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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虚致病理论，是研究毒和虚的内涵、相互关系及其发病规律，用以阐释人体发病病因的理论。毒虚致病理论是壮医基础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壮医针灸学理论基础之一。壮医在长期与毒做斗争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毒虚致百病”的独特的壮医病因理论。壮医毒虚致病理论认为，毒和虚是导致疾病发生的两大因素，一切疾病皆由毒引起，毒是外因，虚是内因，两者相因为病。
毒虚致病理论认为，毒和虚是疾病发病必备的两方面因素。毒是疾病发生的外部原因，究其来源，有外侵和内生之别，一切疾病都是由于“毒邪”外侵或内生内扰所致。
毒，壮文为Doeg。所谓毒，是以对人体是否构成伤害，以及伤害致病的严重程度为依据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1）广义之毒广义之毒泛指一切对人体构成伤害的致病因素，是各种致病因素的总称，几乎囊括了中医病因学的所有病因。根据来源、形态、发病时间及损害部位等，广义之毒又可分为四类。
①外侵之毒和内生之毒：根据毒的来源分，有外侵之毒和内生之毒之别。如瘴病的瘴毒即属外侵之毒；机体气血偏衰、脏腑功能衰减引起水湿停聚所致的湿病，为内生湿毒为患。
②有形之毒和无形之毒：根据毒物的大体形态分，有肉眼可见的有形之毒，有肉眼看不见的无形之毒。如断肠草、蜈蚣等有形有毒之实物，即为有形之毒；外感火热、暑热之毒邪所致的痧病，即为无形之毒为患。
③猛烈之毒和和缓之毒：根据邪毒致病的严重程度和发病的时间长短分，有的毒性猛烈，有的则缓慢起作用。如壮族先民用焦铜制成的焦铜药，其毒性强烈，人误中之，可因毒性迅速发作而身亡，为古代壮医著名的“五毒”之一。晋代张华《博物志》曰：“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长数尺，箭长尺余，以焦铜为镝，涂毒药于镝锋，中人即死。”焦铜药曾令周边的民族闻之丧胆。部分蛊毒毒性较和缓，常缓慢起作用，据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广西蛊毒有二种，有急杀人者，有慢杀人者，急者顷刻死，慢者半年死。”有些毒物虽有猛烈之性，但经特殊的炮制也可以缓慢起毒性。如断肠草，据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载：“两广山谷间有草曰胡蔓草，又名断肠草，或人以急水吞之则急死，以缓水吞之则缓死。”此为炮制方法不同，而毒性和发病时间各异。
④损害皮肉之毒、损害三道两路之毒和损害脏腑、气血、骨肉之毒：根据毒的作用和损害部位分，有的损伤皮肉，有的损害三道（谷道、水道、气道）两路（龙路、火路），有的则损伤脏腑、气血、骨肉。如毒刺刺伤皮肉所致的局部皮肤红肿疼痛，此刺毒即为损害皮肉之毒；风毒从口鼻侵入气道，并阻滞气道，使气道不畅而出现咳嗽等气道病证，此为损害气道之毒；蛊毒从谷道进入人体，阻滞于“咪叠”（肝）而引起的蛊病，即属损害脏腑之毒。
（2）狭义之毒狭义之毒是指一些具体的有害、有毒之物，如风毒、痧毒、瘴毒、蛊毒、蛇毒、虫毒、刺毒等。
毒以阴阳来分，可以分为阳毒和阴毒两大类。凡能引起机体气血亢盛、功能亢奋的邪毒，称之为阳毒，其致病特点是热、动、燥。如毒蜂蜇后常出现局部红肿焮热疼痛等阳偏盛的症状，此蜂毒则称为阳毒。外感风毒，闭阻气道、龙路，可出现发热、头痛、汗出恶风、咳嗽、咳黄痰等症，这种情况也是阳毒为病。凡能引起功能减退的邪毒，称之为阴毒，其致病特点是寒、静、湿。如中蛊毒后出现面目青青，日渐羸瘦，如唐代刘恂《岭表录异·卷下》所载“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胪胀成蛊”，甚或“绞肠吐逆，十指皆黑，口水不沉，嚼豆不腥，含矾不苦”，此蛊毒即属阴毒。若外感风毒，闭阻气道、龙路，出现恶寒、无汗、恶风、酸累、咳嗽、咳稀白痰等症，则属阴毒为病。
由于壮医将一切致病因素总称为毒，故毒病的临床表现非常广泛，也非常复杂。但按阴阳来分，大致可分为两大类。阳毒为病，多表现为红肿热痛、面色红赤、发热、肌肤灼热、烦躁不安、呼吸气粗息高、甚者神昏谵妄、打人骂人、小便黄赤、大便秘结、舌红苔黄、脉数，“勒答”（眼睛）脉络粗大、色深红或红紫、曲张明显，指甲红紫或青紫等以热、动、燥为特征的症状，壮医归之为阳证。阴毒为病，常表现为神疲、倦怠、乏力、畏寒肢冷、面色㿠白或苍白、安静少动、息短气微、小便清长、大便稀烂、脉虚弱，指甲可见白色甲、瘪螺甲、软薄甲或脆裂甲，“勒答”（眼睛）脉络色淡，或脏腑气血骨肉、三道两路功能减退等以寒、静、湿为特征的症状，壮医归之为阴证。
此外，毒病均可表现为疮疖、溃烂、肿瘤、血液病，以及各种“中毒”等急性炎症及器官组织的器质性病变。
虚，壮文为Haw。壮医认为，虚也是致病的两大因素之一，是疾病发生的内因。因为虚使体内的运化能力和防卫能力相对减弱，气血不足，特别容易招致邪毒的侵袭，产生疾病，出现毒虚并存的复杂症状。虚即正气虚，或气血虚，是指体内的运化能力和防卫能力相对减弱，不足以抗毒。究其原因，一是先天禀赋不足。父母羸弱，孕期营养不良、早产或毒邪滞留损伤正气等，使人体禀赋不足，气血偏衰。二是后天过度劳作，或与邪毒抗争气血消耗过度而得不到应有的补充，或人体本身运化和功能失常，使摄入不足，气血偏衰而致虚。虚病临床多表现为倦怠乏力、神色疲劳、少气懒言、声低息微、形体消瘦甚至衰竭死亡，多见于慢性病、老年病或邪毒祛除之后的恢复期内。
毒和虚构成壮医的病因理论，是发病必备的两方面因素，而毒之所以致病，是因为毒在体内与虚相抗争，最终引起气血失衡，导致疾病丛生。
毒和人体正气是一对矛盾，两者互相抗争，势不两立。正气可以祛除邪毒，使毒去体安；毒也可以损伤正气，使正气虚弱。毒是外因，虚为内因，毒和虚相因为病。正气虚损不足是发病的基础，是外毒得以侵入人体的前提。毒进入人体后与人体正气相抗争，若正胜毒，则毒退而正安，可不发病或虽发病而速愈；若毒邪亢盛，正气奋勇抗毒，但终因毒邪过盛，则毒进，滞留机体，阻滞道路，耗伤正气，使人体气血失衡，发而为病，此为因毒致虚；若正气明显虚损，气血偏衰，则抗病能力低下，正不敌邪，虚不胜毒，毒乘虚而入，进一步损伤气血，引发疾病，此为因虚致毒，发病常较深重。毒常通过两个途径引起气血失衡而发病。一方面毒可损伤三道两路功能，引起三道两路阻滞不畅或不通，影响天、地、人三气同步运行，使气血失衡而致病；另一方面，某些邪毒直接阻滞或损伤三道两路，终因引起道路的一个或多个环节阻滞不通，导致三气不能同步运行，使人体气血不均衡而致病。因各种毒的性质不同，侵犯的部位有别，其作用的具体机制也各异。
壮医的“毒虚致百病”理论早在宋代周去非著的《岭外代答》一书中就有论述：“盖天气郁蒸，阳多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秉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意即岭南地区，自然气候环境每多郁热，阳气多宣泄，人久处其中，则体内阳气多不闭藏，多虚损不固，而外毒甚多，日受其毒，毒能损正，日久则元气不固，此乃毒虚相因为病。这正是壮医毒虚致病的真实写照。
壮医毒虚致病学说的形成与壮族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是密不可分的。壮族地区位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地带，气候炎热，多雨潮湿，湿郁热蒸，山林茂盛，蚊虫滋生，野生有毒的动植物和其他毒物非常丰富，这样的环境最易产生山岚瘴气。《诸病源候论》认为“杂毒因暖而生”，《岭外代答》指出“瘴气是由地产毒药污染水源所致”。故广西素有“瘴乡”“蛊毒之乡”“烟瘴之地”之称。早在《淮南子·修务训》就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载。广西壮族地区气候温和，多雨潮湿，山林资源储量相当丰富，拥有“植物王国”之美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使野生有毒的动植物和毒矿种类非常丰富。据统计，壮族民间使用的毒药和解毒药在百种以上，因而更符合“一日而遇七十毒”之说。据《后汉书·马援传》载，出征交趾（大部属今壮族地区），“士多瘴气……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也载：“瘴，二广唯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两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无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黄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黄茅瘴，土人以黄茅瘴为尤毒。”难怪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称：“岭南多毒物，亦多解物，岂天资乎？”《岭外代答》也称：“广西妖淫之地，多产恶草。”唐代诗人沈佺期诗云：“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有的还说：“十去九不还。”
特殊的生活环境使壮族先民对毒有着特别直接和深刻的认识和感受，善于使用、制造毒药和解毒药。早在隋代，岭南俚人（壮族先民）就会从有毒的动植物和矿物中提取毒素制作毒药或蛊毒。壮族地区自古就有“蛊毒之乡”之称，放蛊谋财害命的传闻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壮族地区广为流传，历史久远，令人毛骨悚然，谈“蛊”色变。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载：“广西蛊毒有二种，有急杀人者，有慢杀人者，急者顷刻死，慢者半年死。”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云：“吉利草，其茎如金钗股，形类石斛，根类芍药，交广俚俗多畜蛊毒，惟此草能解之极验。”壮族先民很早以前就懂得利用本地出产的毒药制作毒箭，用于狩猎和战争。其所使用的毒药有焦铜、毒蛇草、毒虺、鸠、鸡母等多种。明代方喻《南宁府志》载：“鸡母，涂箭射禽兽立死。”广西南宁地区素来是壮族聚居区，壮族在制作毒箭的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并寻找新的毒药，如晋代用来制作毒箭的毒药以焦铜为主，宋代增加了毒蛇草和毒虺，明代又增加了鸠和鸡母，这些都是剧毒药物，中人即死。早在晋代葛洪在所著《肘后方》中就有关岭南毒箭的论述：“凡箭毒有三种，交广夷里焦铜作镞……才伤皮便红肿溃烂而死……若有中之，即便餐粪，或绞滤取汁饮之，并以涂疮上，须臾即定。”并指出，广西盛产的蓝青、藕、生葛根、干姜、雄黄、竹沥等皆可解之。
壮族先民不仅善于使用毒药，而且善于制造毒药。隋代巢元方等撰的《诸病源候论》中记载了壮族先民制造和使用的五种著名毒药：不强药、蓝药（用蓝蛇头制成）、焦铜药（用焦铜制成）、金药（用生金制成）、菌药（用毒菌制成），即“五毒”，曾令周边的民族闻之丧胆。壮医的毒虚致病学说就是在这样的多毒环境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
壮医毒虚致病理论主要用来解释人体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理。一切疾病皆由毒和虚引起，毒为外因，虚是内因，毒和虚相因而为病。
毒虚致病理论还用来指导疾病的预防。毒虚致病理论认为，毒是在机体虚弱、抗病力不足的基础上侵入人体的。内要人体正气充足，气血充盛，疾病是可以预防的。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因此，壮医十分重视疾病的未病先防，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养生防病知识，注重应用各种方法扶助人体之气，增强人体抗病能力，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预防保健治未病体系。常用的防病保健方法有：服饰尚青蓝、解毒防病，饮食喜药膳、防病于食，家居喜杆栏、防瘴除湿，出行擅防毒、御毒防病，唱歌释情志、调神养性，锻炼强身体、养身坚志，逛药市挂药、闻药防病，鼻吸药气、防疫抗病，脐针通道路、调气防病等。
在壮医防病保健诸法中，尤强调食补，擅长使用药膳来扶养正气，通过食疗增强抵抗力，防患于未然。药膳具有食物的营养和药物的功效双重作用，即壮医所谓“寓医于食，寓医于补”“药食同源”“药补不如食补”。壮族又是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稻类不仅是壮族先民充饥之食，而且常被作为健脾胃、益肾气、延年益寿的食疗壮药，并被加工成药粥、药饭、药糕、药酒等药膳食用。如贺州市的黑糯米酒补肾健腰，桂平的黑糯米甜酒补中益气，壮族民间的五色饭糯米饭（五种颜色的糯米饭，多为紫、黄、黑、白、蓝五色）顺气健胃。壮族先民积累了丰富的药膳经验，如鸡皮果化痰止咳，嚼槟榔避瘴、下气、消食，饮蛇血治风湿，蛤蚧、麻雀、公鸡蛋（公鸡睾丸）滋补壮阳，紫苏“食之不饥，可以释劳”，枸杞菜“食之清心明目”。壮医药膳防病还体现在壮族谨和五味、食饮有节的膳食观，擅于把握分寸不过度，壮语叫“喱啦”，就是“好了”的意思。且以清淡为主，以粗粮为上，主张食热不食冷，食熟不食生，食软不食硬，食淡不食咸。擅用血肉之品补虚是壮医药膳防病的又一特点。广西壮族地区气候温和潮湿，动物藏量十分丰富，这是应用血肉之品的有利条件。壮医认为，动物与人相通应，同气相求，其补力最好，故用血肉有情之动物药配成药膳来补虚，常服可延年健身，预防邪毒侵犯。如咽喉干燥、饮不止渴者，壮医喜用乌梅、黑枣、大米共煮粥炖熟，代茶饮用。
壮医重视未病先防，但若不慎发生疾病，壮医又强调要遵循“三治”原则，即治早、治小、治了。“治早”即及时及早治疗，强调在机体出现某种不适又还没有产生疾病的时候，就要进行治疗。“治小”指小病、轻病早治，强调在疾病还很小或发生不久的时候，就应该开始进行治疗，不要等到病重或演变成慢性病的时候才匆匆忙忙治疗，以免延误病情，影响疗效。“治了”意指彻底治疗，不可中途而废。强调在治疗疾病时要对疾病进行彻底治疗，临床症状消失了还不能停止治疗，需待目诊眼征、舌象、脉象恢复正常的时候，方可停用，以防邪毒未尽清而易于复发。如痛经患者，在临床症状消失之后，常需继续治疗3～5个月经周期，以巩固疗效，防止复发。
在疾病的治疗方面，毒虚致病学说的核心是“解毒”和“补虚”。解毒主要是通过药物外用或内服或非药物的方法，使毒物在人体内化解，或通过三道两路来清除，毒去则正安、气复而向愈；补虚是运用各种方法扶助正气，提高抵抗力，促进人体解毒排毒。壮医认为，人为灵物，同气相求，非常重视动物药，通过动物食疗来补虚最为常用。通过解毒和补虚，正气得以恢复，病因得以祛除，则人体之气与天地之气恢复同步运行，气血阴阳恢复平衡，从而恢复健康。
壮医针灸疗法就是通过针刺或药线点灸人体体表龙路、火路的某些“网结”（龙路、火路的网络分支在人体体表一定部位交叉成结，壮医称之网结，又称穴位），以扶助人体正气，调节和畅通人体三道两路，加速邪毒化解或从三道两路排出体外，调节天、地、人三气恢复同步，使气血复归平衡，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