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必严惩

一个人说话声音高，并不代表他在口吐真理。同样道理，朱元璋利用“文字狱”大肆屠杀文人，并不就能说明他统治有方。相反，却可能说明他统治无能。朱元璋这样疯狂地屠杀文人，对朱氏家族的统治所产生的危害也是不言而喻的。

朱元璋残暴阴刻，自负偏狭，猜忌疑心，自然对那些有思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更要视作心腹之患了。虽然他与元军、与其他起义军作战打天下的时候，很注意延揽士人，以为己用。譬如刘基、宋濂、高升、唐仲实等。而且，在建国以后，朱元璋还三令五申：“国家用人，唯才是举。如果是贤能之人，虽疏远也要加以任用；如果是不肖之人，虽亲近也要加以摒弃。”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朱元璋起用了大批有才能的故元官吏以及长期与他对立的陈友谅、张士城、方国珍、陈支定等人的部属。

朱元璋还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招募人才，他诏谕全国官民，以前隐居山林，或者被压在底层不为朝廷所知的贤才，现在都应举荐过来。朱元璋害怕下级的地方官员不把这个诏谕看在眼里，又专门下了一道圣谕，令各地的官员加紧寻访，不得有惫懒之心。即使科举制度实行之后，朱元璋也未放松举荐制。可如果据此以为朱元璋是一位爱才如命的皇帝，那就大错特错了。

国家唯才是举，大力招募人才，丞相李善长曾为朱元璋的旨意欢欣鼓舞，而胡惟庸却说朱元璋此举就像是小孩子冬天下雪的时候用箩筐逮麻雀的游戏。朱元璋就是小孩子。朱元璋叫天下文人出来做官就是小孩子往箩筐里面撒谷粒，而天下的文人就是那些钻进箩筐里面吃谷粒的麻雀。

当初朱元璋逼迫文人出来做官的时候，可谓是取之尽锱铢，惟恐漏掉一个；后来，朱元璋大肆捕杀文人，又可谓是弃之如泥沙，毫无半点怜惜之心。如此看来，他岂不是同天下的文人玩了一回用箩筐逮麻雀的把戏？

朱元璋对文人采取的对策是亲手炮制的耸人听闻的“文字狱”，而且他的文字狱针对的是天下所有人。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上有“作则垂宪”一句话；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上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话；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璩为按察使作贺冬表，上有“仪则天下”几个字；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政使按察使作正旦贺表，上有“建中作则”几个字；常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上有“圣德作则”几个字。朱元璋把上面所有的“则”字都念成“贼”，认定那些文人都在骂他曾做过“红贼”（指红巾军），于是派锦衣卫砍了他们的头。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工旦贺表，表中有“睿性生知”四个字。朱元璋硬是把“生”字读成了“僧”，认为蒋镇在讽刺他曾经做过和尚。蒋镇就这么送了命。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上有“遥瞻帝扉”几个字。朱元璋却把“帝扉”读作“帝非”，认为吕睿在诽谤他。吕睿自然就此见了阎王。

朱元璋利用文字狱，把天下的文人几乎都杀光了。就连“吴中四杰”之一的高启，也是被他腰斩的。

朱元璋的文字狱，使朝中人“惶惶不可终日”，连丞相李善长也因此而病倒了。丞相卧病不起，自然不是一件小事情。像周德兴、廖永忠等一批开国功臣，包括朝廷上下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纷纷前往相府探视。朱元璋得知此事后，也带着太子朱标等人亲往李善长病榻边，嘘寒问暖，还谕令太医房的太医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地治好李善长的病。用朱元璋的话说就是：“大明王朝一天也离不开李丞相！”

朱元璋真不知道李善长因何染病？不说别的，仅用“兔死狐悲”一词就可以解释李善长的病因，被那么多文人的鲜血包围着、窒息着，李善长要是不生病那才叫怪呢。但李善长又不能对朱元璋实话实说，只能这样说：“微臣年纪大了，偶感风寒，便可铸成一场大病。”

朱元璋心里清楚，完全是自己心狠手辣的行为使得丞相生病的。朱元璋的确是个心狠手辣之人，他对人完全是一种利用，用完之后便“藏弓烹狗”。

在朱元璋看来，只要觉得对朱氏王朝统治有害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除掉，就是对自己功劳再大的人也不放过。李善长可谓他当年一个很得力的助手，但他后来还是撤掉了他的相权。就连朱元璋最得力的谋士刘基，也深知朱元璋会这样做，早就辞官告老还乡了，他的结局是回乡暴死。就连太子的老师宋濂最后也被流放到边远地区了。

朱元璋这样对待文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明代的文人无耻者、贪生怕死者多于以前任何一个朝代，而整个大明，提倡理学不遗余力，读书人从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们培养不出文天祥和陆秀夫，倒是培养了许多洪承畴和钱谦益。

明代的教育为什么会如此失败？关键是统治者没有尊重文人，他们没有真正把文人当成有独立意识的人来对待，而是当成奴才来处置。明廷所要培养读书人的忠，乃是忠于一家一姓、带有奴性的忠，而非爱社稷、护百姓的大忠。可以说，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除了其间有孝文帝、仁宗、宣宗几个对文人不错的皇帝外，大多数皇帝和文人的关系都是非常紧张的。朱元璋几乎是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改造文人，让文人的自尊扫地，气节不存。他动不动就杖打大臣的屁股，他赋予太学以下各类官学的管理人员有任意侮辱读书人人格的权力。到了他儿子朱棣这一代，更是变本加厉，灭忠于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方孝孺的灭族实则向天下的知识层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不要忠于道统和原则，而是要忠于最终的胜利者。这样有计划地“杀儒”又“辱儒”的王朝，哪怕把理学的地位抬得再高，让读书人念再多的孔孟圣贤之说，也只能培养出一大批善于讲假话、作秀的文人。一个封建朝代到了知识层无耻的地步，那就不能挽救了，最后只能是“桃花扇底送南朝”，读书人的气节还不如妓女。

朱元璋深知文人们掌握着思想文化这柄利器，如果他们倒戈相向，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影响，从而威胁到朱家王朝的统治。朱元璋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惜大兴“文字狱”，大杀文人，奴化文人的思想，以堵上文人的嘴，以致对明朝整个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摧残，让人扼腕叹息。 BCCLZxUWoaUGxMibCOXhAYPRuicy0INhH8omu54jVg9c+t4cPiTRD1FQveH68T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