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封王建藩，加强皇室力量

在处理“国”和“家”的问题方面，朱元璋算得上是处理得最好的一个。通过封王建藩，朱元璋把“国”和“家”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使“国”变成了“家”，使“家”变成了“国”，“国”和“家”真正变成了一个“国家”。不但巩固和加强了朱氏家族的统治，而且使朱氏家族的统治也演变成了国家的统治。

为了确保朱明王朝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朱元璋一方面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其具体的办法就是分封诸王。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他分三次把自己的24个儿子和1个孙子都封为亲王，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想通过他们来屏藩王室。朱元璋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明太祖实录》卷五一）群臣对此自然都不敢反对，逢迎朱元璋是“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

元朝有户领分封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是源于蒙古时期对战争中俘获的人口、财产的分配。元代诸王主要是从封地分取赋税收入，并非裂土为王。朱元璋继承元朝旧制而有所损益，明代藩王“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明史稿》列传三，诸王）。诸王虽分封各地，拥有爵位，但藩府之外，没有封地和臣民。由朝廷颁给“宗禄”。除宁王、燕王、晋王拥军防边外，其余诸王只能拥有少数护卫军。在朱元璋看来，分封皇室子孙控驭各地，防止外姓臣僚跋扈，便足以“外卫边陲，内资夹辅”，使国家固若金汤，而长久之计，莫过于此了。

明初封建诸王除了屏藩国家之外，还要对付残存的北元势力。所以，朱元璋赋予了某些藩王带兵统军的大权，分封习兵事的皇子于北边军事要地，皆预军务，习称“塞王”。他们中间的诸如燕王朱棣等人在长期的军事活动中得到应有的锻炼，军事指挥才能日益提高，而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

朱元璋虽然分封诸王，但是对诸王的要求一直是很严格的，所以，诸王尽管权力比较大，然而对于朱元璋一直都是敬畏有加的。朱元璋作为他们的父亲和皇上，也自然很难站在另外的角度来考虑诸王对于国家的某种潜在威胁。然而，有识之士对此却是洞若观火，明初著名能臣卓敬、叶伯巨等就曾先后上书过分封的弊端。

卓敬说：“京师，天下视效。陛下于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饰与太子埒，嫡庶相乱，尊卑无序，何以令天下？”而叶伯巨的论证就更加理论化了。早在洪武九年（1376年），训导叶伯巨就“应诏陈言”，极论朱元璋“分封太侈”的隐患：“《传》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国家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竟之弊，秦、晋、燕、齐、梁、楚、吴、闽诸国，各尽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赐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之地而夺之权则起其怨，如汉之七国，晋之诸王。否则恃险争衡，否则拥众入朝，甚则缘间而起，防之无及也。”

在点明了诸侯藩王尾大不掉的隐忧之后，叶伯巨进一步力排众议，深入分析了“疏不间亲”论点的害处：“今议者曰‘诸王皆天子亲子也，皆皇太子亲也’。何不摭汉、晋之事以观之乎？孝景皇帝，汉高帝之孙也。七国之王，皆景帝之同宗又兄弟子孙也。当时一削其地，则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之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拥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云扰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记今，昭昭然矣。”

在举出了西汉“七国之乱”和西晋“八王之乱”的鲜明例证后，叶伯巨还在奏表中为朱元璋出主意：“昔贾谊劝汉文帝早分诸国之地，空之以待诸王子孙，谓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愿诸王未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圣贤之德行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辅，可以与国同休，世世无穷矣！”

然而，此奏章却激怒了朱元璋，他认为叶伯巨居心叵测，离间皇室，马上将叶伯巨从家中逮入大狱，拷打至死。此后，就分封诸王之事再无敢言者。

叶伯巨的远见在后来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其实，就朱元璋自己而言，他也不是不知道分封的利弊所在，然而由于他地位的特殊，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如何之大，直到卓敬等人一再指出后，他也不得不承认“尔言是，朕虑未及此”。当时朱元璋肯定也知道会有这种后果，但是为什么他还这么做呢？或许朱元璋是这么想的：让自己的儿子割据一方，即使发起战争，也还是自己的子孙当皇帝，总比别人抢去要好得多。而这也直接导致了他选择的接班人被自己的儿子抢走了皇位，酿就了靖难的苦果。 akD3Elj58Dq0XIqb8RiANYFBjVnoWxPD+HiYFPmA5mwJBWqMdYYyURYU90Yra3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