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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王卫国在城关小学就学的班级是出了名的尖子班，班上没有几个同学的情况是和他相近的，相反，大部分都是县城干部与职工的子弟，在当时的那个环境下，虽然不会说过得多么多么好，但是在衣着上还是和王卫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处在一群衣着干净整洁的同学中，王卫国一身补丁摞补丁的衣着更是显得寒碜。
相比之下，对王卫国威胁的饥饿的压迫，反倒显得不是那么急迫了，毕竟吃饭似的窘迫只是在灶房才能看到，衣着确实朝夕相处都能看到眼里的。这对从小就自尊心极强，内向而又倔强的王卫国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
可是在不久之后，王卫国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这种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灾难。因为城关小学的住校生数量激增，学校为了方便管理，在住校生的管理制度上取消了“半灶生”这个尴尬的存在，要求住校生必须是“上灶生”，这一改变使得像王卫国这样的贫苦家庭的孩子连惟一的临时救急措施都没有了。这也意味着变为“上灶生”的他们要每月按时缴粮缴菜金，以王卫国家当时的生活水平，这几乎是做不到的。
“上灶生”由伙房统一安排伙食。那时，学校一天安排两顿饭，根据每个住校生交纳的菜金和粮食的多少，分配每个人的伙食。于是每顿饭的饭菜又因为缴粮的多少分为了甲、乙、丙三个等级。甲等级的菜自然是最好的：有洋芋、白菜、粉条，里面还会时不时的掺杂进几片让人流口水的猪肉片子，主食主要以白面馍为主，这样“丰盛”的一顿饭，每份要三毛钱；乙等级和甲等级从伙食上说没什么差别，只是没有肉，油水也相对要少，主食方面也掺杂进了玉米面的馍，总的来说吃得也算不错，所以这样的饭每份要一毛五分钱；丙等级自然是最差的，一般只能吃清水煮萝卜或者清水白菜，主食也只有高粱面的馍，因为简单所以每份只要五分钱。
当时学校没有设置学生的餐厅，一到饭钟响起的时候，学生灶房里就会排起十几路取饭的“上灶生”纵队，队尾能一直排到墙根。取到饭的学生，就在院子里自行围成一圈，三下五除二就能打发完一顿，周围同学吃什么，大伙都一清二楚。
王卫国毫无例外地成为了吃丙等级菜的“上灶生”，事实上他连每个月只有四五块钱的伙食费都交不起（尽管当时的四五块钱也不是个小数目），即使是五分钱的清水煮萝卜，也不是顿顿能吃得起的，而他之所以能勉强维持每天的伙食，还是靠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凑起来的。
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每天清汤寡水还常常吃不饱饭的王卫国，经常会饿得发晕，甚至饿得发疯，饿得绝望，仿佛已经挺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若干年后，成为了路遥的王卫国曾经在《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真实地刻画了他当年忍饥挨饿时的情形：
“饥饿迫使我凭着本能向山野里走去。县城周围这一带是偏过一两场小雨的，因此大地上还不像我们家乡那般荒凉，远远近近可见些绿颜色。我在城郊的土地上疯狂地寻觅着酸枣、野菜、草根，一切嚼起来不苦的东西统统往肚子里吞咽。要是能碰巧找到儿个野雀蛋，那对我来说真像从地上挖出元宝一样高兴。我拿枯树枝烧一堆火，急躁地把这些宝贝蛋埋在火灰里，而往往又等不得熟就扒出来几口吞掉了。
节气已经到了秋天。虽然不很景气的大地上，看来总还有些收获的：瓜呀、果呀、庄稼呀，有的已经成熟，有的正接近于成熟。这些东西对一个饿汉的诱惑力量是可想而知的。但我总是拼命地咽着口水，远远地绕开这些叫人嘴馋的东西。我只寻找那些野生的植物充饥——而这些东西如水和空气一样，不专属于任何人。除此之外，我绝不跨越雷池一步的！不，不会的！我现在已经被人瞧不起，除过自己的清白，我还再有什么东西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呢？假如真的因为饥饿做些什么不道德的行为来，那不光别人，连我自己都要鄙视自己了。”
在王卫国以后的日子里，这种刻骨铭心的饥饿感一直如影随形。在上中学期间，王卫国难得回了一趟清涧老家，多年未曾见面的母亲欣喜不已，知道王卫国从小就爱吃，所以用家里仅剩下的高粱面和土豆丝包了一大锅“扁食”。独特的“扁食”是经不起沸腾的开水的，全都烂在了锅里。站在灶台旁，原本兴冲冲的母亲，在揭开锅盖的一刹那就愣在了那里，紧接着就趴在灶台上痛哭起来。王卫国看着这四分五裂的“扁食”，心里五味杂陈，他没有说话，只是狠狠地操起筷子，一口一口地狠命地强咽着滚烫的、破碎的扁食。
这种来源于饥饿感的屈辱，并没有使王卫国屈服，而是给了他更大的动力——学习的动力。早在学校还没有取消“半灶生”制度的时候，每周三和周六，回家取干粮的时候，王卫国总是第一个匆匆忙忙地离开学校，但他并不是马上回到郭家沟，而是直接跑到了县文化馆的阅览室。
延川县的文化馆设有一个小小的阅览室，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的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因为受到物质的影响，也不得不萎缩。阅览室不仅小，而且在仅有的几张黄油漆桌子上只摆放着几份可供人们阅览的书报。但是这对王卫国来说已经够了，他一本一本、一份一份地阅读过。每个周三和周六，王卫国都要等到阅览室下班关门，才会依依不舍地离开。
有时，被前来阅读的老师撞上，老师奇怪王卫国怎么还没有回家去取干粮，王卫国就搪塞老师，他是要和村里伙伴约好了一块儿回家的，人家让他在这里等着了。
因为忘我地投入到了阅读书报当中，王卫国总是很晚才能回到郭家沟的家里，大爸、大妈担心他，也总是抱怨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呀？王卫国总是编谎说，学校有规定，必须到规定的时间，“半灶生”才可以离校回家取干粮。
就是这间小小的图书馆和简陋的阅览室，让少年时代的王卫国逐渐领略到了延川外面的世界的风采，增长了见识。
城关小学毕竟设在延川县城，在教学质量上到底是要比马家店小学好了不少，开设了许多马家店小学没有的课程，比如美术课、音乐课。其中美术课是最让王卫国头疼的，他已经没有钱去解决吃饭问题了，更别说去准备绘画用的纸和水彩笔了。所以每到美术课，王卫国就很是苦恼，他只能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同学们画画；要不然就随便找个借口跟老师请假，等到下课了再回来。教美术的老师也是明白人，渐渐发现了王卫国这逃课是有原因的，于是每次上课就会主动送给他几张教案纸，再帮他向其他同学借几支笔，好让他完成作业，老师这么做也是为了维护王卫国小小的自尊心。所以每到这个时候，王卫国就会很快地在纸上画画，然后交给善解人意的老师。老师理解也愿意照顾这个家里困难的孩子，每个学期结束时，也总是会给他一个能够顺利及格的分数，并不会为难他。
相比美术课，上音乐课却是令王卫国很开心的一件事。因为唱歌是王卫国的强项。生母马芝兰虽然识字不多，却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好嗓子，而且很有艺术天分，陕北民歌张嘴就能唱出来。童年时的王卫国，就是在母亲吟唱的民歌声里成长起来的。不仅如此，王卫国的本家五叔，也是位能歌能唱能说的民间能人，弹三弦、说链子嘴，样样信手拈来。
正是在身边这些多才多艺的亲人的耳濡目染下，王卫国深深地迷恋上了陕北那富有人情味又生动活泼的信天游。所以，在音乐课上，王卫国一扫之前的自卑与怯懦，不仅兴奋地用高门大嗓吼出了信天游，而且新的歌曲也学得非常快，常常是在别的学生还没有学会的时候，他已经能够把新歌唱得如行云流水了。
虽然在吃的穿的物质上，王卫国都比不了县城的同学，但是他依旧凭着自己不屈不挠的劲头，逐渐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