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赫曼:
虽说回信已甚是克制,你对长头发太太身份的极度好奇还是被我发现了。说实话,记忆早已模糊,这么多年过去,如果说我还存留有一些印象,那也是多亏了姐姐,她长我两岁,记的事多些。
长头发太太名叫玛利亚。她很年轻,高挑又苗条,从不跟我们谈起她的家庭和生活,我们和她的关系只限于服从她的命令,不许抗议或者问为什么。她是一位又厉害又严肃的太太。
登我们屋门的只有塞昆迪娜太太,圣芭芭拉一家店铺的老板娘,这位唯一的朋友比她老很多。每次塞昆迪娜刚到,她就赶我们到街上去玩,她不叫不许回来。我们从来不知道她们俩聊些什么。那时雷波勇将军的葬礼刚结束不久,我还穿着那件沾满泥巴的脏衣服,睡觉时我们也总是穿着衣服,她也只是脱掉黑色的长裙,松开头发。有天早上她很早就叫我们起床,天色还漆黑如夜,她命令我们三个去倒便盆,返回时再把水桶和水罐打满。我们一回来她就点上酒精炉,往大锅里倒满水。烧水的工夫,她换了床单,仅有的几件家具也擦干净了。
“脱衣服,给你们洗澡。”
她这是第一次同时给我们三个人洗澡。我们光着身子立在大盆前,她飞快地给我们打上肥皂,然后用瓢一个挨一个冲洗干净。地板成了一片沼泽,到处是肥皂沫;她让我们先把地擦干净,而后才给我们穿衣服。我们穿上礼拜天的衣服 ,在床沿上坐成一排,不许动。她自己也换上礼拜天的裙子,仔细地梳理了头发,叫艾莱娜给她拿着镜子,虱子端着蜡烛,他们俩稍动一下她就大发雷霆。都弄好了,她派虱子去啤酒厂看时间。那天她没给我们做早餐,只是紧张兮兮地在屋子里转圈儿,像困在笼中的野兽。 天亮了,她没有像往常一样打开门,仍然点着蜡烛照亮。忽然门上轻敲三声,她祷告一句,赶忙开门。一位瘦高个先生出现了,穿得不像这一片儿的人,而像我们在垃圾堆里找到的报纸上照片中的人物。大衣、礼帽和雨伞,都是深颜色,有可能是黑色。他抬手遮了下眼睛,适应了蜡烛的光,一闪身从门口滑了进来,在她面颊上吻了一下,我们仨一下子都笑了。这是第一次有位先生进到我们的屋子里。
玛利亚太太重新锁上门,拿起装蜡烛的瓶子靠近床边,我们仨还在那儿坐着,一动不动,他表情严肃地跟着她,她把蜡烛靠近虱子的脸,说:
“这个是爱德华多,是你的。”
他轻轻拍了一下虱子的脸。
然后她给他看了艾莱娜,还有我。谁也没说话,一阵深沉的静默之后,那位先生解开大衣和西装,用手指尖从马甲口袋里取出些硬币,给了爱德华多三枚,我们姐妹各一枚。
“说谢谢,”玛利亚太太说,“现在出去玩吧,别离门口太远,看见有邻居过来就说我在睡觉。”
我们出去的时候,感觉她又用钥匙把门锁上了。那位先生待了很长时间。后来门终于开了,玛利亚太太探出头来,确定附近没人,便回头说:“快……”
先生如进门时那样又滑了出来,像从没见过我们一般径直从旁边走过去。我们看着他擦着墙边,大步流星地走远,仿佛生怕被人发现。
我们进屋时玛利亚太太正在哭,她已经开始腾橱柜,挑拣出爱德华多的所有东西。她从床底下掏出一个纸箱,仔细地把拣出来的衣物打包。
“艾莱娜,艾玛,换上旧衣服。爱德华多不用换,跟我走。”
看她一直在哭,我们也开始哭。艾莱娜给我脱衣服的时候,我们看到桌上放着一沓钞票,我感到害怕,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了,我们以前只有硬币,这个家里从来没出现过钞票。她一个字也没说。她从盒子里取出头巾,紧紧地包在头上,我第一次觉得她看起来就像教堂里的圣母。
“你们待着别动,我去邻居家一趟。”
她跟邻居,也就是瘸子的妈妈,一起回来了,指给邻居盘碟和蜡烛放在什么地方。她拿起装着虱子衣物的纸箱,停在我们俩面前,说她要出去几天,邻居会过来给我们做饭,因为没有人看着我们,所以她要用钥匙把我们锁起来。“要乖乖听话”,这话她重复了两遍;她把虱子往门口推,在他头上戴了一顶水手帽,命令他出去。虱子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们,眼泪流了出来。
我们被关在屋子里好多天,已经分不清白天和黑夜,便盆装满了排泄物,我们就开始用盘子。邻居每天只来一次,给我们留下一大锅玉米糊:“别一下全吃了,我明天再来,不吃饭的时候别点蜡烛。”
我们哭闹得十分厉害,邻居们都过来隔着门安慰。我们经常一连好几个小时贴在铁皮门上透过缝隙往外看,盼着她回来。终于有一天,我们俩正背靠着门板睡在地上,她回家了,那是我们第一次开心地圈着她的脖子,拥抱她,亲吻她。她哭了,温柔地把我们的手臂放下来,把我们的手合在她手里,对我们说:
“虱子再也不会回来了。他爸爸,那天来的那位先生,是一位大政治家,将来可能是总统 ,所以他不愿意他儿子跟着我,他说他很担心,宁愿自己来管儿子。我把虱子带到了通哈,留在一家修道院,他爸爸已经安排好一切,修道院会收容他。”
没有了虱子我好像丢了魂,我一直哭、喊、叫他的名字,我不知道离波哥大很远是什么意思。我想如果使劲喊,他就能听见。玛利亚太太看起来也很伤心,变得更沉默更严厉。我想就是从那时起,我和艾莱娜之间有了一种深厚的默契,一种下意识的感觉:我们是孤单的,我们只拥有彼此。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一生都不会再见到爱德华多了,也无从得知他的命运如何,只剩下记忆中那双在一顶可笑的水手帽下被泪水漫过的黑色大眼睛。
艾玛·雷耶斯
巴黎,1969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