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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说明一点：有冲突并不意味着患了神经症。总有一些时刻，我们的愿望、兴趣和信念会跟周围的人发生碰撞。就像我们经常与环境发生冲突一样，我们内心的冲突也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动物的行为，如交配、养育后代、觅食、防御危险等大都取决于本能，有明确的规则，并超越个体抉择。人和动物不一样，人有能力做选择，也不得不作决定，这既是人类的特权，也是人类的负担。有时，我们必须要在两个相反的欲望中作出取舍，如渴望独处，又渴望有人陪伴；既想要学音乐，又想要学医。或者，我们的欲望和义务之间也存在冲突，当有人遇到困难需要我们帮助时，我们可能想跟爱人在一起；我们可能左右为难，既想跟他人保持一致，又觉得应当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最后，我们还可能陷入两种不同的价值观的冲突中摇摆不定，比如在战争时期，认为参军是一种义务，但同时又觉得应当留下来照顾家庭。
这种冲突的类型、范围和强度，很大程度上由我们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决定。如果这种文化是稳定的，恪守传统，那么可能出现的选择种类会很悠闲，个体所产生的冲突也不会太多。可即便如此，冲突依然存在：忠孝不能两全；个人期望和集体利益相矛盾。如果这种文化处于快速变迁的阶段，就还有高度矛盾的价值观和变化多端的生活方式，个体必须做的抉择也是多种多样的，且非常困难。他可以随波逐流，也可以特立独行；他可以广泛交际，他也可以独自隐居；他可以追求成功，也可以对成功嗤之以鼻；他可以严格教育孩子，也可以让他们自由自在地成长；他可以相信衡量男女的道德标准不同，也可以认为应当一视同仁；他可以把性关系视为人类亲密关系的表达，也可以认为完全与爱无关；他可以鼓励种族歧视，也可以坚持人类价值超越肤色的立场。
毫无疑问，生活在这样的文化中，我们必须经常面对这样的选择，也能预料到这些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可令人惊讶的是，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冲突，更没想过用有效的方法解决它。他们多半随波逐流，经常被意外的事件所左右，不知道自己的立场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妥协，更不知道自己陷入了矛盾中。在这里，我所指的是没有神经症的正常人。
要意识到矛盾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选择，是需要前提条件的。那就是，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的愿望是什么，还要明白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我们是真的喜欢这个人，还是以为自己喜欢这个人？我们是真的为父母的离世而悲伤，还是惯性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们是真的希望成为一名律师或医生，还是因为这种职业受人尊重并能获得高收入？我们是真的希望孩子幸福、独立，还是嘴上随便说说？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其实很难回答。换而言之，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真实的感受和需要。
冲突总是跟信念、信仰和道德价值息息相关，我们必须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才能够真正地认识到这些冲突。从他人那里得到的价值观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认知，也不足以导致冲突，更难以指导我们作出决策。当我们受到新的观念影响时，这些观念就很容易被摒弃，被新的观念所取代。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地接受别人的价值观，并拿过来当成自己的，那么关系到我们自身利益的冲突就不会出现了。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儿子从不怀疑心胸狭隘的父亲，当父亲让他做一项他不喜欢的职业时，他的内心不会有什么冲突；当一个已婚的男子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时，他已经陷入了冲突，当无法确定自己的婚姻信念时，他就会干脆选择一条省事的解决之道，而不是面对冲突并作出选择。
就算认识到了这样的冲突，我们也必须选择或放弃相互矛盾的两个问题中的一个。可惜，很少有人能够清醒理智地自觉地放弃，因为我们的情感和信念是混在一起的。说到底，还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做不到坦然放弃。
一个人作出抉择的前提条件，是他愿意并有能力对自己的决定负责，这其中包括要承担作出错误决定的风险，并愿意承受后果而不推托给他人。这里面包括“这是我的选择，这是我做的事”的感受，以及要比现在很多人拥有更多的内部力量和独立性。
无论承认与否，大多数人都被冲突捆住了手脚，所以我们经常会羡慕和嫉妒那些似乎一帆风顺、不被冲突干扰的人。这种羡慕是情有可原的。也许那些内心强大的人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价值观，或随着时间的推移，冲突的影响已经不那么明显，作决定已经不那么迫切，他们因而获得了一种宁静。但是，表面的平静容易迷惑人，更多的时候，那些让我们羡慕的人，因为冷漠、顺从或投机，并没有能力真正去面对冲突，或是靠着自己的信念去解决冲突，他们只是随波逐流，或是用一些手段得到了一些实惠而已。
有意识地去体验冲突，往往会给人带来痛苦，但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能力。我们越是去面对冲突，寻求解决的途径，内心就越能获得强大的力量。只有愿意承受打击，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那些看似安宁而实则麻木的虚假冷静，根本不值得羡慕，它只会让我们陷入软弱之中，而不敢面对现实。
当冲突和生活的基本问题相关时，要面对和解决它就更困难了。但是，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没有理由去逃避。教育能够从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树立信念。当认识到与选择相关的各种因素的重要性之后，我们就会找到奋斗的目标和人生的方向。
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认识和解决冲突更是难上加难。有一点要说明，神经症通常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我所说的神经症患者是指那些已经达到病态程度的人，他对自己的情感和欲望的意识已经衰退了，只有当他人攻击到他的弱点时，他才会有意识地、明确地体验到恐惧和愤怒。即便如此，他的这些感受还可能被压抑下去。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深受强迫性标准的影响，失去了识别和决定方向的能力。在强迫性倾向的控制下，他们丧失了放弃的能力，更不用说为自己承担责任的能力了。
神经症冲突所涉及的问题，也是困扰正常的人普遍性问题，只是这些问题的种类截然不同，于是有人会质疑：能否用相同的词语来表达？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我们必须知道两者的差别所在。那么，神经症冲突的特点是什么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和他人合作研究机械设计的工程师，经常被阵发性疲劳和烦躁折磨，其中有一次是由下面的事件引起的：在讨论某个技术问题的时候，他的观点没有被采纳，而同事的观点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不久之后，大家又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作出了决议，之后也没有给他表达意见的机会。在这种情形下，他本来可以以程序不公平为由，据理力争；亦或者可以毫无怨言地服从大多数人的决定，这两种都是协调性反应，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内心感觉自己被忽视，但没有作出反抗，他只是感到愤怒，而且这种愤怒只出现在他的梦中。这种被压抑的愤怒，既有对他人的愤怒，也有对自己懦弱的愤怒，这就是他感到疲劳和烦恼的主要原因。
这位工程师之所以没有作出协调性反应，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他给自己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意象，这个意象需要别人的尊重来支撑。那个时候，他是无意识的，一直把“在这个专业领域，我的聪明才智是没有人能比的”这种想法作为行动出发点，所以任何对他的轻蔑都会因为触碰这一“底线”而引起他的愤怒。不仅如此，他还有无意识的施虐倾向，想指责和羞辱他人，他很不喜欢这种态度，所以就用友善来掩盖了。此外，他的无意识内驱力，也就是为了达到利己目的而想要利用他人，所以他必须在他人面前保持良好的风度。再者，对情感和赞美的强迫性需要，加之他的迁就、忍让和顺从的态度，更加剧了他对他人的依赖。就这样，冲突产生了，一方面是具有破坏性的攻击反应，即愤怒和施虐的冲动；另一方面是对爱和认可的需求，他希望这些东西能在自己眼里表现得正当合理。结果就是，虽然外人看不出他内心的动荡，但他的疲劳和打不起精神的状态却呈现得淋漓尽致。
观察到这个冲突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时，我们先是惊讶于它们的完全不相容性，既颐指气使地要求别人尊重自己，又要讨好和迎合他人，这简直是最为极端的对立。其次，工程师对于整个冲突完全是无意识的，他没有意识到在冲突中起作用的矛盾倾向，这些矛盾倾向被深深地压抑了。他内心的纠结只有一点点外在的表现，情绪也很理智：我的方案比他们的好，他们那样做是不公平的，是无视我的存在。最后，冲突的两种倾向都是强迫性的，即使他在理智上感觉自己的要求过分，以及对他人存在依赖，但他依然无力改变。想要改变它们，需要大量的分析工作，而他受到了两方面强制性动力的夹击，失去了控制：他不可能放弃任何一种需要，这些需要都是迫切的心理需要。可是，没有哪一种需要是他真心需要的，他不想剥削，也不想顺从，他内心是鄙视这些倾向的。可见，这个例子是有深刻意义的，它加深了我们对神经症冲突的了解，它意味着任何决定都是不可行的。
另一个例子也是如此。一个自由职业设计师，从好朋友那里偷了一些钱。他的偷窃行为难以被人理解：他的确需要钱，而他的朋友也愿意借给他，以前有过类似的情形。更何况，他是一个特别注重友谊的正人君子。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它的根本冲突在于，这个设计师对于爱有冥想的病态需要，尤其是渴望在所有问题上得到他人的照顾，其中也混合着一种无意识的倾向，即想利用他人得到好处，所以他就选择了这样低劣的手段，既想得到他人的情感，又想让自己处于支配的地位。前一种倾向本来会让他愿意接受帮助，但他脆弱的自尊不允许他这样做。他认为，别人应该对为他服务感到荣幸，而开口向他人求助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他厌恶被迫地提出要求，对于独立和自给自足的强烈渴望，让他更加反感求助他人，这让他无法承认自己的任何需求，也无法忍受把自己置于义务之下。因此，他只能索取，不能接受。
显然，这里的冲突内容不同于第一个案例，但其基本特征是一样的。其他神经症冲突的例子，也都表现出冲突动力的不相容性，以及它们的无意识性和强迫性本质。正因为此，神经症患者不可能自己解决冲突。
如果非要给正常人和神经症患者之间划一条界线，那么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正常人冲突的两种倾向的悬殊远远小于神经症患者。正常人必须在两种行为模式之间做选择，任何一种模式在相当整合的人格框架中都是合情合理的。用图形来说，正常人冲突的两种倾向之间的夹角只偏离90度或更小，而神经症患者的夹角可能达到180度。
从意识上来说，两者之间也存在差异。就如索伦·克尔凯郭尔所言：“真实的生活太多元化了，以至于不能仅靠展示诸如完全有意识和完全无意识的绝望这样的抽象对比来描绘。”然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正常范围内的冲突可以是有意识的，而神经症冲突究其主要因素来说，通常都是无意识的。尽管一个正常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冲突，但只需要一点点帮助，他就能够认识到冲突。可是，当这些产生神经症冲突的基本倾向被深深压抑的时候，就必须克服巨大的阻力，才能意识到冲突的存在。
正常的冲突是在两种可能性之间作出选择，两种可能性都是他希望得到的；或者是在两种信念中作出选择，两种信念都是他所珍视的。对他来说，他有可能作出一个合理的抉择，虽然很难，甚至需要有所舍弃。陷入冲突中的神经症患者，没有办法自由抉择，他受到两股方向相反的强制力的作用，这两个方向他都不愿意跟随，所以很难作出通常意义上的选择。他停留在原地，找不到方向，只有通过处理相关的神经症倾向，才有可能消除这种冲突；只有通过激励改善他和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帮助他摆脱这些倾向。
就是因为上述的这些特征，让神经症冲突变得如此尖锐。它们不仅难以识别，容易令人感到绝望，还会产生让当事人感到恐惧不已的破坏性行动力。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些特征，铭记于心，否则我们无法弄清神经症患者为消除冲突所做的努力和尝试，而这正是神经症的主要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