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休养生息，发展经济

封建社会朝代的灭亡，主要是统治者的暴政使得民不聊生，从而爆发农民起义，从内部瓦解了统治基础。朱元璋出身于农民，对农民既了解，又同情。他登上皇帝宝座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正是朱氏家族得民心，能够坐稳江山的根本原因。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唯一出身贫民的皇帝，朱元璋对农民阶层的苦难生活有很深刻的体会和特殊的同情心，并对该阶层的处境异常关注。他要以自己特殊的权力最大限度地改善农民阶层艰难的生活状况。而这，也为朱家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朝开国时，经济形势是十分严峻的。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从应天到家乡濠州省墓，一路“百姓稀少，田野荒芜”。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朱元璋去北伐前线开封视察，经常穿行在草莽之中。七月，徐达率部自开封北上，路经河南、山东、河北，沿途“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在中原，怨魂遍地，尸骸蔽野，收殓埋葬骸骨成了政府的善举、百姓的义举。朱元璋慨然喟叹道：“平定中原并不困难，但民物凋丧，千里丘虚，既定之后，生息犹难，这正是劳思费神之处。”不但中原，就连湖广、四川等这些昔日繁华的地区也是一片荒凉。湖广洞庭湖流域直到洪武末年尚且“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四川经过几十年战乱，也满目疮痍。到洪武二十年（1388年），各州县仍然“居民鲜少”，就连肥沃的成都平原也还有数万亩良田“荒芜不治”，明朝开国后一百多年尚不能恢复历史旧景。三吴中心城市苏州，也“里邑萧然，生计鲜薄”，如雨打残荷，秋风败叶。当时的历史名城扬州被张明鉴等部队掠夺，只剩下18户人家。徐州被元军血洗，男女老幼无一幸免，到明初依然是“白骨蔽地，草莽弥望”的鬼蜮之地。

明朝开国以后，南征与北伐在继续。残元部队长时间控制着东起辽东、西至陕甘的广大区域，明昇政权存在到洪武四年；云南旧元梁王坚持到洪武十四年。元末社会经济的全面崩溃和长时间的战乱，使民心思定，向往稳定的生活。广大民众迫切期望朱元璋能够废除元朝的暴政，重新分配土地，减轻赋役负担，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朱元璋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决心满足饱经战争之苦的民众的这一需求。他提出了“安民为本”“养民者必务其本”“民者，国之本也”等治国安民的方针。民不安，则国不宁。朱明王朝刚立国不久，只有发展农业，解决民众最基本的生活保证并使其拥有从事简单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才是立国之根本。

在朱元璋看来，“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让百姓衣食无缺，生活富足起来，是统治者应尽的责任，也是维持国家安定的根本。他指出：“百姓富裕了，国家才能富强；百姓安逸了，国家才能安定。百姓贫穷困苦而国家富强安定的事情，是从来没有的！”他多次告谕说，“百姓富裕了，就会与政府亲近；百姓贫穷了，就会与政府背离。所以，百姓的贫富，关系着国家的兴亡！”

据统计，在朱元璋统治的31年时间里，他下诏减免赋税和赈济灾民达七十余次。他规定，凡各地发生灾害，当地官员必须及时上报朝廷。如地方官隐瞒不报，当地的人民可以直接向上申诉。一经查实，该地方官就要被逮捕严惩。有一年，湖广荆州、蕲州发生水灾，朱元璋命户部主事赵乾前去赈济，赵乾竟拖延了很长时间才到，致使一些百姓活活饿死。朱元璋知道以后，立即下令将赵乾处死。还有一次，山东青州发生旱灾和蝗灾，有关部门没有及时奏报，朱元璋就将有关官吏全部逮捕治罪。再有一次，江西彭泽粮食歉收，当地官员没有及时赈济，以致有卖儿鬻女者，朱元璋下令将彭泽知县施以杖刑。为了防止公文往来耽搁时间，使受灾百姓能够及时得到救济，后来朱元璋还规定，凡遇饥荒，各地方政府应先开仓放粮，然后再上报朝廷。

朱元璋告谕全国官员说：“天下刚刚安定，百姓财力困乏，就像刚会飞的小鸟，切不可拔它的毛；就像新种植的小树，切不可摇它的根。必须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他自己也比较注意爱惜民力，尽量少打扰百姓。在建筑宫殿时，他只求坚固，不讲华丽。宫中的空地，有人建议应建立台榭苑囿以供游憩，但朱元璋不肯，他让人在空地上种植蔬菜，供宫里人食用。朱元璋自己不肯妄兴工程，也不准各级官员浪费民力。他规定各级官府凡有“劳民之事”，必须先行奏请，得到批准才可开工，不得擅自动用百姓的人力和物力。如非兴建不可的工程，像城防、桥梁、河渠等，也要在农闲时节进行，不得妨碍农务。朱元璋的这些举措，有助于民力的休息和经济的复苏，的确起到了“安民”的良好作用。

朱元璋对农民的认识，也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知道农民有一定的狭隘心理和纪律松散性。因此，在休养生息的过程中，进行民屯，就是采用一种强制方式把一部分农民迁到地多人少的地方去，也就是“招徕耕种，以实中厚”，政府给予耕牛、农具、种子等，并免征三年赋税。洪武七年（1374年），从江南迁移14万户到凤阳。九年（1376年），又迁山西及河北真定等处无产业者到凤阳屯田。十五年（1382年）迁移广东番禺、东莞、增城等处二万四千人到泗州屯种。二十一年（1388年），迁山西泽州、潞州无田农民往河南闲旷地方屯种。二十二年（1389年），迁江南苏州、松江、杭州、湖州、温州、台州各府无田农民到淮河一带屯种。二十五年（1392年），迁山东登州、莱州无田农民五千六百多户到东昌府耕种。二十八年（1395年）又规定，青州、兖州、登州、莱州、济南五府，凡农民家有五丁以上而田不到一顷的，以及无地农民，都要分丁到东昌府开垦荒田。此外，朱元璋还采取招募农民屯种和发配罪人屯种的办法，以增加地广人稀地区的劳动力。

元朝末年，土地兼并异常严重，农民被迫流浪迁徙。朱元璋采取措施尽力使人口附着于土地。他发布诏书让流民回籍耕种，这种民屯，是行之有效的。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实行军屯。

军屯是朱元璋汲取历史经验，从汉武帝和曹操那里学来的办法。其目的是“寓兵于民”，即让士兵们“且耕且战”，养兵而不累民。早在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曾在江南设立民兵万户府，让士兵们在应天附近屯田，自给军粮，很有成效。明朝建立后，朱元璋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边境地区，广泛推行军屯。这样，各卫所的士兵都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守御操练，称操守旗军，是战斗部队；另一部分下屯耕种，称屯种旗军，是生产部队。操守与下屯的比例，按规定是七分屯种，三分守城，但实际上，各地情况不同，屯、守的比例也各异。据估计，明初屯田士兵总数，当在一百四十万人以上。士兵屯种的田地，由政府拨给，一般是每人五十亩，政府同时还要提供耕牛、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在洪武时期，军屯取得巨大成就，屯田面积达到了九十万顷左右，军粮基本能够自给自足。朱元璋为此曾自豪地说：“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

为解决驻军的粮饷问题，朱元璋还进行了商屯。商屯，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民屯。在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推行“开中法”，就是利用食盐专卖权，让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区的粮仓，政府按照纳粮数量给予盐引（即贩盐许可证），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取食盐，再运到指定的地区去销售。因路远运粮不便，商人们便雇人在边地屯垦，把收获的粮食就地缴纳官仓，换取盐引，当时人称为“商屯”。商屯的开展，既充实了军队粮储，又促进了边区开发，发挥了积极作用。

朱元璋推行的这三种屯田制度，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实现了“田野辟，户口增”的目标。耕地和人口的增加，为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朱家的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实行休养生息的过程中，朱元璋进行了田地和人口的清查，编制成册。在元末长期的战乱中，各地的田地簿籍大多散失，保存下来的和实际土地占有状况也早已不相符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曾在占领区进行土地清理，编造图籍，据此确定赋税和徭役。如至正十八年（1358年），在徽州让人民“自实田”，即自己如实报告田产数额。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又下令“使民，实田，集为图籍”，并对各人自报数额进行复核。所谓“图籍”，是南宋以来流行于江南地区的一种土地簿籍，其中记载着每块土地的亩数、土质、方圆面积以及田主姓名等，并绘制成图，因图上田地一块挨着一块，很像鱼鳞，所以被称为“鱼鳞图册”。朱元璋在占领区进行的这些土地清理，虽然不是很彻底，但也颇有成效，为他顺利地征发赋役、争霸天下奠定了基础。

朱元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在明朝刚建立后才几天，他就派人到土地隐瞒最为严重的浙西地区去核实。临行前，朱元璋告诫说：“你们一定要据实办理，切不可徇私情，不可妄加、增损。否则，国法不容！”不久，朱元璋又命中书省议定役法。他指出，国家初建，工程量大，为了防止徭役过多地落到穷困农民身上，应采用验田出夫的办法敛派徭役。由于徭役负担是与田地多少挂钩的，土地清理就成为新役法能否成功的基础。经过中书商议，决定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到一顷的，用别的田补足，称为“均工夫”。洪武三年（1370年），根据上述原则，在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以及江西饶州、九江、南康等三府编制了均工夫图册，计田出夫，每年农闲时节，到京师服役30天。如果田多丁少者用佃户充役，要出米一石作为佃户的补充费用。如果雇佣他人应役，则要每亩出米二升五合。“均工夫”役的推行很利于土地清查，从此处也可看出朱元璋存在着农民平均主义思想。

朱元璋推行的户籍清理运动还没完成的时候，北方地区的局势就已经基本稳定下来。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朱元璋下了一道口谕给户部，命令清查户口，推行户帖制度。这道口谕保存下来，成为洪武年间传世的为数极少的白话谕旨之一，现特照录于下：“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作军。钦此。”

朱元璋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改革措施上，都很有力度。他在口谕中设计的清查程序，既严密又严酷。先由中书省印造户籍户帖，印制时户籍与户帖两联合为一纸，在骑缝处统一编号，加盖印章，户籍与户帖上各有印章的一半，称为“半印勘合”，下发到各地方政府；然后由户部发布榜文，让各地方政府通知所辖百姓，都到官府去登记自家的户口和财产情况，经初步核实后，官府发给每家一份户帖；然后再调派军队下到乡村，按照登记底册挨户比对，逃避比对者或经比对所报不实者，一律发配充军；有关官吏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立即处斩。在清查完毕后，户籍上交户部留存，户帖则由各户收执。朱元璋利用军队清查户口，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平定下来，军队不用再出征；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不相信官吏，认为军队才能更好地贯彻他的意图。

朱元璋的清理整顿，有利于土地、户口的管理规范化。这都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提高了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不大力兴修水利，推广经济作物，就不能真正做好休养生息的工作，也就无法富国强兵，实现人民安居乐业。朱元璋有躬耕的亲身经历，所以，他始终重视水利建设。在朱元璋的督导之下，洪武年间，各地政府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洪武元年（1368年），修筑和州铜城堰闸，周围二百余里。洪武四年（1371年）修复广西兴安县灵渠，筑有三十六陡渠，可以灌溉农田上万顷。洪武六年（1373年），动用民工二十五万人，疏浚开封府自小木到陈州沙河口的十八道河闸。同年，从松江、嘉兴佥发民工二万人，开浚上海胡家港，直通海上。洪武八年（1375年），命长兴侯耿炳文督率疏浚陕西泾阳洪渠堰，可以灌溉泾阳、三原、醴泉、高陵、临潼等县田二百余里。洪武九年（1376年），修筑四川彭州都江堰。洪武十二年（1379年）宁夏卫修筑汉、唐时代的旧渠，可以引黄河水灌溉田地数万顷。洪武十四年（1381年），修筑浙江海盐县海堤，又征发民工二万人修筑开封黄河大堤。洪武十九年（1386年），修筑福建长乐县海堤，防止了海潮侵淹农田，人民大受其利。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调发淮安、扬州、苏州、常州四府民工二十五万人，修筑崇明、海门溃决的海堤一百六十余里。朱元璋兴修水利一直持续到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朱元璋曾说：“耕稼是衣食的根本，民生的保障。朕曾命令各地兴修水利，可地方官们不及时执行，致使百姓深受其害。现在派你们到各地去，要召集官吏民众，趁农闲时节，因地制宜，周密规划。凡是可以蓄水以防旱、泄水以防涝的陂塘湖堰，都要加以修治。但也不要妄兴工程，祸害百姓。”水利工程的广泛兴修，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善了土壤质量，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朱元璋十分提倡经济作物的种植，甚至还采取强制性措施加以推广。朱元璋运用行政手段强制种植经济作物，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但在当时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下，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且也富有成效。据学者估计，明初全国种植的各类经济果木在十亿株以上，这个成绩是巨大的。明代以前，百姓穿的都是麻衣，而在朱元璋的鼓励下，明初棉花的种植获得大发展，棉布已经成为百姓的通用衣着，这是服装面料方面的一次重大变革。总体来看，朱元璋推广经济作物的做法，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内容，提高了抗御灾害的能力，也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原料，为以后丝织业、棉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俗话说：“创业不易，守业更难。”朱元璋躬行修身，静心养性。从现实出发进行休养生息，分配土地，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为朱家王朝的统治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对于朱元璋的这一番作为，有人视之为“爱民如子”，有人看做为朱元璋对农民阶层的血缘情感。事实上，朱元璋的所作所为集中体现出他对稳定农民阶层重要性的充分认识，民兴才会业兴，业兴才能国兴，朱明王朝才能传之万代，臣僚们亦可分享富贵荣华。若民不聊生，就会民怨沸腾，臣僚的富贵荣华也将随之失去，皇位也不得保全。 bATouzoLfuTZBJvnQjJFKYa6dFTM6bSj0+Sgjl8kN5usz+G0uPa1pncHQHxnU/Y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