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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之前的冯仑是一位学者：1982年毕业于陕西省西北大学，获西北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成为中央党校最年轻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在此后的1984年至1991年期间，他先后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任职。1991年之后的冯仑是一位商人：1991年领导了万通的企业创建及发展工作；1993年领导创立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随后又参与创建中国民生银行并出任该行的创业董事。从学者到商人的角色转变是一个充满矛盾、充满惊险的过程。之前的学者身份和学者特有的思想观念，使冯仑牵绊太多，但是学者的清高、睿智和内涵也对冯仑的经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或者说，1991年之后的冯仑具有双重身份，即商人和学者，只是有所侧重而已。所以，今天，企业界称他为“商界思想家”，地产界称他为“学者型”的开发商。当有人问起冯仑对两种角色的看法时，他说：“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不曾感到遗憾，因为两种角色不能比。好比跑步的和唱歌的怎么比较？”跑步与唱歌自然不能比较，但是经常跑步的人来唱歌，肺活量自然占优势。冯仑以学者身份走进商海，注定他无法完完全全成为一名唯利是图的商人。注定他的商业理念中会夹杂着学者“兼济天下”的思想观念。
把冯仑从学者彻底推向商人角色要归功于海南，这个在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还是满目荒凉的小岛。冯仑与海南的缘分并不是开始于1991年创办万通，而是三年前以被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来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
1988年，随着海南建省，10万有志青年渡过琼州海峡，前来天涯海角寻宝。冯仑也来了，他的头衔是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29岁的冯仑，头发比较长，穿着大裤衩、拖拉着拖鞋，一幅少年轻狂的模样。在海南日渐繁华的大街上晃荡着，他突然非常想大干一场，以他最拿手的做研究的方式参与到国家改革中来，在体制内拼出一片天地。海南大开发的政策炒得沸沸扬扬，但国家财政实力毕竟有限。冯仑这个准备大干一场的副所长得到的政府支持只有5万元钱、一辆车、一台电脑和一万台彩电批文。
做研究缺少研究经费，就好比游轮没有油，绝对无法远行。但是，这点儿困难无法阻挡冯仑的脚步。很快，他就把一万台彩电的批文卖到了20万元的高价。就这样研究经费到手了。一切具备，接下来就是寻找研究项目。年轻的冯仑豪情万丈，29岁的他想大干一场，以做研究的方式参与改革。
然而，不知道是海南不欢迎学者，还是命运不希望冯仑成为踏踏实实搞研究的人。一年之后，海南发展改革研究所就因为各种原因突然解散了。冯仑从一名端着铁饭碗的国家公务员，成为没有单位、没有工资的闲人。无奈之下，他只好再次回到北京。经过这一劫，冯仑学者报国的雄心依旧在，回到北京的他立即向以往工作过的研究所投简历，然而等待他的是机关研究院紧闭的大门。
为了维持生计，冯仑最初的梦想开始动摇，第一次把眼光放在不一样的地方。在冯仑四处求职之时，牟其中接待了他，给他南德集团总办主任兼任西北办主任的职务。到了南德集团，冯仑刚开始并没有全面的接触商业，只是在负责企业内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冯仑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非常重视，再加上他本来的勤奋积极，很快他就成为牟其中的得力助手。南德集团的大事小事他都一把抓起，甚至在牟其中母亲的丧礼上，为亡人穿寿衣的事情他都要亲力亲为。这时的冯仑已经不再是国家公职人员，也没有了学者的身份。但是，他学者的观念虽然有所动摇，但仍然没有彻底改变，他还是想回到国家机关去从事研究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心理压力很大，来回晃。到底是做生意还是做学者？”在意识到重回体制内彻底无望时，他的学者情节仍然没有改变。他甚至想通过办一个帮人出书和写文章的公司来延续他的学者之路。
然而，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在接触商界的一年时间里，在牟其中的耳濡目染下，冯仑已有的学者情节已经慢慢的消褪，他开始偏向于经商，开始想在变化莫测又浩瀚无边的商海过把瘾。当然，继续留在南德集团是不能满足他过把瘾的愿望的，在这里不管他做了多少、做得多好，他终究只是一个帮手、一个打工者。于是，他决定逃离，背负道义上的骂名，他也要去商场闯一闯。这时候的冯仑已经开始向商人转变。
1991年，冯仑创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而牟其中对他也越来越倚重。辞职，牟其中肯定不会批准，只能采取迂回策略。冯仑开始装病，在病假期间悄悄离开牟其中。梦想从哪里破灭，新的梦想就要从哪里起航。冯仑再次来到海南，阔别三年后的海南和他都已经很不一样。1988年，海南为建省而热，冯仑以体面的学者身份，带着有志青年的满腔热血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而来；1991年，海南处于大开发的前夜，冯仑以商人身份，带着淘金者的侥幸心理和对未来的不确定而来。
那年，和冯仑一起来海南闯荡的还有研究所的同事易小迪、南德集团的同事王功权、刘军、王启富几人。大家都没有资金和靠山，有的只是一颗想要腾飞的心和东拼西凑攒起的3万元起家费。他们对该做什么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因为当时企业需要挂靠单位的政策，就注册了一个农业高技术公司，叫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注册完公司，他们兜里只剩几百元钱。
把玉米种子和包含了抗虫害技术的化肥搅拌在一起做“种衣剂”、用无土栽培技术培植香蕉苗，然而这些能够在当时占全国百分之八十有余的农村人口致富的项目并没有让他们赚来第一桶金，反而把本钱都赔了进去。在海南迅速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冯仑已经完成了学者到商人角色的转变，开始以商人的观念来思考问题。他果断地卖掉了不赚钱的农业项目，转而将全部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火热的房地产项目中，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也因此更名为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随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趁着海南房地产业火热发展的东风，迅速发展成为最招人注意的民营企业，冯仑也成为成功商人的代表。
其实，不管现在的冯仑在商界怎样的成功、怎样的被人膜拜，他的学者气质仍然还在。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冯仑身上的学者气质，他才能在经商这条道路上走得这么远。首先，学者与生俱来的清高品质保证了冯仑能够稳稳当当的做生意。冯仑做生意坚决不找靠山。他曾说：“我们当初就确定了不搞权力寻租那一套，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企业可能赚钱慢一些，但是都很稳，六个人没有一个人出事。”其次，学者出身的冯仑身上并没有那么多的铜臭味。这让他没有沉迷在海南房地产业虚幻的泡沫式增长中，而是在危机来临之前及时脱身，保全了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学者都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冯仑早在1992年就写下《披荆斩棘共赴未来》，后又把文章中的精髓“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等作为万通的企业文化。这一切让冯仑在人们心目中不仅仅只是商人，而成了大师级商业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