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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精神哪去了
《史记》写孔子师徒，用了15000字；写孟子用了240字；写墨子用了24个字，也就是一句话：“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墨子穿草鞋，是他的大众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非攻》是这么写的。
据说是墨子老家的山东滕州火车站的墨子雕像，也是这么塑的。这是个象征性的形象，但也许是一种真实写照。
或许庄子描述的更为具体，在《庄子·天下篇》里写道：“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硚为服。”
这句话，王先谦的《庄子集解》注释为：裘褐，粗衣。木曰跂，草曰硚。这注释太过简略，没有具体说明白以跂硚为服，到底是身上绑着草绳子，还是脚底拖着草鞋。既然你不肯说清楚，那就别怪后人大胆想象了。所以，后人直接说墨子本人（那话本是说，后世之墨者）穿着草鞋，步行天下。
墨子是不是一辈子穿草鞋，这很难说，也没个准数；但墨子在战火纷飞的诸侯国之间，穿梭往来，四处奔走，却是有史可查的。《文子自然》篇有“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之语。《淮南子修务训》一字不改，照搬了。可到班固写《答宾戏》，话变了“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位置调换，意思还一样，——连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睡觉、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可见忙到了什么程度。当墨子在山东听说湖北人要攻打河南人，立即连夜起程，日夜兼程，走了十天十夜，(按照里程计算两地之间有700多公里)走进楚国的首都。经过一番手脚并用的较量，制止了“一场单边主义的国际冲突”。
这件事，据梁涛先生《墨子行年考》考证，是墨子29岁那年做的，否则连走十天十夜，任何人都吃不消。墨子在这件事上，体现要体力有体力，要口才有口才，要思想有思想，要精神有精神（日夜不休；足重茧而不休息；脚坏，裂裳裹足），要计谋有计谋，这五大元素，全部具备，只能在一个人的黄金岁月——而30岁，正是一个男人的黄金时期。
墨子看到楚王打消了进攻宋国的念头，又走回自己的老家鲁国了。
学者梁涛考证，墨子回国后，越王听说了墨子的义举，托人来邀请墨子去越国发展。墨子可能是旅途劳顿，毕竟又走了十天十夜，但更主要是对越王没什么信心，鲁越相距，又山高水长，就说了一番大道理，推谢了越王的隆情盛意，转身去了相邻不远、他刚刚帮了大忙的宋国(今河南省境内)。一去就被关进了大牢。这时有人造谣，说墨子死在了宋国的监狱里。好在关的时间不长，出来后，墨子又回了鲁国。墨子是鲁国人，鲁国既是他的祖国，也是他事业的后花园，墨子在外面跑累了，或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回到鲁国休整一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墨子又从鲁国动身去齐国，原因是强大的齐国要攻打鲁国。这次行程，相对十天十夜来说，算短途。墨子到齐国后，对齐王说了一番以下的话。
子墨子见齐大王曰：“今有刀于此，试之人头，倅然断之，可谓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试之人头，倅然断之，可谓利乎？”大五曰：“利。”子墨子曰：“刀则利矣，孰将受其不祥？”大王曰：“试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国覆军，贼杀百姓，孰将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曰：“我受其不祥。”（《墨子·鲁问》）
杀人会受不祥，有点像佛家的轮回报应，看来释迦牟尼还得到墨子这取经了。总之，打了个“倅然断之”——刀砍人头的比喻，三问两答，俯仰之间，一场血仗就在谈笑间避免了。
墨子后来又去了趟楚国，为的还是“化解国际纠纷”。墨子平生几次出国，虽然所走国度和出行气派，跟孔孟相比，略显寒碜，但效用却不可同日而语。每出去一趟，都救回不少人命。
以上叙述，都是根据梁涛《墨子行年考》编撰的。
墨子和孔子一样，第一职业和身份，应该是老师。孔子号称弟子三千，可是史书没有一一记载出他们弟子的名字，估计这个数字有点浮夸，墨子的弟子——至少墨子在世时——没这么多。《墨子·公输》里说，“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这三百人，不能肯定完全是墨家弟子。至于“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篇》），那是“孔墨皆死久矣”之后的事。
要成为墨家弟子，《庄子·天下篇》说，“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可见墨家是个有严格要求、纪律严明的组织，墨子对弟子要求的严格，从几件事上，可以看出。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于人乎？”子墨子曰：“我将上大行，驾骥与羊，我将谁驱？”耕柱子曰：“将驱骥也。”子墨子曰：“何故驱骥也？”耕柱子曰：“骥足以责。”子墨子曰：“我亦以子为足以责。”（《墨子·耕柱》）
这个故事，现在常被用来说明人才使用与管理的道理。一个怒字，形象地显示出，墨子对于弟子的态度。
这一点，在墨子最重要的大弟子禽滑厘身上，也能看出。“禽滑厘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墨子·备梯》）这样的师徒关系，不仅孔门师徒中看不到，而且，让墨子的形象，有一种老大的味道。
《墨子》书中，两件相反又相似的事，很能说明墨子跟弟子之间，这种近乎老大与小弟的关系。
一是有个叫高石子的，墨子把他弄进卫国，搞了个一官半职。卫君对他不错，高石子本人也想好好干；但没做多久，高石子就离开卫国，跑去在齐国的老师那里，说：卫君看在您的面子上，对我不错，我也想好好做，可卫君不把我的话当回事儿，所以我跑出来了。卫君不会认为我是狂妄之人吧？墨子回答他说：如果你走得有道理，怕人说什么狂妄。高石子说：我哪敢随随便便就离开，老师您教过我，不该要的钱，再多也别动心。墨子一听很高兴，把大弟子禽滑厘叫来身边说：你听听！不择手段弄钱的，见得多了；有钱也不要的，今天高兄弟做到了。（《墨子·耕柱》语译）
另一个名叫胜绰的弟子，墨子把他安排在齐国项子牛那里。项子牛做什么，胜绰都跟在后面屁颠屁颠的。墨子一听，派个人要项子牛把胜绰给辞了，说：我把胜绰弄在你身边，是要看着你别干坏事，现在，这家伙只顾沾着口水数钞票，你干什么他都随你，这不是快马扬鞭、助纣为虐吗？胜绰这家伙真是被钱冲昏头了。（《墨子·鲁问》语译）
这两件事，让人想起《鹿鼎记》里“红花会总舵主”与“青木堂堂主”的关系，也凸显了墨子不怒而威，对众弟子家长式的控制。
墨子作为老师，口才自然了得。——那时候，老师一般都光说不练写，所谓著作，大都是弟子们的回忆，口才不好的，估计成不了老师。墨子在处理国际事务争端时，阻止别人发动战争，如果没有巧舌如簧，势如破竹的口才，那能挽救众多老百姓的性命吗？这些都是墨子口才的正面形象。墨子口才，还有侧面形象。
鲁国有个人，让儿子跟墨子学本事，谁承想却死在战场上。做父亲就找墨子索赔。墨子说，你让你儿子来学本领，现在学会了，打仗打死了，你却怒气冲冲，这不是准备卖粮，粮食卖完了，你却生气了，岂不荒唐！(《墨子·鲁问》语译)
司马迁的寥寥数语，没有交代清楚，墨子到底是什么时候人，但后世诸多学者，还是从《墨子》本书和先秦其他典籍的旁证中，推断出墨子大概的生卒年限，即春秋末至战国初，也就是孔子和孟子之间的那段岁月。也就是说，那时候诸子的重量级人物，只有墨子，亲身见证了发生在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的三家分晋。这一事件，标志着东周王朝春秋的结束和战国的开始。春秋向战国的转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严格意义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并非像“汤武革命”（《周易易传革彖传》）那样，一股力量取代了另一股力量，你方唱罢我登台，而是发自社会内部，由于生产工具的演变，导致生产力的变化，从而引起社会关系的重新分配。
墨子在一个最有利的历史观察点上，目睹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伟大变革。
那时，铁器的广泛使用，新型生产方式的普及，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释放，带来了社会生产总值的疯狂增长，相对比值远远超出今天的规模与水平，城市化如雨后春笋，到处都很繁华，但毫无疑问，在繁华热闹的背后，穷人更多，贫寒人家更多，平民百姓更多贫富差距拉大。墨子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这话并非虚幻想象，而是社会实情，——那时候，就业者与非就业者，并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饥寒交迫，疲惫丧命，却是时刻要面临的可怕威胁。
墨子赶上了，看到了，大声说出了自己的话。
第一次，中国历史上，有巨大影响力的思想者，从民众的角度，发出了穷人的声音，而且是以连续、集束的方式发出。
首先是经济上，也就是在最基础的生存方面。《非命上》里，墨子提出著名的“三表”论，第一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也就是和诸历史作比较；第二是“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第三是“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在墨子的思想里，这个重要而普适的标准的原则是，凡是对百姓有利的，就是应该的；凡是不利于百姓的，就是不该的。
《节用》提出：“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又花钱，又对老百姓没实际利益的，不干。
《非攻》篇，更是直接从老百姓的利益角度，说明战争的得不偿失，“今师徒唯毋兴起，……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今尽王民之死，严下上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显然，这只是小老百姓的看法，王公大人，岂能作如是观？“厕役以此饥寒冻馁疾病而转死沟壑中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厚害矣！而王公大人乐而行之，则此乐贼灭天下之万民也，岂不悖哉！”（《墨子·非攻下》）——那年头，打仗是来钱、来利最快、最丰厚的勾当，你叫我别弄？怎么可能！死人有什么好奇怪，人反正都要死，只要不死我，不弄白不弄。两个“乐”字，画龙点睛，一针见血。
墨子几乎是本能地意识到，百姓人民经济上的穷困、窘迫，与政治密不可分，这就使墨子将自己的经济观点，延伸到了政治领域。于是，墨子喊出了即使在今天，也极具震撼和冲击的声音：“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墨子·尚同上》）
很简单，但也很吓人。从上到下，一律以选当任。——当然，怎么选，还得另说；但首先，得是这个字：选。管你是天子，还是村长。
墨子就这样，贯穿了中国最早的穷人政治经济学。
墨子为穷人说话，向王公大人大声疾呼，希望穷人们能有一个正常、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那墨子是否就是穷人的代表，或者，墨子是否就是被统治阶级的代表？
先来听听一些评论：阴阳、名、法、儒及道德各家，皆代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仅墨子一家代表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墨家便弥漫下层，为被统治阶级代言——党晴梵《先秦思想史论略》
墨子是直接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匡亚明教授谈墨子》
墨子的人类观点实质上是阶级论。这一思想是以《尚贤篇》为张本。所谓“尚贤”即尚国民阶级的资格，并坚持着国民阶级的立场以反对氏族贵族。——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
事实如何？翻开《墨子》，也许我们会有些不同的看法。
《墨子》全书，现存53篇，其政治伦理思想，主要集中于《尚贤》《兼爱》等24篇和《法仪》4篇，以及《耕柱》5篇。细读这些篇章，若探究墨子立论的出发点，这出发点依次应为：天下、国家和百姓，贯穿这三者的，是义。——在墨家词典里，义、利相等；义：利也。（《墨子·经上》）
墨子的总体思想，一言概之，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天下，是墨子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载体和客体。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法仪》
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辞过》
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尚同上》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兼爱上》
此仁者之为天下度也，既此若矣。——《节葬下》
言必称天下。《墨子》全书诸篇，找不出天下字眼的，没有；而且都是提纲挈领、万语归宗之语。如果说天下在墨子的表述中，多少有些抽象、空泛，那落实到现实、具体层面，这第一层，就是国家。
《非攻》主要出于国家的考虑，自不待言。《七患》开宗明义，“国有七患”。《尚贤》：“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节用》开篇语：“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尚同》虽以天下为论述目标，却以国家为天下之实际构成，“以天下之博大，……故画分万国”。即使是“无差等”（荀子语）的兼爱，也以国家为立足点之一，所谓“视人国若己国。”（《墨子·兼爱上》）
从上所叙，可以看出，墨子，首先是个以天下为己任者。其次，是个泛国家主义者（既非鲁国主义者，也非宋国主义者），百姓人民，排在天下、国家的后面。墨子“三表”说之一，“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国家、百姓、人民依次并列，——顺带说明一下，先秦时所谓百姓，不同于今日，“是贵族的通称”，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139页。春秋战国之际，百姓逐渐庶民（人民）化，但区别仍在——正是墨子思想的客观反映。
不仅如此，下面这些句子，从另一面，显示了墨子的政治倾向：“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墨子·尚贤中》）
“贤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终身不倦。若有美善则归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谤在下，宁乐在君，忧戚在臣。”（《墨子·尚贤中》）
“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夫愚且贱者，不得为政乎贵且知者，贵且知者，然后得为政乎愚且贱者。”（《墨子·天志中》）
“义者，正也。……然而正者，无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墨子·天志下》）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墨子·尚同上》）
这些主张，能是底层民众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吗？恐怕比统治阶级代表所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墨子的思想，没有，也不可能有明确、清晰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充其量含含糊糊包含在天下、国家与所谓道义之中。墨子的言语之间，既没有特别偏向王公大人，也没有特别偏向百姓人民，这两个所谓势不两立的敌对阶级。墨子只是按照自定的义与非义的标准，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这么讲，并非要否认墨子思想的人民性。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墨子所举以说明原则的，恰当孔子所说的小人的小知，恰当子路所谓之民人社稷；墨子的知识对象，是国民领域的农、工、商生活。这是个非常好的判断和说法，也正是墨子思想的人民性所在。人民，或者说底层民众的利益关切，是墨子思想的触动因之一，也是墨子全部理想所期待的果实之一。
但是，不管本意如何，墨子那些旗帜鲜明的主张，那些主张所依据和针对的残酷现实，以及若能兑现的客观结果，天然具有倾向性。它们是人民痛苦的呻吟，现实丑陋的闪电，和山雨随时欲来的风暴源。
这与其说是墨子的意图，不如说是社会本身的压力和逼迫。无论是暴力侵夺（非攻并非仅指战争而言，一切不公平的暴力侵害、掠夺，都是非攻的范围和对象），还是公然、霸道的政治、社会的不平等，上层社会令人瞠目结舌、难以想象的骄奢淫逸，声色犬马，跟底层民众的入不敷出，朝不保夕，无时不是一幅尖锐、刺激的对照画。墨子本人，也许从未想过要发动人民，抗击暴政，甚至有可能，会站到另一面，但墨子的这些主张和言论，就像一堆没有引线的火药，随时成为引爆的起点。
“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这句话，凝聚了一股怒吼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