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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一位居住在台南的男子和他的同居伴侣带着四个孩子从台南一路到了屏东，遇到警察后，说他们正在被人追杀。经过询问，男子一家因为车子汽油耗尽，放弃车子乘坐出租车继续“逃难”，结果因为身无分文被出租车司机送到了警察局。面对警察的质疑，男子依然坚持认为有人正在追杀他们一家人，这也是他一路把家人从台南带到屏东的主要原因。
交谈中，警察发现口口声声说自己“被人追杀”的男子可能患有“被害妄想症”，而家里的四个孩子因为多日跟着大人奔波，不但没有进食，也没有洗澡，最后还是警察自掏腰包买的面包和矿泉水，让四个孩子暂时填饱了肚子。最终，男子一家人在警察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帮助下回到家中。
话说，这位帮忙的热心警察品行值得称赞，不过，他单凭男子声称被人追杀就判断其患有“被害妄想症”，不免太过武断了。毕竟，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被害妄想症的诊断需要严格的步骤。另一位与这位台南男子类似情况的中年男人，且叫他李二吧，李二也表现出被害妄想的征兆，自从他生意失败、公司清盘后，他回了老家，住在父母家中。在父母家中住了三个月，他成了“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偶尔看看报纸和电视，其他时间便是躺着睡觉。
一个深秋的夜晚，他跟老母亲说，“对面单元有一束光，一到晚上就开始照我的房间”，老太太给他解释说，那不过是路灯的光，他却不肯相信。后来，他开始疑神疑鬼地审视小区里的邻居，别人拿着电话跟他打招呼，他就怀疑对方要给他录音、录像，又过了些天，他开始跟老母亲说，“我已经被通缉了，公安部门正在派人抓我，赶快把门锁起来”。而那些在公园里主动跟他打招呼的亲戚朋友，都被他看作警察的卧底。
李二被家人送到医院时，医生首先给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脑扫描和血液化验，以确定症状的原因，医生通过与他的交谈，发现他有妄想症状，坚信自己正在遭受迫害，迫害的手段包括跟踪、监视、监听，根据李二家人的说法，这些都是不曾存在的事情。李二被收治入院，医生给他开出了药物处方，并且开始对他进行心理治疗。
面对一个人，成年人或者儿童、少年，判断其正常或异常，健康或者病态，哪里是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专业人士就可以随意断言。任何一种疾病的评估与诊断都需要一定的程序和科学研究作为依据，心理学疾病也是如此。
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科医生需要从一个又一个问题中找到病人的症状和病史信息。病人有哪些症状，症状的严重程度，是慢性还是急性的，什么时候开始，对身体机能有哪些影响……这是对于一般症状的判断，此外还要探寻病人的自我概念，近期生活事件，心理障碍病史和心理障碍家族病史等等。在考虑致病因素时，不仅要考虑生理与神经生理因素，还要考虑社会文化因素。
许多看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的病人及家属不能理解，为何在病症确诊之前一定要体检，更有甚者觉得可有可无的体检不过是医疗机构增加收入、坑害患者的手段而已。其实体检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对病人进行体检向来很重要，体检结果可以确定心理症状的发生是否与生理疾病有关系。
在抑郁症诊断中，需要确定一点即抑郁症状是否由甲状腺机能失调引起。生长在脖子两侧的甲状腺是接受脑垂体控制的腺体，他的功能是调节细胞的新陈代谢，促进人体生长发育，如果甲状腺功能失调，即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或者过少，人的情绪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表现为轻度抑郁和焦虑等精神疾病的症状。
甲状腺机能失调，症状表现为表情呆滞、反应迟钝、皮肤干燥、粗糙、脱皮屑、精神不振、贪睡、记忆力下降，这些类似抑郁症的表现，凭借观察、会谈并不能判断，所以需要通过生物监测判断是否存在身体疾病。拿甲状腺机能失调与抑郁症来说，如果类似抑郁症的症状不是由心理因素导致，而是生理因素导致，治疗时只要针对甲状腺机能失调采取治疗就可以，不需要额外增加抗抑郁的药物。
体检之外，还要询问病人是否正在服药，停药后的副作用也会表现出令人难以承受的心理症状。排除了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的影响，针对认知机能、智能的评估就要排上日程，之后才是社会文化因素。看起来诊断像一个打怪过关、层层排除的通关程序，实际上的确如此。心理疾病、精神疾病本来就是复杂的、难解的病症，怎么追求效率、一眼定乾坤？
和生理神经因素相比，社会文化因素要更宽泛、更复杂一些。个人的社会资源与社会文化背景与病症的评估诊断息息相关。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文化下成长，拥有什么样的受教育程度，身边是否有支持性的家人和朋友，是否在生活、工作方面遭遇挫折……在移民国家如美国，多文化、多种族的人群混居在一起，社会文化因素更需要格外注意。
近年来，外出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的在外生活状态引起国人关注，校园霸凌也好，遭遇枪杀也好，反映出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生活的侧面，在新闻头条关注不到的地方，留学生的心理状态更值得关注。据调查，中国在美留学生生活满意度普遍较低，除了上课，很难结交到外国朋友，有语言问题，也有性格的原因，此外，留学生身心不适、迷茫、疲惫多见，许多人面带笑容，内心痛苦不与他人说。
对于以其他方式移民他国的居民，如从叙利亚逃难到德国的难民，他们不仅要面对警察的逮捕、盗贼的侵扰，还要面对就业歧视、种族主义暴力和前途未卜的人生道路，尽管受过高等教育的叙利亚移民和难民为德国创造着经济收益，移民或难民却需要面对巨大的心理落差，如原本在叙利亚做医生的难民，到了异国他乡只能做洗碗工、车间工人、街道清洁工等社会地位低、收入少的工作，这些人如果出现心理障碍，首先要考虑的便是社会文化因素。
2015年，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心理医生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他认为，来自战乱地区和难民营的难民在精神健康领域面临巨大风险，由于军事冲突、流离失所、家庭分离等因素，难民们往往容易出现抑郁症和药物滥用等问题。同样在2015年，《分子精神病学》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也表示了对难民的心理创伤的关注，从叙利亚、伊拉克和厄立特里亚等地到达德国的难民在经历死亡或面临过死亡的威胁，很容易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严重抑郁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