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湖湘文化的一大特点便是经世致用，虽然湖南也有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但湖南人那种向上的精神和骨子里不甘人后的性格使湖南在近代以来都走在时代的前列，湖湘文化的源头是遥远的楚文化，湖湘文化吸取了楚文化的精华，并且将它发扬光大。
湖湘文化的历史悠久，早在青铜器时代，湖湘文化便开始在湖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楚文化孕育于夏、商时期，其时也是中原文明泽被两湖的时期。考古材料证实，湖南受中原文化影响到商代时已经十分明显。青铜铸造术在商代中期已传到湖南北部，商代晚期传至整个湖南地区。西周时期，在湖南境内仍表现为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两相并存和相互影响的局面，两者之间继续存在着地区性和民族性差异。
完整的楚文化大约形成于战国中期，它融合了周边地区的异族文化，特别是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华，加上楚人博采众长、因时变革的创造，从而形成了具有楚地诸民族特色的新文化，这种文化一经形成，便立即向四周辐射。它向南辐射到两广，向东辐射到江西，向西辐射到四川，向北辐射到河南等地，可见楚文化的生命力也是十分强盛的。
楚文化无疑成为后来湖南文化的源头。据古文献记载，湖南原为越人和“蛮”“濮”等民族居住地。春秋战国时，随着楚国的征湘，楚人、巴人等楚国境内的民族便相继进入湖南，并逐渐成为湖南境内的主体民族。楚人入湘后，一方面征服和统治着湖南的土著民族，一方面也推广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得湖南地区的农业、林业、牧副业、手工制造业和商业等都有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
楚人入湘后不但给湖南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也为湖南带来了新的宗教信仰与神话传统。比较明显的反映在屈原楚辞中的《九歌》《楚辞》《九章》《天问》和1942年长沙子弹库楚墓中出土的帛书以及各种墓葬习俗的考古资料中。
20世纪40年代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中出土了珍贵的先秦帛书，全书分甲乙两编，共写有948字，四周用朱、绛、青三色绘有神物、树木等图像和解说词，它是我国最早用毛笔与彩墨书画的珍贵图书资料。它的出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数十年来，《长沙战国缯书》《论长沙出土之缯书》等有关论文与专著相继发表。可惜的是，它的原件已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20世纪50年代，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等地的楚墓中出土了大批书写有楚文字的竹简，为人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字和简册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中国自古就有蒙恬造笔的传说，不少学者也依据各种文献记载，推断秦以前没有毛笔。但长沙先秦帛书和竹简的出土表明早在秦代之前就已有毛笔存在。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了一支保存完好的毛笔。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毛笔，被称为“天下第一笔”。毛笔的产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创造。它首先引来了一场书写革命，用毛笔蘸上墨汁，就可以把字写在竹片、丝绸和其他物件上，与以前用刀将字刻在甲骨、铜器上相比，要省力得多。用毛笔写字，可粗可细，可方可圆，十分灵活，由此推动了字体的演进。毛笔的产生，还引来了一场艺术革命，从此，毛笔成为中国古代绘画的主要用具，壁画、帛画和漆器图案，依凭毛笔绘成。学者们根据长沙出土的第一支毛笔认为，毛笔的创造也许应归功于楚人，这实在是湖南文化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结论。
秦灭六国后，湖南成为了秦王朝统治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在民族融合的同时，湖南境内的楚文化与新进入的中原文化融合，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形成新的具有汉文化特色的楚文化。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的根基还是在以河南、陕西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作为“蛮夷”之地的湖南并没有在根本上左右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当时中原人的眼里，湖南当时还是一个未完全汉化的地方。中唐人张谓撰《长沙风土碑铭》，序中有云：“郡邻江湖，大抵卑湿，……地边岭瘴，大抵炎热，寒暑晦明，未愆时序……”这样一个“风俗夷僚”“蛮越杂处”的“卑湿”“炎热”之地，在当时普遍为安置贬官谪吏的去处。如王昌龄被贬龙标（今黔阳）、刘禹铭被贬朗州（今常德）、褚遂良被贬潭州（今长沙）等。当然，也有视湖南为“清绝地”而前来漂泊浏览者，如韩愈、李白和杜甫，他们也在湖南一些地方留下足迹及诗篇。
虽为“蛮夷”之地，但湖南在楚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之下为后来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楚文化作为湖湘文化的源头，在湖南的历史上抹下重重的一笔。
真正将湖湘文化形成体系并且发扬光大的，是湖湘学派。湖湘学派最早源于宋代湖南道州人周敦颐。周敦颐提出了从无到有，阴阳对立、五行相生、变化无穷的宇宙生成说，对湖湘学派的形成、发展，影响极为深远。他在晚期著作《通书》中提出了以“诚”核心的心性论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理学思潮的哲学基础，后人称他为理学宗主。程颖、程颐都曾受学于周敦颐。周敦颐的理论是以后湖湘学派的思想渊源。
不过周敦颐的主要活动和归宿都不在湖南而在江西，他对于本土影响也不大。而把他所开创的理学传到湖南并创立湖湘学派的却是南宋时从福建迁居湖南的胡安国与胡宏父子俩。故有人认为湖湘文化的形成是假借了异地的力量，这有点类似于印度的佛教，佛教在印度萌发，却在万里之遥的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可能是当时的印度人所没想到的。
胡安国在南岳紫云峰下结庐隐居著书立说，他著有《春秋传》和《二程文集》，是湖湘学派重要的理论基石。其子胡宏曾拜理学家杨时和侯仲良为师，但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胡安国的理学思想。
胡宏是胡安国的次子，因长期寓居湖南衡山五峰下，人们称他为五峰先生。胡宏从小就在父亲胡安国的督导下研习经学。他年仅15岁时就撰写了《论语学》和《程子雅言·序》，在当时就是名声显赫的少年才子。胡安国逝世后，胡宏独立治学，写成了《知言》《皇王大纪》等著作。成为声名远播的一代宗师。当时，一批有志青年纷纷来到衡山追随胡宏研经读史。至此，在思想体系和人才群体上完全奠定了湖湘学派作为南宋一个重要理学派别的基础。因此，后人评价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在他教授的学生中，张栻、吴翌、赵师孟等后来都是著名学者和湖湘学派的砥柱人物，尤其是张栻，更成为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
由胡氏父子创立的湖湘学派经张栻之手得以向外传播，走向全国。张栻使湖湘学派达到了极盛。当时学者就评价：“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
将湖湘文化和湖湘之学推向新的高度是明朝遗臣王夫之（1619～1692）。他早年在长沙岳麓书院学习，后隐居家乡衡阳曲兰石船山下，故称船山先生。这位明朝遗臣，著有《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内传》《春秋世论》《读通鉴论》《宋论》等，也是一代宗师级人物。王船山和黄宗羲、顾炎武被称为清初三大儒。谭嗣同认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称其思想“空绝千古”。清末民初之际，知识界几乎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王船山当时在读书人的心目中，成了诸葛孔明一样的人物。
宋代以长沙为中心的湖湘学派，是湖南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学者群体，它那尊程朱理学、重经世务实和包容众家之长的学风，衍化成湖湘文化基因，氤氲于三湘四水之间，历千百年而不竭。从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到杨昌济、毛泽东；自嘉道湖南经世致用派、咸同湘军集团、戊戌维新群体、辛亥革命志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身上，都或明或隐，或多或少地闪现出这些传统文化的影响，因而湖湘学派对近代湖湘文化演变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深远的。
一个著名的学派都有一定的学术风尚，开创于宋代的湖湘学派也不例外，其学风主要有：
一是尊奉理学。湖湘学派主要人物的学术思想，都直接渊源于宋代程朱理学的开创者程颐、程颢。胡安国认为自己的学问主要来自二程。张栻也称二程为“圣学渊源”，学术“亦出程氏”，此后湖南士人一直与朱熹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张栻去世后，他的学生许多改从了朱熹。程朱理学在湖湘占据了学术的主导地位。虽然以后也有心学、农学渗入湖南，但这一主导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
二是重经世务实。宋代的许多理学家都有空谈心性，不究实用的倾向。湖湘学派虽然也是理学中的一派，却自创立之初就反对“腐儒”学风；主张“通晓时务”，强调实践，认为“知之非艰，行之维艰。”这种思想对于近代湖南的崛起，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晚清末期，一大批文臣武将的出现，挽大清于将倾，无疑是受到了湖湘学派这种经世致用风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