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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福州人，名叫王有龄，他的父亲是候补道，分发浙江，在杭州一住数年，没有奉委过什么好差使，老病侵寻，心情抑郁，死在异乡。身后没有留下多少钱，运灵柩回福州，要好一笔盘缠，而且家乡也没有什么可以倚靠的亲友，王有龄就只好奉母寄居在异地了。
境况不好，而且举目无亲，王有龄混得很不成样子，每天在梅花碑一家茶店里穷泡，一壶“龙井”泡成白开水还舍不得走，中午四个制钱买两个烧饼，算是一顿。
三十岁的人，潦倒落拓，无精打采，叫人看了起反感。他的架子还大，经常两眼朝天，那就越发没有人爱理他了。
唯一的例外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王有龄只知道他叫“小胡”。小胡生得一双四面八方都照顾得到的眼睛，加上一张常开的笑口，而且为人“四海”，所以人缘极好。不过，王有龄跟他只是点头之交，也识不透他的身份。他有时很阔气，有时似乎很窘，但不管如何，总是衣衫光鲜——像这初夏的天气，一件细白夏布长衫，浆洗得极其挺括，里面是纺绸小褂裤，脚上白竹布的袜子，玄色贡缎的双梁鞋。跟王有龄身上那件打过补丁的青布长衫一比，小胡真可以说是“公子哥儿”了。
他倒是有意结交王有龄，王有龄却自惭形秽，淡淡地不肯跟他接近。这一天下午的茶客特别多，小胡跟王有龄“拼桌”，他去下了两盘象棋，笑嘻嘻走回来说：“王有龄，走，走，我请你去‘摆一碗’。”摆一碗是杭州的乡谈，意思是到小酒店去对酌一番。
“谢谢。不必破费。”
“自有人请客。你看！”他打开手巾包，里面包有二两碎银子，得意地笑道，“第一盘‘双车错’，第二盘‘马后炮’，第三盘，小卒‘逼宫’，杀得路断人稀。不然，我还要赢。”
盛情难却，王有龄跟着去了。一路走到城隍山——“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吴山，挑了个可以眺望万家灯火的空旷地方，一面喝酒一面闲谈。
酒到半酣，闲话也说得差不多了，小胡忽然提高了声音说：“王有龄，我有句话，老早想问你了。我看你不是没本事的人，而且我也懂点‘麻衣相法’，看你是大贵之相，何以一天到晚‘孵’茶店？”
王有龄摇摇头，拈了块城隍山上有名的油饼，慢慢咬着，双眼望着远处，是那种说不出来的茫然落寞。
“叫我说什么？”王有龄转过脸来盯着小胡，仿佛要跟他吵架似的，“做生意要本钱，做官也要本钱，没本钱说什么？”
“做官？”小胡大为诧异，“怎么做法？你同我一样，连‘学’都没有‘进’过，是个白丁。哪里来的官做？”
“不可以‘捐班’吗？”
小胡默然，心里有些看不起王有龄。捐官的情形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做生意发了财，富而不贵，美中不足，捐个功名好提高身价。像扬州的盐商，个个都是花几千两银子捐来的道台，那一来便可以与地方官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否则就不算“缙绅先生”，有事上得公堂，要跪着回话。
再有一种，本是官员家的子弟，书也读得不错，就是运气不好，三年大比，次次名落孙山，年纪大了，家计也艰窘了，总得想个谋生之道。这些人走的就是“做官”的这条路，改行也无从改起，只好卖田卖地，拜托亲友，凑一笔去捐个官做。像王有龄这样，年纪还轻，应该刻苦用功，从正途上去巴结。他不此之图，而况又穷得衣食不周，却痴心妄想去捐班，岂不是没出息？
王有龄看出他心里的意思，有几杯酒在肚里，便不似平时那么沉着了。“小胡！”他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信不信由你，先父在日，替我捐过一个‘盐大使’。”
小胡最机警，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绝非假话，随即笑道：“唷！失敬，失敬，原来是王老爷。一直连名带姓叫你，不知者不罪。”
“不要挖苦我了！”王有龄苦笑道，“说句实话，除非是你，别人面前我再也不说，说了反惹人耻笑。”
“我不是笑你。”小胡放出庄重的神态问道，“不过，有一层我不明白，既然你是盐大使，我们浙江沿海有好几十个盐场，为什么不给你补缺？”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捐官只是捐一个虚衔，凭一张吏部所发的“执照”，取得某一类官员的资格，如果要想补缺，必得到吏部报到，称为“投供”，然后抽签分发到某一省候补。王有龄尚未“投供”，哪里谈得到补缺？
讲完这些捐官补缺的程序，王有龄又说：“我所说的要‘本钱’，就是进京投供的盘缠。如果境况再宽裕些，我还想‘改捐’。”
“改捐个什么‘班子’？”
“改捐个知县。盐大使正八品，知县正七品，改捐花不了多少钱，出路可就大不相同了。”
“怎么呢？”
“盐大使只管盐场，出息倒也不错，不过没有意思。知县虽小，一县的父母官，能杀人也能活人，可以好好做一番事业。”
这两句话使得小胡肃然起敬，把刚才看不起他的那点感想，一扫而空了。
“再说，知县到底是正印官，不比盐大使，说起来总是佐杂，又是捐班的佐杂，到处做‘磕头虫’，与我的性情也不相宜。”
“对，对！”小胡不断点头，“那么，这一来，你要多少‘本钱’才够呢？”
“总得五百两银子。”
“噢！”小胡没有再接口，王有龄也不再提，五百两银子不是小数目，小胡不见得会有，就有也不见得肯借。
两人各有心事，吃闷酒无味，天也黑上来了，王有龄推杯告辞，小胡也不留他，只说：“明天下午，我仍旧在这里等你，你来！”
“有事吗？”王有龄微感诧异，“何不此刻就说？”
“我有点小事托你，此刻还没有想停当。还是明天下午再谈。你一定要来，我在这里坐等，不见不散。”
看他如此叮嘱，王有龄也就答应了。到了第二天下午，王有龄依约而至，不见小胡的踪影。泡一碗茶得好几文钱，对王有龄来说是一种浪费。于是沿着山路一直走了过去。城隍山上有好几座庙，庙前有耍把戏的、打拳卖膏药的、摆象棋摊的，不花钱而可以消磨时光的地方多得很。他这里立一会儿，那面看一看，到红日衔山，方始走回原处，依旧不见小胡。
是“不见不散”的死约会。王有龄顿感进退两难，不等是自己失约，要等，天色已暮，晚饭尚无着落。呆了半天，他越想越急，顿一顿足，往山下便走，心中自语：明天见着小胡，非说他几句不可！他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境况，在外面吃碗茶都得先算一算，何苦捉弄人？
走了不多几步，听见后面有人在叫：“王有龄，王有龄！”
转身一看，正是小胡，手里拿着手巾包，跑得气喘吁吁，满脸是汗。见着了他的面，王有龄的气消了一半，问道：“你怎么这时候才来？”
“我知道你等得久了，对不起，对不起！”小胡欣慰地笑着，“总算还好，耽迟不耽错。来，来，坐下来再说。”
王有龄也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默默地跟着他走向一副设在橱下的座头，泡了两碗茶。小胡有些魂不守舍似的，目送着经过的行人，手里紧捏住那个手巾包。
“小胡！”王有龄忍不住问了，“你说有事托我，快说吧！”
“你打开来看，不要给人看见。”他低声地说，把手巾包递了给王有龄。
他避开行人，悄悄启视，里面是一沓银票，还有些碎银子，约莫有十几两。
“怎么回事？”
“这就是你做官的本钱。”
王有龄愣住了，一下子心里发酸，眼眶发热，尽力忍住眼泪，把手巾包放在桌上，却不知怎么说才好。
“你最好点一点数。其中有一张三百两的，是京城里‘大德恒’的票子，认票不认人，你要当心失落。另外我又替你换了些零碎票子，都是有名的‘字号’，一路上通行无阻。”小胡又说，“如果不为换票子，我早就来了。”
这里王有龄才想出来一句话：“小胡，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
“朋友嘛！”小胡答道，“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一定要拉你一把，才睡得着觉。”
“唉！”王有龄毕竟忍不住了，两行热泪，牵连不断。
“何必，何必？这不是大丈夫气概！”
这句话是很好的安慰，也是很好的激励。王有龄收拾涕泪，定一定神，才想起一件事：相交至今，受人绝大的恩惠，却是对他的名氏、身世，一无所知，岂不荒唐？
于是他微有窘色地问道：“小胡，还没有请教台甫？”
“我叫胡光墉，字雪岩，你呢，你的大号叫什么？”
“我叫雪轩。”
“雪轩，雪岩！”胡雪岩自己念了两遍，抚掌笑道，“好极了，声音很近，好像一个人。你叫我雪岩，我叫你雪轩。”
“是，是！雪岩，我还要请教你，府上？”
这是问他的家世，胡雪岩笑笑不肯多说：“守一点薄产过日子，没有什么谈头。雪轩，我问你，你几时动身？”
“我不敢耽搁。把舍间略略安排一番，总在三五日内就动身。如果一切顺利，年底就可以回来。雪岩，我一定要走路子，分发到浙江来，你我弟兄好在一起。”
“好极了！”胡雪岩的“好极了”，已成口头禅，“后天我们仍旧在这里会面，我给你饯行。”
“我一定来。”
到了第三天，王有龄午饭刚过，就来赴约。他穿了估衣铺买的直罗长衫，亮纱马褂，手里拿一柄“舒莲记”有名的“杭扇”，泡着茶等。等到天黑不见胡雪岩的踪影，寻亦没处寻，只好再等。
天气热了，城隍山上来品茗纳凉的络绎不绝。王有龄目迎目送着每一个行人，把脖子都摆得酸了，就是盼不着胡雪岩。
夜深客散，茶店收摊子，这下才把王有龄撵走。他已经雇好了船，无法不走，第二天五更时分上船，竟不能与胡雪岩见一面话别。
……
在王有龄北上不久，浙江的政局有了变化：巡抚常大淳调湖北，云南巡抚黄宗汉改调浙江，未到任以前由布政使——通称“藩司”、老百姓尊称为“藩台”的旗人椿寿署理。
黄宗汉字寿臣，福建晋江人。他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科的翰林，这一榜人才济济，科运甚隆，那年——咸丰二年，当到巡抚的就有广东叶名琛、江西张芾，当到二品大员的有何桂清、吕贤基、彭蕴章、罗惇衍，还有杭州的许乃钊，与他老兄许乃普，都当到内阁学士。
这黄宗汉据说是个很能干的人，但是关于他的操守与治家，批评极坏。到任以后，传说他向椿寿索贿四万两银子，椿寿没有买他的账，于是多事了。
其时漕运正在改变办法。因为海禁已开，而且河道湮淤，加以洪、杨的起事，所以江苏的苏、松、太各属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椿寿既为藩司，又署理巡抚，责无旁贷，当然要亲自料理这件公事。
漕运的漕，原来就是以舟运谷的意思。多少年来都是河运，先是黄河，后来是运河，而运河又有多少次的变迁兴作，直到康熙年间，治河名臣靳辅、于成龙先后开“中河”，历时千余年的运河，才算大功告成。
这条南起杭州，北抵京师，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全长两千多里的水道，为大清朝带来了一百五十年的盛运。不幸的是，黄河的情况越来越坏，有些地方河底积淤，高过人家屋脊，全靠两面堤防约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而运河受黄河的累，在嘉庆末年，几乎也成了“绝症”。于是道光初年有海运之议。
在嘉庆末年时有齐彦槐其人，著有一篇《海运南僧议》，条分缕析，断言“一举而众善备”，但地方大吏不愿轻易更张。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抚调江苏，锐意革新，消除盐、漕两事的积弊，齐彦槐的建议才有一个实验的机会。
这次实验由陶澍亲自主持，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他亲自雇好专门运载关东豆麦的“沙船”一千艘，名为“三不像”的海船几十艘，分两次运米一百五十多万石到天津，结果获得极大的成功，省时省费，米质受损极微。承运的船商，运漕而北，回程运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现在平白多一笔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还“赏给顶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欢喜。
但是到了第二年，这样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复了河运。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这条运河的漕船来剥削老百姓，他们不愿意革新！
漕运的弊端与征粮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征粮的权责属于州县，这七品的正印官，特称为“大老爷”，在任两件大事：刑名、钱谷。延请“绍兴师爷”至少亦得两名：“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县大老爷的成名发财，都靠这两个人。
钱谷师爷的本事不在算盘上，在于能了解情况，善于应付几种人。第一种是书办，世代相传，每人手里有一本底册，哪家有多少田，该纳粮多少，都记载在这本册子上，为不传之秘。
第二种是“特殊人物”，他们所纳的粮，都有专门名称——做过官的绅士人家的是“衿米”，举人、秀才、监生是“料米”，这两种米不能多收，该多少就多少，否则便有麻烦。再有一种名为“讼米”，专好无事生非打官司的讼棍所纳的粮，也要当心。总而言之一句话，刁恶霸道、不易对付的那班“特殊人物”，必须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误。甚至虚给“粮串”——纳粮的凭证，买得个安静二字。
有人占便宜，当然有人吃亏，各种剥削耗费，加上县大老爷自己的好处，统统都出在良善小民头上，这叫作“浮收”。最“黑”的地方，“浮收”到正额的一半以上，该纳一石米的，起码要纳一石五斗。于是有所谓“包户”，他们或者与官吏有勾结，或者能挟制官吏，小户如托他们“包缴”，比自己到粮柜上去缴纳便宜得多。
第三种就是漕船上的人。漕船都是官船，额定数字过万，实际仅六千余艘，分驻运河各地，一地称为一帮——这就是游侠组织“青帮”之帮的出典。
帮中的管事及水手，都称为帮丁，其中又有屯丁、旗丁、尖丁之分。尖丁是实际上的头目，连护漕的千总、把总都得听他的指挥。州县衙门开仓征粮，粮户缴纳，漕船开到，验收装船，名为“受兑”。一面征粮，一面受兑，川流不息，那自然是再顺利不过的事，但是这一来漕船上就玩不出花样来了。
他们的第一个花样是“看米色”。由于漕船过淮安时，漕运总督要“盘粮”点数，到通州起岸入仓时，仓场侍郎要验看米质，如有不符，都由漕船负责。因此，他们在受兑时，验看米色，原是分所当为。但米色好坏，仅凭目视，并无标准，这样就可以挑剔了，一廒一廒看过去，不是说米色太杂，就是不够干燥，不肯受兑。
以一般的情况而言，开仓十日，所有的仓廒就都装满了，此时如不疏运上船，则后来的粮户，无仓可以贮米，势必停征。粮户也就要等待，一天两天还不要紧，老百姓无非发发牢骚而已，日子一久，废时失业，还要贴上盘缠，自然非吵不可，这叫作“闹漕”，是件极严重的事，地方官往往会得到极严厉的处分。倘或是个刮地皮的贪官，这一闹漕说不定就会激起民变，更是件可以送命的大祸。
因此，钱谷师爷便要指挥书办出来与“看米色”的旗丁讲斤头，倘或讲不下来，而督运的委员怕误了限期，催令启程，那些帮丁就不问兑足不兑足，只管自己开船。这时的州县可就苦了，必须设法自运漕米，一路赶上去补足，称为“随帮交兑”。
幸而取得妥协，漕米兑竣，应该出给名为“通关”的收据，这时尖丁出面了，先议“私费”，就是他个人的“好处”；私费议妥，再议“通帮公费”，是全帮的好处。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以及尖丁私费、通帮公费，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浮收来支付。
这以后，就该帮丁受勒索了，首先是“过淮”投文过堂，照例有各种陋规。一帮船总要花到五六百两到一千两银子。这一关一过，沿路过闸过坝，处处要送红包，大概每一艘船要十几两银子。最后到了通州，花样更多，要投四个衙门的文，有人专门代办，每船十三两银子，十两铺排四个衙门，三两是代办者的酬劳。等漕米上岸入仓，伸手要钱的人数不清，总要花到三五十两。所以帮丁勒索州县，无非悖入悖出。
帮丁的苦楚犹不止此，一路还要受人的欺侮。在运河里，遇到运铜运铅的船，以及木排，千万要当心，那是在运河里蛮不讲理出了名的，撞沉了漕船，他们可以逃散，帮丁则非倾家荡产来赔不可。因为如此，帮丁便格外团结，以求自保。“青帮”之起因如此，所以，他们的“海底”名为“通漕”，并不是世俗所称的“通草”。
一度行之有效，但以积习已深、惯于更张的南漕海运，终于咸丰元年旧事重提。这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地。
这个人是两江总督陆建瀛，湖北人，极能干，而且善于结交，所以公卿延誉，负一时物望。他颇有意步武陶澍，留一番政绩。陶澍改盐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旧，陆建瀛在淮南继陶未竟之功。漕运也是如此，他得到户部尚书孙瑞珍的支持，准备恢复海运。
适逢其会的是，运河出了问题，在徐州附近的丰县以北决口，“全河北趋，由沛县之华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阳等湖，挟清水外泛，运河闸、坝、纤堤，均已漫淹”。朝廷一方面拨巨款抢救，一方面也加强了改用海运的决心。
海运之议，奉旨由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杨文定、浙江巡抚常大淳会同筹划。结果决定咸丰二年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的漕米，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但其间又有反复，未成定议。
就在这段期间中，椿寿由湖南布政使调浙江。当朝命初下时，黄宗汉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通称“臬司”，等椿寿到任时，他已经调差了。第二年，洪军由广西而湖南，湖北吃紧，清文宗把善于“捕盗”的常大淳，调为湖北巡抚。浙江巡抚由藩司椿寿署理。
椿寿的运气太坏。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县，自五月以后，雨量稀少，旱荒已成，于是对他发生两大不利：第一是钱粮征收不起；第二是河浅不利于舟行，影响漕运。
江苏的海运非常顺利，四府一州的漕粮，糙米三十二万多石，白米二万七千余石，于三月间出海北上，安然运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间还未启运，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在此以前，也就是浙江正闹旱灾的五月间，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各省巡抚有个小小的调整，云南巡抚张亮基调湖南，遗缺由甘肃布政使黄宗汉接充。他不愿意去云南，经过一番活动，很快地改调浙江。不过一年的工夫，重回杭州时，已非昔比。
署理巡抚椿寿交卸以后，仍旧干他的藩司。据说黄宗汉在第一天接见椿寿时，就作了个暗示：椿寿的“纱帽”在他手里，如果想保全，赶快送四万两银子的“红包”过去。黄宗汉敢于作此勒索，就因为椿寿在漕运上已经迟延，如果上司肯替他说话，可以在天灾上找理由，有处分，亦属轻微。否则，耽延了“天庾正供”，将获严谴。
椿寿没有理会他，于是黄宗汉想了个极狠毒的手法来“整”人。他认为本年漕粮启运太迟，到达通州交仓，粮船不能依照限期“回空”，这样便要影响下一年的漕运。就在这个言之成理的说法上来整椿寿。
心里已有成算，表面丝毫不露，把椿寿请到抚院来谈公事，问起漕运的情形。
一提到这上面，椿寿自己先就紧张。“回大人的话，”他说，“今年浙江的漕运，无论如何要担处分了！”
“谁担处分啊？”黄宗汉故意这样问。
“自然是司里。”藩、臬两司向巡抚回话，照例自称“司里”。
“这也不是担处分的事。”黄宗汉用这句话先作一个伏笔，却又立即撇开不谈，“贵司倒先说说看，究竟因何迟误？”
“自然是因为天旱水浅，河道干淤。已经奏报过的。”
“天旱是五月以后的事。请问，照定例，本省漕船，每年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过淮’，什么时候‘回空’？”
一连三问，把椿寿堵得哑口无言。照定例，江西和浙江的漕船，限在二月底以前尽数开行。年深日久，定例有变，但至迟亦不会过四月。现在秋风已起，漕船开行的还不过一半，这该怎么说呢？
他迟迟不答，黄宗汉也不开口，是逼着他非说不可。椿寿无奈，只好这样答道：“大人也在浙江待过，漕帮的积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漕丁有种种花样，譬如说陈漕带私货罗。”
椿寿的话未完，抚台便一个钉子碰了过来：“天下乌鸦一般黑，各省漕丁都是一样的。”
“今年略微不同，因为奉旨筹议南漕海运，漕帮不免观望，这也是延误的原因之一。”
“观望什么？”黄宗汉大声问道，“议办海运是来年新漕之事，跟今年何干？”
振振有词一问，椿寿语塞。既然来年有此改变之议，漕丁自不免有所瞻顾，以致鼓不起劲来，但身为藩司，署理抚院，这些地方正该督催，否则便是失职，所以椿寿无词可解。
“现在怎么办呢？”黄宗汉又忧形于色地说，“事情总要办通才行啊！”
“是，是！”椿寿赶紧答道，“司里尽力去催，总在这个把月里，一定可以全数启运。”
“个把月？”黄宗汉皱着眉说，“说老实话，这上面我还不大弄得清楚。反正本年漕运，自前任常中丞调任以后，都由老兄一手经理。以后该如何办理，等我商量了再说。”
他这段话有两层用意：第一是说目前还不甚了解漕运的情况，等了解了又当别论，留下翻覆的余地；第二是“一手经理”四个字，指明了全部责任。椿寿原是“上三旗”的公子哥儿，这几年在外面历练了一番，纨绔的积习固已大减，而人心的险巇，却无深知，哪里去理会得黄宗汉的深意？还只当抚台语气缓和，事无大碍，所以连声应诺，辞出抚院，赶紧召集手下，商议如何设法把未走的船，能够早日开行，只要一出浙江省境，责任就轻得多了。
于是椿寿即刻召集督粮道和其他经办漕运的官员，一面宣达了抚台的意思，一面力竭声嘶地要大家“各秉天良”，务必在最短期间内，设法让漕船全数开出。
别处都还好办，麻烦的是湖属八帮。浙江湖州府是东南膏腴之区，额定漕粮三十八万八千余石，关系重大，偏偏这八帮的漕船，一艘都动弹不得。椿寿看看情势严重，不得不亲自到湖州去督催。
湖州运漕，有条运河的支流，往东沿太湖南岸，入江苏省境平望的大运河。这条支流不到一百里长，但所经的双林、南浔两镇，为膏腴中的膏腴。南浔的殷富，号称“四狮八象”，海内闻名，听得藩台驾到，照例以捐班道台的身份，尽地主之谊。他们饮食起居的讲究，虽不比盐商、河工的穷奢极侈，但已远非一般富贵之家可比。
身处名匠经营的园林，坐对水陆并陈的盛馔，开宴照例开戏，南浔富家都有自己的戏班，砌末、行头无不精美。这时集合精英，奏演名曲，而椿寿索然寡欢，却又不得不勉强敷衍，因而这样豪华享受的场合，在他反觉得受罪，耳中听着《长生殿》的《夜雨闻铃》，心里想的却是怎得下他三天三夜的大雨，运河水满，让搁浅的漕船，得以趁一帆西风，往东而去？
想着漕船，椿寿无论如何坐不住了，托词“身子不爽”，向主人再三道歉告辞，回到行辕。
行辕里已经有许多人在等着。这些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漕帮中的“领运千总”，名义上算是押运的武官，照原来的传统，多由武举人中选拔；一类是临时委派的押运官，大多为候补州县，走路子钻上这个差使，多少弄几文“调剂调剂”；再一类就是各帮中真正的头脑——“尖丁”。
“尖丁”的身份是小兵，这还是明朝“卫所”演变下来的制度。小兵与二品大员的藩台，身份相差不知几许，照平日来说，连见椿寿的面都难，但此刻也顾不得这些官派了！要设法能让漕船开动，非找尖丁来谈，才商议得出切实的办法，所以椿寿吩咐，一体传见。
行辕借在一家富户的两进屋子，时已入夜，轩敞的大厅上，点起明晃晃的火油灯，照出椿寿的满面愁容。他居中坐在红木炕床上，两旁梨花木的“太师椅”上坐的是候补州县身份的押运官，千总和尖丁便只有站的份儿了。
在鸦雀无声的沉重的气氛中，椿寿扯开嘶哑的嗓子说道：“今年的漕粮，到底还运得出去、运不出去？”
这一问大家面面相觑，都要看一看对方的脸色。最有资格答话的是尖丁，但以身份关系，还轮不到他们开口。
“我在抚台面前，拍了胸脯的，一个月当中，一定全数开船。现在看了实在情形，我觉得我的话说得过分了。今天一定先要定个宗旨出来，船能动是动的办法，不能动是不能动的办法。这样子一天一天等下去，非把脑袋等掉了不可。”
这是提出了要砍脑袋的警告，在座的人无不悚然！坐在左首太师椅上的一名候补州县，便欠身说道：“总得仰仗大人主持全局，属下便赔上性命，也得把漕船开出去。漕粮关乎国家正用，今年天旱水浅，纵然耽迟，还有可说，倘或不走，那就是耽错了。”
“耽迟不耽错”这一说，凡是坐在太师椅上的，无不齐声附和。这些候补州县，没有一个不闹穷，有些在省城住了十几年，始终没有补上一个缺，穷得只剩下一沓当票，好不容易才派上这一个押运的差使，指望着漕船一动，便好先支一笔公费安家。至于这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到达通州，他们不必担心，迟延的处分落不到他们头上。
倘说漕船不走，他们便回不得省城。因为船不走，便无所谓押运，不仅万事全休，而且比不得这个差使还要坏——不得这个差使，不必借了盘缠来到差，现在两手空空回杭州，债主那里如何交代？
椿寿当然明白他们的用心，而且也知道这些人无足轻重，既出不了什么力，也担不了什么责任，所以不理他们的话，望着站在他们身后的“领运千总”说：“你们有什么主意，说出来商量。”
“领运千总”的想法，与那些候补州县差不多，只是他们不能胡乱作主，凡事要听尖丁的招呼，因而有个年纪大些的便这样回答：“请大人作主！”
“如果我说不走呢？”
大家都不响，没有一个人赞成他的主意，只是不敢驳回。但这样不作声，也就很明显地表示出反对的意思了。
在座的一个实缺同知，此时忍不住开口：“跟大人回话，还是让他们推出一两个人来，看看有何话说？”
“他们”是指尖丁，椿寿点点头，对那些尖丁说：“我看也非你们有句话不可。”
“是！”有个“有头有脸”的尖丁答应一声，请个安说，“请大人先休息。我们商量出一个宗旨，再跟大人回禀。”
“好，好，你们商量。”
椿寿坐在炕床上咕噜噜吸水烟，八帮的尖丁便退到廊下去悄悄商议，好久尚无结论，因为各帮的情况不同，看法各异，牵涉的因素很多。今年的漕运，吃力不讨好是公认的看法，但走与不走，却有相反的主张：一派认为赔累已不可免，不如不走，还省些事；一派则以在漕船上带着许多私货，不走则还要赔一笔，“公私交困”，简直要倾家荡产了。
谈来谈去，莫衷一是，椿寿已经派人来催了，只好听凭上面去决定走与不走。不过总算也有了一点协议，那就是：走也好，不走也好，各帮的赔累，只能一次，不能两次。
“如果不走，本年的漕粮便要变价缴纳，户部定章是每石二两银子，现在市价多少？”椿寿问。
“这要看米的成色。”被推定去回话的那个尖丁答道，“总在七钱到八钱这个数目之间。”
“船上的漕粮有多少？”
“一共二十七万六千石。”
“那么，”椿寿问道，“就算每石赔一两二钱银子，共该多少？”
那尖丁的心算极快，略略迟疑了一下，便报出确数：“共该三十三万一千二百两银子。”
“如果漕船不走，奏请变价缴银，上头一定会准的。不过，”椿寿面色凝重地问，“这三十三万两银子，该谁来赔？”
“大人晓得的，湖属八帮是‘疲帮’，力量实在够不上。总要请大人格外体恤，留漕丁一条命。”
“哼！”椿寿冷笑，“你们要命，难道我的命就可以不要？”
这是双方讨价还价，有意做作。漕帮有“屯田”，有“公费”，遇到这种情形，便得从公众的产业和收入中，提出款子来赔，赔累的成数，并无定章，但以上压下，首先要看帮的好坏，公产多的“旺帮”便赔得多，负债累累的“疲帮”便赔得少。说也奇怪，越是富庶的地区，漕帮越疲，第一疲帮是江苏松江府属各帮，湖州府属八帮的境况也不见得好，这是因为越富庶的地区，剥削越多的缘故。
这赔累的差额，除了漕帮以外，主要的便得由藩司从征收漕粮的各种陋规和浮收中，提成分赔。所以处理这件棘手的案子，实际上只是藩台衙门和湖属八帮间的事。椿寿软哄硬逼，总算把分赔的成数谈好了。
然而这也不过是万不得已的退路。眼光总是朝前看的，能够把漕船开出去，交了差，也免了赔累，何乐不为？所以椿寿又回过头来问：“照你们看，漕船到底能不能动呢？能动还是照开的好。”
这一句话自然大受欢迎，在座的候补州县，一看事有转机，无不精神复振，纷纷颂赞椿寿的明智。
唯有那名代表漕帮说话的尖丁，大摇其头。不过他首先声明，他自己有点意见，并不代表漕帮，不知该说不该说。
“说，说！集思广益，说出来商量。”
照那尖丁个人的看法，漕船要能开行，首先得要疏浚河床，同时在各支流加闸，提高运河中的水位。然后另雇民船分载漕米，减轻漕船的载重，这样双管齐下，才有“动”的可能。
“那就这样办啊！有何不可呢？”有个押运官兴奋地说。
那尖丁苦笑了一下，没有作声。椿寿却明白他的意思，以讥嘲的口吻答道：“老兄说得容易！可知道这一来要多少钱？”
“与其赔累，何不把赔累的钱，花在疏浚河床和雇用民船上？不但交了差，而且治理了运河，也是大人的劳绩。”
这两句话说动了椿寿的心，他点着头沉吟：“这倒也是一说。”他又自语似的问：“就不知道要多少日子。”
疏浚的计划，施工的日程，要多少工、多少料，都要仔细计算，才能知道确数，在这样人多口杂的场合中，是不可能得到结果的，所以椿寿叫大家散一散，另外找了些实际能负责、能办事的人来重作商量。
这个少数人的集议，首先要谈的就是工料的来源。这实在也只有一个字——钱。漕帮中被推派出来说话的那名尖丁，以久历江湖的经验，预感到此举不妥，但人微言轻，无法扭转椿寿的“如意算盘”，便很干脆地答应了所派的经费，而且保证漕帮一定全力支持这件事。不过他也很郑重地声明，漕帮出了这笔钱，漕船不管如何非走不可。如果再出了什么花样，漕帮不能负责。
于是疏浚河道的计划，很快地便见诸实际行动。这件事地方官原来也有责任，只是湖州府和运河所经的乌程、归安、德清三县，要办这件事唯有派工派料。公文往返，以及召集绅士磋商，需要好久才能动工，未免缓不济急。
为了与天争时，自己拿钱出来征雇民工是最切实的办法。等这一切安排好了，预计八月底以前，漕船一定可以开行。这样，椿寿才算松了一口气，动身回省。
走的那天，秋风秋雨，一般行旅闷损不乐的天气，在椿寿却大为高兴，心里在想：这雨最好落大些，连下几天，前溪水涨，起漕的时间还好提前。
……
回到省城，他第一件事便是去见抚台黄宗汉。
听完报告，黄宗汉还夸奖了一番，说他实心办事。还告诉他一些京里来的消息，说朝廷已有旨意，严饬直隶总督和驻北通州的仓场侍郎，自天津杨村地方，调派一千五百艘驳船到山东临清，准备驳运漕粮。不过直隶总督已经复奏，怕杨村的驳船到达临清，河水已经结冰，所以这样请求：江浙的漕粮在临清、德州一带卸下来，暂时存贮，到明年开春解冻，再转漕北上。这个请求能不能奉准，尚不可知。
椿寿认为这是个好消息。他原有顾虑，怕北地天寒，到了十月以后，河里结冰，漕船依旧受阻。现在既有直隶总督据实奏陈，等于为他把心里想说的话说了出来。格于事实，朝廷不能不准，这样就只要到了临清，便算达成任务。倘说迟延，则各地情形相同，处分的案子混在一起，变成“通案”就不要紧了。
椿寿吃了这颗定心丸，对于疏浚河道的工程进度不甚理想，就不太着急。他最关心的是直隶总督那个复奏的下文，等漕船开出，才看到明发上谕：
“浙江嘉杭等帮米石，如能拨船赶运，当仍遵前旨，酌拨杨村船只，趁此天气晴和，迅往拨运。设或沿途必须截卸，临清、德州等仓，是否足资容纳？着仓场侍郎、直隶总督、漕运总督、山东巡抚各将现在应办急务，迅速妥为办理，毋得听任属员推诿恶习，各分畛域，再勿贻误。懔之！”
“亏得赶运出去。”椿寿心里在想，“照上谕来看，在临清、德州截卸，暂时存贮，已经准了。不过粮仓恐怕不够，湖帮的漕米到了那里，倘或无仓可储，倒是棘手之事。”
于是，他“上院”去见抚台。黄宗汉一见他就说：“啊，来得正好。我正要叫‘戈什哈’去请你，有件要紧事商量。”
“请大人吩咐。”
“不，不！你有事你先说。”
椿寿便说明来意，意思是想请抚台出奏，浙江湖属八帮的漕米，已出省境北上。如果到了临清，无法驳运，需要截卸时，请饬下漕运总督及山东巡抚，预留空仓。他是怕湖属八帮的漕船最后到达，仓位为他帮捷足先登，所以有此要求。
黄宗汉一面听，一面不断摇头，等他说完，俯身向前问道：“漕运一事，贵司内行，而且今年由贵司一手料理，我要请问，可曾计算过‘回空’的日子？”
原来是这一层顾虑，椿寿略略放了心，“回大人的话，”他说，“回空自然要延期。”
“延期多少时候？”黄宗汉不待辞毕，抢着问道，“请贵司算予我听一听。”
“这要看临清的情形。如果在那里截卸，等明年开冻驳运，又要看前面漕船的多寡，多则慢，少则快。”
“最快什么时候？”
“总要到明年四月。”
“回空呢？”
“也要两个月。”
“这就是说，漕船明年夏天才能回家，还要经过一番修补，又得费个把月，最快也得在七月里才能到各县受兑漕米。请问贵司，明年新漕不是又跟今年一样，迟到八九月才能启运吗？”
“是！”椿寿答道，“不过明年改用海运，亦无关系。”
“什么叫没有关系？”黄宗汉勃然变色，“你说得好轻巧。年年把漕期延后，何时始得恢复正常？须知今年是贵司责无旁贷，明年就完全是我的责任。贵司这样子做法，简直是有意跟我过不去呀！”
椿寿一看抚台变脸，大出意外。他亦是旗下公子哥儿出身，一个忍不住，当即顶撞了过去：“大人言重了！既然我责无旁贷，该杀该剐，自然由我负责，大人何必如此气急败坏？”
“好，好！”黄宗汉一半真的生气，一半有意做作，脸上一阵青、一阵红地说，“你负责，你负责！请教，这责任如何负法？”
“本年漕运虽由我主管，但自从大人到任，凡事亦曾禀命而行。今年江苏试办海运，成效甚佳，请大人出奏，明年浙省仿照江苏成例，不就行了吗？”
“哼，哼！”黄宗汉不断冷笑，“看贵司的话，好像军机大臣的口吻，我倒再要请教，如果上头不准呢？”
“没有不准之理。”
“又是这样的口吻！”黄宗汉一拍炕几，大声呵斥，“你到底是来议事，还是来抬杠？”
椿寿做了二十几年的官，从未见过这样的上司，心里在想：我是科甲出身，我亦不是捐班佐杂爬上来的，受惯了气的，论宦途经历，我放浙江藩司，你还不过是浙江臬司，只不过朝中有人，道光十五年乙未那一榜……
转念到此，椿寿打了个寒噤，暗叫一声：大事不好！黄宗汉的同年，已有当了军机大臣的，那是苏州的彭蕴章。还有户部两侍郎，一个是福建的王庆云，最爱照应同乡；另一个又是他的同年，而且是好友的何桂清。
俗语说得好：“朝里无人莫做官。”黄宗汉敢于如此目中无人，无非仗着内有奥援，而且听说他今年进京，皇上召见六次之多，圣眷正隆，自己无论如何碰不过他。这些念头雷轰电掣般闪过心头，顿感气馁，只得忍气吞声地赔个罪。
“大人息怒。我岂敢跟大人抬杠？一切还求大人维持。”
这一说，黄宗汉的脸色才和缓了一些。“既为同僚，能维持总要维持。不过，”他使劲摇着头，一字一句地说，“难，难！”
椿寿的心越发地往下沉，强自镇静着问道：“大人有何高见？要请教诲。”
“岂敢，岂敢。等我想一想再说吧！”
说完，他端一端茶碗，堂下侍候的戈什哈便拉开嗓子：“送客！”
这送客等于逐客。椿寿出了抚台衙门，坐在轿子里，只催轿夫加快，急急赶回衙门，让听差把文案请到“签押房”，关上房门，细说了上院的经过，惊疑不定地问道：“各位看看，黄抚台这是什么意思？”
“黄抚台外号‘黄阎罗’，翻脸不认人是出名的，这件事要好好铺排一下。”
“唉！”椿寿摇摇头，欲言又止，失悔在黄抚台刚到任，不理他索贿的暗示。
“天大的公事，地大的银子，”有个文案说得很率直，“先去探探口气看，院上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于是连夜走路子去打听，总算有了确实的消息。据说黄宗汉为了明年的新漕得以早日受兑装载，照限期抵达通州，决定上奏，把湖属八帮的漕船追了回来，漕米卸岸入仓，连同明年的新漕，一起装运。
这样做法，只苦了漕帮，白白赔上一笔疏浚河道的费用。其次，那些奉委押运的候补州县，没有“公费”可派，一笔过年的盘缠便落空了。椿寿心中虽有不忍，但到底是别人的事，藩司能够不赔，已是上上大吉，只好狠一狠心不理他们了。
果然，第二天抚台衙门来了正式公事，唯恐影响来年新漕的期限：“所有本年湖属八帮漕船，仰该司即便遵照，全数追回，候命办理。”椿寿不敢怠慢，立即派出人去，把湖属八帮的漕船截了回来，同时上院去见抚台，请示所谓“候命办理”是如何办法。
黄宗汉一直托病不见。过了有五六天，一角公文送到，拆开一看，椿寿几乎昏厥，顿足骂道：“黄寿臣，黄寿臣，你好狠的心！我与你何冤何仇，你要置我于死地！”
黄宗汉的手段的确太毒辣了，他以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地位，统筹漕运全局的理由，为了使来年新漕的输运如期完成，以期此后各年均得恢复正常，作了一个决定：本年湖属八帮的漕米，留浙变价。全部漕米二十七万六千石，照户部所定价格，每石二两银子，共该五十五万二千两，限期一个月报缴。
这是椿寿与尖丁早已算过了的，市价与部价的差额，一共要三十三万两银子。如果在他第一次到湖州开会之前，抚台就作了这个决定，那么漕帮赔大部分，藩司赔小部分，这笔小部分的赔款也还可以在浮收的款项中拨付，说起来只是今年白吃一场辛苦，没有“好处”而已。但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漕帮负担了疏浚河道的全部经费，事先已经声明，出了这笔钱，漕船非走不可，于今截回不走，已觉愧对漕帮；再要他们分赔差额，就是漕帮肯赔，自己也难启齿，何况看情形是绝无此可能的。
至于浮收的“好处”，早已按股照派，“分润”有关人员，哪里再去追索？即使追索得到，也不过五六万银子，还差着一大截呢！
事情的演变，竟会弄得全部责任，落在自己一个人头上。椿寿悔恨交并，而仍不能不拼命作最后的挣扎，愁眉苦脸地召集了亲信来商议。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唯有去求抚台，收回“变价”的成命，应解的二十多万石漕米，随明年新漕一起启运。就这样起卸入仓，从船上搬到岸上，明年再从岸上搬到船上，来回周折的运费、仓费，以及两次搬动的损耗，算起来也要赔好几万两银子，而且一定还会受到处分，但无论如何总比赔三十三万两银子来得好。
两害相权取其轻，椿寿只得硬着头皮上院，把“手本”送了进去，门上出来答道：“上头人不舒服，请大人回去吧！上头交代，等病好了，再请大人过来相叙。”
椿寿愤不可遏，吩咐跟班说：“回去取铺盖！抚台不见我不走，就借官厅的炕床睡。”
门上一看，这不像话，赶紧赔笑道：“大人不必，不必！想来是有急要公事要回，我再到上房去跑一趟。”
于是椿寿就在官厅中坐等，等了半个时辰，黄宗汉出来，仰着头，板着脸，一见面不等椿寿开口，就先大声问道：“你非见我不可？”
“是！”椿寿低声下气地回答，“大人贵恙在身，本不该打搅，只是实在有万分困难的下情上禀。”
“如果是湖属漕米的事，你不必谈。已经出奏了。”
这句话就如焦雷轰顶，椿寿一时天旋地转，不得不颓然坐倒，等定定神看时，黄宗汉已无踪影。抚院的戈什哈低声向他说道：“大人请回吧！轿子已经伺候半天了。”
椿寿闭上眼，眼角流出两滴眼泪，拿马蹄袖拭一拭干净，由听差扶掖着，一步懒似一步地走出官厅。
就在这天晚上，椿寿在藩司衙门后院的签押房里上吊自杀，第二天一早为家人发觉，哭声震动内外。少不得有人献殷勤，把这个不幸的消息飞报抚台。
黄宗汉一听，知道闯了祸，逼死二品大员，罪名不轻，但转念想起一重公案，觉得可以如法炮制，心便放了一半。
他想起的是陕西蒲城王鼎尸谏的往事。这重公案发生在十年以前，王鼎与奸臣穆彰阿，同为大学士值军机。这位“蒲城相国”性情刚烈，嫉恶如仇，而遇到穆彰阿是阴柔奸险的性格，每在御前争执，一个声色俱厉，一个从容自如。宣宗偏听不明，总觉得王鼎不免过分。
道光二十二年，为了保荐林则徐复用，王鼎不惜自杀尸谏，遗疏痛劾穆彰阿。那时有个军机章京叫陈孚恩，是穆彰阿的走狗，一看王鼎不曾入值，亦未请假，心里一动，借故出宫，赶到王鼎家一看，听得哭声震天，越发有数。陈孚恩趁王鼎的儿子——翰林院编修王抗骤遭大故、五中昏瞀的当儿，劝他把王鼎的尸首解下来，同时把遗疏抓到手里。一看内容，不出所料，陈孚恩便又劝王抗以个人前程为重，不必得罪穆彰阿，又说“上头”对王鼎印象不佳，而大臣自杀，有伤国体，说不定天颜震怒，不但王鼎身后的恤典落空，而且别有不测之祸。
这一番威胁利诱，教王抗上了当，听从穆彰阿更改遗疏，并以暴疾身故奏报。宣宗也有些疑心，但穆彰阿布置周密，“上头”无法获知真相，也就算了。
陈孚恩帮了穆彰阿这个大忙，收获也不小，不久，穆彰阿就保他当山东巡抚。而王抗则以不能成父之志，为他父亲的门生、他自己的同年以及陕甘同乡所不齿，辞官回里，郁郁以终。
穆彰阿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会试的大主考，黄宗汉是他的门生，颇为巴结这位老师。秦桧门下有“十客”，穆彰阿门下有“十子”，黄宗汉与陈孚恩都在“穆门十子”之数，自然熟知其事。所以，一遇椿寿的变故，他立即遣派亲信，以釜底抽薪的宗旨，先设法把椿寿的遗嘱弄到手，然后亲自拜访驻防的将军和浙江学政——因为这两个人是可以专折奏事的，先要把他们稳住，才可以不使真相上闻。
当然，另一方面他还要间接拜托旗籍的官员，安抚椿寿的家属，然后奏报藩司出缺。上吊自杀是瞒不住的，所以另外附了个“夹片”，说是“浙江钱漕诸务支绌，本年久旱岁歉，征解尤难，该司恐误公事，日夜焦急，以至迫切轻生”，把湖属八帮应运漕米、留浙变价的事，只字不提，同时录呈了经过修改的椿寿的遗嘱。咸丰帝此时初登大宝，相当精明，看遗嘱内有“因情节所逼，势不能生”两句话，大为疑惑，认为即令公事难办，何至遽尔自尽？是否另有别情，命令黄宗汉“再行详细访察，据实奏闻，毋稍隐饰”。
浙江学政万青藜也有专折奏报，说椿寿身后，留有遗嘱，“实因公事棘手，遽行自尽”。与黄宗汉的奏折桴鼓相应。皇帝批示：“已有旨，令黄宗汉详查具报。汝近在省垣，若有所闻，亦可据实具奏。”
看来事情要闹得很大，但事态真正严重的关键所在，只有黄宗汉自己知道。因为椿寿的自尽，如果真的是由于他的措施严峻，则虽良心有亏，亦不过课以道义上的责任，在公事上可以交代得过，那就不必有所畏惧。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椿寿之死，是死在他虚言恫吓的一句话上。
所谓“留浙变价”，原是黄宗汉有意跟椿寿为难的一种说法，暗地里他并不坚持这样做。不但不坚持，他还留着后手，以防椿寿无法做到时，自己有转圜的余地。
由于在军机处和户部都有极好的关系，所以黄宗汉对来年新漕改用海运，以及本年湖属各帮漕米不能如限北运的处置办法，都有十足的把握，私底下书函往还，几乎已有成议。但这些情形，椿寿无从知道，黄宗汉亦瞒着不说，以改用海运并无把握，河运粮船难以依限回空的理由，下令截回漕船，留浙变价。这一套措施与他所奏报的改革办法，完全不符。他向椿寿所说的，留浙变价一事“已经出奏”，事情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再也无可挽回，这才使椿寿感到已入绝路，不能不一死了之。其实，“已经出奏”这句话，根本是瞎说。
就凭这句谎言，黄宗汉便得对椿寿之死负起全部责任。因而他必须多方设法掩饰遮盖，不使真相上闻，一面活动万青藜等人，帮着他瞒谎，一面遣派亲信，携带巨资，到京师活动。当然，像军机大臣彭蕴章那里，是不必也不能行贿的，只有以同年的身份，拜托关顾照应。
不过这样一件案子，也不是轻易压得下去的。椿寿是“上三旗”的旗人，亲戚之中，颇有贵官认为他的死因可疑，自然要出头为他讲话，这样军机处要帮黄宗汉的忙，就不能不费一番手脚，来遮人耳目。
照一向的惯例，类似这种情况，一定简派大员密查。既称密查，自然不能让被查的人知道，可是一二品的大员出京，无论如何是件瞒不住的事，于是便有许多掩护其行踪及任务的方法。一种是声东击西，譬如明发上谕，“着派某某人驰往江苏查案”，这人便是“钦差”的身份，所经之处，接待的礼节极其隆重。这样一路南下，到了济南，忽然不走了，用钦差大臣的关防，咨会山东巡抚，开出一张名单，请即传提到案，迅雷不及掩耳地展开了查案的工作。
再有一种是暗渡陈仓，乘某某大员外放到任的机会，密谕赴某处查案。这道密谕照例不发“邸抄”，被查的省份毫无所知，行到目的地，拜访总督或巡抚，出示密谕，于是一夕之间，可以掀起大狱。查黄宗汉逼死椿寿一案，就是用的这一种办法，所以在表面上看不出黄宗汉出了毛病的痕迹，这当然又是军机处帮他的忙。
这位钦差名叫何桂清，是黄宗汉的同年。在他们乙未一榜中，何桂清的年纪较轻，仪表清俊，吐属渊雅，人缘极好。这年秋天，他由户部侍郎外放江苏学政，在京里饯行送别的应酬甚多，所以一直迟迟不能启程。就在这段摒挡行囊、准备到任的期间，出了椿寿这件案子，彭蕴章和他一些在京同年商量的结果，奏请密派何桂清于赴江苏学政途中，顺道查办。“上头”只对椿寿的死因怀疑，不曾想到是他所信任的黄宗汉干的好事，自然不会以何桂清与黄是同年为嫌，便准了军机处的建议。
这个消息，很快、很秘密地传到了杭州，黄宗汉等于服下一粒定心丸。何桂清以钦命在身，不敢耽搁，也就在岁暮之际，出京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