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功能与原则

蒋述卓 曹桦

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已有二十余年了。20世纪90年代初，文化研究基本上处于翻译、介绍并初步应用阶段，其间亦存在着诸多的弊端，如生硬套用、简单比照等。进入21世纪，文化研究学者则开始对其进行反思，其中反思最得力者当数陶东风。他在《批判理论的语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一文中对以援引西方文化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分析中国大众文化所形成的“负面性”质疑表达了遗憾，他指出：“从方法论角度说，一个不争的前提是：西方的研究范式与中国的本土经验必须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我们应当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创立或引用合适的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制造或夸大中国的所谓‘问题’。”（陶东风：144—145）后来，他又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他在文化研究方面的转型过程，他的思考主要还是聚焦在如何考虑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问题，即反省西方批判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86—92）到了2010年之后，对文化研究的反思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以盛宁的文章《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最为典型。在此文里，盛宁不仅指出了中国“文化研究”一开始就陷入了一种认识的误区，“硬是把一个原本是实践问题的文化研究，当成了理论问题没完没了地加以讨论，而把必须做的正经事却撂在了一边”（盛宁，10），而且鲜明地倡导“把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盛宁，13），同时在运用时，“还得看我们的研究和批判能否对现行文化价值观的重构产生积极的影响”（盛宁，8）。与此同时，还有朱国华的文章《阿多诺德大众文化观与中国语境》（5—15）、赵凯的《大众文化的定位与批评尺度——兼与陶东风商榷》（25—32）以及陶东风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融合》（5—15）等，他们都就文化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见，代表着这两三年来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的集中反思。

在本土化问题上中国的文化研究究竟存在什么弊端？我们如何构建中国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在理解多数学者反思的基础上，本文还想就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

文化研究引入中国后，对文化思想界是起到很大助推作用的，其最大的功劳就是为研究者开辟了研究的对象和研究视角，为分析大众文化现象提供了理论和方法。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理论界流行的是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虽然也采用文化研究的某些理论，但也只是在文艺批评领域内，并非全面铺开，如当时用来分析大众文化现象包括对“张艺谋神话”的批判，多是用“民族寓言”类的后殖民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等，运用文化研究理论将大众文化作为专门的对象进行分析还是在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讨论并展开，文化研究的对象逐步扩大并日益明朗，研究视角也随之拓展，如性别视角、身份视角、政治文化视角等，其中以陶东风的广告分析、戴锦华的电影分析等最有影响。

随着文化研究的逐渐变热，也随着文化研究理论的逐渐展开，文化研究的弊端也逐渐显露。深究起来，中国的文化研究至少存在着三大缺陷：

（一）文化研究的对象太大太泛，缺乏具体的细小的个案分析，使得文化研究流于表面。有的研究看似使用了文化研究视角，但得出的结论却平平常常。例如将“9·11”作为一个大文本现象来做文化分析，继而谈到美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就显得空洞，没有专业知识的支持，还会显得外行。又如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运用来分析中国“十七年文学”现象，看起来是使用了文化分析法，但实际得出的结论还是大家都能想得到的，并没有特别令人感到新鲜与独到之处。

（二）视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为一个笼子，将中国的文化现象统统都往笼子里装，似乎装进去了就能解决问题，而缺乏对中国问题的有针对性的分析与诠释。这种“照搬法”的理论分析，常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而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却无多少助益。关于这一点，陶东风以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理论在中国的被滥用为例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并称之为“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的被绑架之旅”（《理解我们自己的“娱乐至死”——一种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的被绑架之旅》，37），他的意见是很有针砭性和启发性的。从学术创造的角度看，对“照搬法”说轻一点，是一种理论的懒惰，说重一点，则是拉虎皮做大旗的吓人之术。

（三）文化研究虽然也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但往往是不顾中国国情，就简单地将中国问题与西方问题相联系，将两者混为一谈。让笔者感到十分困惑的是：我们的学者用西方理论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出的批判理论，比如美国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提出的理论，以及尼尔·波兹曼根据美国社会分析得出的理论，来分析并批判社会主义中的文化现象，它们之间难道就没有区别吗？这种分析不会出现错位吗？这种不顾中国国情的分析的实效性不是很值得怀疑的吗？

二

其实，文化研究在中国就应该根据中国国情的分析而产生变异，这才叫西方文化理论的中国化。文化研究要接地气，也要顾及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从现实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框架出发，否则依然是毛泽东所批判过的“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这是我们在构建本土化的文化研究时必须清楚的立场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当下问题为基点，以西方文化理论为参照，这是我们做文化研究的最佳选择。

那么，什么是“中国问题”呢？有哲学工作者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问题’，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特殊的历史境遇和发展环境下所衍生出来的、关涉中国未来社会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邹广文，9）将这一概念移植到文化研究中，笔者以为也是适用的。因为这一概念既照顾了历史与当下，也考虑到了未来，关键还在于有“特殊的历史境遇和发展环境”所作的限定。而“中国问题”既特殊，也一般，既有历时性也有共时性，在具体分析“中国问题”时就要充分考虑到它的变异性和丰富性。

中国当下的文化现象就有着它的丰富性与变异性。比如摇滚，在西方后工业社会里，已经产生了“金属摇滚”和“死亡摇滚”，反映出后工业社会中的人的心理状况，但在中国，摇滚则成了“平民摇滚”或“全民摇滚”（如“凤凰传奇”的摇滚之风），它并没有更多的工业化色彩，细究起来还带有鲜明的农牧时代的色彩（草原歌曲风格的影响），网民嘲笑它们是“农业重金属”，并且具备全民狂欢与嬉戏的味道（如《最炫民族风》、《郎的诱惑》等），有的甚至成为广场上老头老太太跳健身舞的伴奏乐。而汪峰的摇滚，又成为励志歌曲的同义语。如果我们硬要拿西方摇滚精神去批判中国当下的摇滚，说它们丧失了摇滚的反叛精神，是“伪摇滚”等，就可能很不到位，也不会为老百姓所接受，我们所持的可能还是精英文化或小众文化的立场。中国的问题就是将文化引进后迅速本土化，正如将带有贵族色彩的桌球引进之后，城乡各地都摆上了桌球，连小市场边也会出现一元一盘的桌球游戏。又如现代舞，邓肯创立的现代舞在美国属于大众文化，引入中国后则成了小众文化。

这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变异性。它抽离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和政治语境，功能性地成为本土大众的日常文化需要，没有了反叛的姿态，缺乏亚文化的“抵抗”和“风格”，更缺乏与现实政治的对话，而成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日常实践和娱乐需要。从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来看，这是一种扁平化，但这种扁平化却不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符号过剩和精神分裂所致，而是一种从大众文化匮乏到大众文化权利实现的过渡阶段的文化现象，属于普通大众日常精神领域的自主化/去政治化的过程，它仍然属于中国社会世俗化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是社会大众参与建构新的社会价值的过程。不如此看待，我们就难以理解中国近年来电影票房的飞涨，更难以理解全民热议《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的现象。二三线城市电影银幕建设的大力推进是中国电影票房飞涨的原因，但相比于欧美国家，我们电影票价的虚高仍然是制约很多人看电影的障碍，不要说很多打工一族，就是在校大学生平均观影人次也是很低的，这意味着大众的文化接受仍然较为匮乏。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每年生产的很多电影、电视产品因为缺乏必要的宣传资金和商业卖点，而没有播放的渠道，而电视收视的单一指标又导致对高收视影视作品类型的过度跟风，导致抵达受众的文化类型的过于单一和质量低下，因而《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的全民热议的出现，与90年代全民空巷观看电视剧《渴望》一样，都是文化匮乏的一种表征，只不过这种匮乏是节目品质的匮乏。因此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生产更多质量上乘、风格多样的文化产品来满足不同层次和差异的文化需要，仍然是大众文化所面临的最直接的现实。对大众文化产品进行价值分析并维护大众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就成为本土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功能。事实上，社会上对大众文化的褒与贬，文化研究学者对本土三十年大众文化的变迁的认识，主要还是立足于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的角度。比如对80年代流行音乐的启蒙价值的肯定和对当下大众文化的拜金主义取向的分析，只不过受到西方文化研究的影响，对当下中国社会价值问题的认识存在错位，未能充分认识当下社会价值思潮的复杂和主流价值重建的未完成性，过于强调主导文化与新生文化之间的对立，而没有看到当下主流文化和价值观与大众文化及其价值观之间的互动。

一种大众文化的性质应该从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和基本功能来分析和定位，而不是从先设的理论框架和政治立场出发来评价。因此，构建文化研究的本土化，首先必须避免陷入“理论陷阱”。针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时应该是只将西方理论作为参照，而不是作为框架去套用，有什么问题就分析什么问题，该用什么理论就用什么理论，而不是将中国问题当作西方理论的诠释，更不能像某些经济学家那样将自己的分析当作政策的诠释。实际上，早在1995年，徐贲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美学·艺术·大众文化——评当前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内文化研究所存在的以审美主义和道德论批评和贬损大众文化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的理论资源就是阿多诺的群众文化理论。（徐贲：59）在对阿多诺理论的解读基础上，徐贲进一步指出：“如果说阿多诺的‘审美主义’把艺术当作改革社会的唯一希望，那么，他的‘精英主义’则反映了他对大众认识能力的彻底丧失信心。这两者都是阿多诺具体生存处境的产物，不能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来运用。”（《文化批评往何处去》：152）因此他呼吁“走出阿多诺模式”，不再把阿多诺的理论“当作一个跨时代、跨社会的普遍性理论来运用”，而要回到“历史的阿多诺”，透过阿多诺文化理论在西方文化批评中的起落来反思其理论的精英主义性质，进而提出积极的、非精英主义的大众文化的实践批评，“大众生存环境的改善是与大众利益相一致的，大众改善生存处境的要求必定会在他们的集体文化活动中体现出来。这是大众文化活力的源泉，也是实践批评积极对待大众文化的原因”（徐贲：66）。徐贲的反思抓住了本土文化研究的根本弊端，对文化研究的阿多诺化、非语境化和精英化倾向的批评在今天读来仍然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只可惜这种反思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2000年前后，陶东风仍然需要撰文强调批判理论的语境化问题，而在2010年盛宁的反思文章中，也不无遗憾地指出本土文化研究仍然普遍存在理论化追求取向，可见“理论陷阱”问题的严重。

事实上，西方的文化研究本身就具有反理论的色彩，斯图亚特·霍尔就曾声明他并不生产理论，而是根据问题的实际需要来运用理论。其实，西方的文化理论家也早已认识到，文化研究应该是多视角的，“在具体的文化研究中，视角的选择依赖于研究的主题事件、研究的目标及范围”（道格拉斯·凯尔纳，29）。周宪也曾在反思德国精英主义和英国民粹主义两种文化研究的范式基础上，提出超越对立的方法在于透过不同角度来考察同一对象的“视角主义”。（周宪：152）因此，问题的克服在于对文化现象的多角度透视，在借用理论的同时反思理论的效度，从而从中国问题本身来形成我们自己的阐释方法和话语建构。比如我们借用西方亚文化理论来分析中国的青年亚文化现象，用“抵抗”与“收编”的理论去套用并分析，似乎也有一定的效果，可以解释某种现象，如“超级女声”中的李宇春，原来钟情于中性的服装，带有“抵抗”的意味，但如今终于被商业化“收编”，她穿上裙子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李宇春们的文化是否真正形成了一种完全与主流文化相对抗并区别开来的文化。在西方，亚文化理论的形成是与摩托男孩、朋克、光头党等具有鲜明风格特征的另类文化的产生相联系在一起的，而在中国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类似西方“朋克”的“朋克族”，也更没有形成有异于主流文化的群体性的亚文化。即使出现一个《还珠格格》中的“小燕子”，出现追捧《流星花园》中的青少年偶像的一时风潮，但它们都没有形成某种抵抗。要说有抵抗，也是十分温和的，我们也大可不必将它们与政治、阶级等拉扯起来。其实，在西方学者看来，所谓亚文化“并不是作为真实对象而存在，而是由亚文化理论家所造成的”。（克里斯·巴克，400）“亚”的概念内涵，一是有别于主流社会的独特性和差异观念，二是还具有底层或下层的含义。（克里斯·巴克，400）伯明翰学派就曾用它来分析工人阶级的青少年的文化，但在中国，这种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和身份意识的亚文化是不具备的。倒是农民工问题、富二代问题才有可能形成亚文化的问题，而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是跟不上的。农民工并没有创造出他们同质群体性的文化，他们不过借用其他阶层的文化来做他们的表达意愿而已，正如旭日阳刚们偶尔会通过翻唱《春天里》来表达他们心中的某种渴望。盛行一时的校园歌谣不是亚文化，北京“北漂族”包括地铁演唱者也没有产生出一种亚文化。因此，我们在运用亚文化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时，倒是应该十分小心而又谨慎的。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自己未创造出一种理论去揭示与分析中国的类似于亚文化的现象，而西方有现成的，于是就借用了。但笔者这里强调的是，借用也必须顾及中国实际，必须在本土化上下功夫。

其次，构建文化研究的本土化还得避免“政治化的陷阱”。盛宁在他的文章中其实已提到这一点，他认为文化研究的问题不仅在于在理论问题上原地打转，而且在于一转到研究中国真问题的时候，就将问题政治化，他告诫：“再不要动辄就把文化问题政治化，让人无法对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盛宁，11）盛宁就此问题没有展开论述，但他说得极为在理。诚然，政治性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目的。但这种政治性关切恰恰是与西方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有关。法兰克福学派对极权主义的批判，英国文化研究强烈的左翼政治色彩，以及美国文化研究的政治正确性诉求，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权力批判和政治诉求。那么，中国文化研究的政治性又是什么？明了中国文化研究的政治性需要先回答中国问题是什么，而这就不能简答地以立场代替分析，将理论来代替实际，而只有回到就问题分析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上来，需要政治性分析才进行政治性分析，而不是将所有问题都上纲上线，在明显不具有政治性的问题上强加立场，非得什么问题都意识形态分析一番。关于这一点，笔者很赞同张晓舟对西方媒体在报道周云蓬时的有失职业水准的工作方式的批评，他说他们是“只要立场不要现场，用立场替代现场”。（张晓舟，17）比如唱“红歌”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掀起过一阵“红歌”热，但那根本就与政治无多大关系，它只不过是将“红歌”引入到通俗歌曲中加以演绎而已。大众喜欢“红歌”既有怀旧的成分，也有喜爱通俗歌曲的成分，研究学者如果非得将它上升到解构“红色”的层面上去分析，就很有点货不对板。其实，制作者与演唱者都无此想法，他们不过想借机商业化一把而已。但是到现在，还是有学者将当前的“娱乐至死”问题也上升到政治层面的担忧上来，笔者还是觉得大可不必。有学者认为，当前的娱乐化太盛，是“放开私人消费领域，让大众沉溺于感官娱乐世界，借以消解他们的公共关怀与参与意识，走向犬儒化的日常生活”。（《理解我们自己的“娱乐至死”——一种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的被绑架之旅》，40）因此他担忧：“不是因为我们娱乐化了，所以我们没有了政治参与的热情、责任感和反思精神，而是反过来，因为缺少真正的公民参与，不能表达责任感，反思精神无用武之地，才不得已而只能娱乐、傻乐。”（《理解我们自己的“娱乐至死”——一种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的被绑架之旅》，41）其实，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要让大众都来关注政治、参与政治，未必是件好事，有时还会被政治家所利用。参与政治也不能头脑发热，更不能集体一致化。政治也是应该分层次去参与的，各尽其能、各尽其责才更能到位。要看到，大众文化的勃兴包括文化产业的勃兴（其中自然有娱乐业的勃兴），无非就是要给艺术生产力松绑，最大限度地解放艺术生产力、发展艺术生产力，让老百姓得到真正的文化实惠。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实际上这种过度娱乐化恰恰并非官方意在消解公共关怀的有意所为，如果是这样，我们又如何理解出自广电总局的一版又一版的“限娱令”？这种以哈维尔和阿伦特的后集权国家的理论来分析当前“娱乐至死”的问题，恰恰是忽略了本土大众文化所处的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三

政治化的分析与意识形态的归纳与提升，并非完全对大众文化的发展有帮助。从本土文化研究的基本功能出发，我们除了要避免理论化和政治化的双重陷阱之外，关键还在于建立实现这一功能的若干原则，以使本土的文化研究能够有自己的问题关切和理论方向。

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论述，对大众文化产品进行价值分析并维护大众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就成为本土文化研究的最重要的功能。这一功能必然要求文化研究的价值重构原则和文化生态平衡原则。首先对文化研究本土化的价值重构原则进行分析。这一点盛宁文章也提到过，但他依然未加以展开。盛宁指出，文化研究不是简单的站队表态，将关注点从精英文化转到草根文化（大众文化）或者将精英文化作为批判对象就够了，“关键还得看我们的研究和批判能否对现行文化价值观的重构产生积极的影响”（盛宁，8）。关于这一点，美国文化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也在他的文章指出过：“文化研究不仅是一种学术时尚，而且还能成为人们为更理想的社会和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的一部分。”（道格拉斯·凯尔纳，32）这里面就包含着一种价值重构与引导问题。笔者很高兴地看到，最近对大众文化研究中有了一种新的趋势，就是注意价值观的分析与引导了。如最近的《人民日报》上陶东风就分析韩国的电视剧《大长今》的价值观要比中国的电视剧《甄嬛传》显得更为正确（《比坏心理腐蚀社会道德》）。这种比较立足于大众文化文本的价值取向，注意到大众文化不同文本之间的价值取向的差异，就价值观说事，而不对其做意识形态政治化的解读，反而更切合当下大众文化的实际文化功能。陶东风也在关注着核心价值观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融合，提出这种融合需要实现两个转化，即官方文化转化为主流文化，再由主流文化转化为大众文化，因此寻找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契合点和转化机制，就成为当下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融合》，5—15）。蒋述卓也在研究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的关系（蒋述卓，130—135）。以流行歌曲为例，它的发展与嬗变过程就包含着价值观的变迁。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当台湾歌星邓丽君的歌声引入大陆时，推动的还只是一种政治冲击与思想启蒙的话，那么，随后而来的罗大佑、齐秦、费翔等人的歌曲带来的却有着更多的价值观的表达。从“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些许颓废与伤感，而从“我拿青春赌明天”之中，我们又可以看到那“何不潇洒走一回” 的青春冲动，但骨子里却还将人生看为过客，透露出几分人生的无奈与虚无；在“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 当中，我们会体会到追求“风一样自由” 的“你”和“我”的梦想，但当时对什么样的价值观才是真正的价值观还显得十分的朦胧；而从“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 当中，我们分明又能感受到一种积极开朗、勇于进取并相信未来的对正能量的追求。而这一些歌都曾在中央电视台的“同一首歌”的栏目中演唱过，并被视为观众最喜爱的经典歌曲。 从流行歌曲的流行与变迁之中，我们都可以把握到某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动以及某种价值观的新变。对流行歌曲进行价值观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价值观重构的引导与提升。

其次，文化研究的本土化要建立一种文化生态平衡的原则。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呈现缤纷万象，但由于其有流行性、商业性、粉丝性的特点，有时难免会出现跟风、扎堆、摹拟、复制等现象，如有了《超级女声》就会有《超级男声》，有了《中国好声音》就会有《中国最强音》，等等。大众文化历来备受诟病的“同质化”根源于其资本逻辑，这正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论述的，资本的逐利性使其往往选择成功经验进行复制以减轻风险，这是大众文化复制性的基础。而大众传媒的眼球效应和媒介选择进一步对大众文化的内容和类型进行筛选，最终导致了大众文化产品单一的局面，使当代文化生态失去了平衡，文化多样性的充分发展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这不仅使得大众文化多样性需求的权利受到抵制，而且容易对单一文化产品产生审美疲劳，更为严重的是影响了文化生产的创新能力。作为文化研究者应警惕文化生态的恶化，对文化生态的不正常现象给予批评与引导。生态批评是目前文化研究的国际前沿，从根本上言，生态系统不仅包括自然生态，还应该包括人文生态，而且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之间并非割裂的关系，对文化生态的批评和引导，正是本土学者理论创新并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可能契机。中国文化生态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市场化的问题，它产生于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之中，因而不健全的市场体制和商业机制，不健全的管理政策和消费基础，都是当下大众文化过度功利化、内容庸俗化、类型单一化、竞争恶劣化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因而，中国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出台的“限娱令”以及它的“加强版”也是有文化生态平衡的意义在内的。诚如评论者所言：“加强版‘限娱令’的出台，其一可以发挥文化多样性的传播导向的作用，其二可以发挥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和生产的导向作用。对卫星频道综艺节目和影视剧的数量和播出时段的限制，突破收视率的单一杠杆，为本土原创动画、少儿节目、纪录片等提供了播放的渠道，提示着文化传播渠道的文化责任。渠道的开放对于丰富本土文化产品的类型，推动文化产业内容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意义是深远的。尤其对于本土恶劣的动画渠道环境而言，更是提供了一线生机，使其从被动方转向主动方。由于我国目前文化产业内容结构的单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一开始的内容供给危机，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会向文化产业市场释放信号，起到对文化产业的内容结构的调整作用。”（郑焕钊：新浪博客）这种评论就比那种始终确立政治立场，将政府主管部门的文化政策的出台始终视为是对文化的权力管控的分析，显然更为中立和客观。文化研究者不仅要进行深刻的专业的学术分析，同时还要积极介入大众文化的在场批评，比如《中国好声音》第一季在音乐评点上的专业性引导、音乐类型上的多样化选择等方面，对于流行音乐文化生态的建立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第二季、第三季将专业性引导放弃而变成纯娱乐，将多样化放弃而变成单一的音乐风格选择，同时媒介逻辑深深地影响了导师的专业判断和选秀走向，使得音乐选秀节目走向不健康。在场批评尽管可能不那么深刻的，但对文化研究的本土化却是必要的，因为它是面向大众文化受众的批评，目的在于帮助受众形成大众文化的接受素养。

最后，文化研究的本土化还要建立审美的原则。大众文化异彩纷呈，表达形式千姿百态，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研究的对象也就变得极为广泛，如城市空间研究、广场舞研究、超级市场的布局与装潢研究、网络虚拟空间及传媒研究等。尽管文化的呈现形态多种多样，但文化的表达最终都指向人格的塑造、心灵的养育。正因如此，文化研究也就必然通向审美研究。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大众文化的表现形态其中大部分是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去表达的，那就更脱离不了审美研究了。就拿“星跳水”节目来说吧，它虽然是城市电视台中的一档娱乐节目，以跳水的体育运动方式作为载体，邀请明星跳水来吸引观众，其中自然离不开审美的成分。明星的身材、跳水的姿势以及跳与不跳的勇气都和美与不美挂起钩来。还有城市的公共空间研究，包括城市建筑造型、城市街道布局、城市公共空间的美化，也都涉及审美。审美价值是大众文化价值的重要构成，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长期以来，无论是从精英主义的立场，还是从民粹主义的立场，都将大众文化的审美问题抛弃一边，要么视大众文化的审美是低劣的，要么视大众文化没有本质的价值。对审美价值的拒绝还来自文化研究的方法本身，无论是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学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分析，都将审美视为一个文化政治的问题，而不是一种价值存在。因此，重建文化研究的审美原则，肯定大众文化的审美价值，既是从本土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出发的要求，也是当今流行文化雅俗合流的发展趋势的内在要求。当今的文化创意产业，其核心部分还是文学艺术，大众文化的载体大部分也是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表达方式的，文化研究如果没有确立审美的原则，那是难以深化和持久的。

应该说文化研究本土化不仅仅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且是通过持之不懈的实践完全可以达到的，关键点还在于要坚持理论创新。我们应该有这种自信，相信通过中国问题的分析，一定会产生中国自己的理论话语，也一定会有靠中国自己去解决自身问题的办法，指望只依靠西方理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必然会形成偷懒心理，其结果反而是理论的错位，产生不顾自身状况乱开处方乱吃药而并不见效果的后果。正如中国的经济有自己的运转实际情形一样，中国的文化问题也有它自身的运行状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分析中国自身文化问题为基点，以西方文化理论为参照，将文化研究本土化，正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

引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