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九七五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出于并不光彩的理由，宣布中止宪法，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可以说，这一事件使印度倍受世界瞩目。我的美国出版商科诺普请我就这个主题写一本书；接着，我的伦敦出版商和《纽约书评》同样给予了相当的支持。如此劝诱令人无法拒绝。我很清楚，我被要求做的是与印度政治和批评相关的事。这是我此前从未做过那时也不曾想过要做的事，但写出一本新书的邀请还是令我兴致盎然，我同意了。这个项目没花多少钱，但我期望最后的成果还不错。

本书有一个很好的开端。我去到孟买，与一个调查员见了面。他正准备去马哈拉施特拉邦多山的核心区域，认为我应该与他同行。这与“紧急状态”无关。正如我一直以来那样，我更关注的是增加自己关于印度的知识；甚至可以这么说，迄今我关于印度的所有写作，都属于同一本描述性的书。于是我从孟买出发乘火车前往浦那，然后与调查员在乡间四处自驾游览。每一件事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词语各安其位；我写下的东西令我十分满意。当时的设想是用这种方式写完其余部分：旅行，与人相遇并与人交谈。但“紧急状态”无法回避；大环境中有各种各样不和谐的事情发生，很快，人们就不再愿意与我聊天，或是被人看到同我待在一起，我预见到如果继续沿用这套旧方法，这本书将无法完成。一种新的方式对我发出要求。在写作时常会碰到的充满紧迫感的慌乱中，我突然想到应该尝试对印度进行一次精神层面的描摹。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利用了既有的材料：报纸、杂志、书籍，压榨出它们的意义。

因此，在《重访加勒比》与《幽暗国度》之后，我找到了一种新的求知方式。虽然我偏爱旧方法，与人互动，有风景，有交谈，但那时这已经不可行了。读者会发现在我这些书的新版序言里，我更关注的是写作的艺术，以及与之相关的旅行的艺术，而不是我讲述的内容；这是因为不同的书要求我采用不同的行动和写作方式，我必须让自己对可能面临的任何情况都做好准备。而关于这一次旅行，还有另一个丰沛的成果。我在《纽约书评》的约稿最终集结为一系列彼此关联的文章。因此，在没有专门训练也没有刻意设计的情况下，我进行了连载写作。读者会判定我做得如何。我必须说，而且这种说法对我的每一本书都有效，我的书滋养了我；每本书结束时，我都比创作之初多了一些智慧。

就智识而言，这本书暗含着一个想法：印度诞生于多次的征服，征服的现实决定了印度的多种面向，但这并非总能得到承认。后来我很明确地运用了这个想法，但我可能更喜欢这本书所呈现的半遮半露的含蓄表达。纠结的写作过程也导致了另一个结果：这是我印度系列中最薄的一本。

（陈蒙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