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争皇位,朱元璋的儿子们有可能内讧。可皇孙继位后,朱元璋的儿子们是不会内讧了,那又会干什么呢?
明王朝建立后,朱标被册立为太子。朱元璋特地在宫中建大本堂,征集四方名儒教育太子。另外又挑选了一批有德行的端人正士,充作太子宾客。这位皇储终于被培养成为一个忠厚仁柔的“儒生型人物”。
因为朱标过于仁柔,朱元璋担心在他百年之后,朱标是否有足够的能力驾驭这批功高不驯的功臣们。于是费尽心机,把出生入死的战友们逐一斩尽,一心一意想留给长子一根无刺的权杖。
若是用守成之君的标准来衡量,朱标的性格算不上有多大的缺点。相反,在一味推行猛进政治的帝王之后出现一位仁柔的君主,对社会无疑会起一种缓冲作用。
朱元璋对太子的所作所为还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太子有太平君主的一切优点。他身为长兄,对诸弟颇为关怀爱护,深孚众望;处理政事明睿审慎,有条不紊……可是,偏偏天不作美。洪武二十五年(1393年)春,太子在出巡西北回京后,一病不起,不久便撒手尘寰,年仅38岁。
65岁的老皇帝伤心之至,须发在短时间内全白了,这不仅是丧子之痛,更是立储失败之痛。悲痛之余,朱元璋不得不提起精神来重新考虑立新储的问题。在此期间,他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因为朱棣有许多地方都与自己非常相似,但向群臣咨询的时候,大臣刘三吾提出,如立皇四子,那么将皇二子、皇三子立于何地?当时朱元璋已经分封了诸王,而且这三个儿子分别被封为了秦王、晋王、燕王,三人的封地都是边境重镇,而且手握重兵,一旦由于争储而出现内讧的话,那后果将非常严重。因此朱元璋只得将朱标的次子朱允炆立为皇太孙(朱标长子早逝)。
朱元璋担心朱允炆应付不了局面,只好再一次斩除荆棘,傅友德、冯胜这几个仅存的元勋宿将也因此被杀了。棘杖上的刺的确被斩除殆尽了,但是一种新的荆棘却在慢慢地生长。旧棘刚尽,新刺甫生。这新的利刺便是藩王。
诸藩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署,地位极高,公侯大臣进见亲王都要俯首拜谒,每个王府都设有亲王护卫军,数量从3000人到19000人不等,封在长城线上的亲王更不在此限。当遇到急事时,地方守镇兵也要归亲王指挥。亲王还是地方守军的监视人,是皇帝在地方的军权代表。一旦地方有变,护卫军可以单独应战。即使京师危急,也可以起兵勤王,达到屏藩皇室、翼卫朝廷的目的。朱元璋以为军权托付给亲子,就万无一失了。
朱元璋对子孙们实行了最大可能的皇族教育,诸子成年后,大多精明能干。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以来,元勋宿将被诛杀殆尽,面对北方蒙古的军事威胁,边塞各王的军事地位日趋重要,除去军中要事须向朱元璋报告外,晋王朱棢、燕王朱棣被授命全权处理北方日常军务。秦王与晋王、燕王等多次率军北征,其他小王也领兵随兄长们巡边,校猎沙场。频繁的征战不仅锻炼了诸王,也促进了他们同军队的联系,大大加强了诸王的军事实力。军功、实力以及皇子的身份,使诸王成为能与朝廷相抗衡的隐患。
朱元璋对藩王问题并非一无觉察。诸王不法,他即严厉责罚。一次,有人告发晋王谋异,朱元璋闻后大怒,令太子朱标将其从北方王府带回京师,痛加训诫,直到晋王答应改过,才许回藩。对北方诸王的动向,朱元璋也颇为注意。传说,他曾派刘基次子以谷王府长史的身份巡行提调北方六王府事,暗中侦探诸王的一言一行。
但是,终其一生,藩王问题一直没有引起过他的足够重视。相反,洪武帝对封藩之举还一直自鸣得意。他曾向皇孙朱允炆表露过:“我把边防防敌之事交给诸王,可使边境安定,你就可以做一个太平皇帝了。”
“敌虏不靖,可用诸王抵御,诸王要是不安封国,朝廷又拿什么去防御呢?”朱允炆这位青年皇储倒是感到了藩王之忧,拥兵在外的诸王是他的长辈叔父,他的身份不是太子而是太孙。他将他的忧虑曾向朱元璋全盘托出。皇孙的问话使朱元璋无言以对,他沉默良久,方才反问:“你的意思如何?”“先用德化怀柔他们,用礼制限制他们,不行就削夺他们的封地,实在不行就废置他们,再不行就举兵讨伐!”朱允炆提出了一个四部曲方案。可以看出,这位皇储对藩王之事有过长期的思考。“是的,除此也别无良策了。”朱元璋也只能同意孙子的办法了。
可是,在朱元璋心中,各藩王的不安分只不过是一种假设而已。他没有想到自己健在时,诸王慑于自己的英烈,自然不敢有不诚之举。但是,自己百年之后呢?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71岁的朱元璋驾崩,21岁的朱允炆即位,之后他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对付各地的叔叔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