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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赵本山和宋丹丹在央视春晚表演了一个小品《钟点工》，讲一个农村来的大叔，被儿子接到城市生活，因为不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而整日闷闷不乐，大叔的儿子给他请了一个做心理服务的钟点工，希望帮他走出心理障碍，结果两人因为误会闹出了一连串笑话。小品里，宋丹丹扮演的“赛考类计斯特”（Psychologist）要离开时，因为找不出十块钱零钱，二人商量着“再唠十块钱的”，“唠十块钱的”这话一度成为年度流行语，也成为心理医生与病人接触时的戏谑开场。
小品是小品，观众笑过之后，不会想着找一位四个加号的“赛考类计斯特”咨询心理异常。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心理异常的本质探寻和病症评估需要专业人士，毕竟很少有心理障碍是由某个单独元素造成的，各种生活事件和生理、心理条件诱发了异常心理的出现。在评估异常时，治疗师会采用多种方法搜集资料，如临床面谈法、心理测验法、调查表进行调查和直接观察行为。
在对异常心理、异常行为作出判断之前，搜集信息十分必要。在信息搜集完善的情况下，得出来的评估更具有准确性。临床上，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可以用多种方法搜集信息，方法之一便是临床面谈。病人和治疗师第一次见面，便获得许多信息，做评估诊断时，大部分信息都是在第一次面谈时搜集到的。
面谈时，开放式提问会帮助获得更多更丰富的信息。比如：“愿意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吗？”“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帮忙？”切忌提问“是不是”“能不能”之类的封闭性问题，那样会限制面谈的话题，也会让谈话变成质询，影响面谈的效果。在言语信息之外，身体语言带来的信息不可忽视，如眼神的闪躲，不停抖动的双腿、绞在一起的手指……治疗师只要注意观察，便能获得比言语信息更丰富的诊断信息。
除了与病患接触，从家庭成员那里了解家庭病史或其他角度的信息不失为辅助评估的方法。如果病患是儿童或青少年，他们不能良好地表达内心感受和身体感觉，话语缺乏逻辑性，概括模糊，父母提供的信息便非常重要。即便是成年人，在遭受重大心理伤害后也可能无法准确评估内心感受，或者过于消沉、焦虑，无法与治疗师顺畅交谈，这时候也需要家人、亲友的协助。
面谈虽然是直接有效的评估方法，但保不齐有灵药不灵的时候。面谈的有效建立在病人积极配合的前提下，不管是结构化的面谈还是非结构化的面谈，如果治疗师提三个问题，对方一个问题都不愿意回答，面谈进行不下去，就更谈不上下一步的评估和治疗了。
例如这样的一个案例：
李妈妈带着女儿小静去看心理医生。据李妈妈说，小静一个多月以来总是肚子疼，一去学校就肚子疼，回到家疼痛立刻消失。李妈妈带小静去医院检查，胃镜、肠镜、妇科检查等做了一个遍，却没有查出任何病灶。小静的班主任跟李妈妈建议说，如果查不到身体异常，不妨去看看心理医生，心理原因也会导致疼痛，而且是临床检查查不出原因的疼痛。
到了心理科，李妈妈准备把小静的情况一五一十地介绍给医生，不想刚说了两句就被医生请出去，留下小静和医生单独谈话。
医生请小静坐下，问小静道：“你现在肚子疼吗？”
“不疼了。”
“那你都什么时候会肚子疼呢？可以大概讲一下吗？”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说疼就疼，说不疼就不疼。”
“那最近一次疼痛是什么时候？”
“最近一次？我不记得了——哦，早上出门的时候，肚子一直疼来着，不过刚才去了一次卫生间，拉了一泡屎，现在不疼了。”
……
因为小静的“不配合”，医生在一个小时里只听她东拉西扯，搜集到的信息非常有限。她的表达非常奇怪，一度让人怀疑她妈妈口中的危急情况不过是她装的。和李妈妈碰头时，医生表达了心中疑惑，结果李妈妈说：“我女儿绝对不是装的，一开始她在课堂上喊肚子疼，我也以为是装的，我骂过她，叫她不要一去学校就喊肚子疼，骂过之后，她还是捂着肚子，很痛苦的样子，有时候，她不止肚子疼，还会有头晕、呕吐，看起来像胃肠感冒的症状，但是一到医院检查，又什么都查不出来。”李妈妈憋在肚子里的一番话，终于在临行前一吐为快。
而后，医生又从李妈妈那里获知，小静自从从公立中学转入寄宿中学后，便断断续续地闹了几次肚子疼，新学期开始以来，她的肚子疼越来越严重，有时候，上课中途就要去卫生间，疼痛严重的时候，捂着肚子在教室里乱叫，吓坏了同学，急坏了老师。
心理医生大概了解了情况后，在第二次面谈时放弃了关注小静的身体状况，而是跟她谈起学校生活。虽然小静还是不愿意主动聊她的生活，医生也收集到了足够的信息，足以判断小静的病状。小静的肚子疼实则是厌学导致的躯体障碍，是处在青春期的中学生常见的心理行为疾病。
心理治疗也好，心理咨询也好，第一次面谈都非常关键。第一次面谈不仅用来搜集信息、尽快对病患的症状做出诊断，还是未来整个治疗过程的开始。唠十块钱的心理嗑，如果来访病患觉得轻松自在，一定是治疗师尝试建立良好伙伴关系的努力起了作用。带着问题进入心理诊室的来访者，往往有这样那样的担忧，这个治疗师值得信赖吗？如果我说出一切，他/她是否有能力帮助我？带着警惕心的来访者甚至会把一切往坏处想，比如治疗师是不是一个坏人？我会被迫做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情吗？
这一切顾虑往往需要治疗师来打消。比如，在最开始的交谈中适当表达想要与来访者建立合作关系的意图，在表达合作关系之外，为来访者提供支持与安慰，消除对方的不自在和不安全感。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资方关系/医患关系建立的起步，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话听起来虽然烂俗，实则是实话。
如果不是阻抗特别强烈的情况，第一次面谈结束，治疗师搜集到的信息便可以总结来访者的症状，判断这些症状是否符合某种心理障碍。当然，仅仅是你来我往的交谈并不足以全面地评估一个人，本着谨慎小心考虑完全的态度，结合行为评估、心理测验和脑神经科学的检查报告，综合起来进行评估、诊断，结果更可信赖，自然也是对病患的最高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