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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国从小聪明又淘气，顺利地在马家店小学读完了四年的初级小学。转眼到了1961年的夏天，王卫国从初级小学毕业，顺利考上了高级小学。高小并不是设在马家店小学，而是需要进入延川县城关小学读书。
当时延川县小学的设置是这样的：县里的各个公社都有属于当地大队的初级小学，负责各地的初小教学任务。学生从初小毕业，如果要上高小五六年级的话，就只能通过统考到县里，也就是公社办的高级小学里学习。王卫国所在的郭家沟是属于刘家圪大队的，而刘家圪大队又是属于城关公社，对于打小就机灵的王卫国来说，初小的毕业考试自然不在话下，所以他在1961年顺利地通过统考考到了城关小学高小部。王卫国能考到城关小学高小部，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并不是小聪明小机灵可以做到的，这也就说明他的学习成绩已经相当优秀了，至少在农村孩子中属于出类拔萃者。
当年8月，王卫国来到了延川县城关小学。
城关小学位于延川县城的唐坡上，当时也设有初级小学，而且四年级以下的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县城干部和城镇市民子弟，无论当时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怎么样，城市孩子的吃穿用度都远远不是农村学生可比的。而高小部的五六年级，则全部是由经过全县统考的学生组成，所以也就包括了城关公社范围内的一小部分来自农村的学生，这些学生，因为离家较远，平时来往不便，所以需要住校，再加上当时的社会情况，学校也没办法供给这么多学生的饮食，所以就需要这些农村来的孩子上灶，也就是要从家里带来小米、白面、杂面等，交给学校的食堂，由学校食堂统一做成熟饭。而一些家庭情况比较困难的学生，由于交不起米面，就只好在家里蒸好了菜叶加麸糠做成的干粮，带到学校里，在吃饭的时候让食堂热一下，这类学生被称为“半灶生”。
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县城的王卫国，很快就迎来最大的困难——吃饭。因为他也是个半灶生，这还不是最困难的，最主要的是他家虽然不是最穷的农家，但他却成为了城关小学最穷的学生。
当时的高小部一共只有两个年级四个班，大约有180名学生。而这些学生又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家住在县城里的，来自机关、事业、企业的干部、职工家庭的孩子和城关大队农民的子女；另一类是城关公社下辖的四十个村子里的农民子女。前者因为离家比较近，可以在家里吃饭、住宿，被称为走读生；后者因为离家远的缘故，在学校里住宿、吃饭，被称为住校生。按照当时的情况来分析，住校生的人数是要远远小于走读生的，可以肯定基本不会超过二十人。因为那时农村的小孩能考得上高小的人很少，具体到王卫国他们这一年级，平均两个村子有一个上高小的孩子就已经烧高香了。
吃饭对于住校生来说可是天大的事情，由于远离父母，每次来上学都要带上足量的米面，也因此又在住校生中分出了两种类别：全灶生和半灶生。全灶生里又分为两类，第一类指的是学生能够给学校食堂交纳足以维持学生日常饮食的米面和菜金，这一类学生就可以根据粮食库存情况报饭吃，甚至于吃什么吃多少都可以自己定；第二类就是没有办法交足伙食费，但是可以从自家带来满足自己饮食的米、面、菜的学生，这样的学生一般也能自给自足；剩下的就是半灶生了，顾名思义就是只能用半个灶头，说白了，就是自己从家带来用菜叶加麸糠的团子，带到学校的灶房加热了。王卫国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他在城关小学上高小期间，正赶上我国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只靠着几垧薄地维生的陕北农民，已经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地步了，再加上家底本来就薄，已经拿不出足够的粮食了，所以只能吃加了麸糠才蒸出的团子。
对于城关小学的住校生，尤其是半灶生来说，吃饭绝对是一场考验。每天早中晚的饭钟一响，第一个冲进灶房的一定是“半灶生”，因为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灶房，抢先取出自己的团子。
团子大多是用麸糠蒸的，没有什么团力，如果半灶生不早些把自己的团子抢出来，要是被别的学生一翻搅，这些“团粒结构”的干粮立马就会散架，根本没办法捧在手里，更不用说吃了。学校有规定，“半灶生”在每周的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上完主课后就可以离校，回家取干粮，以保证一个星期的食物维持量。到了炎热的夏季，糠菜团子放不住，会很快发霉变质，所以学校才会让半灶生每周回去两次，一次不要取太多的团子。可是即便如此，他们的团子也还是会坏掉，但是他们也绝不会轻易扔掉，因为没有了这个发霉了的团子，就要饿肚子了，当时的人没有不了解饥饿的感觉的，即使变质了也要硬着头皮吃下去。
每到这时，这些“半灶生”就会悄悄地躲到墙角，不看不想的把团子几大口吃完，再紧接着喝一碗“熬锅水”，大口吞咽几次就算吃完了一顿饭。可以说，吃干粮，喝“熬锅水”，在“半灶生”的生活中已经常态化了。
然而王卫国带去的团子，一定是所有团子里“团力”最差的一个，因为他的团子麸糠少苦菜多，几乎不能上灶加热，因为只要一上灶，没有黏力的团子肯定会散架。所以每到吃饭时，王卫国就和其他的半灶生一样，躲在墙角旮旯，就着酸菜大口地吃冷糠团子，尽管冷硬的糠团子难以下咽，但总比饿肚子要强。
在王卫国的记忆里，他的童年几乎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即使是在学校当半灶生他也很知足了，这一定比大爸大妈吃的要好多了——老人吃的东西里糠更多，“团力”也更差，因为他们把为数不多的菜都和在了王卫国的团子里。
大妈很想念一个人在外求学的王卫国，怕他吃不饱，怕他不习惯，毕竟他是这个家的粘合剂，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只要城里有了集，大妈一定会挎上一篮子红薯、洋芋之类的去赶集。这些瓜果顶多也就只卖得出几毛钱，远不如自己留着改善伙食，但是大妈却宁愿把这些换成钱，赶上十五里路，给在县城读书的孩子送去。她也知道，这些钱并不能让王卫国吃饱穿暖，但是哪怕有一点好东西，她都愿意奉献给儿子，即使是在家里已经揭不开锅的时候，哪怕蒸了来年的红薯苗种，也不舍得儿子在学校里断了粮。
甚至在家里穷得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为了不让儿子中断学业，大妈宁可拄着打狗棍跑到延长县一带的村庄去讨饭，再把讨来的食物卖掉，换成零钱供孩子上学。虽然在苦难时期，讨饭已经成为了陕北农民的一种普遍行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大妈对王卫国无私付出所彰显出的母爱。
在那样一个年代里，王卫国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跟饥饿作斗争，饥饿曾经使他无限地接近死亡。在他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关于“饥饿”的描写和由于饥饿所带来的影响都那么令人印象深刻，我们也可以从中读到那个时代与“饥饿”奋力抗争的人那种超强的毅力。惟有亲身经历过什么叫做饥饿，才能对那种情感有如此深刻的体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