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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然而，要发现这种冲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冲突在本质上是无意义的；更重要的是，神经症患者会想尽一切办法否认冲突的存在。那么，有什么迹象能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冲突是存在的呢？
在前一章介绍的两个案例中，冲突的存在是由两个明显的因素呈现出来的，一是疲劳，二是偷窃。其实，每一种神经症症状都表明有冲突存在，换句话说，每一种症状几乎都是冲突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我们会逐渐发现，没有消除的冲突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它们是如何产生焦虑、抑郁、怠惰、孤僻、优柔寡断等情绪的。弄清楚这里的因果关系，就能让我们穿过显性紊乱，转向它的源头，尽管我们尚不能揭示根源的确切本质。
冲突存在的一个标志性的表现就是相互矛盾。比如，第一个例子中的工程师，明知道自己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却没有表示出任何抗议。第二个例子中，明明是一个很重视友情的人，却偷窃朋友的钱。这种相互矛盾的表现，在没有经验的观察者看来，是非常明显的，患者有时也能意识到，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对这种矛盾视而不见。
自相矛盾是冲突存在的指征，就像体温升高意味着人生病了一样。举几个常见的例子，一个非常渴望结婚的姑娘，却害怕跟任何异性接触；一个母亲过于关心自己的孩子，却经常忘记他们的生日；一个对他人慷慨大方的人，对自己却很吝啬；一个向往离群索居的人，却从来不肯一个人独处；一个对别人胸怀宽广的人，却总是对自己极度苛刻。
与症状不同，自相矛盾常常能让我们对冲突的本质作出试探性的假设。比如，急性抑郁表明一个人正处于两难的境地；一个看起来深爱孩子的母亲忘记孩子的生日，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她更热衷的是做一个好母亲的理想，而不是母亲这个角色本身。我们还可能承认，她的理想可能与挫败孩子的无意识冲动发生冲突。
有时候，冲突也会浮出水面，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体验到冲突的存在。这听起来似乎跟我说的“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相悖，但实际上，浮出水面的冲突只是真实冲突的扭曲或变形。因此，如果一个人必须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虽然他可能会选择逃避、闪烁其词，但这无济于事，他还是可能会陷入一种有意识的冲突中而难以自拔。他可能无法决定，是要和这个女人结婚，还是要娶另外一个女人；是做这份工作，还是做另一份工作；是继续维持一项合作关系，还是干脆解散。他会饱受折磨，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完全无法作出任何决定。他可能充满忧虑，向精神分析师求助，希望分析师能帮他厘清问题。可惜，他一定会失望，因为他当前的冲突不过是内心冲突的最终爆发，如果不继续探寻下来，认识到隐藏在背后的冲突，他的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内心的冲突可能会被外化，出现在患者有意识的思维中，表现为他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或者，当他发现那些看起来毫无原因的恐惧和压抑，与他的愿望相矛盾的时候，他可能会意识到，他的内心冲突可能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越是我们熟悉的人，就越能辨别出引发症状、自相矛盾和表面冲突的矛盾因素。不过，有一点我需要补充，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的种类和数量都增加了，所以我们必然会问：在这些冲突的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一个基本冲突，而且它就是一切冲突的根源？我们能不能用一段不和谐的婚姻来解读冲突的结构？在这段婚姻中有很多表面上的不融洽，涉及到朋友、孩子、理财、一日三餐等，而所有这些分歧和争吵，都源自这段婚姻关系本身的不和谐？
一直以来，人们都确信人格中存在着基本冲突，这种观念在各种宗教和哲学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上帝与魔鬼的较量，善与恶的较量，都是这种观念的表现形式。在现代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做了开拓性的理论研究。他的第一个假设就是，基本冲突是本能驱力与禁忌环境之间的冲突，我们的本能驱力盲目地渴望满足，而我们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戒律森严。这种环境在幼年时被内在化，从此便以冷峻的超我出现。
在这里讨论这一假设似乎不太恰当，那样的话，我们需要把所有反对力比多理论的观点都详细地论述一番。所以，我们倒不如去尝试理解这种概念本身的意义，而把弗洛伊德的理论前提放在一旁。如此一来，剩下的争议就在于：原始的自我中心动力和我们的禁忌意识的对立，我们各种冲突的基本来源。就像下文要说明的那样，我也认为这种对立（或者是我觉得大致与这种对立差不多的东西）在神经症结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我对它的基本性质有所迟疑，我认为，虽然它是一种重要冲突，但不是首要的，而是神经症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后面我会详细解释为何会有这种不同的看法，这里只说明一点：我并不认为，渴望和恐惧中的任何冲突都能让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分裂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也不认为它们所引发的危害足以毁掉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按照弗洛伊德假设的那种心理处境，那就意味着神经症患者依然具备为达成某种目的而奋斗的能力，只是因为恐惧阻碍了他的努力。在我看来，冲突的根源就在于，神经症患者丧失了全心全意争取某种东西的能力，因为他所有的愿望都是分裂的，换而言之，他所有的欲望都是背道而驰的。这样所形成的心理环境，必然要比弗洛伊德想象的更严重、更复杂。
跟弗洛伊德相比，我认为基本冲突的破坏性更大，但也认为最终消除冲突的可能性更大。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基本冲突具有普遍性，很难消除，所能做的就是更好地妥协或控制。在我看来，神经症冲突不一定是与生俱来的，如果它出现了，也就有消除的可能，只要患者愿意付出努力并承受分析过程中的痛苦，冲突是有可能被解决的。我和弗洛伊德的观点的区别不在于乐观或悲观，而是我们在假设上的差异。
在基本冲突的问题上，弗洛伊德后来的回答具有哲学上的吸引力。可如果把他思想中的各种暗示抛开，他关于“生本能”和“死本能”的理论可以归为人类建设性动力和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并不想把这一理论和冲突联系起来，他更在意的是这两种力量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比如，他把受虐和施虐驱力解释为性本能和破坏本能相结合的结果。
如果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冲突研究中，就不得不引入道德观念。可是，弗洛伊德认为，这些东西是科学领域的非法入侵者，依照他的信念，努力发展一种与道德价值观无关的心理学，才是目的所在。我认为，正是这种“科学化”的努力，使得弗洛伊德的理论以及基于此理论的治疗方法被限制在了一个狭窄的范围内。或者说，他的这种努力导致了他的失败，让他无法领会到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虽然他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荣格也很重视人类的相互冲突，在个体中起作用的种种矛盾。荣格总结出了一条规律：任何一个元素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它的对立面也存在。例如，外在的柔弱意味着内心的刚强；表面的外向，掩盖着内向；表面的思维和理性占主导地位，内心却很重视情感，等等。至此，荣格似乎把冲突视为神经症的一个基本特征，但他又说，这些对立面并不冲突，而是互补的，其目的就是接受双方面，向理想的完美状态靠近。在他看来，神经症患者是那些过于注重某一方面发展而陷入困境的人，他用互补法则来阐述这一观点。我也认为，包含互补因素的对立倾向，会体现在一个完整的人格中，但我认为这些因素已经是神经症冲突的产物，并被患者一味地坚持着，它们是患者解决冲突的各种尝试。比如，一个人沉默、内向，只关注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无视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把他的这种表现视为一种真正的倾向，也就是说，这些倾向在本质上是由体验所建立和强化的，那么荣格的推理就是成立的。有效的治疗过程就是，先让患者明白他有潜在的“外倾”倾向，分别指出偏重于某一个倾向都是有危害的，鼓励他接受和实践这两种倾向。如果我们把内倾性视为一种逃避冲突的手段，那么我所要做的就不是鼓励他外倾一些，而是分析表象之下潜在的冲突。只有消除这些潜在的冲突，才能够真正接近“内在完整”的目标。
现在，我要继续阐述我的观点了。我认为，神经症的基本冲突存在于一个人对他人的矛盾态度中。在展开讨论之前，请大家注意一下《化身博士》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一方面脆弱、敏感、富有同情心，另一方面又残忍、无情、自私自利。我不是要暗示神经症患者总是跟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一样，我只是想说明，在患者对待他人的态度中，经常能够观察到根本的矛盾。
要追寻这个问题的起源，就要提到我说的“基本焦虑”，它指的是孩子在潜在的敌对世界里的孤立感和无助感。孩子的不安全感来自于外界环境中各种各样的敌对因素，比如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冷漠、反复无常的行为、不尊重孩子的个体需求、蔑视态度、过分称赞或苛责、缺乏真实可靠的温情、必须在父母争吵中选择立场、责任过多或过少、歧视、不公平、不守诚信、敌对气氛，等等。
孩子是能够觉察到环境中的伪善的，他会认为父母的爱和他们所做的慈善活动，以及他们所表现出的诚实和慷慨等，都可能是装出来的。事实上，在这一点上，孩子所感觉到的某些东西确实是虚伪的，但还有一些可能只是他对种种矛盾行为的反应，而这种矛盾是他透过父母的行为觉察出来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对孩子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分析师也没办法迅速弄清楚，因为这些因素总是一起出现，且不都是暴露在外面，有一些藏得很深。
孩子会为此感到心慌，因而产生烦恼，甚至是质疑和害怕。为了面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在这个糟糕的世界中继续生存下去，他开始无意识地用自己的方式来应对这个世界，不断探索各种各样的策略。他发展的不仅仅是应对策略，还有持久的人格倾向，而这些倾向就是我所说的神经症倾向。
要了解冲突形成的原因，必须广泛地观察孩子在这些情况下可能选择的，或真正选择的行动，若只是单纯地观察个体倾向，没有任何意义。虽然我们暂时无法看到细节，但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孩子应对环境的基本动向。最初可能没什么章法，但渐渐地会有三种情况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孩子会亲近他人、抗拒他人或疏离他人。
当孩子亲近他人时，虽然带着隔阂与恐惧，但他还是愿意正视自己的无助，愿意尝试赢得他人的喜爱并依赖他们。只有这样，跟他人在一起时，他才会感到安全。如果家庭中发生了争执，他会选择有至高权威的一方，通过顺从来得到归属感和支持感，让自己感觉不那么孤独无助。
当孩子对抗他人时，他接受周围环境中的敌意，并有意无意地进行反抗。他盲目地怀疑他人的情感和意图，采用一切手段进行反抗。事实上，他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想要变得更强，以此报复别人、打败别人。
当孩子疏离他人时，他认为自己很独特，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在这种情形下，他既不想归附他人，也不想反抗他人，只希望一个人待着。他会待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个用玩具、书籍、梦想和自然建立起的世界。
对于每一种态度，都涉及到基本焦虑的突出因素：第一种态度中是无助，第二种态度中是敌意，第三种态度中是孤立。事实上，每一种态度出现的过程中，都会出现这三种倾向的影子，只是各自所占的比重不同。所以，孩子不可能只表现出这三种态度中的一种。
要更好地理解上面所说的内容，我们不妨把话题转移到充分发展的神经症上面。我们都遇见过这样的成年人，他明显地表现出前面三种态度中的一种，但我们也会看到，他的其他倾向也在发挥着作用。比如，一个习惯依赖和顺从的人，他也有攻击倾向和对孤独的需求；一个明显怀有敌意的人，也有顺从的一面，也需要独处；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也并非没有敌意或不需要爱。
然而，决定实际行为最主要的力量，还是取决于主导性态度，它代表着一个人应对他人最有利的途径和手段。所以，一个离群索居的人，通常会用无意识技术和他人保持安全距离，在任何需要与人共处的情况下，他都会感到不知所措。此外，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总是他意识所最能接受的态度。
这不等于说，不显眼的倾向就没有影响力。比如，我们很难说，在明显依赖和顺从的人身上，控制渴望的强烈程度就不如爱的需要；只是他表达攻击冲动的方式不够直接而已。很多例子都能证明，隐匿态度的潜力是很大的，在这些例子中，占主导的倾向和次要倾向是逆转的。我们在孩子和成年人中，都能看到这样的换位。英国小说家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中的斯特里克兰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女性患者中这样的情况也很常见。一个女孩原本野心勃勃、顽皮叛逆，可当她恋爱后，却变得百依百顺，不再雄心壮志。亦或者，在遭遇重大变故后，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可能变得异常依赖他人。
这里要补充一点，类似这样的转变，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我们是否被童年的处境所引导和控制，无法改变了？成年后的经历没有任何价值？从冲突角度看神经症的发展，能给我们一个比较恰当的答案。最大的可能性是：如果童年时期没有受到严厉的管教，那么他后来的经历，特别是青春期的经历就可能影响他性格的塑造。如果孩子在早期被培养得循规蹈矩，那么后来任何新的经历都不可能让他的行为有所突破。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刻板让他无法接受新的体验，比如他可能很孤僻，任何人都无法靠近他，亦或者他的依赖性太强，以至于总是被迫附属他人、受人支配。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总在用旧的观念看待新的体验，如具有攻击性的人在受到他人的友好对待时，会把这种友好视为愚蠢，或是居心叵测，新的体验只会强化旧的观念。当一个神经症患者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看起来似乎是后期经历给人格带来了改变，但这个改变其实并非那么彻底。事实上，真正的情况是，内忧外患的压力让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导性倾向，而选择另一个极端，如果没有发生冲突，这种改变就不会出现。
从正常人的角度来看，这三种态度不应该相互排斥。一个人应当既能够迁就他人，也能够敢于抗争，还可以不与人来往。三者之间是相互补充、和谐统一的关系。如果其中一种倾向占据了主导地位，只是表明他在某个方向上发展过度了。
对于神经症来说，有很多原因导致这些态度不可调和。神经症患者很难灵活地应对世界，他总是被迫顺从、对抗和疏离，不管这种行为在具体情形中是否恰当。如果他用其他方式行动，就会感到恐慌。所以，当这三种倾向在他身上强烈地表现出来时，他就陷入了严重的冲突之中。
还有一个因素严重地扩大了冲突的范围，那就是以上各种倾向并不仅仅存在于患者的人际关系中，还会蔓延到他的整个人格中，就像恶性肿瘤一样，扩散到整个机体组织，最终支配着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自己、与生活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认识这一特性，就会忍不住把冲突的结果看成绝对矛盾，比如爱与恨、顺从与反抗、服从与对抗等。然而，这种绝对化的看法会让我们误入歧途，让我们根据某个单一的对立特征来区分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主义，诸如它们在宗教信仰或权力统治上的差异。不同的态度确实有区别，但如果只强调其中一点就会混淆视听，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主义原本就有天壤之别，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哲学。
冲突源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最终影响到人格，这不是偶然的。人类关系十分重要，它必然会塑造我们的气质、品性、目标和价值观。反过来，这些东西又会影响到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两者难解难分。
我认为，神经症的核心就源于矛盾态度的冲突，因此应当被称为“基本冲突”。再补充一点，我用“核心”一词不仅仅是要表达它的重要性，还要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它是神经症的能动中心，神经症由此向外扩散。这个观点是一种新神经症理论的核心，这种理论的含义在后面会愈发明显。从广义上来说，这种理论可以说是我对早期观点的扩充，即神经症是人类人际关系紊乱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