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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凡
在晋文公的文武重臣中，最重要的有三人：文臣是狐偃、赵衰，武臣是先轸。这里分文、武之臣，只是大致而言，因为在春秋时代，贵族的教育训练，都是礼、乐、射、御、书、数，是文武课程皆备的。因此文臣并非不武，他们进入军中，即是将军、统帅；而武臣并非不文，在治国安邦的议论中，他们也常发表过人的见解。狐偃与赵衰，都是随从公子重耳流亡的亲近之人，狐偃是重耳的妻舅，而赵衰之兄赵夙曾为献公（文公父）戎御，又与文公连襟，关系密切。先轸则未随从流亡，其祖先并非显赫，与晋文公族也无亲密关系。因此，先轸作为文公重臣，一方面是文公的慧眼识英雄，另一方面是因其德才兼备的杰特贤能。
先轸（公元前？—前627），又称原轸。古时封国有原，《战国策·魏策》四有“原恃秦、翟（狄）以轻晋，秦、翟年谷大凶，而晋人亡原”之言，此原与周襄王赐晋文公以苏忿生采邑之原者当为二地。原、先声近，一声之转，故原轸又称先轸。陈厚耀《春秋氏族谱》曰：“或云先氏与范氏同祖隰叔，初封于先，故有先氏。”方朝晖《左传人物谱》则称：“闵二年《左传》中有先友、先丹木二人，也许是先轸之先。”可备一说。按：先友、先丹木皆为太子申生身边的谋士幕僚，至先轸身后，先氏为卿，始为晋之大族姓氏。但据《左传》昭十三年叔向对韩宣子言，重耳流亡在外，“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则先氏之族，曾为文公返国并稳定政局作出一定的贡献。以此，文公有机会知道先轸，也非偶然。至于赏拔至中军帅而执掌晋国军政大权，则完全是因先轸贤能及其功勋所致，文公之举贤援能，于此可见一斑。按：先轸是晋国著名的兵家。据《汉书·艺文志》于“兵家形势”下录有“《孙轸》图五篇，图二卷”。班固按曰：“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孙轸何人？班固并未明言。但据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汉简《孙膑兵法》中有《陈忌问垒篇》残文曰：“田忌问孙子曰：‘子言晋邦之荀息、孙轸之于兵，末（下残）。’”则孙轸乃继荀息之后的晋国名将。古音孙、先一音之转，可相假借。故孙轸应即为先轸。荀息为晋献公时名将，孙轸则为文公时著名的军事家，二人踵武相继，合乎历史实际。又班固《汉书》所称《孙轸》“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之言，与《左传》所载先轸的治军风格，合若符契。故晋文公慧眼超拔先轸统帅三军，并非偶然。另外，也可见出晋国让贤之风，以狐、赵之忠之能，二人与文公的关系极密，又有谁能超越呢？但是他们心服先轸，对他的上卿之命毫无二议。此风一开，后来就形成了晋国政治中的一个优良传统。如果说狐偃是文公文臣中的智多星，在政治决策和战略决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的话，那么先轸就是文公武臣中的骨干核心，在战略战策和战役安排、战术动作方面，智谋精深，机变百出，令敌防不胜防。狐、先二人，文武完美搭配，严丝密缝，几乎是无隙可击。这就为文公的霸业带来了巨大的贡献。
春，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南河济，侵曹、伐卫。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晋郤縠卒。原轸将中军，胥臣佐下军，上德也。……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籍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公说，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晋侯，指晋文公。曹，是时曹共公当国。卫，卫成公当国。晋伐曹、卫，一方面有文公报复心理起作用，但更重要的是曹、卫为楚在中原地区的重要盟国。晋与楚争霸战中，曹、卫必然不免于难。再加晋伐曹时“假道于卫”而卫拒绝，这就火上浇油而重晋之怒。与晋相比，曹、卫为鲁、宋以下的二三流小国，力量不敌，能不陷于战火灾祸之中吗？原来，力争与楚决战，本是晋文公的既定国策，是争霸事业的需要。反之楚则大有避与晋战的和平意愿。就在僖二十八年战争爆发前，《左传》明确记载“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縠，使子玉去宋，曰：‘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总之，楚成王命楚军撤宋之围而避与晋战。这在楚军战史上，是很少有的现象。楚成王说，晋文公艰险尝备，知民情伪，又是“天假之年”，返国即位时已经五十三四岁，这次亲率晋军救宋，也已五十七八岁，这在古代，已入垂老之年，时不我待，如果不紧急捕捉这稍纵即逝的战机，可能争霸大业就会付之东流。因此，当时晋楚双方，表面上是楚欲战而晋退避三舍，实际上却是晋欲战而楚求平。只是由于楚帅子玉犯错，才会拒成王命而变为主动邀战。成王对子玉说晋君“有德不可敌”，应知难而退，而不可与天为敌。但子玉就是听不进去，以致城濮战败楚国失霸。其实，子玉之败，楚贤臣蒍贾讥之。他对让贤于子玉的前令尹子文说：“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左传》僖二十七年）此事见诸史册，可见是楚国朝廷的公开议论，并不保密，因此被晋国间谍侦知。先轸在战前据以判断楚军统帅的指挥才能，并想出了有效对付之策，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也。晋、楚战前，晋文公实主动求战，但一来楚军强大，一时胜负难料，他有求战又怕输的心理障碍；二来主动邀战，又有忘楚王恩情之嫌而背上忘恩负义之名；再加以楚已答应，如果晋释曹、卫，则楚释宋围，楚名正言顺，合乎礼仪，而晋因救宋出兵，现宋已安全，则晋无再战之理，如主动合战，则弃宋为不义，不正不义，违礼不仁，对晋极为不利，因为楚已把破坏和平的责任皮球，踢回给晋方，从而化被动为主动。这就涉及战略大局的思考与设计问题。如何对付楚方踢来的皮球呢？晋君臣自有一番争论。当时狐偃就事论事，认为“子玉无礼哉！君取一（按：即楚撤军而宋安），臣取二（曹、卫从楚而安），不可失矣”。要求文公拒绝楚方条件，主动邀战。但先轸却棋高一着，他认为大敌当前，应坚决求战，这无不同。但求战的方法要灵活变化，而不可胶柱鼓瑟。首先，要把破坏和平的皮球踢回给楚方，而不能硬性拒绝楚方要求，所以先轸对文公说：“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这一番话，分析透彻而深刻，驳回了狐偃的主张。也就是说，先是表面上答应楚方要求，但实际上却暗中加紧备战。其次，根据所知子玉为人的信息，想法激怒于他，引诱他犯错误而入我彀中，让他怒气冲天时失却理智，放弃前面已有的合理安排而主动邀战。这不就把破坏和平的战争罪责推给了楚方了吗？而晋则有主持正义的名声，从而获得广泛的舆论和诸侯的支持。先轸的具体做法是：“不如私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按：楚使）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左传》僖二十八年）。晋文公坚决实行先轸的战略设计，终于化被动为主动，高举正义大旗，一战而霸。城濮之战，晋军在先轸的指挥下，大获全胜，楚军则大败，统帅子玉自缢身亡。其具体战况，可参《晋文公传叙》，此略。
人或称城濮战役中，先轸使诈而晋胜。的确，先轸是使诈故意激怒楚帅子玉，善于引诱对方犯错误，对方如果全然正确，无懈可击，无可败处，又将如何战胜敌人呢？但诱敌的同时，先轸并没有把胜利完全寄托在楚之弱上，而是首先加强己方力量，令敌无可胜之机，也就是先自立于不败之地。在先轸的统帅下，战前晋军的安排与训练，井然有序，左、中、右三军各有打击对象，明确而有针对性。而且，晋军背靠宋国而战，后勤运输供应便捷周到而安全。反观楚方，失却曹、卫，后勤兵马粮秣供应线难以畅通。又因楚军的急速行军追击，显得战线太长而有隙可击。再加以晋军的舆论动员，普遍士气高涨，楚子玉战表的骄狂之言，反而激发了晋军的斗志。因此，战前文公登有莘之墟以巡阅三军时，发出了“少长有礼，其可用矣”的自信赞叹。先轸统兵，确非等闲，早胜子玉一筹。就这样，晋楚城濮战役，按照先轸的设计程序进行，楚军岂能不败？
在《左传》记载中，先轸在晋楚城濮之战及秦晋崤山之战两大关键战役中，因其正确判断，指挥高妙，完胜敌人，从而建立了赫赫战功，为晋霸业奠定基础，可称晋国英雄第一人。但在文公薨后，不久即在伐狄的箕之役中，以免胄甲，冲锋陷阵，为国尽忠的方式，自杀身亡。当时，文公的尸骨未寒，悲乎！
晋文公薨于鲁僖公三十二年（前627年）冬十二月。三十三年（前626年），秦军乘丧逾越晋境，原为偷袭郑国而发。但其间因巧遇郑商队，贾人弦高伪装郑使犒秦师，致使秦师无功而返，于是干脆“灭滑而还”。滑处周、郑之间，是与晋国同为姬姓的兄弟之国。因此，是否拦截秦军，成了晋国上下的一大议题。
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遂发命，遽兴姜戎。子墨衰绖，梁弘御戎，莱驹为右。夏四月，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原来，在晋文公死后，秦于僖三十二冬决定乘晋大丧无暇他顾，逾晋境东出袭郑，在郑建立重要战略基地，以便代晋争霸中原。这是秦的战略大计。当时秦穆公曾访问群臣，加以讨论。据《左传》僖三十二年载：“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崤，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地，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在晋文公出殡时，“柩有声如牛”，不知卜偃使用何种手段来实现的，或者是后代小说家的夸张之辞，总之，卜偃是个对文公有影响的人物。卜偃又称郭偃，先秦及汉诸子著作中多有其名其事。他不仅是晋国巫师，而且是在晋推行新法的改革家。如韩非子在《南面》篇曰：“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也……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见陈奇《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郭偃即卜偃，晋掌卜大夫，曾助晋文公变法图强。故《商君书·更法》篇载“郭偃之法”。晋文称霸，卜偃与有功焉。看来，在维护并发展晋之霸业问题上，他与先轸是同心同德的，不过是因为职责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加以贯彻。古时军阵，出师之前，也常要借助卜筮。因此，卜偃之言一出，影响不可小觑。是否卜偃与先轸事先商量所唱的双簧计，则不可知。当时先轸是中军帅，位居晋国六卿之首以执国政，有了卜偃从祖宗鬼神方面来宣示天意，进行舆论宣传，则大大有助于先轸在战前说服群臣，并进行战略决策。以此，秦晋很快就爆发了崤山战役。
在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战役中，为最大程度地孤立楚国，晋与秦、齐二大国结为同盟。但晋胜称霸，并不符合秦国的战略利益。因此，当楚败之后，郑作为楚之盟国，必然会受到惩罚。于是在鲁僖公三十年九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形成了对郑的严密包围，郑亡以日待也。在郑国危亡的严重时刻，郑文公启用老臣烛之武。烛之武深夜缒城赴秦军营垒见秦穆公，以其能言善辩的外交辞令，说服了秦穆公。于是秦不仅撤围退兵，而且留下杞子、逢孙、杨孙率部分秦军帮郑国守卫。这就诞生了《烛之武退秦师》这一著名文学教文名篇，曰：
“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供）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烛之武全凭一篇绝妙的外交说辞，说明利害所在，切中了秦人要害，深深打动了秦穆公。为什么？“邻之厚，君之薄也”，“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一个强大的新晋之国，对秦国安全和发展将构成严重的威胁。从秦的国家利益来考虑，秦穆公终于“与郑人盟”，从郑撤军，选择了背盟叛晋的道路。这就救了将亡小国而郑以获全。当时晋国政要大为愤怒，狐偃（子犯）请攻秦军。但晋文公考虑了昔日返国所得秦的帮助很大，穆公的恩惠不能忘，否决了与秦开战的选择，他解释说：“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智）；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如果没有昔日秦穆公的大力帮助，又岂有晋文公的今天？文公感恩图报之心未泯，遂使秦晋免于战端。于是晋亦撤郑围返国。事见《左传》僖公三十年。当时文公虽处晚年，但并不糊涂，他是站在更高的角度来思考国家利益的。秦晋二国关系，已处于转折点上，而穆公与文公二君，应是秦穆公撤郑围而与郑盟，就跨出了破坏秦晋关系的第一步。此后将一步步滑向战争不止的紧张对峙局面，这对秦晋将造成双输之局：秦难以东逾晋境以争天下，晋也受秦牵制而霸业经常受到挑战。
鲁僖三十三年，秦师灭郑不成而亡滑而还。秦在僖三十年时，曾与郑盟，现在看到有机可乘，又背郑盟。以此，秦人无信，传播天下。而且如先轸所说：“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秦人继续犯错，文公之丧，不吊丧还出兵逾越晋境，这在古代是极无理之事，有违春秋贵族精神。古时诸侯有丧，敌国常为之退兵不战。秦因僻处西方，与戎狄蛮夷杂处，受戎狄习俗熏染，常借故不遵中原诸侯礼制。这时秦穆公又失一分。但先轸称秦人“伐我同姓”，理由堂皇，实在不过是煽情的说辞而已。当日文公伐卫亡曹，卫、曹姬姓，岂非晋之同姓兄弟之国？当时曹共公买通巫史，“以曹为解”，曰：“曹叔振铎，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文公说，以此而“复曹伯”。其实，晋自献公以后，开疆拓土，灭虢亡虞，无一非其兄弟或姻亲之国。所谓“伐晋同姓”，只是刺激舆论、煽动敌对情绪的说法。实际上，先轸之言，是从维护晋国霸业的国家利益出发，岂容秦人乘晋大丧而得利？这才是晋国发兵败秦的关键所在。至于栾枝的反对意见，“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何？”栾枝为人贞顺，信守传统道德，他抬出“死君”即晋文公来批评先轸的意见。从实际情况出发，晋文公的确是一直感激秦穆公的恩惠的，即使在秦背盟叛晋之时，古时盟誓载书常见“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坠）其师，无克胙国”（《左传》成公十二年）之辞，但是文公还是原谅了穆公，并否决了臣下进击秦师的建议，这就是在回报穆公昔日情意。这一点文公至死未变。但先轸作为中军帅，他站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更高点上，坚决主战而否决了栾枝的意见。大概先轸很重视谍报信息工作，秦庭蹇叔之言，早已被他侦知，因此晋军早已作出调度安排，认为秦师乘晋国丧偷逾晋境，并非无害通过，又不打招呼，失礼在先，这是敌人送上来的到口肥肉，岂能不食？一个强大的秦国，对晋国不利，现在有机会消灭过境秦师而稍予压制，于晋有益，有何不可？“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因此，当时击秦实是为文公后代子孙计，这才是真正为“死君”文公着想。这一战略思考可谓棋高一着，具高屋建瓴之态。在先轸的统帅下，全晋上下，举国一致，同仇敌忾；新君“子墨衰绖”，身被胄甲，外罩黑色丧服，亲自征伐，以浓重悲壮之色，激励士气；为了万全之计，先轸同时发命，“遽兴姜戎”，形成了南北夹击的掎角之势。为此周密布局，秦师岂能生还？夏四月，“败秦师于崤，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一切全在蹇叔料中，惜哉穆公拒听其言而后悔不迭。按：崤，晋山脉名。据黄鸣《春秋列国地理图志》曰：“在今河南省卢氏县西部向东北延伸至渑池县北部黄河南岸的豫西北山区。晋人克秦师之崤地，有二崤。东崤在今陕县西南部甘山附近，西崤在今灵宝市寺河乡东部。其两山之间，约当今陕县西南部与灵宝市寺河乡交界之处，及崤山之战战地所在。……按秦军劳师以袭远，其回师路线，势必不能沿着今陇海线三门峡市段由东向西直通陕县，盖当时陕县之地（原西虢之地）已为晋所有。秦军所能采取的路线，当由周境沿洛河河谷西上，随后在今洛宁县西部北上，经崤山北行，进入灵宝市境内的函谷关西返。盖秦军以其地为晋戎交界之地，易于在不惊动晋军的情况下通过晋国之境，而晋军与姜戎在崤山两侧袭击秦军，于此尽歼。”先轸之所以要“遽兴姜戎”，恰是在晋、戎交界四不管的险要之处，出秦意外地南北夹击予以全歼。于此可见晋国与姜戎结成“统一战线”时，先轸所作具体战役安排之周密。
晋国主动发起崤山战役，随着秦军进入伏击圈，东、西崤山的南北二个山口分别被晋与姜戎堵死，形成了以绝对优势兵力关门打狗的局势，故能全歼秦军而俘其三帅。照理说晋以完胜收官。但事实不然，此役最后遗留了一步臭棋，出现了严重的纰漏。事故并非先轸造成，作为将帅，他的一切堪称完美；但问题却出在文公之子晋襄公驩身上。同年《左传》载：
“文嬴请三帅，曰：‘彼实构吾二君，寡君（按：指秦穆公）若得而食之，不厌，君何辱讨焉！使归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按：指晋襄公）许之。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按：原野，指战场），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公使阳处夫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释左骖，以公命赠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衅鼓，使归就戮于秦，寡君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秦伯素服郊次，乡（向）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曰：‘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晋襄公因年轻缺少政治历练，轻易听信文公夫人文嬴之言，须知，文嬴是穆公爱女，发此言是站在秦的立场说话。但襄公在没有和朝中众臣商议的情况下，独断释放所俘三帅归秦，这就铸下了大错。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秦国三帅在穆公的爱护和支持下，誓志报此大仇，耿耿之心，日夜不忘。从此，秦、晋相互报复之战，不断发生，可称晋无宁日矣。因此，在极端气愤的情况下，先轸不顾朝中礼仪，当着君面唾口水，以示愤怒与抗议。这对先轸个人来说，一方面说明先轸是性情中人，个性鲜明，有言必吐而快；另一方面又违背了先轸“尚德”的本性，当理智战胜感情冲动后，先轸出于传统道德和礼制，认为自己“不顾而唾”是无礼于君，内心自责，终于决心以死谢罪。晋国因此将失去一位道德高尚、为国尽忠、料敌如神、百战百胜的贤明元戎，对晋而言，这一重大损失，比秦国孟明将来的报复更厉害。由此可见，襄公最后的一招臭棋，看似平平，实际上几乎导致整个晋秦棋局的翻盘。先轸之死，襄公明显负有责任。先轸想为晋“绝后患”，但事与愿违，从此秦晋战火纷飞，后患无穷，先轸难料，悲哉！
狄伐晋，及箕。八月戊子，晋侯败狄于箕。郤缺获白狄子。先轸曰：“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免胄入狄师，死焉。狄人归其元，面如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作为晋军统帅，先轸指挥了晋楚城濮之战（僖二十八年，前632年）、晋秦崤山之战（僖三十三年，前627年）；紧接着，同年秋八月，晋狄的箕之战也是先轸指挥的最后一战。与前二战相比，箕之战的规模及难度并不算大，以击秦得胜之师，返身击狄，士气正旺，晋军“获白狄子”，“败狄于箕”，很快取得了胜利。但就在胜负已定的局势下，先轸认为责任已了，于是决定自杀以谢君主：“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指的是自己因襄公释秦三帅而面唾之事，在君权至上的古代，这就是对君上的一种侮辱。襄公悔悟，知道错在自己，而先轸是正确的，可能并不会计较；但作为臣下，先轸从维护周礼传统道德出发，非常自责，污辱了年轻的君主，又叫他如何在众臣之前来维护自己君主的威权呢？因此先轸在君“无讨”的情况下，决定“自讨”——以自杀谢君上。但以何种方式自杀才有价值，才能起到儆醒人们的作用呢？自缢、服毒或自刎，都不行。经过慎重思考，先轸是职业军人，于是他决定以赴死杀敌、马革裹尸的自杀方式，来完成自己人生中最后一个意愿。这才有了上述的免胄冲入敌军营垒的方式来自杀的壮烈场面。两军阵前戈矛森然，万箭齐发，不穿盔甲，当然只有一死的结果，他那英勇无前的大夫气概，连敌军都为之感动敬佩，因此而“归其元”。把他的头颅送回，其面目仍然凛凛如生，叫人肃然起敬。先轸为自己的人生划上了一个大大的血色的悲壮感叹号，令世人永远敬仰哀悼。
先轸性格刚直不阿，内心透明，但终于为维护传统礼制，在沙场之上，用以死报君的方式为国尽忠，以洗刷自己耻辱。当时晋军将士中像先轸这样的真正英雄者不止一人，就如狼瞫，原是先轸的部属，但对先轸调换自己的工作很有意见而抑闷心中。
战于殽也，晋梁弘御戎，莱驹为右。战之明日，晋襄公缚秦囚，使莱驹以戈斩之。囚呼，莱驹失戈，狼瞫取戈以斩囚，禽之（按：指擒莱驹）以从公乘，遂以为右。箕之役，先轸黜之而立续简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获死所。”其友曰：“吾与女（汝）为难。”（按：指发难刺杀先轸）瞫曰：“《周志》有之，‘勇则不登于明堂’。死而不义，非勇也。共用之谓勇。吾以勇求右，无勇而黜，亦其所也。谓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陈，以其属驰秦师，死焉。晋师从之，大败秦师。君子谓：“狼瞫于是乎君子。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乱而以从师，可谓君子矣。”（《左传》文公二年）
狼瞫是晋军中的真勇士、真英雄。他虽然只是一名普通将士，但却同样知书识理，引经据典而文武兼备，并非仅是一介血气之勇的武夫。他对“勇”的阐释非常精彩，杀害自己的上级，犯上作乱，非礼害国，算什么勇士呢？这样死后鬼魂连祖宗都不会予以接纳的。因此，他说：“共用之谓勇。”也就是与大家一样为国牺牲才算是“勇”。在箕之战中，先轸用续简伯调换了狼瞫的戎右之职，当然有他的考虑，也有可能是出于对狼瞫尚未深入了解的缘故，因此狼瞫心中压闷，想要找出口加以发泄。朋友劝他报复先轸，于是他明白地说出了上述一番深明大义的见解。他准备以死洗刷耻辱，恢复名誉，让别人真正了解自己的为人。先轸之死，同样给他以心灵震撼，他决心沿着先烈足迹，继续冲锋陷阵为国家牺牲。因此，先轸死后二年，狼瞫也继他“驰秦师”而死，这就是他所选择的洗刷名誉耻辱的最佳死法。这是真正勇士的英雄之死，故古人称他为君子，这是给予为国献身者的最佳荣誉。战场之上，贵族精神的具体表现，于此可见一斑。狼瞫死在先轸之后，说明了先轸精神后继有人，这可稍慰在天先烈之英灵。
晋狄的箕之役，实际上是晋胜出；但晋方有人以为虽胜犹败，因为牺牲了三军统帅先轸，得不偿失，故以为耻。如《左传》成公二十六年载郤至说范文子曰：“箕之役，先轸不反命；泌之师，荀伯不复从。皆晋之耻也。”郤至透过现象看本质，力图为英雄赴死做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一）在春秋争霸过程中，君贤臣明，两相凑泊，默契互信，无所猜忌而诚孚相待，是国家发展壮大的一大动力。文公对先轸的慧眼识英雄，并非个例。这与文公用贤观念有关，围绕在晋文公身边，团结了一大批贤能之臣而各显神通。这与齐桓公相似，但也有所不同。齐桓公亲近的第一代贤臣，如管仲、鲍叔牙、隰朋之后，未曾注意续加培养赏拔，因此一旦第一代贤臣死去，则有后继无人之忧，故桓公死后，齐即失霸，此失贤之故也。但晋文公则不同，他身边的第一代贤能之臣，大都有尊贤让贤之风，以此，晋国的第二代、第三代……一代接着一代地出现，甚至是曾经反对自己的敌人的子女后代，只要贤能，文公照样赏拔起用，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
“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对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管敬仲，桓之贼也，实相以济。《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君取节焉可也。’文公以为下军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军，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曰：‘举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为卿，复与之冀，亦未有军行。”
按：郤缺之父郤芮，党惠公，文公初入国，曾与吕甥合谋焚公宫弑文公，因叛乱被杀。故郤芮是文公死敌，但文公却相信臼季的荐贤，不计前嫌，大胆起用敌人之子，后郤缺果然不负众望，箕之役中，力擒白狄。后僖公三十三年为卿，文十二年将上军，宣八年至十二年将中军执晋政，直至致仕家居。他在家族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贤能之臣，如齐晋鞍之战中率晋军克敌制胜的统帅郤克即郤缺之子。又如晋悼公时期的中军尉祁奚，《左传》襄公三年载：
“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雠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君子之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雠，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在个人关系上，解狐是祁奚的仇人，祁午是他最亲近的儿子。但在事关国家利益的政治问题上，他以“善”——即贤能——为标准，举仇不是谄媚，举亲不是朋比为奸，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这是真正的举荐贤人了。而晋悼公一切照办，他后来使晋国重兴霸业，正与其唯贤是用的作风密切相关。由此可见贤人政治的重要。祁奚告老退休后，在晋平公时，有人陷害晋国著名贤人叔向（按：即羊舌肸），他立刻乘驿车回都城新田（按：即新绛），对执政范宣子侃侃而言曰：“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为善，谁敢不勉，多杀何为？”范宣子认为说得有理，于是向晋平公解释而释放叔向。叔向也没有去拜谢祁奚的救命之恩，就直接上朝工作去了。事载《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于此可见，晋国尊贤、用贤、让贤成风，这与文公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并代代相传。晋文公破格任用先轸为中军帅，执晋军政，让先轸的贤能之才发挥得淋漓尽致，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把晋国的霸业推向了巅峰。但随着晋文公的死去，襄公继位，年轻缺乏经验，一来他认为作为君主自己有权独断，因此有大事不和先轸等贤臣商量，这是制度使然；二来文嬴是文公夫人，先父尸骨未寒，情面难却，因此，立即释放秦囚三帅，从而铸下大错。先轸知道后对襄公说：“患生矣！”（见《史记·晋世家》）但也无奈，只能面对现实，当时感情冲动，一时当襄公面而唾，促使自己在疆场冲锋杀敌而以死报君，这又是错上加错。这些故事说明，君明臣贤，两相凑泊，上下相孚，更无疑猜，国家将大有作为，获得健康发展。反之，则效果相反。襄公之于先轸，只是一时没有相互理解，立即造成了严重后果，给国家带来了灾难，襄公后悔也没有用。在古代的专制社会中，君臣之间能不慎乎？
（二）勇士之“勇”，在古代，并非只是呈血气之刚、匹夫之勇。勇士之“勇”，首先是“上德”也，也就是以其高尚的道德修养为前提，从国家利益出发来指导自己的作为和行动，那种滥杀无辜而违仁背义的残酷，并非勇敢。如后之赵穿，晋君驸马，恃宠生骄，不懂军事，“好勇而狂”。在秦、晋令狐战役中，违命出击，致晋军冒进而陷入险境。因此，真正的勇士，必然是有高尚道德的人，才能被人视为英雄。先轸和狼瞫，他们即使是为名誉而冲敌自杀，也要选择为国牺牲而冲锋陷阵的方式去死，用自己的死，为国家带来新的胜利。这种披肝沥胆的男儿血性，为国效死的赤胆忠心，有古烈士之风，才是真正的勇敢，可称真正的英雄。英雄之死，催人泪下而令人难忘，这是历史对于真正勇士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