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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赫曼：
今天正午十二点，戴高乐将军离开了爱丽舍宫，他唯一的行李是一千一百九十四万三千二百三十三张反对票，投票的是一千一百九十四万三千二百三十三个背弃了他的法国人。
不知怎的，这个消息带来的各种矛盾情绪，让我忆起了最遥远的童年旧事。
那时我们住的房子是一个很小的单间，没有窗户，只有一扇朝街的门。这间屋位于波哥大七号街上一个叫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底层社区。有轨电车从屋前驶过，会在几米远处一家叫“好狮子坏狮子”的啤酒厂前停上几分钟。这间屋里还住着我的姐姐艾莱娜，还有一个男孩，我从来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就叫他“虱子”，另外还有一位太太，我只记得一头乱蓬蓬的黑色长发将她整个儿遮住的样子，每当她把头发散开，我都吓得喊出声来，然后躲到那张唯一的床底下。我们的日子在街上度过。每天早晨我都要去啤酒厂后面的垃圾场倒那个我们所有人用了一整夜的便盆，那是个巨大的白色搪瓷盆，搪瓷已经快掉光了。便盆没有一天不是满到要溢出来了，冒出的味儿恶心到有好多次我都吐在了上面。我们的屋里没有电灯也没有抽水马桶，唯一能用的就是那个便盆，小号大号、干的稀的都在里面。端着满溢的便盆从屋子走到垃圾场是一天中最痛苦的时刻。我几乎得憋着气走路，眼睛紧盯大小便，随着它浮动的节奏提心吊胆，生怕在到达之前洒出来，那我可就要重重地挨罚了。我两手紧抓着便盆，像捧着件宝贝。而它简直有千钧重，我的力气根本不够。我姐姐因为年纪大些，要去蓄水池打我们一整天要用的水，而虱子得去挑煤和倒炉灰，他们都跟我不顺路，因此谁也不能帮我端便盆。在垃圾场倒空便盆的那一刻就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住在附近的所有小孩都在垃圾场里度日。玩耍，叫嚷，从黏土堆上滚下来，对骂脏话，动手打架，在泥塘里打滚，用手掏垃圾找宝贝：用来敲打演奏的罐头壳呀，旧鞋呀，电线呀，轮胎碎片呀，棍子呀，破衣服呀，所有我们觉得好玩的东西。那里就是我们的游乐场。玩耍不太能轮到我，因为我是最小的，大孩子们不愿意带着我，我唯一的朋友是“瘸子”，虽说他也比我大。瘸子有一条腿整个都没了，被电车轧掉了，出事时他正在玩轧瓶盖，就是把狮牌啤酒的瓶盖放到电轨上让电车轧成硬币那么平。
瘸子和其他所有孩子一样不穿鞋，拄着一根棍子，他剩下的那条腿跳得异常快，跑起来没人追得上。
瘸子总在垃圾场入口等我。我倒空便盆，用树叶和废纸迅速擦一下，然后把它藏在一个洞里。总是在同一个地方，一棵桉树后面。有一天瘸子不想玩，因为他肚子疼，于是我们坐在土堆下面看别人玩。土是湿的，我就开始捏小泥人。瘸子穿着他那条从没换过的裤子，裤子比他大出三倍，在腰上打个结系起来。他把什么东西都藏在那裤兜里：石头、陀螺、绳子、玻璃球，还有一截断了柄的刀。我捏好小泥人后，瘸子把它拿了过去，掏出那半截刀，用刀尖在它头上钻出两个洞做眼睛，一个更大一点的洞做嘴巴。但是弄完之后他说：
“这个泥人儿太小了，咱们给它弄大点儿。”
然后我们给泥人加了点泥，把它捏得大了一些。
第二天我们去的时候，泥人还扔在那个地方，瘸子就说：
“咱们再给它弄大点儿。”其他孩子也来了，他们说：
“咱们再给它弄大点儿。”
有个孩子找到了一块很大很大的旧木板，我们决定把泥人捏到跟木板一样大，这样就可以把它放到板子上，抬着去游街。一连几天我们不断给小泥人加泥巴，加啊加啊，直到它变得跟木板一样大。我们决定给它起个名字，就叫雷波勇将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最后选了这个名字，总之雷波勇将军成了我们的神。我们用垃圾堆里找到的所有东西来打扮他。没了追跑打闹、打仗、蹦蹦跳跳。我们全部的游戏都围绕雷波勇将军，他成了所有创意的中心。日复一日我们就只待在他身边，有时让他当坏人，有时当好人，大多时候他就像个神奇的生灵，充满魔力；许多天、许多个礼拜天就这样过去了，那时对我来说，礼拜天是一个礼拜里最糟糕的一天。每个礼拜天从中午到晚上，我都会一个人被反锁在我们唯一的那间屋里；只有一点光从铁皮板上的缝隙和那个大窟窿透进来，我一连好几个小时把眼睛贴在窟窿上往街上看，才不会太害怕。通常，当长头发太太带着艾莱娜和虱子回来的时候，总会发现我靠着门睡着了，透过窟窿看了那么久，又想了那么久雷波勇将军，我累极了。
在我们发明了一千零一个玩法之后，雷波勇将军渐渐褪去英雄的光环，我们小小的想象力再也无法从他身上找到更多灵感，愿意和他玩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雷波勇将军开始度过漫长的孤独时光，也没人为他换上新的装扮。直到有一天，始终对将军最忠心的瘸子站上一个大箱子，用他刚找来的拐棍敲了三下，因太过激动而断断续续地尖声喊道：
“雷波勇将军死了！！！”
那种环境中的孩子天生就知道什么叫饿、冷、死亡。我们垂着头，眼里含着泪，慢慢聚集到雷波勇将军身边。
“跪下！”瘸子又喊。
所有人都跪下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没人敢说一句话。煤工的儿子年纪大一些，平时总坐在一块石头上，拿着垃圾堆里找来的报纸看。现在，他拿着报纸走近孩子群，开口说：“笨猪啊，你们的将军死了就埋了呗！”然后就走了。
我们都站了起来，决定用木板抬着将军，把他葬在垃圾场里，然而所有的力气都是白费，木板连动都没动一下。我们又决定分成块埋，一条腿分三块，胳膊也一样。瘸子说脑袋要整个埋。有人拿来一个旧罐头壳，我们把脑袋放上去，四个最大的孩子抬着走在前面，其他所有人跟在后面列队行进，哭得像没爹没娘的孤儿一样。同样的仪式在埋葬每一块胳膊、每一块腿时都重复一遍。到最后只剩下躯干，我们把它分成了许多小块，做成许多小泥球，直到雷波勇将军什么也不剩了，我们便决定用泥球玩打仗。
艾玛·雷耶斯
巴黎，1969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