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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在作《跨越历史的河流》演讲中时说：“政商关系就是说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民营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始终是致使民营资本陷落的布满蒺藜的壕沟。所以民营企业要想寻求长生之道，跨越历史河流，全面把握政商关系乃是当务之急。”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企业的发展与政策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国企业要想谋求发展，必须吃透政策。
吃透政策在冯仑看来包括两个方面：“听党的话，按政府的要求办事”和“对政策、对市场保持敏锐的观察力。”
根据具体国情，国家对市场经济采取宏观调控的政策。政府目前规定的所有东西，企业如果做到了，就没有麻烦。企业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政企之间的关系就变的简单化、良性化。
关于听政府的话，冯仑有许多著名的论断，如他在一篇名为《企业要做良家妇女》的文章中谈到：“人的一生是一条福利曲线，三陪小姐一开始就赚很多钱，但福利却是逐渐下滑的，良家妇女的回报一般在更年期，但越往后利益越多。所以，企业要做‘良家妇女’模式。”这段话就是主张企业家要有平常心，勤勤恳恳做事，照章纳税，诚信负责，争取合理的回报，不追求暴利。
另外，冯仑在《跨越历史河流》的演讲高度评价的万科集团王石的“不行贿”策略，认为行贿是做亏本生意，并把“不行贿”作为对万通人的最基本要求。他说：“比如我们就坚持不行贿，拿地贵就让公司把产品做得更好一点，更勤奋一点，从客户那里把利益找回来，同时也为政府多做一些贡献。
“我们被某些坏人强占过，糟蹋过，但是我们没有主动行贿过。我不是从道德正义来看，我是给大家算一本账，提醒大家不要行贿，因为行贿是赔钱，不是赚钱的事，我们是买卖人，不能做亏本生意。”
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从成立起至今日，从不与政府做生意。而是规规矩矩地做一个“良家妇女”。即使在最困难的事情，他们也不靠走政府关系赚钱。这一方面源自于冯仑身上那股学者的清高，更多的是冯仑作为商界领袖的智慧。
在腐败成风的今天，不行贿就等于错过了成功的捷径。那么，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是怎样从一个注册资金只有三万元的皮包公司发展成为地产巨头呢？这要得益于冯仑对对国家政策、对市场形势敏锐的观察力。冯仑在回顾万通二十年的历程时说：“我们对政策的敏感性表现在这十年间，万通的发展基本上是与政策同步的调整，甚至略提前一些。”
20世纪九十年代初，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南成立，很快就完成了资本积累，之后又凭借对政策的敏锐嗅觉，步步为营地爬上了事业的最高峰。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就像一个政府政策、经济的研究机构，通过对行业、政策、两岸关系，甚至全球经济形式等信息的投机、整理和研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使企业的每一步发展都具有前瞻性。可以说，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能有今天的成就，与万通人对政策的洞察力是分不开的。
1988年，海南岛从广东省脱离，成立中国第31个省级行政区。海口，这个原本人口不到23万、总面积不足30平方公里的海滨小城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首府，也成为了全国各地淘金者的“理想国”。
1990年5月，《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出台，为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提供了具体依据，为建立可流转的房地产和房地产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91年11月2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规范了房改的分阶段及总目标、基本原则、有关政策、工作部署、工作领导等。对房改的深化进行起到了重要的依据作用。两项政策一出，为海南的大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政策支持。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随后，中央向全国传达了《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通知》，提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步伐。海南岛的大开发正式开始。无数满怀抱负的逐梦者从四面八方来到海南，几乎一夜之间岛上就涌进了百万人口。
此时的海南房地产也正处于发展的高峰期，不过655.8万人口的海岛上竟然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基本上，平均每80个人就有一家房地产公司。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也是这两万房地产公司之中的一个。虽说岛上出现了如此多的房地产公司，但是海南并没有迅速出现高楼林立的局面。因为，大部分人都在玩一个“击鼓传花”的古老游戏。地皮成为他们谋取利益的中介。每一个玩家都想将手中的“花”以高额利润传递到下家手中，没有人愿意踏踏实实地建造楼房。
在这场空前豪赌中，政府、银行、开发商结成了紧密的铁三角。银行资金、国企、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大量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涌入海南，总数不下千亿。几乎所有的开发商都成了银行的债务人。精明的开发商们纷纷把倒卖地皮或楼花赚到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把还停留在图纸上的房子高价抵押给银行。
1992年，海南全省房地产投资达87亿元，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一半，仅海口一地的房地产开发面积就达800万平方米，地价由1991年的十几万元/亩飙升至600多万元/亩；
同年，海口市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83％，另一个热点城市三亚也达到了73.6％，海南全省财政收入的40％来源于房地产业；
1988年，海南商品房平均价格为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米，1992年猛涨至5000元/平方米，1993年达到7500元/平方米的顶峰。短短三年，增长超过4倍。
通过以上三组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当年海南岛房地产业火热到何种程度。
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在这场豪赌中，迅速完成了资本积累。三万元的起价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了上千倍。冯仑等人虽然和当时的许多商人一样在金钱的迷幻气息中有些头脑发昏，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被欲望控制。1993年，一次意外的与政府机关接触，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得到部分内部信息：海口市在建人均住房面积已达50多平方米，而同期北京人均住房面积才7平方米。凭着对市场的敏锐嗅觉，冯仑等人觉察到海南地产好景不长。于是，他们迅速调整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战略，将资金投入到北京、上海、广州等房地产业良性发展的其他大型城市。就在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上从海南房地产泡沫中撤出的时候，国家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9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
随后，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16条强力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银根全面紧缩，一路高歌猛进的海南房地产热顿时被釜底抽薪。占全国0.6％总人口的海南省顿时拥有了占全国10％的积压商品房。全省“烂尾楼”高达600多栋、1600多万平方米，闲置土地18834公顷，积压资金800亿元。海南商界进入了空前惨痛的历史阶段，房地产公司、银行、国营和民营企业纷纷倒闭。整整七年时间的调整，海南商界还慢慢好转。
就在以前的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因破产而潜逃、坐牢或者自杀的时候，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净身上岸，北京凭借新广场项目的建设而站稳脚跟。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逃过这场劫难，并不是侥幸，而是得益于冯仑等人对国家政策的透彻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