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医针刺是壮族民间常用的一种治病方法，在壮乡流传甚广，是壮医外治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壮医针刺疗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远在氏族部落时期就产生了壮医针刺的萌芽。壮族是我国南方历史悠久的土著民族，早在远古时代，今壮族地区已有人类居住、繁衍。考古资料表明，最早在壮族地区生活的原始人类是距今约五六万年的“柳江人”。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也就有了人类医疗活动。在氏族部落时期，岭南地区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渔猎是瓯骆先民的主要谋生手段。瓯骆先民在采集野果、捕获猎物的过程中，被尖利的植物刺伤、岩石擦伤、器物戳伤，被动物撞伤、咬伤等是常有的事，在这些受伤的过程中，瓯骆先民发现有时使用石块或动植物的刺针竟会使一些原有的病痛得到缓解，甚至痊愈，于是人们便认识到用石块或动植物的刺针可以治病。经过反复实践，不断总结，瓯骆先民开始有意识地选择某一工具在身体上刺、戳以治疗某些病痛，从而逐渐产生了壮医针刺疗法。

到了原始社会，瓯骆先民对针刺疗法有了更深的认识，并积累了一定的治病经验。如知道用动植物的刺刺疮排脓，用石片敲打止痛等。尽管当时壮族先民还没有形成本民族规范的文字，但是壮医的用药经验仍能通过口耳相传及部分汉文资料记载得以流传下来，说明这一时期壮族的医疗卫生活动是活跃的。壮医针刺疗法在这一时期处于萌芽阶段。

从考古实物来看，壮医针刺疗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迄今为止发现的壮族原始时代的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很多打制、磨制的可供刺疗用的尖利的石器和石片，在桂林甑皮岩遗址、南宁地区贝丘遗址、柳州白莲洞遗址、宁明花山和珠山附近的岩洞里，还发现了很多骨针等实物。其中位于广西桂林市南郊的甑皮岩遗址，年代距今7500～9000年，是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有代表性的遗址，1973年，该遗址出土了骨镞、骨锥、骨针等制作精良的骨器，针尖锐利。这些尖利的石器、石片、骨针等，是否为壮族先民的专用医疗工具，尚需进一步考证，但从一器多用的角度看，它们完全可以作为早期的针刺用具。

对现存的壮医陶针进行考证表明，其针形与《灵枢·九针十二原》中列于九针之首的镵针极为相似，而陶针和镵针与原始社会的砭石最为接近，说明壮医陶针年代久远。《灵枢》的“九针”属金属医疗用具，按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在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之间，曾有一段灿烂的陶器文化，陶针当属陶器时代的产物。提示壮医陶针的年代较镵针更为久远。在中医“九针”形成齐备之前，由于壮族地区特殊的地理及气候环境，人们的体质特点，地方病、多发病防治的需要，以及在秦汉时期，南方用铁未能普及的情况下，壮族先民已经知道在砭石的基础上，敲击陶片，使之比砭石更锋利，以便有目的地进行针刺治疗。由于疗效显著，取材简单，简便易行，壮医陶针（图2-1）在民间广为流传，且经久不衰，至今还在使用。

考古发现，几何印纹陶是我国南方百越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共同流行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一种陶器，在广西东北部、广东、江西、福建、浙江、江苏、湖北、安徽等省（区）的部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其陶质有泥质陶（黏土烧制而成）和瓷质陶（用高岭土烧制而成）两种，其中以后者最具代表性。其特点是陶胎细腻坚硬，火候高（烧成温度达1100℃左右），装饰纹饰采用印模拍印方法，故名。其中瓷质陶完全可以作为陶针的原料来源，这就为壮族先民在远古时代使用陶针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1985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广西壮族聚居地武鸣县马头乡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的古墓中，出土了两枚青铜针。针体通长2.7cm，针柄长2.2cm，宽0.6cm，厚0.1cm，呈扁长方形，针身短小，长仅0.5cm，直径仅0.1cm，针锋微细，呈圆锥状，锐利。经考证，这是两枚浅刺用的医疗用针，与古人对“微针”的描述一致。青铜针与陶针一样，针身短小，均以浅刺为主，说明壮族先民对浅刺治病有着丰富的经验。1976年7月，考古工作者又在广西壮族聚居地贵港市罗泊湾M1号汉墓的随葬品中发现了三枚银针，其外部造型相似，长分别为9.3cm、9.0cm、8.6cm，针柄均为绞索状，针柄顶端均有一圆形小孔，针身均为圆锥状，直径约0.2cm，针锋锐利。从外形看，三枚银针的造型与现代针灸用针极为相似，可以确认为医疗用针。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范围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绞索状针柄的金属制针具。这种针柄对后世针具的针柄造型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一直沿用至今，在我国针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壮族地区先后发现了年代最早的青铜针及银针，而同一时期的有关文献却未记载，它与《黄帝内经》提及的“九针”也不完全相同，其他地方也未发现相同或相似的针具，很可能该种针具仅在壮族地区使用，可见壮族先民很早就积累了自己独特的针刺治疗经验，并对中医“九针”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所说：“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诚然，这里的南方不一定特指壮族地区，但从其描述的地理气候特点来看，南方应当包括今壮族地区。从历代历史文献资料记述来看，南方亦包括广西壮族地区在内。从广西壮族地区的自然环境来看，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阳光充足，阳气充盛，雨量充沛，多雨潮湿，雾露甚多。壮民久居潮地，易患风湿病（痹病）等与湿毒有关的疾病，风湿病（痹病）成了壮族地区的常见、多发病证，壮族先民发明的杆栏式建筑，就是为了防避雾露毒邪及瘴气侵袭而制造的。可见，广西壮族地区与《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南方”的特点非常相似。应当说，南方包括了广西壮族地区在内的岭南地区。这些都可以佐证，壮医针刺疗法源于原始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已较盛行，并传到中原地区，取得过较高的成就。

到了唐宋、明清时期，壮族先民在长期的临床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壮医针刺治病经验，总结出了许多有民族特色且行之有效的壮医针刺治疗方法，如火针疗法、针挑疗法、陶针疗法、挑痧疗法、麝香针疗法、刺血疗法等，达数十种之多。这些壮医针刺方法大大地丰富了壮医的内容，许多方法至今仍在沿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壮族始终没有形成自己规范通用的文字，使得很多壮医针刺经验只能靠口耳相传或在汉文史料中记述，得不到系统的记载、整理和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非常重视壮族地区的文字工作，及时帮助壮族人民创造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壮文，并经国务院批准推行。至此，壮族人民真正有了自己统一的合法文字。随后，政府开始组织专家、学者对壮医针刺等壮医特色外治技法进行深入挖掘整理和系统的开发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壮医针挑疗法、壮医陶针疗法、壮医挑痧疗法、壮医莲花针疗法，以及壮医刺血疗法等研究得较为深入，广泛应用于壮医临床各科，方法独特，疗效显著，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我国传统疗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部分疗法还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和厅局级科研课题立项。研究人员拟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验证这些壮医治病技法的功效，并探讨其作用机制，以期进一步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1959年，广西柳州地区著名壮医专家覃保霖编著出版了《陶针疗法》一书。该书是最早公开出版的壮医著作，书中对壮族民间应用陶针的针刺治病经验进行了总结和发挥，虽未形成壮医针刺的经络学说，但对壮医针刺的原理、针刺部位、用穴规律，以及针刺方法进行了初步的阐述。书中还介绍了30余种常见疾病的陶针针刺治疗方案，图文并茂，是对壮医针刺经验的第一次总结，促进了壮医针灸学的发展，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1986年，广西桂平市老中医黄贤忠整理出版了《壮医针挑疗法》一书。该书是目前论述壮医针挑疗法的专著，有较高的参考研究价值。

广西德保县罗家安是当地著名的壮医针灸专家。罗家安生于1901年，幼年即向当地民间医生学习有关壮医药知识，擅长壮医针挑疗法。他对壮医针刺治疗壮族地区的常见与多发疾病——痧证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总结，绘制了各种痧证的针挑配方（穴位）。1965年，罗家安编成《痧证针方图解》一书，此为手抄本，未公开发行。该书载有82种病证，均为痧证，其中有20多种是中医、西医所没有的壮医病名，并以阴盛阳衰证、阳盛阴衰证、阴盛阳盛证三种证型对痧证进行辨证分类，每种病证均有对应的临床表现、挑治方法，并配有图解，标明针挑的穴位或部位。该书是对壮医针刺经验的又一次总结，具有很高的研究应用价值，对壮医针灸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考诸文献，壮医针挑疗法在壮族地区早有流传，是民间壮医常用的治病方法。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七“疗沙虱毒方”载：“已深者，针挑取虫子。”书中记载的以针挑疗法治疗的“沙虱毒”与恙虫病生活形态、发病情况、临床特征等较为符合，而恙虫病主要流行于气温与湿度较高的热带与亚热带。本病在我国主要流行于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和台湾等地。葛洪曾到过恙虫病流行地区，到过岭南，曾在广东的罗浮山及广西北流市的勾漏洞炼丹多年，有的说他曾做过勾漏（今广西北流）县令，对壮族地区的常见疾病较为熟悉，故所记述的治疗“沙虱毒”的针挑疗法，当与壮族先民有关。宋代的范成大于乾道八年（1172年）至淳熙二年（1175年）任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地区）知府兼广南西路（今广西）安抚使，所撰《桂海虞衡志》对广西的壮、瑶、苗等少数民族社会的历史及生活习俗，均有较详细的记载。关于针挑疗法，《桂海虞衡志》曰：“草子，即寒热时疫，南中吏卒小民，不问病源，但有头痛不佳，便谓之草子，不服药，使人以小锥刺唇及舌尖出血，谓之挑草子。”这是针挑疗法与壮族先民有关的不可辩驳的事实。这也说明，壮族先民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掌握了比较高超的针挑技术，并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全国第二批老中医药专家、首批桂派中医大师、著名壮医专家黄瑾明教授，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率先开展壮医药发掘整理研究，先后创建了广西中医药大学壮医药研究室、壮医药研究所和壮医门诊部，着力挖掘整理、临床验证流传于壮族民间的各种针灸治病技术，对确有疗效的民间壮医治病疗法加以推广应用，并传播至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地，疗效显著。几年前，黄瑾明在民间调研时，无意中发现有些民间壮医在使用莲花针拔罐逐瘀疗法治病；进一步调查发现，壮医莲花针拔罐逐瘀疗法流传于桂东南等地，对痛证等多种疾病疗效甚好，遂对该疗法进行深入挖掘整理，并在临床中开展优势病种的疗效验证工作。经过反复实践，黄瑾明发现，这种疗法祛瘀效果特别显著。然而，该法壮族民间多称之为“放血疗法”“血罐”。黄瑾明认为，既然拔出的是瘀血，祛瘀而不伤正，称它为“放血”疗法是不准确的。但取怎样的名字才科学呢？经过反复临床实践，黄瑾明发现，对有瘀血症状的患者进行拔罐，开始时瘀血很多，以后则逐渐减少，症状也随之减轻，待病愈之后，则再也拔不出瘀血。他试图在没有瘀血症状的健康人身上拔罐，结果几乎拔不出血来。提示该疗法祛瘀效果特别好，这不是“放血”疗法，而是“逐瘀”疗法。反复斟酌之后，黄瑾明将其命名为壮医莲花针拔罐逐瘀疗法。2009年，广西电视台专题采访黄瑾明，并在体育频道健康有道栏目播出了“神奇的壮医莲花针拔罐逐瘀法”，之后吸引了大量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前来就诊。2013年9月，由黄瑾明主持挖掘整理的壮医莲花针拔罐逐瘀疗法被中华中医药学会确定为全国首批民间中医药特色诊疗项目。

多年来，以黄瑾明为首的壮医科研团队通过对壮医各种针刺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对比其疗效，总结经验，吸其所长，并结合现代中医针刺技术，创制了现代壮医针刺疗法，包括壮医普通针刺术和壮医莲花针拔罐逐瘀疗法，并在《中国壮医针灸学》（2010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中首次明确提出，壮医针灸不是以经络系统进行传导和调节，而是通过三道两路系统进行传导和调节，亦即壮医针灸是以三道两路为理论基础的，而并非经络学说。本书还就疾病的病因、病机、治则、治法等进行了详尽阐述，进一步总结和发挥了壮医针刺技术。黄瑾明先后著有《针灸新穴精选》《壮医优势病种诊疗规范》《中国壮医针灸学》《中国壮医针灸学特定穴位图解应用手册》等壮医针灸著作，逐渐形成了壮医针灸体系，开创了壮医针灸流派。2012年，广西黄氏壮医针灸学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立项，壮医针灸流派传承工作由此翻开崭新的一页。 hoqVRs6/YpOlXdpXHArY0BYGDyu0R1YXUJLv9FHjQWCYcqUCJSUHIL8OJY0zCgT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