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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晓光
“勿伤大雅”是王元化先生晚年关心的一个文化命题：
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些好的东西，精华的东西，我们不要去抹杀它，不要去动这个根本。或者说，不要伤大雅。这是我的一点希望。
元化先生是针对本世纪初出现的媒体迎合时尚消费娱乐化倾向而提出这个问题，他关注的“大雅”主要是传统文化中知识人的理想主义和为之鞠躬尽瘁的家国情怀等。例如：“玄奘身上那种使命、理想、追求，不顾千难万险，敢于经受考验的精神”，诸葛亮身上的“淡泊宁静”与“儒者气象”，及其治蜀时“严立法度，整饬纪纲”故事中积极的精神等，是一种很宝贵的东西，不应该轻易地抹杀掉。“我说不伤大雅的‘大雅’，就是指这一类的积极的文化价值。”
“大雅”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可以指称德高才大、学识渊博的人，也可以指某种谓高尚雅正的风格等，然而该词的最初起源无疑是《诗经》组成部分之一的《大雅》，整部《诗经》也是中国文化的最初经典（它在春秋时代就被推重为“义之府”）。因此以《诗经·大雅》为范本讨论传统中“积极的文化价值”，可望拓展深化认知“大雅”之义。本文聚焦《大雅》中的“人民”意识，认为其中蕴含着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思想渊源。
现代汉语的“人民”是对应西语people的新词，它由古汉语“人”与“民”两个词连缀而成。在现代中文语境中，它通常指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相关辞书句例有引巴金 《探索集·后记》：“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人民。”又引《诗·大雅·抑》：“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
然而古汉语的“民”与“人”分别有所特指。在《诗经》中，“民”大体是指社会下层民众，故有“下民”、“庶民”、“黎民”等用语。“人”则可特指受过文化教育的社会中上层人士，故有“作人”、“成人有德”，以及吉人、善人、良人、恭人、淑人、富人、文人、武人、哲人、圣人，乃至愚人、贪人、谮人等特称。因此，现代汉语“人民”（people）一词，如果是指谓包括“庶民”在内的社会全体成员的话，那么它与古汉语的“民”之所指似更接近。
通常认为《大雅》是《诗经》中距离人民群众距离最远的作品，因为其三十一篇“都是王公贵族的创作，没有平民的作品”
。然而我们考察发现，《大雅》中的“民”字凡61出，其中以“民”为诗题者有《生民》、《民劳》、《烝民》三篇；而“人”字明显为少，计45处。这意味着《大雅》的“民”意识有甚于“人”意识。
通常还认为《小雅》较之《大雅》更具“人民”性，因为其作者多为社会中下层从事公役者。
缘此，《毛诗·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而，《小雅》（74篇）中“民”字31出，“人”字90出，前者为后者的1/3。
这意味着《小雅》与《大雅》相反，其“民”意识明显薄弱于“人”意识。
通常又认为，《国风》是下层人民的“民歌”，因而最具“民”性。然而《国风》（160篇）中“民”字仅现两处
，“人”字则出现135处
，两者悬殊极大。这又意味着《国风》虽为“民歌”，其作者及叙事对象却多自觉为“人”。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国风》“民歌”者，实可称之为“人歌”。
《颂》就其内容性质而言与《大雅》同为“王政”类，其“民”字计7出
，这意味着《颂》的“民”意识至少不亚于《国风》；“人”字于《颂》中计5出
，少于“民”字的7出，可见《颂》整体的“民”意识也是有甚于“人”意识。
下面是《诗经》各部中“民”与“人”出现频数：
国风 小雅 大雅 颂
“民”出现次数 2 31 61 7
“人”出现次数 135 90 45 5
《国风》、《小雅》、《大雅》、《颂》的“民”字依次为2出、31出、61出、7出。可见就“民”字出现的绝对数而言，《大雅》是显著最多。就此而言，《诗经·大雅》作为汉文学最早的史诗性作品，已然可谓最具“民”意识。因此上述统计数据的倾向是值得重视的。如果说《诗经》收录“民歌”《国风》作品最多这一事实，表征了《诗经》编者鲜明自觉的“人民”意识，那么其中的“大雅”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很宝贵东西”的代名词，原因可能也在于其中高度自觉的“民”意识或现代汉语意义上的“人民”（people）意识。
《诗·大雅》“民”意识内涵，至少包括如下数端。
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岂弟君子，民之攸归。
（《泂酌》）
【按】大意为：君子和乐又平易，为民父母好榜样；君子和乐又平易，人民都来归附你。此诗中的“君子”是为政者，衡量“君子”美德的尺度是能否得民心。这个比喻也见于《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不已。”“民之父母”的比喻，用今天的话说，类似“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
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
，受禄于天。（《假乐》）
【按】“假乐”同嘉乐，意谓赞美、喜爱。该诗歌颂周天子有美德，政通人和。《毛传》：“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如果说“宜民”的尺度是能否胜任“民之父母”，则“宜人”的尺度应该是“岂弟君子”。换言之，“宜民”是“宜人”的前提，也是衡量“君子”为政善否的基本尺度。
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訏谟定命，远犹辰告。敬慎威仪，维民之则。（《抑》）
【按】《抑》篇为周王朝老臣卫武公藉自警来劝告周平王。“敬慎威仪，维民之则”两句大意是：仪容举止要谨慎，人民效法把你尊。诸句讲治国者要做人民的榜样，这也是“民之父母”的题中之义。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灵台》
）
【按】诸句大意谓：灵台开始来建造，认真设计巧经营。百姓一起动手干，几日不到就落成。工程本来不急迫，百姓踊跃更有劲。该诗歌颂周文王建造灵台是依靠“庶民攻之”的力量，其中“灵”谓神灵，其比喻对象显然是“庶民”。“庶民子来”句，子通滋，言庶民益来。
则“庶民”之于文王此项建造“灵台”的工程，是相当积极踊跃地参加；而文王主事的该工程，事实上亦可谓卓有成效地“by the people”了。
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
（《板》）
【按】诸句大意为：我的话儿是事实，不要以为开玩笑。古人有话讲得好：要向樵夫多请教。《板》是宫廷老臣对周王的劝谏诗。其首章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瘅。……犹之未远，是用大谏。”其中已经尖锐批评反复无常的“上帝”
。刍荛，打草砍柴的人；“询于刍荛”是强调，不仅要关心“下民卒瘅”问题，还必须直接向底层劳动者们调查咨询；“先民有言”则强调了“询于刍荛”是祖先古训；言“先民”而不言“先人”，则是因为周室始祖是“厥初生民”（见后）。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烝民》）
【按】烝民谓众民，秉彝谓秉性善。诸句大意为：上天生下众百姓，事物一定有法则。人人保持为善性，就是爱好这美德。《烝民》篇的背景是周宣王派贤臣仲山甫至齐国任职，通常认为该诗主要赞美仲山甫才高德美和周宣王能任贤使能。而从上引开端诸句看，其首先赞美的是“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也意味着对民众“好是懿德”的信念。《桑柔》篇称“民有肃心，……好是稼穑”；又称“民之罔极，职凉善背”。《郑笺》：“言民之行维邪者，主由为政者遂用强力相尚故也。”《烝民》篇因此同时强调“民”需要“岂弟君子”类的“人”加以引导，正如明君需要贤臣辅助一样：“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
此亦可见“人”与“民”是相辅相成之关系。
以上三例分别赞扬了民力巨大、民言可采，以及民性向善，当可视为今人所谓“依靠人民”思想的滥觞。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安）。
（《皇矣》）
【按】《皇矣》是周族史诗之一，从先祖大王开辟岐山，大伯王季德行美好，写到文王伐密伐崇取得胜利。上引是该诗首章，“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句，意味着周朝初期历代领袖都自觉以四方人民安居为追求目标。《假乐》篇所谓“之纲之纪，……民之攸塈（安康）”
，亦同此义。值得注意的是上引诗中的“上帝”观念与荷马《伊利亚特》战争史诗中“众神之父”的宙斯形象显著不同，前者的伟大圣明是在于能“求民之莫（安）”。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合）。……式遏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为王休。
（《民劳》）
【按】《民劳》篇全诗五章皆以“民亦劳止”起句，又反复出现“惠此中国，无俾民忧”、“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惠此中国，俾民忧泄”。可谓其忧国之首务在忧民，其忧民之首务则在关心体恤民间劳苦。与此可参读者如《大雅·桑柔》篇：“瘼此下民。不殄心忧”、“民靡有黎，具祸以烬”、“维此惠君，民人所瞻”、“为民不利，如云不克”等。
夙兴夜寐，洒扫庭内，维民之章。（《抑》）
【按】《抑》篇为周王朝老臣劝告讽刺周平王而作。余冠英先生译上引诸句为“应当早起晚睡觉，洒扫堂屋要讲求，为民表率须带头”。其中“夙兴夜寐”语也见于讲述下层劳动者故事的《国风·卫风·氓》篇：“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又见于讲述下级役吏故事的《小雅·小宛》篇：“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由此看来，《诗·大雅》所推重的“为民”或“维民之章”思想，就其践行的辛劳程度，也是与中下层“人民”相类似。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时维后稷。（《生民》）
【按】《生民》篇是记录周人始祖后稷并歌咏其功德的诗。姜嫄是后稷之母，称姜嫄生后稷为“厥初生民”，而非“厥初生人”，当可表明周人及《大雅》最初就有来自人民的意识。后稷的最大贡献是创始农业。诗中写道：“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可见后稷是农民，也是周族最初的农业劳动模范。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绵》）
【按】《绵》篇是周人记述其祖先古公亶父事迹的诗，古公亶父是后稷之孙。上引为首章，开始就强调古公亶父也是“初生”于“民”。古公亶父是周民族祖谱中的开国奠基人，该诗依次叙述他迁居岐山、筑室成家，灌溉土地、治理疆界、筑城建国，以及驱逐混夷，祭祀祖先等事迹。“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可谓既是开国之祖，也同时具有“民”、“人”、“君”三者特征。
上面两例中的“厥初生民”与“民之初生”，都是讲周始祖后稷与先人古公亶父最初来自“民”。
“后稷之穑，有相之道”，可谓擅长农耕的祖先；古公亶父的“陶复陶穴”，则可谓最初挖窑洞居住的劳动模范。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荡》）
【按】该诗为哀伤周厉王无道，周室将亡而作。诸句大意为：上帝败法乱纷纷，却是天下百姓君。上帝行为太暴虐，政令邪僻真可恨。上天生下众百姓，上帝命令不可信。人们开头都不错，很少能有好结果。其中“荡荡上帝”与“天生烝民”处于背离状态。“颠沛之揭”诸句是以树根脱离泥土必将枝叶全毁为比喻，说明忘却“本根”必将亡国的道理。“靡不有初”所指涉的亦即周朝“厥初生民”和“民之初生”的根基。
由上可见，《大雅》“民”字出现频数为《诗经》各部中最多并非偶然。《诗·大雅》自觉频繁的“民”叙事表征了一种鲜明自觉厚重的重视下层劳动人民的价值观。《诗经》在春秋时期被推重为“义之府”，其各部的构成历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四始”。
以上初步考察所见如果大体不误，我们有理由进一步再思如下问题。
美国前总统林肯1863年的著名演说
中提出过美国特色的“人民”政府观：“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该语的定语被汉译为“民有、民治、民享”，并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产生过影响。
如果说林肯的“people”与古汉语的“民”之所指相通的话，那么由此回瞻《诗·大雅》“人民”观，可以认为两者间是类似而有重要差异。其类似在于：
“of the people”——“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泂酌》）、“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假乐》）、“敬慎威仪，维民之则”（《抑》）
“by the people”——“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板》）、“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灵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烝民》）
“for the people”——“惠此中国，以为民逑
”（《民劳》）、“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安定）”（《皇矣》）、“夙兴夜寐，维民之章”（《抑》）
以上三项相对应者虽然也不无差异（例如“民之父母”的比喻乃为中国特色），但更重要的差异在于林肯该演说中未提及“from the people”，而这一点却是《诗·大雅》追述祖先英雄时所强调的：“厥初生民，……时维后稷”（《生民》篇）、“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绵》）、“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荡》）。如果说《诗·大雅》中鲜明自觉厚重的“民”意识是源起并根基于“厥初生民”的自我认知，那么林肯该演说中“from the people”义项的缺失，应该可谓耐人寻思。
迄今学界认为汉文学没有产生足以媲美荷马史诗的作品。而从本文视角再思之，这个观念是可疑的。《诗经·大雅》在时间跨度、地理广度、人物众多等方面都足以媲美荷马史诗。荷马史诗推重个别英雄及天神，《诗经·大雅》则鲜明自觉地强调“厥初生民”（from the people）等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意识。《诗经》中之所以专列《国风》部，该部之所以篇数最多，原因与《大雅》的历史观并非无关。因为既然将“民”也视为历史主体的重要构成，那么由“民”直接讲述他们的故事，应该是最适宜的“史诗”叙事方式。
进而言之，《诗经》专列《小雅》，原因也与《大雅》中的“宜民宜人”观念不无关系：“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大雅·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大雅·文王》）《诗经·小雅》七十四篇，作者多为中上层的“人”士。
更进而言之，《诗经》中《颂》诗列为专部，也是基于一种自觉的历史意识。因为《诗经·大雅》敬畏“民之初生”的祖先功德而非天神，前者乃是《颂》叙事的价值观依据。如果说《大雅》的信仰首先在于敬畏祖先功德，而荷马史诗主要是崇拜天神，那么贯穿不同信仰的历史叙事自然会意趣迥别。
荷马史诗与《诗经》在英雄与人民、神力与文德、个人与国家、自由与纲纪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这种差异与两者不同的“叙史”方式并非无关。就世界文明唯独中国具有连绵不绝的文学发展史而言，以《大雅》为核心的整部《诗经》，很可能堪称中国特色的“史诗”原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