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地球生物史就是地球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地球上动植物的自然形态和生物习性很大程度上由环境塑造而成。在地球的时间长河里，生物体对环境的反作用相对较小。反而在以20世纪为代表的这段时间里，情况发生了变化。地球上的一个物种——人类，具有了改变自然的异常能力。

过去二十五年来，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不仅发展到令人担忧的程度，其性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人类向空气、土地、河流与海洋中排放了大量危险的，甚至剧毒的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种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挽回，其所引发的恶性连锁反应也不可逆转。滋养万物的地球和地球生物都在这一链条上。在当今全球性环境污染中，化学药品的危害堪比辐射，改变着自然界，也改变着自然界生物的本质，而这一点却鲜为人知。核爆炸产物锶90会随着雨水或放射尘落在地球表面，渗入土壤，被草、玉米、小麦等吸收，最终侵入人体骨骼，直至生命体死亡。同样，喷洒在农田、森林或花园中的化学农药也会长期积存在土壤中，侵入生物机体，在生物链中迁移，进而引发一系列中毒和死亡；抑或这些化学农药随着地下水神出鬼没地转移，流出地面时，在空气和阳光的共同作用下合成新的物质，对动植物造成危害，同时也对饮用地下水的人造成难以察觉的危害。正如德国哲学家阿尔贝特·史怀哲所说：“人类最难辨认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恶魔。”经过亿万年的演变，才有了如今地球上的生物——在无垠的时间长河中，生命体不断发展、进化和演变，终于达到与环境相适应的平衡状态。环境中有利与有害因素并存，严格塑造并影响着生存其间的生命体。岩石会释放危险射线，万物汲取能量的太阳光中也含有危害性短波辐射。地球上的生物体进行自然调节，以达到平衡状态，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千万年的光景才能达到。时间是最关键的要素，然而现代社会却等不及这样的时间。

急剧出现的变化和诸多新情况，折射出人类的鲁莽与急功近利，大自然已经无法从容做出调整。放射线不再局限于岩石、宇宙和太阳紫外线等早在地球生物之前就已存在的天然本底辐射，还包括人们对原子进行干预，人为制造出来的射线。生命体需要调整并适应的化学物质不再局限于从岩石上冲刷下来，经河流带入大海的钙、硅、铜和其他无机物；还有人类运用创造性思维在实验室里发明出来的人工合成物，这些合成物在自然界中并没有对应物。

就自然发展的过程而言，调整并适应这些化学物质需要时间，不是几年、几十年的时间，而是几代人的时间。然而，若非某种奇迹出现，即便耗费几代人的时间，一切也都枉然。新的化学物质从实验室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仅美国每一年就有500多种新化学物质投入使用。这个数字令人震惊，后果难以估测——人和动物体内每年需要适应500种新化学药品，500种完全超出生物体验极限的化学物质！

其中很多种化学物质用于人类对抗自然的斗争。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研制了200多种基础化学药品，用于消灭昆虫、杂草、啮齿类动物及其他现代人称作“害虫”的生物；这些化学药品被冠以数千种不同的商品名称售卖。

现在，农场、果园、森林和家庭普遍使用农药喷剂、粉剂和气雾剂，这些未经筛选的化学药品威力强大，可以杀死各种益虫和害虫；能够使鸟儿不再歌唱，鱼儿不再腾跃；给树叶涂上一层致命的毒膜；最终滞留在土壤中。凡此种种，初衷竟然只是为了除掉一小部分杂草或昆虫。海量的毒药洒向地球表面，而不会给地球生物带来危害，这样的说辞谁会相信？它们不应该叫作“杀虫剂”，而应该叫作“杀生剂”。

施用杀虫剂的整个过程呈螺旋递升态势。DDT获准民用，开启了这个恶性升级的过程：人们不断地致力于找到毒性更强的物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昆虫进化出对人类所用杀虫剂的抗药性，而这也成功印证了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论。于是，人类只好研发一种又一种更加致命的毒药。之所以如此，也源于稍后要详细解释的另外一个原因，即在喷洒杀虫剂之后，害虫经常会卷土重来，数量甚至比喷洒之前更多。因此，这场化学药品的战争没有赢家，地球上一切生物都被卷入其中，无一幸免。

核战争会造成人类毁灭，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地球环境污染也会招致人类灭亡。一些具有潜在危害的物质，积聚在动植物体内，甚至侵入生殖细胞，破坏或改变决定物种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

一些人类未来设计师期待有朝一日可以通过设计改变人类基因图谱。然而，我们现在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这个梦想，很多化学药品会像放射线一样导致基因突变。人类居然能够通过选择杀虫剂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决定自己的未来，真令人匪夷所思！

人类冒这么大的风险，目的到底是什么？未来的历史学家会难以置信我们面对利弊选择时这种扭曲的判断力。聪明如人类，怎么可能为了控制一小撮不受欢迎的昆虫而选择污染整个环境，给自己招致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人类偏偏就这么做了！而且，人类这么做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我们被告知必须大量喷施农药才能确保农业产量。然而，我们真正的问题难道不是“生产过剩”吗？虽然我们采取措施减少耕地面积，给农民发放补贴让他们减少生产，农场作物产量依然大得惊人。仅1962年，美国纳税人就耗费10多亿美元用来解决过剩粮食的储存问题。现实情况则更甚，农业部某个部门试图减少耕地面积时，另一个部门往往会站出来反驳：“土地休耕补贴制减少耕地面积，常常会刺激人们使用化学药品，以提高现有耕地的最大亩产量。”（1958年曾发生过类似情形。）

以上所述并不是说不存在害虫问题或无需防控害虫。我的意思是，防控必须立足现实，不能凭空臆测，而且防控的方法切不可将我们自己连同害虫一起消灭。

人类想要解决问题，却从一开始就造成了接连不断的灾难，这似乎成了现代生活方式的定势。早在人类出现之前，昆虫就已栖居在地球上——它们种类繁多，适应性极强。人类出现以后，高达50多万种的昆虫中仅有一小部分与人类利益发生冲突。冲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与人类抢夺食物，另一种是成为人类疾病的传播媒介。

人群密集的地方（尤其是爆发自然灾害、战争或极度贫穷，因而卫生条件恶劣的地区），携带疾病的昆虫往往非常棘手。遇到这种情况，有必要对昆虫采取防控措施。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大量使用化学制剂，不仅防控效果非常有限，反而有可能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原始农业阶段，农民很少会有昆虫问题。随着农业集约化发展——在大面积土地上耕种单一作物，这些问题开始浮现出来。集约化生产导致单一种类的昆虫数量出现爆炸式激增。单一作物种植不符合自然生态规律，完全是农业工程师人为规划出来的东西。大自然孕育了多样化的景观，人类却热衷于将其简单化。这样一来，人类就破坏了自然界固有的制约与平衡。在自然机制下，物种得以控制在平衡范围内。自然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限制每一个物种的适宜栖居范围。显而易见，一种主要以小麦为食的昆虫在大片麦田中的繁殖速度，要远远超过它在小麦与它不适应的其他作物混作地区的繁殖速度。

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三十多年前，美国大城镇的街道两旁种满了榆树。现在，一种由甲虫携带的疾病侵袭所有榆树，人们满怀期待创造的美丽景观面临着彻底毁灭的威胁。如果这些榆树和其他多种树木混合栽种，甲虫肆意繁衍并广泛传播疾病的机会就会受到限制。

导致现代昆虫问题的另一个原因必须放到地质学和人类历史框架中考察：成千上万种不同种属的生物从原生地向新领地侵袭。英国生态学家查尔斯·埃尔顿在新著《入侵生态学》中对世界性迁徙进行了研究和生动的描绘。在亿万年前的白垩纪，洪水肆虐切断了各大洲之间的陆桥，许多生物被困在埃尔顿所称“巨大的隔离性自然保留地”。因为与同类分隔，受困的物种进化出许许多多新物种。约1 500万年前，一些大陆板块得以重新连通，这些物种开始向新的区域迁移——这一运动不仅至今仍在持续，而且得到了人类的推波助澜。

动物总是随着植物徙移，植物进口因而成了现代跨物种传播的主要介质。卫生检疫只不过是最近才出现的新鲜事物，且不完全有效。仅美国植物引进署一个部门就从世界各地引进了约20万种植物。美国的180多种主要植物害虫中，近乎一半是从外国意外带进来的，其中大部分借由进口植物携带而入。

到了新的领地，失去原生地天敌的遏制，这些进口动植物迅速繁衍生殖。因此，最难以控制的昆虫都是那些外来物种。

这些由自然原因或人类推动造成的物种入侵，会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检疫和大肆使用化学药物防控不过是耗费金钱赢取时间的手段。在埃尔顿博士看来，人类面临着“一场生与死的考量，需要的不仅仅是寻求遏制某种动植物数量的新技术手段”，更需要具备动物繁衍的基础知识，了解它们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以此“促成平衡状态，遏制虫害的大规模爆发，防范新物种的入侵”。

我们对许多唾手可得的基础知识熟视无睹。高校培养生态学方面的人才，政府部门也聘任了不少生态学家，但我们很少听取他们的建议。我们任由致命的化学药剂像雨水一样洒落，仿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事实上存在许多行之有效的办法。只要有条件，人类的聪明才智一定能够发现更多有效的方法。

把劣质、有害的东西当作不可或缺之物，人类好像失去了优劣判断的意志与能力，我们这是鬼迷心窍了吗？正如生物学家保罗·谢帕德所说，这种想法“将濒临破坏的人类环境理想化……我们为什么要忍受食物中的微量毒素，忍受了无生机的环境？我们为什么要忍受非敌却也非友的生物，忍受令人发狂的马达轰鸣声？一个还不完全致命的世界，我们难道就应该满足于生活其间吗？”

然而这样的世界正在向我们迫近。通过化学遏制手段打造一个没有昆虫的世界的想法，激起了众多专家和所谓害虫防控机构的狂热。各方面证据显示，那些热衷喷洒农药的个人和机构在滥用职权。康涅狄格州昆虫学家尼里·特纳说：“管理机构的昆虫学家……集检察官、法官、陪审团、估税员、收税员和行政司法长官等多重职能于一身，推行自己发布的命令。”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竟然放任这种滥用职权的做法。

我并非主张绝对禁用化学杀虫剂。但我认为，我们把威力强大的有毒化学药品不加区分地交到对其潜在危害完全无知的人手中。在未经民众同意甚至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迫使他们接触有毒农药。如果《权利法案》中没有规定“保证公民免受个人或政府官员施用有毒农药伤害的权利”，那只是因为我们的前辈虽有卓识远见，却无法预见这样的问题。此外，我还要指出，我们几乎没有调查过这些化学药品对土壤、水、野生动植物以及人类自身的危害，就允许其投入使用。自然界滋养万物，我们却缺乏对它的整体关切，子孙后代一定不会原谅我们的这种行为。

人们对危害的本质认识仍然十分有限。这是一个“专家”盛行的时代，每位专家都只关注自己专业领域的问题，意识不到或不愿意将之放到更大的框架中予以思考。这也是一个工业主宰一切的时代，只要能赚到钱，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罕遭质疑。当民众对杀虫剂带来的显著危害发起抗议时，他们就用一些半真半假的话术进行欺瞒。我们迫切需要停止虚假的安慰和企图为丑恶事实包裹糖衣的做法。广大民众正承受着杀虫剂带来的风险。民众必须做出决定，是否愿意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而只有掌握了全部真相，他们才能够做出正确决定。正如法国生物学家、道德学者让·罗斯丹所言：“我们有忍耐的义务，也有知道真相的权利。” oxxGLVirdi88AWfx6j6ir3pS69oDYVOtAhOIuOg7P4KS64PrgGUBw/A/oEfJ+j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