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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的“仁”和“礼”
《论语》一书以语录体写成，文字简约，内容广泛，蕴涵了孔子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仁”和“礼”这两个方面：
“仁”是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论语》中的“仁”字，因立论角度而各有不同，其内涵也颇为丰富。关于“仁”的基本含义和具体内容，孔子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了多个层面的阐述，择其要者如下：
其一，他在答复颜渊问仁时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认为约束自身，使自己符合礼的原则，就是仁。颜渊问克己复礼的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认为要达到仁的境界，就要在视、听、言、动各方面都符合礼的要求。
其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同上）提出“仁者爱人”的基本精神，认为“仁者莫大于爱人”。（《大戴礼·王言篇》）
其三，孔子对子贡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雍也》）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认为仁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指出仁者的标准和行仁的方法。所以他的学生曾子概括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其四，“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和做人的根本。
其五，孔子把“仁”视为人生价值中的最高原则，把求仁看作是一个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问题，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严。”（《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认为求仁不在外求，全靠个人自觉，只要净化我心，循礼而行，就可崇德、修慝、辨惑，达于仁的境界。
孔子根据“仁”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仁政学说。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指出以教化和道德感化来治国的重要性。又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卫灵公》）形象地说明了民众对仁政的迫切需要。孔子主张实行惠民政策，“节用而爱人，使民以食”（《学而》），为政者要重视的是“民、食、丧、祭”（《尧曰》）；同时还要宽刑罚而重教化，对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同上）。孔子还提出“举贤才”的主张，“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认为任用贤能才能服得民心。而为政者则要首先端正自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礼”是孔子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范畴。礼原为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内容涉及礼节仪式、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等。孔子认为周礼因革于夏商，最为完备，是古代礼的最完美阶段。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心也。”（《学而》）并赞叹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孔子于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把文明社会的制度理想和伦理道德的规范理想寄寓“礼”中，因此他所提出的“礼”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以此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国家必须施行礼治，社会和个体都必须以礼为纲常，强调“立于礼”（《泰伯》）、“礼以行之”（《卫灵公》）、“约之以礼”（《雍也》）、“齐之以礼”（《为政》）、“为国以礼”（《先进》），主张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社会伦理秩序，推崇“圣人”“仁人”的理想人格，认为要在社会制度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礼的规范。在礼的内涵和外在的关系问题上，孔子主张宁从质不从文，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并对子夏“礼后乎”（同上）的理解予以赞赏，认为礼的仁义之质在先，其内涵比表象更重要。孔子在礼的变革上认为要坚持原则和大节，对有违原则的诸般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极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八佾》），同时又认为在无关宏旨的小事上可以顺时从俗，所以他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程颐对此解释说：“君子处世，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害于义则不可从。”（《二程集·河南程氏经说卷第六》）
针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名分混乱的社会现实，孔子又提出了“正名”的治乱原则，认为“名失则愆”（《左传·哀公十六年》），社会的混乱因于名实之乱，要用周礼之“名”来纠正混乱之“实”。因此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并在齐景公问政时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原则，主张名实相符，循名责实。从逻辑思想的角度来看，孔子对名言关系和名实关系的认识，可以视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启蒙。
在仁与礼的关系上，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认为返于礼中便是仁，仁又是礼的根本，礼是仁的精神具体化和外在化，是贯彻仁的具体措施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