个钉了木板、抹了泥灰的严实小屋了，长15英尺，宽10英尺，立柱高8英尺，有阁楼、壁橱，每一边都有一扇大窗户，有两个活板门，房屋一头还有个大门，对面是砖砌的壁炉。我建房的确切花费，按所用原材料的一般价格，不计人工费，因为都是我自己动手做的，列出如下。之所以给出明细，是由于很少有人能准确说出他们建造房屋花了多少钱，而能说出各种材料费用的人，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

木板　8.035美元（多是旧棚屋木板）

屋顶和两侧用的旧木板　4.00美元

板条　1.25美元

两扇旧玻璃窗　2.43美元

一千块旧砖　4.00美元

两桶石灰　2.40美元（买贵了）

毛绳　0.31美元（买多了）

壁炉架铁料　0.15美元

钉子　3.90美元

铰链和螺丝钉　0.14美元

门闩　0.10美元

粉笔　0.01美元

搬运费　1.40美元（大部分自己背）

合计　28.125美元

以上就是所有的材料，至于原木、石块和沙子，我在公共地带占地建房就有权使用。我还在旁边搭了个柴房，用的基本上是建房剩下的材料。

我还打算为自己建一座房屋，其宏伟和豪华程度要超过康科德主街上的任何房子，只要它能像现在这间屋子一样令我高兴，而且花费也不比这个更多。

由此我发现，想有个住处的学生完全能得到一座可住终生的房屋，而且花费不会高于他现在每年支付的租金。如果说我有点夸大其词，那我也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而夸大；我的缺点和前后矛盾之处并不影响我言论的真实性。尽管我有很多虚假和伪善的地方——就如麦子的糠秕和麦子已成一体，要去掉实在不易，我也同其他人一样对此感到遗憾——不过我还是要自由呼吸、挺直腰杆，这对于我的道德和肉体都是极大的放松；而且我已决定，决不屈辱地去做魔鬼的代言人。我要竭力捍卫真理。在剑桥学院 ，一间比我这个房子稍大些的学生住房，每年仅租金就要30美元。学校还在同一个屋檐下毗邻建了32间住房，可谓物尽其用。居住者却要忍受邻居嘈杂无序带来的不便，也许还得住在四楼呢。我不禁想到，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能更明智，那样就不需要太多的教育，因为很多人已得到了足够的教育，而且很大程度上受教育要交学费这种现象也会消失。在剑桥学院或其他学校，学生为获取便利，耗费了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若是双方能妥善处理这类事情，那只消花费十分之一就够了。那些花费最多的东西，绝不是学生最需要的。比如说，学费是学期账单上很重要的一项，而学生与同时代最有教养者交往，并从中得到更多更有价值的教育，却无须付费。成立一个学院，通常的模式是：先从捐款人那弄来资金，然后盲目地按照劳动分工原则，分到不能再分为止——这个原则是非得慎而又慎才能遵从的——招来承建商把建校弄成投机项目，而实际奠基建校的，都是承建商雇来的爱尔兰技工之流，学生们却得让自己适应这里；这些疏忽失策，一代代的学子都得付出代价。我认为，对于学生或那些希望从学校受益的人，如果由他们自己来奠基建校，会比这要好。学生贪求闲暇和安逸，学校让他逃避人类必要劳动而获得闲暇，是可耻且无益的，能使闲暇变成丰富收获的那种经历，他却没领略到。“但是，”有人说，“你应该不是主张学生要动手学习，而不是动脑学习吧？”没错，但是我主张学生应该多多思考；我认为他们不该游戏人生，或者纯粹是研究人生，社会花了昂贵代价支持他们求学，他们应该自始至终热诚地生活。年轻人学习生活的最好方法，莫过于进行生活实践。在我看来，这种生活实践能像数学一样锻炼他们的心智。比如，若是我想孩子了解艺术和科学，我就不愿按老方法，把他送到教授那去，那里什么都教，什么都练，唯独不教生活的艺术——通过望远镜或显微镜来观察世界，却不用肉眼来观看；学习了化学，却不知道面包是如何做成的；或者学习了机械，却不明白如何操作；发现了海王星的新卫星，却没发现自己眼中的微小尘埃，也没发现自己是哪一个流浪汉的卫星；在一滴醋里观察着怪物，却浑然不觉自己快被四周的怪物吞噬。一个孩子自己开采出铁矿石又自己炼铁，并且尽可能地多阅读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最后自制出一把折刀；另一个孩子则在冶金学院里听技术课，最后收到父亲给的一把罗杰斯牌折刀；试问，一个月之后，哪个孩子进步最快？哪个孩子会被折刀划破手指？我大学毕业时，他们说我已学过航海课，这真让我大吃一惊！若我能亲自到港口去转一圈，学到得会更多。穷学生学，也只能学政治经济学，而生活经济学，这门与哲学同义的课程，甚至没在我们的大学中认真教授过。最后的结果是，儿子钻研着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的经济学说，而父亲却负债累累。

对于学校，对于其他上百样“现代化进步”，人们有种错觉，以为它们都是在改善人们的生活，其实并非如此。魔鬼靠着最初的投资，不断加股，永远索取着复利。我们的发明如同漂亮的玩具，让我们无法专注严肃的事情。这些发明改变的只是手段，而目标依旧没有实现，其实这个目标早就能轻而易举地达到，如同通往波士顿或纽约的铁路一样。我们急不可耐地要修从缅因州通向得克萨斯州的磁力电报线，可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之间，好像没什么重要讯息可发。这种情形就像一个人渴望拜见一位耳聋的贵妇，可当他最终与她见面，将她助听器的话筒握在手中时，却发现没什么可说。仿佛主要目的是要赶快把话说出来，而不是要说得有理。我们迫切地要在大西洋底铺隧道，让旧世界和新世界的距离缩短几个星期；可是传入美国人的偌大耳朵中的首条信息，或许是阿德莱德公主害了百日咳之类的新闻。总之，一个骑马飞奔、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是不会携带最重要的讯息的；他不是福音教徒，他来回奔跑也不是为了吃蝗虫和野蜜 。我怀疑英国的著名赛马飞童有没有载过一粒玉米到磨坊去。

有人对我说：“我很好奇你为何不攒点钱，你喜欢旅游，那就可以坐上车，今天就上菲茨堡去游历一番。”可是我比这更聪明些。我明白，最快的旅行方式就是步行。我便对我朋友说，不妨我们试试，看谁先到那儿。距离是30英里，车费是90美分，几乎是一天的工资了。我记得修建这条铁路的工人一天只挣60美分。那么，我现在步行出发，天黑之前就能到达；一周来我都是保持这样的速度行走的。而我走路的时候，你在挣路费，等你到达那儿，也得要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了，这还是在你及时找到工作的前提下。你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这儿干活，而并没有立刻动身去菲茨堡。这样来看，倘若铁路能绕世界一圈，我想我总还是赶在你前面；至于你说的什么游历河山、多点儿人生阅历，我就不再理会了。

这是一个普遍法则，没人能战胜，至于铁路，我们可以说它有多广和有多长。要把铁路修到全世界人都能乘坐，等于把地球表面都弄平整来铺铁轨。人们糊涂地认为，只要不停地铺轨，他们就最终能到达某个地方，以后就用不了多少时间，也花不了什么钱；可成群的人奔向车站，售票员喊道：“大家都上车！”等到烟尘散去、蒸气凝成水滴，这才看清楚，只有少数人登上了火车，其余的却被车轧了过去，这就被称作“一个可悲的事故”，确实如此。毫无疑问，那些通过劳作挣车费的人，最终还是能乘火车，如果他们能活到那时的话。不过也许那时他们已失去了身体的弹性，也没有当年乘车的欲望了。花了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来挣钱，就是为了在最不美好的时间里享受一点儿可疑的自由。这让我想起了那个英国人，为了能回英国过上诗人般的生活，他先跑到印度去发财。他应该搬进阁楼立刻开始诗人生活才对。“什么！”一百万个爱尔兰铁路工人从工棚里向我呼喊，“我们修的铁路难道不是好东西吗”？嗯，我回答，相对来说是好的，其他事情可能更糟。但是，因为你们是我的手足兄弟，我希望你们能有比筑路挖掘更好的方式来度过时光。

在我的小屋建好之前，我想用某种老实且快乐的方法挣上十几块钱，以应付我额外的开支，于是，我在2.5英亩的屋边的沙土地上种了点东西，多数是蚕豆，还有少量土豆、玉米、豌豆和萝卜。这块地总面积1 1英亩，大部分地方都生长着松树和胡桃树，上一季的地价是8美元零8美分一英亩。有个农民对我说，这块地“毫无用处，只能养些吱吱叫的松鼠”。我不是这块地的主人，只是暂居在此，所以并没浇粪施肥，我也不希望种这么多地，也就没有一下子把地都犁好。犁地时我挖出了几大堆树根，这让我很长时间都有柴烧，于是我留下了几小块处女地，夏天的时候能很轻易地分辨出它们来，因为那儿的蚕豆长得非常繁茂。那些卖不出去的屋后的枯木，还有湖上漂来的浮木，也成了我的燃料。为了耕地，我不得不租一匹马，还雇了一个短工，不过掌犁的还是我自己。第一季度我的农场用于工具、种子和人工等方面的支出，共计14.725美元。玉米种子是别人给我的。除非大规模种植，否则种子实在花不了几个钱。我收获了12蒲式耳 蚕豆、18蒲式耳土豆，还有一些豌豆和甜玉米。黄玉米和萝卜种得太迟，没有收成。

农场的总收入如下：

23.44美元

减去支出　14.725美元

结余　8.715美元

除去我消费掉的和手上存有的一些产品外，估计约值4.5美元——这笔钱足以抵偿我没有种植的那一点儿菜蔬。总体来看，也就是说，考虑到人的灵魂和时间的重要性，虽然这个实验占用了我短暂的时间，不，正是因为它短暂，让我相信那年我比康科德任何农夫的收成都好。

第二年，我干得更欢了，我把需要的土地都用铁锹翻了一遍，大约是三分之一英亩。这两年的经验告诉我，不要被那些农业著作吓到，包括亚瑟·杨的作品在内。我发现如果一个人只想简单地生活，种的粮食只供自己吃而不拿来出售以换取更奢侈昂贵的货物，那他只需耕种几平方竿 的地便足矣。用铲子比用牛耕便宜，每次可以换新地耕种，而不必给旧地施肥。这些必要的农活，夏天空闲时稍微做一做就足够了，没必要像现在这样，被一头牛、一匹马、一头母牛或是一只猪拖累。我希望能从一个不在乎当前社会经济措施成败的人的立场出发，公平公正地谈谈这方面的问题。我比康科德所有农夫都独立，因为我没有被房屋或农场束缚，可以随意按自己的意向行事，即使这意向每一瞬间都变化多端。此外，我的境况比农夫要好得多，若是我的房屋被烧毁或者庄稼歉收，我仍然可以和从前一样过得好好的。

我一直在想，不是人雇用了牲畜，而是牲畜雇用了人，因为人雇用牲畜本该更为自由的。人和耕牛交换了彼此的劳动，但如果只考虑必需劳动的话，倒是耕牛占了更大优势，它们的农场也大得多。人担任的一部分交换劳动，就是割上六个星期的草料，这可不是件容易的差事。当然，没有哪个国家在各方面都生活得很简单，也就是说，没有哪个贤哲民族愿意犯这种大错，让牲畜来劳动。确实，这样的贤哲民族以前没有，将来也不一定会有，即使有，我也不敢说它一定是美满的。可是，我永远不会驯马养牛，让它们为我做工，因为那样我就只是马夫或牧人；如果说雇用牲畜似乎能让社会受益，那我们能肯定一个人的赢利就不是另一个人的损失吗？能肯定马厩里的马夫和他的主人一样心满意足吗？确实有些公共工作没有牛马相助无法开展，从而得让人和牛马共同来分享这荣誉，但这能否推理说，人类一定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来完成这些工作？当人依靠牛马的辅助，做了许多不仅多余浮华，更是奢侈无用的工作，这样不可避免地有少数人得和牲畜交换劳动，换句话说，他们成了最强者的奴隶。人不仅得为满足体内的兽性而工作，还得为身外的牲畜工作。虽然我们已有不少砖瓦石块建成的牢固房屋，可农夫的家境是否殷实，还得看他家的牲口棚的豪华程度超过他的住房多少。据说这个镇上有供耕牛、奶牛和马匹居住的最大的房屋，公共建筑也毫不逊色；可是却几乎没有可供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大厅。国家用高楼大厦来给自己立纪念碑，可为何不用抽象思维的威力来纪念呢？一卷印度古经《薄伽梵歌》远比东方的全部废墟更可赞叹！高塔与寺院是王室的奢靡。淳朴而独立的心灵是不会受任何帝王驱使的。天才不是帝王的侍从，也不是金银石头这些物质的奴仆，他们屈从的情形极为罕见。请告诉我，敲击塑造这么多石头，是为何目的呢？我在阿卡狄亚时，没看到什么人在雕琢大理石。许多国家都沉浸在勃勃野心中，想留下一堆雕琢过的石头流芳百世。若是他们用同样的心血来雕琢自己的风度，那又会怎样呢？一份真知灼见，要比矗立一个高耸至月亮的纪念碑更值得后世怀念。我更爱看见石头待在它们原来的地方。底比斯城的宏伟是一种庸俗的宏伟。有着一百个城门的底比斯城，早就偏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怎比得上围绕老实人田园的一平方竿的石墙那样合理。野蛮的、异教徒的宗教和文化建造了华丽的寺院，而被你们称为基督教的却没这样做。一个国家雕琢的石头，大部分只用在了坟墓上。它活埋了自己。至于金字塔，比建筑物本身更让人惊叹的是，竟然有这么多人饱受屈辱，穷尽一生为某个愚笨的野心家建造坟墓。倒不如把那家伙扔到尼罗河里淹死，再将他的尸体拿去喂狗，这倒是个更聪明更有气魄的举动。也许我可以为他们或那些野心家编造些借口，不过我才没有时间呢。说到建筑师对宗教的信仰和对艺术的热爱，全世界几乎都一样，不论是埃及的神庙还是美国的银行大厦，终究是代价大于使用价值。建大楼的主要动机是贪图虚荣，再加上对大蒜、面包和黄油的追求。巴尔康先生是个前途远大的年轻建筑师，他崇拜并追随维特鲁威 ，用硬铅笔和直尺设计出图样，交到道勃逊父子采石公司去。被人们轻视了三千年的东西又开始受到敬仰。至于你们那些高塔和纪念碑，镇里曾有个疯子要挖掘一条通往中国的隧道，已经挖得很深，据他说都可以听到中国茶壶和烧开水的声响了；我是不会特地去赞美他那洞的。许多人都关注东方和西方的纪念碑，想知道是谁建造的。我倒是想知道，当时谁没有造这些东西，他们才是超脱于琐事之上。好了，我还是继续做我的统计吧。

我还在村里兼做测量工、木工和各种散工，我会的技艺和我的手指一样多，总共挣到13.34美元。这八个月的伙食开支，也就是从7月4日到次年3月1日的这段记账时间，尽管我在这住了两年多——自产的土豆、少量玉米和若干豌豆除外——结账时手里的存货也没折成市场价计算在内，明细如下：

米　1.735美元

糖浆　1.73美元（最便宜的糖精制成）

黑麦粉　1.0475美元

印第安玉米粉　0.9975美元（比黑麦粉便宜）

猪肉　0.22美元

面粉　0.88美元（比印第安玉米粉贵，而且麻烦）

糖　80美元（失败的试验品）

猪油　0.65美元（失败的试验品）

苹果　0.25美元（失败的试验品）

苹果干　0.22美元（失败的试验品）

甘薯　0.10美元（失败的试验品）

一个南瓜　0.06美元（失败的试验品）

一个西瓜　0.02美元（失败的试验品）

盐　03美元（失败的试验品）

的确，我是吃掉了8.74美元；但是，倘若我不知道我的大多数读者和我有同样的罪过，我是不会这样直接将我的罪过公布于众的。他们的明细清单如果印出来，恐怕比我还糟糕。第二年，我有时会捕鱼来吃，还有一次我杀死了一只糟蹋我蚕豆田的土拨鼠——正如鞑靼人所说，我在让它灵魂转世——我吃掉它，也带有一半试验的性质。虽然土拨鼠有股麝香的味道，暂时给了我一番享受，但我也明白，长期享用这口福是没有好处的，哪怕是请村中大厨来烹饪也不行。

同一段时期内，衣服和一些零用开支，虽然数量不大，但共计：

8.4075美元

油及一些家庭用品 2.00美元

洗衣和补衣的费用除外，因为这些大部分是拿到外面去做的，账单至今未收到——以上这些是我全部的花费，超过了这个地方所必须开支的数目——所有的支出为：

房子　28.125美元

农场的全年开支　14.725美元

八个月的伙食费　8.74美元

八个月的衣服及零用开支　8.4075美元

八个月的油及其他家庭用品　2.00美元

总计　61.9975美元

现在我要对那些维持生计的读者说，为了生存，我售出的农产品计：

23.44美元

做零工所挣　13.34美元

共计　36.78美元

从总开支中减去此数，差额为25.2175美元——很接近我开始时的资金，是我能承受的数额——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除了获得闲暇、自主和健康外，还得到了一座舒适的房子，想住多久都可以。

这些统计资料有些琐碎，因此没多大启发作用，但还算较为齐全，也就有了一定价值。我得到的东西无一遗漏地记在账上。以上账目显示，光伙食一项，每周要花费我27美分。在此后的近两年时间内，我的食物是黑麦粉、不发酵的印第安玉米粉、土豆、米、少量的腌肉、糖浆、盐，外加饮料和水。我素来喜爱印度哲学，所以将大米作为主食再合适不过了。为了回应那些吹毛求疵之人的反对，我还得声明一下，如果我偶尔外出用餐——我过去就经常这样，也相信以后还有机会去外面吃饭——这样有损于我家里的经济安排。但是我已说过，外出用餐是免不了的常事，丝毫不会影响我做出的结论。

这两年的经验让我明白，即使在这个纬度上，要得到一个人所必需的食物几乎一点儿也不麻烦；人像动物一样吃简单的食物，仍然可以保持健康和体力。从玉米地里挖一把马齿苋，加盐煮熟，就是一顿令我满意的晚餐。之所以写下马齿苋的拉丁文学名Portulaca oleracea，是觉得它的俗名更诱人食欲。和平年代的一个平常中午，饱餐一顿盐煮甜嫩玉米，对讲究理性的人而言，还能祈求比这更惬意的食物吗？即使我偶尔变变花样，也只是迎合自己的胃口，并非为了健康。可是，人们却陷入了这样的境地，他们常常挨饿，不是缺少必需品，而是由于追求奢华；我认识一个善良的女人，她认为儿子丢掉性命是因为他只喝清水。

读者应当会意识到，我是从经济学的观点，而不是从美食的观点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如果没有储藏丰富的食物，他是不会冒险尝试我这种有节制的饮食的。

最开始我用纯正的印第安玉米粉和盐来做面包，那是真正的锄头玉米饼 。我将它们放在一块薄木板或建房时锯下的木头上，然后放在露天的火上烤，不过时常熏得有点松树味儿。我也试过面粉，可是最后发现把黑麦粉和印第安玉米粉掺在一块儿，做出的面包最香甜可口。寒冷的冬天，连续烘烤几片小面包，真是非常有趣，我仔细照料和翻动这些面包，就像埃及人照看他正在孵化的鸡蛋一样。我烤熟的面包，是真正的谷物果实，它们散发的芳香在我闻来，就像其他鲜美的果实一样。我用布将它们包好，想尽量保持这种芳香。我研究了古人必备的面包制作工艺，并向那些权威请教。我的研读之旅一直追溯到原始时代，人们首先发明了不发酵的面包，于是从吃野果生肉中解脱出来，第一次接触到这种文雅优美的食物。我接着往下走，然后渐渐明白据说就是那个偶然发酸的面团教会了人们发酵的过程，从此经历了各种发酵作用，最终我到达“美好、香甜、有益健康的面包”面前。有人说酵母是面包的灵魂，是填充面包细胞组织的精灵，它如同祭坛上的火焰被虔诚地保存着——我猜想，几瓶珍贵的酵母最初是由“五月花”带到美国的，它的影响至今仍在这片土地上升腾、膨胀、扩散，掀起食粮的波涛——我也忠诚地定期从村里将它端回，一次不落。直到某天早上我忘记了规则，用开水烫了我的酵母，这次意外让我发现，酵母也不是非用不可——我的这个发现，是用分析法而不是综合法得出的——从此，我快乐地忽略了它。虽然大多数家庭主妇热心地劝我说，没用酵母做出的面包既不安全又不健康，还有些老人预言我的体力会很快衰退。然而，我发现酵母不是必需的原料，停用酵母一年之后，我仍然活在这片土地上；而且我还很高兴，再也不用在口袋里带个小瓶子，因为有时“砰”的一声酵母从里面洒出来，弄得我心烦意乱。省了它，做面包变得更简单更好。和其他动物相比，人是最能适应各种气候和环境的。我也没往面包里加小苏打或其他酸碱什么的。看来我做面包是按照马尔库斯·鲍尔修斯·卡托 的做法，他这方子比耶稣诞辰还早了两个世纪。“Panem depsticium sic facito. Manus mortariumque bene lavato.Farinam in mortarium indito，aquae paulatim addito，subigitoque pulchre. Ubi bene subegeris，defingito，coquitoque sub testu.” 我是这样理解这段话的：“照此法揉制面包：先洗净手和揉面长槽，将面粉倒进槽中，缓缓加水，充分揉匀面团。揉好后，使其成形，然后加盖烘烤。”就是说放在烤面包炉中。这段话只字未提酵母。不过我也不是经常能享用这主食。有段时间囊中羞涩，我一个多月没看到面包。

每个新英格兰人都可以在这片盛产黑麦和印第安玉米的土地上轻而易举地生产出面包的原料，不必依赖遥远而动荡的市场。可我们离简朴和独立如此遥远，以至于在康科德的店铺中很难买到鲜甜的玉米粉，玉米片和更粗糙的玉米几乎没有人吃。农夫把自己生产的大部分谷物喂了牛和猪，又花更多的钱从商店里买回面粉，这些面粉未必有益健康。我可以轻易地种出一两个蒲式耳的黑麦和印第安玉米，前者在最贫瘠的土地上能生长，后者也不需要上等良田。只要用手把它们磨碎，这样没有大米和猪肉也能过活。如果一定要有些糖浆，我通过实验发现，从南瓜和甜菜根里就能提炼出上好的糖浆，我还知道只要栽种几棵槭树便可更容易做出糖浆。在槭树还没成熟时，有很多东西可作为替代品，前面我已提过几样。正如前辈们所歌唱的：

因为我们可以用南瓜、防风草和胡桃叶子，

酿造美酒，甜蜜我们的嘴唇。

最后说到食盐，那是杂货中最杂者，借机去趟海边就可得到，或者，如果一点都不用，也许我还能少喝点水。印第安人是否为了获取食盐而劳神费力，这点我还没探究过。

这样，就食物而言，我可以避免所有买卖和物物交换，而且房子已经有了，剩下的只是衣服和燃料的问题。我现在穿的裤子是在一个农夫家里织成的——感谢上帝，人还有这么多美德；因为我认为农夫堕落为技工和人堕落为农夫，同样都变化巨大，同样都引人注目——而新到一个地方，燃料是个大麻烦。至于栖息之地，如果不允许我在此地继续居住，我仍可以按照当年买下这块地的价格，也就是8美元零8美分，再去购买一英亩土地，可是事实是，我认为我在此居住，已使此地的价值大大增加。

一些不肯信服的人时常会问我些问题，比如我是否认为光吃蔬菜就可以生活。为了立刻触及事情的本质——因为本质就是信仰——我往往这样回答，说我吃木板上的钉子也可以活下去。如果他们不能理解，那么不管我再说多少，他们也不会理解。就我而言，我乐意听到有人也在做这样的实验；就像有个年轻人曾试过两个星期用牙齿来做石臼，只吃坚硬的带皮粗玉米。松鼠就这样尝试过，而且成功了。人类对这些实验是有兴趣的，虽然一些老妇人——她们或是无力尝试，或是拥有亡夫三分之一的磨坊——可能对此感到恐惧。

我的家具，一部分是自己做的——其余的没花什么钱，就没记账——包括一张床、一张餐桌、一张书桌、三个凳子、一面直径三英寸的镜子、一把火钳、一个柴架、一个水壶、一个长柄平底锅、一个煎锅、一把长柄勺、一个洗脸盆、两副刀叉、三个盘子、一个杯子、一只勺子、一个油罐、一个糖浆缸和一个日本油漆灯。没有人会穷得坐在南瓜上。那是偷懒的办法。村子里的阁楼上，有很多我喜欢的椅子，只要去拿，就归我了。家具啊！感谢上帝，我可以坐、可以站，不需要家具公司来帮忙。看到自己的家具被装在车上运往乡下，那些家具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都是些破旧的空盒子，除了哲学家外，谁会不为之感到羞愧呢？这简直是传教士斯波尔廷的家具啊！审视这一车货物，我永远也分辨不出，它是属于一个所谓的有钱人，还是属于一个穷人；它的主人似乎总是穷困潦倒。事实上，这些东西你拥有得越多，你就越穷。这一车家具，看起来像堆满了十二个棚屋的东西；如果说一个棚屋很穷，那这就是十二倍的贫穷。试问，为何我们要时常搬家，而不是丢弃家具，蜕掉一层皮呢？为何不最终离开这个旧家具的世界，到一个崭新的家具世界去，把旧家具付之一炬呢？行走时拖拉着物品，就像一个人把所有的圈套都拴在自己的腰带上，一旦他要走过那些崎岖的山野，一挪动就会拽动圈套的机关，掉进去。将断尾留在陷阱中逃掉的狐狸是幸运的。麝鼠为了逃命，不惜咬掉自己的第三条腿。难怪人已经失去了灵活性，多少回都走上一条绝路！“先生，恕我冒犯，请问你说的绝路是什么？”如果你是先知，那任何时候你遇见一个人，都能看清他所拥有的一切，啊，还有很多他假装没拥有的东西，你甚至能看到他厨房里的家具和所有华而不实的东西。这些东西他都要留着，不愿烧掉，他好像被牢牢地拴在了上面，艰难地拖着它们往前走。他钻过一个绳套，或跨过一道门，但身后的一堆家具却过不去，那我认为他就踏上了绝路。有人衣着时髦、外表结实，看似自由洒脱、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但当我听到他说起他的“家具”时，不管这家具是否上了保险，我都不得不怜悯他。“可是我的家具怎么办呢？”这只轻快的蝴蝶立刻掉进了蜘蛛网中。甚至有些人，好像多年没有家具拖累，若你仔细询问，会发现他在别人的谷仓里，还寄存着些家具呢。我看今天的英国就像是一个年老的绅士，正带着一大堆行李旅行，都是些多年居家过日子积攒起来的花哨物件，又没勇气烧掉；大箱子、小箱子、手提箱还有包裹。至少前三样可以丢掉吧。一个健康人要抱着床铺行走，他都抱不动，因此我要劝告那些病人，放下你们的床铺，轻松奔跑吧。当我碰到一个带着装有他全部家当的大包裹蹒跚而行的移民时——那包裹真像从他脖子后长出来的一个大瘤子——我可怜他，不是因为他才携带那么点东西，而是因为他要携带的都是那种东西。如果我必须带什么家具圈套上路的话，我会带个轻便的，省得它夹住我的要害部位。不过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千万不要用手去碰那圈套。

顺便说一下，我也没买窗帘，因为除了太阳和月亮，我没有其他偷窥者要关在外面，我也乐意它们来看看我。月亮不会使我的牛奶变酸或让肉变质，太阳也不会损害我的家具或让地毯褪色。如果有时太阳太过热情，我会躲到大自然提供的窗帘后，这在经济上更划算，家务本来就够烦琐，何必再增加窗帘一项。一位女士曾要送我张草垫，但屋里腾不出地方放它，也腾不出时间打扫它，于是我婉言谢绝，我宁愿在门前的草地上揩拭鞋底。最好在邪恶开始时就避免它。

此后不久，我参加了一个教会执事的财产拍卖会，他的一生没有白活，正所谓“人死后，其所做之恶不死”。照常，大部分是些杂物，从他父辈就开始累积了。其中还有一条干死的绦虫。现在，这些东西在他家阁楼和其他尘封的洞穴里，躺了半个世纪还没被烧掉；非但不用大火消灭清除，反而被拿来拍卖延长寿命。邻居们急急地跑过来观看，把这些东西全部买下，然后小心翼翼地运回他们的阁楼和尘封的洞穴里，让它们躺在那儿，直到这份家产被重新清理，它们又重复这一过程。人死的时候，两腿一蹬，踹起灰尘。

我们学一学有些原始民族的传统也许能从中受益，因为起码他们每年还要蜕皮一次；无论他们实际能否做到，至少还有这种想法。巴特拉姆曾描述说，摩克拉斯印第安人有庆祝“第一批果实丰收节”的习俗。我们也学一学，难道不好吗？“镇上庆祝丰收节时，”巴特拉姆说，“他们事先给自己准备好新衣服、新锅、新盆，以及其他新用品；然后把破衣服和可抛弃的旧东西集中起来，清扫房屋、广场和整个城镇；接着，将垃圾以及陈粮堆在一起，用火烧掉；随后大家服药禁食三天，熄灭镇里的所有火堆。禁食期间，他们禁绝了食欲和其他欲望。这时大赦令颁布，一切罪人都可以重回家园。

“第四天早上，大祭司摩擦干木取火，在广场上燃起新的火焰，每位居民都由此得到新生的纯洁的火种。”

然后，他们开始举办品尝新玉米和水果的盛宴，一连三天载歌载舞，“后四天，人们款待临近城镇的朋友，这些友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净化了自己并已准备妥当。”

墨西哥人每隔52年也要举行相似的净化祭典，他们认为，世界每52年会轮回一次。

我还从未听说过比这更真诚的祭礼，字典上是这样对“祭礼”定义的：“内在的精神德行的外在显现。”我丝毫不怀疑，他们的习俗是天命所授，虽然他们的《圣经》没有记录这一启示。

五年多来，我仅靠双手劳作养活自己，我发现，一年只需工作约六周，便足够支付所有的生活开销。整个冬天和夏天的大部分日子里，我都闲着，可把时间完全用于学习。我试过办一所学校，却发现收支成倍增加，准确地说是略有超支，因为我必须穿衣、修饰，且不提还得去思考和信仰，浪费了许多时间。我当时办学只是为了谋生，并非是为了让同胞受益，这就是失败。我还试过经商，但我发现，要精于此道得花上十年工夫，到那时我可能已堕落，成了人们眼中所谓的成功商人，这是我真正担心的。以前，我四处寻找谋生之道，为了迎合朋友的愿望却消耗了自己的灵性，这些惨痛的教训至今记忆犹新。我经常认真地考虑，要去采摘浆果谋生，我确信自己可以做到，利润虽微，对我已足够——因为我最大的本领就是需求甚少——愚见是，这生意只要极少的本钱，也就几乎不会偏离我的本性。当相识的人们都毫不犹豫地投入商海或找份工作时，我认为采摘浆果与他们的工作极其相似。夏天我满山遍野地捡起路上的浆果，然后又随手扔掉；像是在看守阿德默特斯 的羊群。我也曾梦想过，可以弄些野花野草或是常青藤，用运干草的车把它们卖给喜欢花草的村民，甚至还可以卖到城里去。但从那时起我就明白，商业诅咒它经营的一切事物；即使你经营的是上天的旨意，也摆脱不了商业的诅咒。

由于我更看重某些事物，又特别珍视我的自由，我努力追求，尚能寻到些自由。所以我不愿花费时间来挣钱购置华丽的地毯或其他精美的家具，或美味佳肴，或希腊式与哥特式的房屋。如果有人能轻易得到这些东西，得到后又知道怎样利用，他们可以去追求。有些人很“勤劳”，似乎他们天生喜欢劳动，或者劳动可以让他们避免干更坏的事情；对于这类人，现在我没什么话说。对于那些如果有了更多闲暇而不知如何是好的人，我要劝他们加倍辛勤劳动——直到能够自赎，早得解放。对我来说，我觉得所有职业中，做散工是最自由的，一年之内只需工作三四十天就能养活自己。每天太阳落山便可收工，之后就可专心做些和工作毫不相关的事情。而他的雇主却得绞尽脑汁，一年到头难有休息之时。

总之，我的信仰和经验让我相信，在这片土地上谋生，如果想活得简单淳朴，并不是一件苦差事，反而是一种消遣；生活较为简单的民族，人们所做的工作相对于那些更加虚假的民族来说，就是他们的游戏运动而已。一个人要维持生计，不必大汗淋漓，除非他比我更容易出汗。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继承了一些地产。他对我说，如果他有我的谋生手段的话，他愿意像我一样生活。我并不想任何人以任何原因而采取我的生活方式，因为他还没学会我的这一种，也许我已换了其他生活方式，因此我愿意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不过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谨慎地找到并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去追求他父亲的、母亲的或者邻居的生活方式。年轻人可以从事建筑、种植或者去航海，只要不妨碍他乐意做的事情即可。只要我们能聪明一丁点儿，就像水手或逃亡的奴隶都知道盯住北极星，那就足以指引我们一生。或许我们不会在预定时间内抵达我们想去的港口，但我们仍然保持着正确的航向。

毫无疑问，在此情形下，对一个人而言是真实的事情，对一千个人而言更是如此。就像一个大房子，按比例计算，并不比小房子造价更贵，因为一个屋顶可覆盖几个房间，一个地窖可位于几个房间底下，只是用一道道墙壁把几个房间隔开了而已。但对我来说，我喜欢独居。再说，自己建个房子，比费尽唇舌去说服邻居共用一道墙更方便；如果和邻居共用一道墙便宜了不少，那墙一定很薄，而且若是摊上个坏邻居，他肯定不会对他那一边的墙维护修理。通常能够开展的合作，都是非常有限且肤浅的；真正的合作少之又少，其和谐之音已无法听到。若一个人有信念，他可以随时与同样有信念的人合作；若他没有信念，他会像世上其他人一样，继续过他的生活，无论他与何人合作。合作的最高意义和最低意义，都是让我们共同生活。最近我听说有两个年轻人要结伴环游世界。其中一人没钱，沿途要在桅杆前、犁铧后挣钱维持生活；另一个则在口袋里带着支票。显而易见，他们难以长期结伴或合作，因为其中一人完全不用工作。当旅行中出现第一个有趣的危机时，他们就得分道扬镳。最主要的我之前已说过，独自旅行的人今天就可以出发；而结伴旅行的人却得等对方准备就绪，可能要等上好长时间才能出发。

“可是这样很自私啊！”我听到一些市民说。我承认，直到现在，我很少参与慈善事业。我的责任感让我失去了很多快乐，包括参与慈善的快乐。有人竭尽所能劝我去帮助镇上的一些穷苦人家，如果我无事可做——魔鬼总是来找闲人——或许我会动手一试，当作消遣。然而，每当我欲投身慈善事业，想去维持某些穷人的生活，让他们在各方面都能过得和我一样舒适，把他们过天堂般的生活作为我的义务，甚至已提出要帮助他们时，他们却无一例外地立刻表示，要继续过穷日子。我们镇上的人想方设法为同胞谋福利，我相信这至少能让他们不去做别的没人性的事业。做慈善和做其他事情一样，必须得有天赋。至于行善，这已是一个人满为患的行业。况且我也确实尝试过，但奇怪的是，做善事不对我的性情，我便释然了。也许我不该刻意逃避社会要求我的这项特殊职责，去将世界从毁灭中拯救过来；而我相信，在某个地方一定存在着一种类似慈善却比之坚定无数倍的维系着这个世界的力量。可是，我不会去阻止一个人发挥他的天赋；虽然我没做此工作，但既然他在全身心投入，我会对他说，坚持下去，哪怕全世界都说这是在“做恶事”。

我认为自己的情况一点儿都不特别，毫无疑问，不少读者也会做出类似的申辩。做事的时候——我不敢肯定邻居们会说这是好事——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出色的雇工，不过有多出色，得等雇主来发掘。我做的所谓好事，这通常意义上的“好事”，定是偏离了我的主要轨道，而且多非我有意为之。人们说得很实际，就从你现在的地方开始吧，照你现在的样子，不要以成为更有价值的人为目标，只要用好心肠去做好事。如果我也用这腔调来说教，那我干脆这样说：“去吧，去做好人。”仿佛太阳点燃火焰照亮了月亮或一颗六等星后应该停下来，就像罗宾 似的，在每个村舍的窗户外偷看，让人发疯、让肉变质、让黑暗之处清晰可见；而不是稳定地增加它那柔和的热能，施人恩惠，直到变得灿烂夺目，无人能仰视它，同时按自己的轨道环绕地球，做好事，或者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发现的那样，地球会绕着它运转，得到好处。法厄同 希望用善举证明他神的血统，于是驾驶着太阳车出游，仅仅一天便冲出了轨道，烧掉了天庭下面街市上的几排房屋、烧焦了地面、烘干了每一眼泉水、造就一个撒哈拉沙漠。最终朱庇特 一道雷电将他击落在地上，而太阳神为哀悼他的死亡，一年没有发光。

善行若是变质，就会奇臭无比，就像人的腐尸和神的腐尸一样。如果我确定有人存心来我家里向我行善，那我就要逃命了，仿佛在逃避非洲沙漠里被称为西蒙的那种干燥而炽热的狂风。这种风会让人的嘴巴、鼻子、眼睛和耳朵塞满沙粒，直到窒息而死。我就怕他做的好事落到我身上——那毒素会混入我的血液之中。不行——与其如此，我倒宁愿坦然地忍受点恶行。饥饿的时候给我饭吃，寒冷的时候给我送上温暖，或者跌入深沟的时候拉我一把，我不会因为这些就认为他是一个好人。我可以给你找条纽芬兰狗来，它同样做得到。慈善并不是对同胞的泛爱。站在他本人的角度，慈善家霍华德无疑很了不起，而且也善有善报；但是，相比较而言，如果这些善举不是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到来，即使有一百个霍华德，又有什么用呢？我从未听说过哪个慈善大会真心诚意地提出，要向我，或向我一类的人，做什么善事。

那些耶稣会会士完全被印第安人给难住了，当印第安人被绑在火刑柱上受刑时，又向折磨他们的人提出了新的酷刑方式。他们不在乎肉体上的苦难，因而有时对传教士提供的心灵安慰也满不在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训诫在他们那没有多大说服力。他们不在意别人如何对待他们，而是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爱敌人，几乎原谅了敌人所做的一切。

给穷人的帮助一定得是他们最需要的，虽然他们落在后面是你造成的。如果你给了他们钱，就要陪他们一起将钱用掉，而不是将钱扔给他们便了事。有时我们犯的错误很奇怪。通常情况下，与其说穷人又冷又饿，还不如说他是邋遢、褴褛又粗俗。这只是他的习惯，并非不幸。要是你给他钱，他可能还会买更多褴褛的衣服。我已习惯于怜悯那些在湖上挖冰的爱尔兰劳工，他们穿得如此破烂，活得如此贫贱，而尽管我穿着更整洁且稍微时髦点的衣服，还是冻得瑟瑟发抖。直到一个冬日，有个不慎落水的劳工来我家中取暖，我才改变了想法。他脱下三条裤子和两双袜子才露出皮肤，虽然这一身真是肮脏破烂，但他完全可以拒绝我送他的多余衣服，他已经有许多里面穿的衣服了。他确实该落水。于是我开始怜悯起自己来，我意识到，如果给我一件法兰绒衬衣，比送他一间旧衣铺更是善举。一千个人在砍伐罪恶的枝梢，只有一个人在砍伐罪恶的树根。那个在穷人身上花费最多时间和金钱的人，也许正因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引起了更多的不幸，他的努力只是徒劳。道貌岸然的奴隶主捐出奴隶创造的价值的十分之一，给别的奴隶换来星期日的休息。有人为了显示善心而雇穷人到厨房劳动，他们自己下厨工作岂不是更有善心？你自吹自擂说把自己十分之一的收入捐给慈善事业，也许你应该捐出十分之九，即使这样，社会也只回收了十分之一的财富。这应该归因于占有者的慷慨呢，还是主持公正者的疏忽呢？

慈善几乎是唯一获得人类充分赞许的美德。非但如此，它简直被捧上了天；正是我们的自私将它捧上了天。在某个艳阳高照的日子里，有个粗壮的穷人在康科德向我赞扬一个镇上的市民，据他说，此人对像他这样的穷人很友善。人类中友善的大伯大婶比真正灵魂上的圣父圣母更受尊重。我曾听过一个有学问有才华的牧师讲英国的概况。他列举了英国的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如莎士比亚、培根、克伦威尔、弥尔顿、牛顿等，接着就说起英国的基督教英雄，简直三句话不离本行；他将这些英雄置于其他人之上，称其为伟人中的伟人。他们是潘恩、霍华德和福莱夫人。人人都肯定认为他在胡言乱语。他们都不是英国最卓越的男人和女人，也许只能算是英国最好的慈善家而已。

我并不是要删减慈善应得的赞美，我只要求公平，对那些用生命和工作给人类带来恩惠的人公平。我不认为一个人的正直和仁慈是主要价值，这些不过是他的茎叶。这些茎叶晒干后，只可供江湖郎中做药茶，用处极其卑微。而我要的，是人类的花朵与果实，感受它们的芬芳，陶醉于它们的成熟馨香。他的仁慈不是片面而短暂的行为，而是长期的满溢，他的仁慈无损于他自己，是他下意识的行为。慈善包藏了如此多的罪恶。慈善家常常散发出悲戚的气氛来围绕人类，还名曰“同情”。我们应该传播的是勇气而非绝望，是健康舒坦而非疾病愁容，而且应当心别让疾病通过传染四处蔓延。从哪个南方的平原上，传来一阵哀号？在哪个纬度上，住着我们应该送去光明的异教徒？谁是我们要救赎的纵欲残暴之人？如果有人得病而无法做事，甚至感到肠绞痛——这很是值得同情——他就立刻出手要改革这个世界了。他就是世界的缩影，他发现了，这是一个真正的发现，而且是他发现的——世界在吃着青苹果；事实上在他眼中，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青苹果，人类的子孙在它成熟前便去啃食它，这想起来很可怕；慈善家径直去找到因纽特人和巴塔哥尼亚人，还拥抱了人口众多的印度和中国；因此，凭借几年的慈善活动，权势者同时利用他达到目的，他无疑也治愈了自己的消化不良；地球一边或两边的脸颊泛起红晕，仿佛就要成熟，而生命也好似失去了它的粗鲁，又一次变得甜美健康。我从未梦见过比我所犯的罪过更大的罪过，我从未见过，将来也不会见到比我更坏的人。

我相信，改革者之所以如此忧伤，并非对苦难同胞的同情，而是他自己心存愧疚，虽然他是上帝最神圣的子孙。让这一点纠正过来，让春天向他走来，让黎明在他卧榻上升起，他就会抛弃那些慷慨的同伴，一句抱歉也不说。我自己从不吸烟，尽管我尝过的东西也够多的，但我不反对吸食烟草，因为吸烟者会自食其果。如果你曾经上当做过慈善家，那就别让你的左手知道右手在做什么，因为那不值得。救起溺水者，然后系好你的鞋带。从从容容地去做些自由的劳动吧。

我们的举止因为和圣人交流而败坏了。我们的赞美诗中响起了诅咒上帝的旋律，但还得永远忍受他。有人会说即使是先知和救世主也只是宽慰人的恐惧，而没有肯定人的希望。无论在哪，都很难看到人们对生命的恩赐存有简单而热烈的满足，有让人难忘的对上帝的赞美。一切健康和成功都让我高兴，无论它们多么遥不可及；一切疾病和失败都使我悲哀、引起恶果，无论我获得或付出了多少同情。所以，如果我们真要用印第安人那种植物的、磁力的或者自然的手段来复活人类，首先让我们如同自然般简单淳朴吧，驱逐笼罩在眉宇上的乌云，在毛孔中注入一点点活力吧。不要一直做穷人的监工，努力去做一个值得活在世上的人。

我在设拉子 的萨迪 所写的《蔷薇园》中读到这样一段话：“他们问智者，在至尊上帝种植的众多名贵之树中，除了柏树之外，没有被命名为‘自由之树’的，而柏树却不结果实；这里面有何秘密？智者回答，每棵树都有它的季节，在一定的季节，适时则会葱郁开花，时令不合便会干枯凋谢；而柏树则不同，它常年葱郁。这样的本性便是自由，即宗教的独立者。不要将你的心定在转瞬即逝的事物上，因为底格里斯河在哈里发的荣光消失之后，仍然从巴格达奔流而过；如果你手中富裕，就像枣树一样慷慨吧；但若是你无物施舍，那就做一个自由之人，就像柏树那样。”

补充诗篇

矫饰的贫穷

T. 卡仑

贫穷，你太自命不凡，

居然想在苍穹下占个位置，

你那破烂的茅舍或木桶，

养成了一些懒惰或迂腐的德行，

在廉价的阳光下或阴凉的泉水旁，

长出根茎枝叶；你的右手，

从心中撕去人类的热情，

灿烂的美德都是在这些热情的树干上怒放，

你使自然枯萎，使感情麻木，

像蛇发女妖，把人类变成岩石。

我们不要沉闷的社会

去除强加于你的节制，

也不需要这种不自然的愚蠢

不知喜怒和哀乐，也不需要

被迫的装腔作势般

超乎积极的勇敢。这卑贱的一伙，

把位置固定在平庸中，

成了你奴性的心灵。但是我们

只崇尚如此的美德，

英勇大度的举动，庄严华丽，

纵览一切的谨慎，宽宏大量，

还有那种英雄美德

自古以来还没有名字，

只有些例子而已，譬如赫拉克勒斯，

阿喀琉斯，忒修斯。滚回你的脏窝吧；

等你看见全新的光明天地，

你就会去思索什么才值得拥有。 Gn0wD2EIEPYDlrf0FpoHgRsIbosCqAGDQRO5iq+tPGhco6mwkMZF1LbNZB1q9e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