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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个月头上，全国上下一片新气象，即使陕北的条件还很落后，也处处洋溢着翻身做主人的兴奋劲儿。但是毕竟已经到了数九寒天的时令，陕北的土地上已经刮起了肃杀的风，到处都是一副萧条的景色。
陕北绥德专区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村的沟渠里，农民王玉宽家却是一副与周围格格不入的热闹景象。他家的窑洞门前挂着一把高粱秆做的弓，这是清涧县一带的风俗，也是陕北人的风俗，寄托了父母对孩子早日成人的希冀，也预示着黄土高坡的孩子要像高粱秆一样的直，既压不跨也要立得住。月子里的产妇和孩子是不见生人的，这个小小的弓也是在告诉邻人不要莽撞，不要冲撞了大人和孩子。
王玉宽是王家堡土生土长的农民，兄弟姐妹一共四个，他是老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下面是一双弟妹。王玉宽的父亲王再朝在1940年的时候，响应边区政府号召，从王家堡“走南路”落户到了延安一带开荒谋活计，王玉宽的媳妇就是他在距离王家堡一百七八十里地的延川县给说下的亲事。
当时清涧王家堡一带是典型的地少人多，可耕地少得可怜，人们的生活也很贫苦，对于王再朝这一大家子六七口子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日后几个儿子成家立业，家里的几垧薄地恐怕是养活不了这么一大家子了。于是区政府的号召一下来，王再朝就积极响应，向榆林南边的延安地区“南迁”。但老头心里明白，王家堡的祖产不能丢啊，“南迁”之前就说好了“破窑不卖，薄地不退”给自己留好了后路，想着万一“南迁”寻不着好地方，还有个去处。就这样拖家带口的来到了延川县的郭家沟。
后来由于陕甘宁边区土改，王再朝惦记着老家的几间破窑和几垧薄地，虽说不要求分到多少地吧，却也担心自己的祖产被分了，于是就自己带着二儿子王玉宽一家回到了王家堡，留大儿子一家在郭家沟料理营生。说起来这个孩子还是王玉宽的头生子了。
生孩子放在哪家哪户都是大事，尤其是黄土高坡上。那里的条件要更苦一些，生养的孩子也更加不容易一些。所以陕北的人们都喜欢把出生叫“落草”——在这黄土高坡上，人可不就是被风吹来的草籽吗？找个合适的土壤扎下了根，就要努力地长，克服一切困难地长，在黄土高坡的怀抱里，人跟随风飘的草木，没有什么区别。当时的陕北农村，一家夫妇生养六七个孩子都是普遍现象，所以孩子一落地，就要使劲地长，努力地活。
受当时的医疗卫生水平限制，生产时，产妇的死亡率很高，所以陕北又有着“人生人，怕死人”的俗语。这一胎又是王玉宽的头一个孩子，所以他心里难免慌乱，早早地赶着驴车接来了丈母娘，又找了自认为最稳妥的接生婆，好让婆姨顺利生产。
虽然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但是真到了临盆的这一刻，王玉宽还是心里七上八下的，焦急地在窑洞外踱着步子，恨不能自己冲进去替婆姨使劲。就在王玉宽越来越着急的时候，窑洞里传出来了一阵清脆响亮的婴儿啼哭，王玉宽一家几乎提到嗓子眼的心才算踏实地落到了肚子里，紧接着就听见接生婆喊了一声：“母子平安，是个带把的！”王玉宽本不高大的身材似乎也挺拔了几分，整个人都精神了，是个男娃啊！
王玉宽没光顾着高兴，赶忙摸出早就准备好的票子，塞进了走出窑洞的接生婆的手里，道了声辛苦。接生婆先说了声“恭喜”，又接着说：“玉宽兄弟，赶紧去看看你的宝贝儿子和婆姨吧。”说完便走了。
王玉宽急匆匆地进了窑洞，就看见婆姨身旁多了一个粗布包袱，走近了才看清那是裹得严严实实的襁褓，里面是一个精致的粉娃娃——还没有吹过黄土高坡的风，还显得那么的娇嫩；小肚子一起一落的，已经睡着了。
这个熟睡着的小生命，就是路遥。按中国人的生肖，这一年是牛年，这个孩子生肖属牛。
路遥的父亲是个朴实的农村汉子，还曾经担任过农村的基层干部；路遥的母亲马芝兰则是村里有名的民歌手，有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马氏一生勤俭持家，为人善良温和。在生下路遥后，除了早夭的几个，又先后养活了八个孩子，分别是路遥的四个胞弟：王卫军、王天云、王天乐、王天笑；两个胞妹：王平、王英。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陕北农村，这也属于正常情况。但是无节制的生育，也直接导致吃饭的嘴增加了，这也让陕北一带的贫困状况加剧。1947年胡宗南部队进攻陕北，持续两年多的战争，使得陕北一带民不聊生，农活也被一再耽误，而且当时边区政府“坚壁清野”，不给胡宗南部队任何可乘之机，各家各户仅靠余粮度日。加上国军的肆意抢掠，老百姓的余粮也保不住了。这样一来，尽管战争结束，新政府成立，但遗留下来的粮食短缺问题依旧严峻。
路遥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出生的。但因为是王家的长男，不仅父母疼爱有加，就连祖父王再朝也亲自出马，想尽一切办法让大人吃好，让孩子有奶吃，可以说在断奶以前，全家人都在围着路遥母子转。当然这种情况也只能维持一阵子，毕竟一大家子还要做农活，过日子，而且在路遥一岁之后他的弟妹们便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要养活这么多孩子，自然不能再只把心血倾注在一人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