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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不同于巴蜀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等，它是深深扎根于湖南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上，深深地印上了湖南的区域性特点。文化要受特定的地理环境限制，那么毫无疑问一种区域性文化的形成总和地理环境有着密切联系。所以说，湖湘文化“生于斯，长于斯”必定要打上湖南地理环境的烙印。
国学大师钱基博这样分析湖南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围。其他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淡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
钱先生的地理分析说是比较符合湖湘文化的特质的，纵览湖湘文化古今发展变化的脉络及其丰富内容，通过对其层垒积淀的透视，可以发现它大体上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是湖湘文化中蕴藏着一种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创新精神。这种文化交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其二是与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融。其三是与不同学派之间的交融。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先生曾坦言：“承学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期于万派争流，终归大海。”这种认识和主张，充分表现了湖南文化的开放精神。其四是与外国文化之间的交融。明末清初，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湖南是比较集中的地方之一。到了近代，曾国藩首倡清政府派遣出洋留学生。对打开国门看世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戊戌期间，谭嗣同等人摆脱传统束缚而大力提倡西学，而民主革命期间的黄兴、宋教仁等人探索民主革命的救国道路，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对于湖南新文化运动方向的探索，以及毛泽东等人后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尝试等，都蕴含着博采众家、广为交融的开放精神和独立奋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二是湖湘文化的政治意识极为强烈。从宋代湖湘学派创立时起，经世致用的学风便已在湖南士人中代代相传。这是湖湘文化中的重要特色，它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相结合，尤其注重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正是这种学术心理与积极面世的人生价值取向为湖南政治家群体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此也就造就成了湖湘文化中的政治意识极为强烈的现象。特别是到了近代，这种现象更加明显。
三是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最早在湖湘大地奏响爱国主义乐章的是屈原。屈原对文化的影响，甚至跨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20世纪国外评价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屈原与伟大的莎士比亚、但丁、哥白尼同列。
屈原之后，便是贾谊。此二人虽不是湖湘本土人士，但他们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动人事迹，以及遭谗被逐的共同遭遇，却深深地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湖湘人民。在宋代，特别是在南宋，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湖湘学者运用儒家的“华夷之辩”的理论，坚持抗金、抗元主张，反对妥协投降。二是许多湖湘士人还直接投身到抗金、抗元的第一线。到明末清初，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在王夫之身上。王夫之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早年举兵抗清，后兵败返乡，遁迹乡里，陋居山洞，誓不降清。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民族矛盾的急剧上升，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更加发扬光大。近代湖南士人几乎都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当作自己的最大使命。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最终达到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目的，坚决抵制外国侵略同时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湖南人不仅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也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在这一方面，郭嵩焘和曾纪泽是先行者。湖南新政运动中所取得的各项成果，可以看作是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最早尝试。在学习和宣传以及实施西方民主共和制度时，湖南人中不仅出现了杨毓麟、陈天华、章士钊等一大批文字宣传家，而且也出现了为民主共和的实现而浴血奋战的实干家，如黄兴、宋教仁等。袁世凯复辟帝制，奋起捍卫共和成果、护国讨袁的是湖南人蔡锷。当民主共和被后来的军阀政客偷梁换柱，仅仅变成一块空招牌时，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湖南志士又乘时而起，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转而以俄为师，把反帝爱国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发展到了崭新阶段，湖南的现代历史也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