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从在母体里孕育开始到死亡，都不得不接触各种危险化学药物，这种情形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人工合成杀虫剂投入使用不到二十年就已无处不在，全面影响着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自然世界。各大水系，甚至连看不见的地下水中都有它们的踪迹。十多年前用过的化学药品仍然残留在土壤里。杀虫剂残留进入了鱼类、鸟类、爬行动物、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体内。科学家的动物实验表明，没有动物能够幸免。偏远山间湖泊里的鱼类，土壤里蠕动的蚯蚓，鸟蛋，甚至人体内都发现此类药物残留。如今，这些化学药物残留在各个年龄层次的人体内部，母乳中有，未出生婴儿的组织里很可能也有。

所有这一切都归咎于生产具有杀虫特性的人造（合成）化学药品产业的崛起与快速发展。该产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衍生物。人们在研发化学武器的过程中发现实验室里研制的一些化学药品能够杀死昆虫。这一发现并非偶然，因为昆虫一度被广泛用来测试化学武器对人类的杀伤力。

实验室里的这一发现直接导致了合成杀虫剂源源不断地问世。这些人工合成杀虫剂通过精微地操控分子、替换原子、改变序列而成，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简单杀虫剂完全不同。战前杀虫剂提取自天然矿物质和植物生成物：前者包括砷、铜、铅、锰、锌及其他矿物质的化合物，后者则包括干菊花制成的除虫菊、烟草及同属植物中提取的硫酸烟精和东印度群岛豆科植物中的鱼藤酮等。

新的合成杀虫剂生物效能强大，与传统产品大不一样。这些杀虫剂威力强大，不仅具有毒杀功效，还会参与机体最重要的生命进程，令其发生致命性改变。因此，正如我们会看到的那样，它们会破坏保护身体免受伤害的酶，阻碍身体获得能量的氧化作用进程，妨碍诸多器官正常工作，而且还可能引起一些细胞发生缓慢却不可逆的变化并进而导致恶变。

然而，每年都会有杀伤威力更强大的新化学药品问世，发挥新用途并影响到世界的每个角落。1947至1960年，美国合成杀虫剂产量增长5倍多，从124 259 000磅飙升至637 666 000磅，批发销售额达2.5亿余美元。但就化工产业的宏伟规划而言，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

因此，一本杀虫剂名录对我们来说十分有必要。如果我们注定要与这些化学药品亲密相伴，通过吃、喝将食物中的化学药品带入骨髓，我们最好了解这些化学药品的属性和威力。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杀虫剂由无机化学制品转向奇妙碳分子世界的分界点，一些旧材料仍未退出历史舞台。砷就是其中一种，它仍然是很多除草剂和杀虫剂的基本成分。砷是一种剧毒无机物，大量存在于各种金属矿石中，火山、海洋和泉水中也有少许存在。砷对人类的影响时间长，影响方式各异。由于砷合成的许多物质无味，早在波吉亚剧毒世家 之前，砷就一直是行凶谋杀的首选之物。近两百年前，有位英国医生发现，烟囱烟灰里的砷与芳香烃化合而成的物质能够致癌。长期以来，群体性慢性砷中毒事件屡有发生。砷污染环境，也引发马、牛、羊、猪、鹿、鱼、蜂等动物中毒死亡。尽管有此类记录，砷喷雾剂和砷粉剂仍被广泛使用。美国南部棉花产区喷洒砷之后，蜜蜂养殖业难以为继。长期使用砷粉剂的农民遭受慢性砷中毒。含砷的除草剂、杀虫剂会导致牲畜中毒。蓝莓种植园的砷粉剂飘浮到邻近农场，污染溪水，给蜜蜂和母牛造成致命毒害，进而引发人类中毒。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环境致癌研究权威W.C.休珀博士指出：“……美国近年来在处理含砷化合物问题上完全漠视公众健康，这种做法恶劣至极。任何看过施洒砷杀虫喷剂和粉剂的人，一定都忘不了那种剧毒物质的喷洒作业方式。”

较之砷合成制剂，现代杀虫剂毒性更甚。绝大多数现代杀虫剂归属两大类：一类是以DDT为代表的氯代烃杀虫剂，另一类是以人们较熟悉的马拉硫磷和对硫磷为代表的有机磷杀虫剂。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及，这两类杀虫剂具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基本成分都是生物界不可或缺的碳原子，因此被称作“有机物”。要了解现代杀虫剂，我们必须弄清其组成成分，弄清其与生物的基础化学有关，却成为生物体致死物质的蜕变方式。

碳元素是生物体最基本的元素，其原子可以任意地以链、环或其他结构方式组合在一起，也可以与其他物质的原子结合。实际上，从细菌到巨大的蓝鲸，生物界如此丰富的物种多样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碳的这种特性。脂肪分子、碳水化合物、酶和维生素的基本成分是碳原子，蛋白质分子的基本成分也是碳原子。碳并非生命物质专属，也是大量非生物的基本成分。

一些有机化合物只是简单的碳氢组合。其中最简单的是甲烷（也称“沼气”），由自然界中的细菌在水下分解有机物而成。与一定比例的空气混合，甲烷会变成煤矿中可怕的“瓦斯”。甲烷结构极其简单，由一个碳原子和四个氢原子组成：

化学家们发现，可以去掉其中一个或全部氢原子，用其他元素进行替换。例如，用一个氯原子替换一个氢原子，可以生成氯甲烷：

将三个氢原子替换成氯原子，可以生成氯仿：

把所有氢原子都替换成氯原子，能够生成最常见的清洗剂——四氯化碳：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围绕甲烷分子的这些变化大致表明了氯代烃的构成，但还远远不能解释烃的真正复杂性，也不能代表有机化学家创造各种材料的丰富手段。除单一碳原子的甲烷外，他们还可以改变由多个碳原子组成的碳水化合物分子。这些碳原子呈环状或链状，还有侧链和分支。连在化学键上的不仅仅有氢原子或氯原子，还有各种化学群。一些看似细微的变化，足以完全改变物质的特性。碳原子上的元素附着种类、附着位置都至关重要。如此精微操控的结果催生了大量具有超绝杀伤力的毒药。

1874年，奥地利化学家蔡德勒在攻读博士阶段率先合成了DDT ，但直到1939年人们才发现其作为杀虫剂的性能。旋即，DDT被赞誉为虫媒传染病的终结者，能够帮助农民在一夜之间战胜庄稼病虫害。瑞士化学家保罗·米勒因发现DDT的杀虫功效而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奖 。

现在，DDT被广泛使用，多数人将之视为没多大害处的日常用品。也许，造成“DDT无毒无害”神话的事实依据源自其最初的一种用途：战时为了消灭虱子，在成千上万的士兵、难民和俘虏身上喷洒DDT粉剂。于是，人们普遍认为，既然这么多人与DDT亲密接触过却没产生直接危害，这种化学药品一定无毒无害。这一误解的根源在于，与其他氯代烃类物质不同，粉状DDT不容易透过皮肤吸收。而DDT溶于油剂使用时则绝对致毒。吞食后会通过消化道被慢慢吸收，也会被肺部吸收。一旦进入人体，DDT就会大量贮存在肾上腺、睾丸和甲状腺等富含脂肪的器官内（DDT本身是脂溶性的），还有相当多一部分积存在肝脏、肾脏以及包裹在肠道周围起保护作用的、肥大的肠系膜脂肪中。

人体内的DDT积存过程始于我们能够想象的最小摄入量（以化学残留形式存在于大部分食物中），最后往往会达到非常高的积存量值。富含脂肪的体内脏器起到生物放大器的作用，以至于饮食中0.1 ppm 的微小摄入量会导致体内10—15 ppm的蓄积，增长100余倍。此类参考数据对化学家或药理学家来说很寻常，但我们大多数人却并不熟悉。1 ppm听起来是个很小的数值——事实也的确如此。但这些物质的药效非常强大，极微量的摄入都会给身体带来巨大的变化。动物实验表明，3 ppm的DDT药量就能抑制心肌内一种主要酶的活动；5 ppm的药量就会造成肝细胞坏死或衰变；DDT同族化学药品狄氏剂和氯丹仅需2.5 ppm的用量，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

上述说法并不难于理解。在人体的正常化学反应中，确实存在这样悬殊的因果关系。比如，仅0.000 2克的碘就足以成为健康与疾病的分水岭。这些微量杀虫剂在人体内不断积存，却只能极其缓慢地排泄出去，所以慢性中毒以及肝脏和其他器官退行性病变的威胁并非危言耸听。

科学家们尚未就人体内DDT贮存极限量值达成一致意见。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首席药理学专家阿诺德·莱曼博士认为，人体内吸收和贮存DDT的量值既没有上限也不存在下限。然而，美国公共卫生署的韦兰·海斯博士坚持认为，每个人体内都有一个摄入平衡量值，超出此量值的DDT会被排出体外。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并不十分重要。我们对人体内实际积存的DDT有过详细调查，结果显示普通常人体内的DDT积存都会造成潜在危害。很多研究表明，没有明确DDT接触史的普通人（饮食中不可避免的残留物除外）体内平均积存量为5.3—7.4 ppm；农业工人体内积存量为17.1 ppm；杀虫剂制药厂工人体内积存量则高达648 ppm！可见，现有研究已证明人体内DDT积存量值浮动区间巨大。但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同时发现人体内最小的DDT积存量都足以损害肝脏与其他器官或组织。

DDT及其同族化学药品最具危害的特征之一是，它们通过食物链的每一个环节从一种有机体传到另一种有机体。比如，人们在苜蓿田里施洒DDT粉剂，然后用苜蓿作饲食喂鸡，鸡产下的蛋中也会含有DDT。又比如，用DDT残留量为7—8 ppm的干草饲喂奶牛，所产牛奶中DDT含量为3 ppm，用此牛奶制成的黄油DDT浓度却高达65 ppm。通过这样的传递过程，初时极微小的DDT含量，最终可能会导致非常高的浓度。食品药物管理局明确禁止含杀虫剂残留的牛奶进入州际贸易，然而现实却是，农民很难找到没被污染的草料来喂饲奶牛。

毒素还可能从母亲传递给下一代。食品药物管理局的科学家从人类母乳抽样中检测到杀虫剂残留，这意味着母乳喂养的婴儿体内持续不断地吸入微量有毒化学物质。然而，这绝非婴儿第一次接触有毒物质。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在胚胎时期就开始接触到毒素。动物实验表明，氯代烃类杀虫剂可以轻松突破母体内隔离胚胎与有害物质的天然防护物——胎盘。婴儿通过这种传递方式吸收到的毒素虽然极小，却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婴幼儿对毒性比成年人敏感得多。这就意味着，当今时代普通人体内从生命孕育之初就开始不断积存化学药品残留物。

面对所有这些事实——毒素的微量积存、持续累积与日常饮食所含残留物导致的各种程度肝脏损伤——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科学家们在1950年宣布：“DDT的潜在危害很可能一直被低估了。”医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类似情况。没有人能够预知最终的结果。

另一种氯代烃氯丹，除了具有DDT的所有可怕特征，还具有其自身的诸多属性。其残留物质会长期滞留在土壤、食物或施用过药剂的物体表面。对人体而言，氯丹可以说是无孔不入：它能通过皮肤被吸收，氯丹喷剂或粉尘也能被呼吸道吸入，当然，吞食后的氯丹残留物也会被消化道吸收。与其他氯代烃类合成物一样，氯丹残留物会在生物体内不断累积。如果食物中含有2.5 ppm的氯丹，实验动物脂肪中残留物积存量很可能高达75 ppm。

1950年，资深药理学专家莱曼指出，氯丹是“毒性最强的杀虫剂之一，任何人只要接触过就会中毒”。然而，郊区居民毫无顾忌地施用含氯丹的杀虫剂治理草坪，据此可知，莱曼的警告并未被人们放在心上。施药居民没有立刻中毒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毒素会在体内潜伏很长时间，几个月或几年后毫无征兆地发病，届时已经很难查出真正的病因。但有些时候，中毒致死过程会非常短暂。一位受害者不慎将浓度为25％的工业溶液溅到皮肤上，不到40分钟就出现了中毒症状，没来得及接受救治就死了。正是由于人们没有预先警惕氯丹的毒性，才导致错失了抢救的机会。

七氯是氯丹的一个成分，在市场上作为单独药剂出售。其在脂肪中储存的能力特别强。食物中只要含有0.1 ppm的七氯，体内就能够检测到残留物。它还具有一种奇特的能力，能够转化为一种化学性质完全不同的物质——环氧七氯。此种转化能够在土壤以及动植物的组织中完成。鸟类实验证明，转化生成的环氧七氯比原来的药物毒性更强，是氯丹毒性的4倍。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人们就发现一种特殊的烃类氯化萘能够导致因职业需要暴露于此物的人罹患肝炎和一种罕见的肝脏绝症。一些电气行业工人因此患病致死。最近，农业界人士发现，该物质还会导致牛患上奇怪的不明疾病。鉴于这些先例，氯化萘属的同族杀虫剂狄氏剂、艾氏剂和异狄氏剂，在所有烃类药品中毒性最强也就不足为奇了。

狄氏剂因德国化学家狄尔斯得名。如果被吞食，狄氏剂毒性是DDT的5倍；但如果其溶液被皮肤吸收，毒性则相当于DDT的40倍。狄氏剂因毒性发作快，对神经系统影响严重，导致患者浑身抽搐，令人谈之色变。狄氏剂中毒患者恢复非常缓慢，这也说明其危害的长期性。与其他氯代烃类化合物一样，狄氏剂的危害包括对肝脏的严重损伤。尽管会给野生动物带来毁灭性灾难，但由于其药效持久、杀虫功效明显，狄氏剂现今仍是人们使用最多的杀虫剂之一。鹌鹑和野鸡实验证明，狄氏剂的毒性大约是DDT的40到50倍。

目前，人们尚不清楚狄氏剂是通过何种方式在体内贮存、分布或排泄的。化学家发明杀虫剂的才智远远超过人们对相关毒性影响生物体的认识水平。然而，种种迹象表明，狄氏剂像休眠火山一样长期积存在人体内，一旦身体面临生理压力需要消耗脂肪，体内储存的狄氏剂残留就会骤然爆发。我们在此方面的大部分知识来自世界卫生组织抗击疟疾的卓绝斗争。在用狄氏剂取代DDT（因为疟蚊已对DDT产生抗药性）防控疟疾的工作中，一开始就发生过多起喷药人员中毒事件。事态十分严重——半数以上的中毒患者（不同项目中毒情况有差别）都出现抽搐症状，还有不少人死亡。有些人最后一次接触狄氏剂四个月后，还会出现浑身抽搐的症状。

艾氏剂是一种十分神奇的物质。虽然作为独立药剂存在，却与狄氏剂有着说不清的关联。我们发现，从喷洒过艾氏剂的田里拔出的胡萝卜中竟然含有狄氏剂残留。这种变化就发生在生物机体和土壤中。这一炼金术般的变化导致了许多错误报道。比如，开展艾氏剂施用后检测的化学家就会遭到蒙蔽，误以为艾氏剂残留全部消失了。事实上，药物残留依旧在那里，只不过化身为狄氏剂，因此需要不同的检测手段。

与狄氏剂一样，艾氏剂有剧毒，会引起肝脏和肾脏的退行性病变。一片阿司匹林大小的剂量就能毒死400多只鹌鹑。艾氏剂造成的人类中毒案例中大部分都与工业处理有关。

与大部分烃类杀虫剂一样，艾氏剂给未来投下一道恶毒的阴影——不孕症。野鸡吃下极微小剂量的艾氏剂后，虽不致死却减少产蛋，而好不容易孵出来的小鸡也会很快死掉。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于鸟类。接触过艾氏剂的母鼠怀孕次数减少，生下来的小老鼠也都病蔫蔫的活不长。艾氏剂中毒的母狗产下的狗崽不出三天就死了。由此看来，母体中的艾氏剂毒素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严重影响下一代。没有人知道艾氏剂残留是否会给人类造成同样的影响，然而，这种剧毒化学物质早已通过飞机洒向郊区和农田。

异狄氏剂在氯代烃类农药中毒性最强。其化学构成与狄氏剂极为相近，但分子结构的一个细微变化使其毒性成为狄氏剂的5倍。跟异狄氏剂的毒性相比，杀虫药剂始祖DDT简直可以算作无害物质。异狄氏剂对哺乳动物、鱼类和一些鸟类的毒性分别是DDT的15倍、30倍和300倍。

使用异狄氏剂的十年来，大量鱼类被毒死，牲畜进入喷洒了异狄氏剂的果园会严重中毒，泉水遭严重污染。至少有一个州的卫生部门发出过严厉警告：随意使用异狄氏剂，危及人类生命！

在一起最悲惨的中毒事件中，异狄氏剂的使用并不“随意”：喷洒前采取了所有可能的防护措施。一名一岁左右的美国小男孩随父母迁居委内瑞拉。他们的新房子里有很多蟑螂。几天后，家里就使用含有异狄氏剂的喷雾灭杀蟑螂。孩子和家里的小狗在上午九点喷药作业之前被带出门。喷药结束后，家里还清洗了各处地板。下午三四点钟，孩子和小狗被接回家。大约一个小时后，狗开始呕吐、抽搐，很快就死掉了。当天晚上十点钟，孩子也开始呕吐、抽搐，随后失去知觉。这个原本正常、健康的孩子的一生因异狄氏剂接触彻底改变了，成了看不见、听不见、肌肉频繁抽搐的植物人，对周围环境完全没有感知。在纽约的一家大医院治疗了几个月，孩子的情况丝毫没有改变，也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主治医师说：“康复的希望非常渺茫。”

第二大类杀虫剂磷酸烷基酯或有机磷酸酯，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化学药品。使用此类杀虫剂最主要、最明显的危害是：它造成喷洒农药的人，或意外接触过农药飘浮物、施受农药的植被和废弃农药包装罐的人急性中毒。佛罗里达州两名儿童发现一只空袋子，拿来修补秋千。没过多久，这两个孩子就死了，跟他们一起玩耍的三个小伙伴也患染疾病。这只袋子曾经装过一种磷酸酯类杀虫剂——对硫磷。检查结果证实死亡系对硫磷中毒所致。威斯康星州也有类似事件。一对表兄弟在同一天晚上离奇死亡，其中一个小男孩在自家院子里玩耍，他父亲在附近的马铃薯地里喷洒对硫磷，喷雾飘进了院子；另一个小男孩跟在父亲身后到仓库里嬉闹，用手摸过农药喷壶的喷嘴。

这些杀虫剂的起源大都具有讽刺意味。一些化学药品，诸如有机磷酸酯尽管久为人知，但其杀虫属性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才被德国化学家格哈德·施拉德发现。几乎在同一时间，德国政府发现这些化学药品具有与人类战争中的新型杀伤性武器同等的价值，因此秘密开展药品研制工作。一些用来制作灭绝性神经毒气，另一些有着相似结构的化学药品用来制作杀虫剂。

有机磷酸酯杀虫剂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作用于生物有机体，能够破坏生物机体内必不可少的酶。无论是昆虫还是恒温动物，其受害的靶向目标都是神经系统。正常情况下，神经脉冲借助一种叫作乙酰胆碱的“化学传导器”在神经间传递。乙酰胆碱是一种对机体起到重要作用后就会立刻消失的物质。实际上，乙酰胆碱的存在过程非常短暂，如不采取特殊操作步骤，医学研究人员很难在其被破坏之前进行抽样检测。这种传导物质的瞬时性是维持机体正常运行所必需的。如果一次神经脉冲通过后，乙酰胆碱没有被立即破坏掉，脉冲就会持续不断地沿着一根根神经掠过，乙酰胆碱就会以更加强化的方式发挥作用，从而导致整个运动系统错乱，出现颤抖、肌肉痉挛、浑身抽搐等症状，最终导致迅速死亡。

对于此类偶发的情况，自然机体做好了应对。当身体不再需要乙酰胆碱时，一种叫作胆碱酯酶的保护性酶可以随时将其破坏掉。从而使机体达到一种精确的平衡，体内的乙酰胆碱永远不会达到危险量值。然而，接触磷酸酯类杀虫剂会造成保护性酶遭破坏，酶数量减少，反过来会导致乙酰胆碱增加。论及对神经系统的危害，磷酸酯化合物与天然生物碱毒蕈碱相似，后者存在于一种叫作毒蝇伞的剧毒蘑菇中。

频繁接触此类有毒物质会降低胆碱酯酶的数量，并最终导致身体濒临急性中毒的界点。因此，对喷洒农药和频繁接触农药的人进行定期血液检查十分重要。

对硫磷是应用最广泛的有机磷酸酯之一，效果最强，危险性也最大。蜜蜂接触过对硫磷，中毒后会变得“狂躁、好斗”，狂飞乱舞不到半小时就毙命了。一位化学家想通过最简单易行的方式研究致使人类中毒的剂量，于是吞下极其微量的对硫磷（仅相当于0.004 24盎司），随即全身瘫痪，还没有来得及服用手边备好的解药就死了。据说，芬兰现在不少想要自杀的人首选对硫磷。近几年，加州平均每年报道200多起对硫磷意外中毒事件。世界各地的对硫磷中毒死亡率都高得惊人。仅1958年，印度就有100起对硫磷中毒死亡事件，叙利亚有67起。日本平均每年有336例死亡源于对硫磷中毒。

即便如此，美国现在还是通过手动喷雾器、电动鼓风机、喷粉器和飞机作业等方式将700万磅对硫磷洒向农田和果园。一位医学权威人士说，仅加州农田里施用的对硫磷就是“毒死全世界人口所需剂量的5到10倍”。

人类之所以能够幸免于灭绝，是因为对硫磷及其同族杀虫剂的分解速度相当快。与烃类杀虫剂相比，其在庄稼上的残留时间相对较短。然而，残留时间虽然短，也足以造成危害，并产生致命后果。在加州洛杉矶地区的河滨市，30个采摘柑橘的人中有11人严重中毒，除一人外其他人全部被送往医院救治。他们的症状是非常典型的对硫磷中毒。柑橘园大约二十天前喷洒过对硫磷，其残留物在十六到十九天后依然导致采摘柑橘的人出现干呕、视力下降、半昏迷等中毒症状。这绝不是对硫磷残留时间最长的纪录。那些在采摘季开始前一个月喷洒对硫磷的柑橘园也发生过类似情况，施用标准喷洒剂量六个月后，柑橘皮中仍能发现对硫磷残留。

对硫磷给农田、果园和葡萄园里施用有机磷杀虫剂的工人造成极大的危害，使用此类杀虫剂的一些州纷纷创建实验室，帮助医生开展诊断与救治。医生处理中毒患者时如果不戴橡胶手套，很可能面临二次中毒的危险。给中毒患者清洗衣物的洗衣女工也可能因为吸收足量的对硫磷残留物而导致中毒。

另一种有机磷酸酯——马拉硫磷，像DDT一样家喻户晓，被广泛应用于园艺业、家庭防害和消灭蚊虫。剿杀佛罗里达州上百万英亩农田里肆虐的地中海果蝇，用的就是马拉硫磷。很多人认为马拉硫磷在同族杀虫剂中毒性最小，因此可以随意使用，无须担心，也不会有危害。商业广告滋长了人们的这种安心态度。

所谓的马拉硫磷“安全说”纯属臆断。当然，事情往往如此，某一化学药品使用几年后才会发现其毒性。马拉硫磷之所以“安全”，不过是因为哺乳动物的肝脏具有卓越的保护作用，能够使其相对无害。肝脏中的一种酶能够化解马拉硫磷毒性。但是，如果这种酶遭破坏或酶转化过程遭干扰，接触马拉硫磷的人就会将毒素全部吸收到体内。

不幸的是，几乎所有人随时都有可能碰上马拉硫磷。几年前，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科学家团队发现，马拉硫磷和其他一些有机磷酸酯同时使用会产生剧毒——毒性是两者各自毒性相加的50倍。换句话说，两种化合物各取其致死剂量的1％，混在一起就足以致命。

这一发现推动人们对其他化学物质组合进行检测。现在我们知道，很多有机磷酸酯混合物都极度危险，一旦混合其毒性就会“激增”。如果一种化合物破坏了能够化解另一种化合物毒性的肝脏酶，混合物的毒性就会激增。因此，不要同时混合施用两种杀虫剂！上述毒性激增的风险不仅威胁着这周喷洒一种农药、下周喷洒另一种农药的工人，也威胁着喷洒了混合农药的农产品消费者。一碗普通的沙拉就能够轻松促成多种有机磷酸酯的混合。果蔬上完全符合法定标准的残留物很可能互相作用从而引发中毒。

人们对化学药品混合作用产生的危险所知甚少，但科学实验室陆续发布的新发现着实令人不安。其中之一就是发现了一种有机磷酸酯的毒性能够被第二种物质（不一定是杀虫剂）增强。比如，在增强马拉硫磷毒性方面，有一种增塑剂的效能远超杀虫剂，因为增塑剂抑制了通常用来拔掉杀虫剂“毒牙”的肝酶。

那么，其他化学药品在人体环境中情况如何？特别是具有麻醉效用的药物？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但我们已经知道，一些有机磷酸酯（对硫磷和马拉硫磷）会增强肌肉松弛剂的药物毒性，还有其他一些有机磷酸酯（仍然包括马拉硫磷）会明显延长巴比妥盐酸在体内的潜伏期。

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女魔法师美狄亚，因丈夫伊阿宋移情别恋怒火中烧，在婚礼上送给情敌一件魔法长袍。只要穿上这件长袍，人就会瞬间殒命。这种间接致死法与当今的“内吸杀虫剂”如出一辙。这些性能非凡的化学药品把植物或动物变成有毒的“美狄亚长袍”，灭杀那些可能与之接触的昆虫，尤其是那些吸食汁液（血液）的昆虫。

内吸杀虫剂的世界神秘而可怕，远超格林兄弟的想象力，可能更接近于查尔斯·亚当斯的漫画世界。在内吸杀虫剂的世界里，童话里迷人的森林变成了有毒的森林，昆虫咀嚼了树叶或吸食了植物汁液就难逃死劫。在内吸杀虫剂的世界里，跳蚤在狗身上咬了一口就会死掉，因为狗的血液里有毒；昆虫死于从未触碰过的植物挥发物；蜜蜂采了有毒的花蜜回到蜂巢，随之酿出有毒的蜂蜜……

应用昆虫学领域的研究者发现，含有锡酸钠的土壤里种植的小麦对蚜虫和叶螨具有免疫力。研究者从大自然中获得启迪，因此催生了内吸杀虫剂梦想。由于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岩石和土壤中都存在少量天然硒元素，硒因此被用作最早的内吸杀虫剂。

内吸杀虫剂之所谓“内吸”，是因为它具有渗透到动植物组织并使其中毒的能力。烃类和有机磷类合成化合物具有这样的属性，一些自然生成的物质也具备这一属性。实际上，由于有机磷类物质的残留问题相对较小，大多数内吸杀虫剂都从有机磷类化合物中提取。

内吸杀虫剂还以其他一些隐蔽的方式发挥效用。通过浸泡或与碳混合成包衣施用在种子上，药力会延伸到下一代植物中，其秧苗能够令蚜虫和其他吸食性昆虫中毒。豌豆、蚕豆和甜菜等蔬菜往往采取此类方法防虫。经内吸杀虫剂包衣处理的棉籽种植在加州盛行了一段时间。1959年，加州圣华金河谷的25名棉农因搬运经过处置的棉籽袋而突发中毒。

在英国，有人想研究蜜蜂在内吸杀虫剂处理过的植物上采蜜会有什么结果，为此在喷洒过八甲磷的地区开展调查。虽然农药是在植物花蕾形成之前喷洒的，开花后分泌的花蜜仍然含毒。研究结果与预测相吻合：蜜蜂酿的蜜中也含有八甲磷残留。

动物内吸杀虫剂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对牛皮蝇的防控上。牛皮蝇是一种寄生在家畜身上的害虫。想要在宿主血液和组织中产生杀虫效果而不对宿主产生毒性，必须极其小心才能精准地把握分寸。政府部门的兽医发现，重复性小剂量给药会逐渐耗尽动物体内保护性胆碱酯酶，极微小的过量给药都会导致宿主突发中毒。

种种迹象显示，与人类生活休戚相关的许多新领域正在被开发出来。据称，可以给狗喂食一粒药，使其血液中产生毒性，从而免除跳蚤叮咬。人们为防治牛皮蝇所采取的冒险办法应当也适用于犬类。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人建议在人类身上使用内吸杀虫剂以彻底灭杀蚊子。也许这就是人们下一步要做的。

本章至此一直讨论的是人类为对抗昆虫而使用的致命杀虫剂。人类对抗杂草的情形又如何呢？

渴望找到快速、便捷的方法除掉不想要的植株，驱动人们生产出大量种类繁多的除草剂（也叫除莠剂）。本书第六章将详细讲述除草剂的使用和滥用情况，此处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这些除草剂是否有毒？使用除草剂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除草剂只对植物有毒，对动物无毒的说辞广为流传。但非常不幸，事实绝非如此。除草剂包括种类繁多的化学药品，不仅对植物有药效，对动物组织也会产生危害。这些药物对有机体的影响千差万别。有些是一般性毒药；有些对代谢系统产生强烈刺激，导致体温异常增高；有些（单独或与其他药物化合）会引发恶性肿瘤；有些则造成基因突变、破坏遗传物质。可以说，除草剂跟杀虫剂一样，都含有一些高度危险的化学成分。以为除草剂“安全”就肆意滥用，会招致灾难性后果。

虽然化学实验室源源不断地推出各种新药，砷化合物仍然在杀虫剂（如上文所述）和除草剂中大量使用，通常以亚砷酸钠的形式出现。含砷化合物的使用历史令人难以释怀：用作路旁除草剂，不仅令农民痛失奶牛，也夺去无以计数的野生动物生命。用作除水草剂，污染湖泊、水库等公共水源，使其不再适宜饮用或游泳。用来除掉马铃薯地里的藤蔓，导致人类和其他生命死伤无数。

1951年，由于以前用来烧除马铃薯藤蔓的硫磺酸短缺，英国用含砷除草剂取而代之。农业部采取了必要的警示，提醒人们不要冒险走进喷洒含砷除草剂的马铃薯地，然而牲畜看不懂警示（我们必须假设，野生动物和鸟类也看不懂）。于是，有关牲畜砷中毒的报道不时有闻。1959年一，位农妇饮用砷污染的水中毒死亡之后，英国一家大型化学药品公司停止生产砷喷剂并召回已经出售的商品。旋即，农业部宣布由于含砷喷剂给人和牲畜造成极大风险，应严格限制使用。1961年，澳大利亚政府颁布了类似禁令。然而，美国没有任何禁令限制这些毒药的使用。

一些二硝基化合物也被用作除草剂。它们皆是美国同类型药物中毒性最强的物质。二硝基酚是一种强效新陈代谢刺激物。正因如此，它曾一度被用作减肥药。但由于减肥所需摄入的剂量和可能引发中毒身亡的剂量之间界限甚微，数名减肥药使用者中毒丧命，还有不少使用者长期饱受病痛折磨，该减肥药后来被废止禁用。

二硝基的同属药物——五氯苯酚（有时也称“五氯酚”）常被兼用作除草杀虫剂，喷洒在铁路道轨沿线和垃圾场。从细菌到人类，五氯酚对各种生命机体都有剧毒。与二硝基药物一样，五氯酚能够对机体内部的能量来源产生致命干扰，导致中毒机体能量耗竭而亡。最近，加州卫生部门报道的一起严重事故证明了五氯酚的可怕威力。一位油罐车司机将柴油和五氯苯酚混合，准备配制棉花脱叶剂。他从桶中向外倒浓缩化学溶液时，桶塞不慎跌入桶内。他裸手把塞子捞出来。尽管他立刻洗了手，但毒性骤然发作，第二天就死了。

亚砷酸钠或苯酚这类除草剂造成的危害十分明显，而其他一些除草剂的作用则隐蔽得多。比如，现在非常有名的蔓越莓除草剂氨基三唑，又名杀草强，被认为毒性较低。但长期施用，其引发野生动物甲状腺癌的可能性十分明显，对人类也可能会造成同样的危害。

除草剂中有一类被标为“突变剂”的药物，具有改变基因的能力。放射性物质对基因造成的影响令我们惊恐，人类亲手在环境中广泛施洒具有同样危害的化学药物，我们怎能熟视无睹？ qMJqVkG7NTsagPCdOsz1maZvCflahnuHdiAS6k+zwQtFGktehd6RlPkFD/PARSI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