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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亲爱的，我不在乎你醉不醉。”珍妮特·帕多说。科隆火车站的大钟敲响了，一点整，一名侍者开始关闭“精益”酒吧阶前的电灯。“来，亲爱的，让我给你正正领带。”她探身越过桌子给梅布尔·沃伦整了整领带。

“咱们一起生活三年了，”沃伦小姐操着低沉阴郁的腔调开口道，“我可从来没对你说过厉害的话。”

珍妮特往耳朵后边洒了点儿香水：“老天爷，亲爱的，瞧瞧钟点吧，还有半个小时火车就要开了。我还得取提包，你还得采访。快喝掉那杯酒，走吧。”

梅布尔·沃伦端起杯子喝起来。随后她站起来，宽宽的身躯有点儿摇晃。她穿着花呢运动装，结着领带，衬着硬领。她眉毛很浓，眼睛乌黑，透着一股果断劲儿，可是却哭得红红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喝酒。”她说道。

“别胡说了，亲爱的。”珍妮特说，一边朝粉盒镜子里望望，看看自己的仪容是否确实完美无瑕，“你遇见我之前早就喝上酒了。多少有点儿时间长短的观念吧。我只不过要离开一星期。”

“那些男人。”沃伦小姐阴沉地说，珍妮特站起身来要穿过广场时，她以异乎寻常的力气抓住珍妮特的胳膊，“答应我，你一定要小心。要是我能和你一道去就好了。”快走到车站门口时，她在一个水坑处打了个趔趄。“哟，瞧我干了些什么！我真是笨手笨脚，把水都溅到你的漂亮新衣服上了。”她开始用粗大的手去擦珍妮特的裙子，她的小拇指上戴着一只印章戒指。

“啊，看在上帝分上，走吧，梅布尔。”珍妮特说。

沃伦小姐的情绪一下子变了，她直起身来挡住去路。“你说我醉了。我是醉了。可我还要喝，喝个烂醉。”

“噢，走吧。”

“你再陪我去喝上一杯，要不，我就不让你上站台。”

珍妮特让步了。“一杯，你记好，只喝一杯。”她引着梅布尔穿过一处灯光幽暗的宽敞的大厅，来到一间房里，几名疲惫不堪的男男女女在那里匆忙地喝咖啡。“再来一杯杜松子酒。”沃伦小姐说。珍妮特也要了一杯。

沃伦小姐在对面墙上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蓬头散发，满脸通红，真糟透了；她身边坐着的是一个她更熟悉的形象：苗条、黝黑、俏丽。对于她我算个什么呢？她酒入愁肠，心里思忖着。我造就了她，我照料她，而且，心中不无恼恨，我给她付账交钱。她身上的衣服件件都是我出的钱，是我汗流浃背地挣来的，她想，此刻餐馆中寒意逼人，暖气全无效力。每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起床，报道这、报道那，忽而去妓院会见老鸨，忽而去采访被害孩子的母亲。她知道人家在伦敦报馆里怎么说她，她对此也有点儿洋洋自得：“想要感伤故事吗，那就派‘晃花眼’梅布尔去吧。”沿莱茵河顺流而下，一路都是她的地盘。从科隆到美因茨 之间所有城镇，不论大小，她都能找到有趣的材料，给阴沉的男人强安上戏剧性的妙语，往那些过于伤心、不愿开口的妇女嘴里塞进悲哀的言词。自杀、被害的女人，被强奸的孩子，这一切从来都不曾引起她一丝一毫的感情波动。她是个艺术家，她批判地审査，她观看，她听取；而眼泪是留给报纸用的。但是现在她却坐在这儿哭泣，难听地哼哼着，只因为珍妮特·帕多要离开她一个星期。

“你要采访谁呀？”珍妮特问道。她对此其实毫无兴趣，但她想把梅布尔·沃伦从离别的念头上引开，她哭得也太招眼了。“你该梳梳头发。”她补充说。沃伦小姐没戴帽子，一头黑发像男人似的剪得很短，乱得不成样子。

“萨沃里。”沃伦小姐说。

“他是什么人？”

“他的书已经卖了十万册。《寻欢作乐》。五十万字。两百个人物。伦敦才子。只要没忘，他总是省去h音不发。”

“他上火车站来干吗？”

“到东方去收集材料。这本来不关我的事，只因为要给你送行，我就把这事揽下来了。他们让我写四分之一栏文章，但到了伦敦他们就会把它砍得只剩大约两盘 字那么长。他算是挑错时候了，要是在八九月份的新闻淡季里，他就能和人鱼海马之类平分秋色，占上半栏版面。”她再看看珍妮特，职业兴趣的火焰又暗淡下去了。今后，早晨她将看不见穿睡衣的珍妮特倒咖啡，晚上回到公寓也不会看见穿睡衣的珍妮特兑鸡尾酒了。她嘶哑地说：“亲爱的，你今晚穿哪套啊？”这个女性的问题由沃伦小姐那低沉的男人般嗓音说出，显得有点儿古怪。

“你指什么？”

“睡衣，亲爱的。今晚我想按照你实际的样子来想你。”

“我想我根本不会脱衣服睡。瞧，现在已经一点一刻了。咱们该走了。你要耽误采访了。”

这话触动了沃伦小姐的职业自豪感。她哼了一声。“你以为我还得向他提问吗？”她说，“只需瞧他一眼，我就会把该说的话安到他的嘴巴上，他也不会抱怨的。那是在给他扬名。”

“可我得找个脚夫来拿提包。”人们正纷纷离开饭馆，随着门一开一合，搬运工的喊声、汽笛的鸣叫声隐隐约约地传到她们坐的地方。珍妮特·帕多再次催促沃伦小姐：“咱们该走了，你要是还喝酒，我可不能陪你了。”但沃伦小姐一言不发，根本不理她。珍妮特发现自己正在注视着梅布尔·沃伦处理她记者生涯中的一桩例行公事，即一点儿一点儿地消除她的醉态。她先用手理理头发，然后用沾满香粉的手帕——她对女性习惯的一个妥协——抹抹通红的脸颊和眼皮。与此同时，她开始调节眼睛的焦距，把眼前的一切，杯子、侍者、玻璃器皿、远处的镜子乃至她本人的映像，都当成眼镜商的字母表。眼下这会儿，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黑色的大写A，是一个穿雨衣的中年人，他正站在桌边掸掉身上的面包屑，准备去赶火车。

“我的上帝，”沃伦小姐用手捂住眼睛说，“我醉了，我看不清楚。那是谁呀？”

“留小胡子的那个？”

“是的。”

“我从来没见过他。”

“我见过。”沃伦小姐说，“我见过。可是在哪儿呢？”某种东西已经完全使她从离愁中摆脱出来了；她嗅出了一股气味，于是把玻璃杯里余下半指深的杜松子酒也弃之不顾，追着那男人大步向门口走去。他走出门，没等沃伦小姐从旋转门中脱出身来，他已经迅速穿过灯光幽暗的大厅，来到一处楼梯跟前。沃伦小姐撞到一名搬运工身上，跌跪在地上。她摇着脑袋，极力驱除喝酒造成的慈悲心肠、忧郁情绪以及晕晕乎乎的感觉。搬运工停下来扶她，她便抓着他的胳膊不撒手，直到恢复了操纵自己舌头的能力。“从第五站台发出的是哪一班列车？”“去维也纳。”那人答道。

“贝尔格莱德？”

“是的。”

她说了贝尔格莱德而没说君士坦丁堡，这纯粹是碰巧。但话一出口，便让她恍然大悟。她向珍妮特·帕多打招呼说：“多占个座位，我要和你一道去维也纳。”

“可你的票呢？”

“我有记者通行证。”现在她倒着急起来了，“快点儿，第五站台。现在是一点二十八分，只剩下五分钟了。”她仍使劲地抓着那个搬运工，“听着，我要你给我带个口信。威廉大帝大街三十三号。”

“我不能离开车站。”他一边说一边从她手里往外挣脱。

“你几点钟下班？”

“六点。”

“那太晚了。你得溜出去一趟。你干得了，对吗？没人会注意的。”“我会被解雇的。”

“冒冒险吧。”沃伦小姐说，“二十马克。”

那人摇摇头：“工头会发现的。”

“我再给你二十马克送他。”

工头不会干的，他说，风险实在太大了，总工头会发现的。沃伦小姐打开提包开始数钱。在她头顶上，一只钟敲响了。一点半，还有三分钟火车就要开了，但她没有流露出一点儿焦急之意。情绪激动会吓坏这个搬运工。“八十马克。”她说，“你爱给工头多少就给多少。只需离开十分钟。”“这可是够悬的。”那人说。可当她把钞票塞到他手里时，他并没拒绝。“仔细听着，去威廉大帝大街三十三号，你会找到伦敦《号角报》的办公室，那里肯定有人。告诉他，沃伦小姐已乘东方快车去维也纳了。今晚她不能交那篇采访报道了。她明天早上将从维也纳打电话来。跟他说，她正在搞一个头条新闻。你重复一下吧。”当他结结巴巴地慢慢复述这个口信时，她一直在注意时间：一点三十一分，一点三十一分半。“好，去送信吧！要是一点五十分你还没把口信带给他们，我就告发你受贿！”她露出大方牙来，恶作剧地朝他笑笑，然后朝楼梯跑去。一点三十二分。她觉得听到了汽笛嘶鸣，赶紧一步跨过最后三级台阶。火车正在启动。一名检票员想拦住她的去路，但她把他撞到一边，回过头来喊了声：“有通行证！”列车末尾的三等车厢正在驶过，速度越来越快。上帝啊，她想，以后我真得戒酒了。她伸手抓住最后一节车厢的把手。一名搬运工高喊着朝她跑来。有那么漫长的十来秒钟，疼痛骤然传过臂膀，她觉得自己仿佛要被甩到站台底下，甩到火车的车轮底下了。那高高的阶梯使她胆怯起来，她够不着，再有一刹那，她就得撒手了。最好还是跌在站台上吧，宁可脑震荡也别摔断腿。但是，那会丟掉一条多棒的消息啊，她痛苦地想着，于是奋力一跃，恰在站台尽头的边沿消失的一瞬间，她双膝着地落到车门的阶梯上面。最后一盏灯也消失不见了，车门在她的身体压力下朝里打开了，她跌倒在过道里。她小心护着疼痛的肩膀，倚着墙站起来，带着哭笑不得的胜利感想道：“‘晃花眼’梅布尔飞身上车。”

晨曦透过百叶窗缝隙钻进来，映到对面的座位上。当科洛尔·马斯克醒来时，她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个座位和一只皮箱。她觉得浑身无力，惴惴不安，想着要在维多利亚车站赶那趟火车，想着楼下为她准备的干巴巴的鸡蛋和放了两天的陈面包上切下来的面包片。我真希望当初没接受这份工作，她想。动身的时刻来临时，她反倒宁愿去沙夫兹伯利街那儿，在楼梯上排长队，宁愿强打精神在代理人门口久久地等待。她拉起窗叶，一时感到惊讶不已：一根电线杆飞闪而过，一条绿色的河在近旁流淌，朝阳把河水染成橘红色，山丘上林木葱茏。于是她想起了一切。

时间还早，太阳低低的，刚从山后露出头来。对岸的一个村庄灯光闪烁，在一幢幢小木房上方，几缕青烟悬浮在宁静的空气中，屋里点燃了晨炊，正为干活儿的人做早饭呢。村子离铁路那么远，当你凝视时，它一动不动，河岸这边的树木房舍以及停泊的小船却向后飞掠而去。她拉起另一扇窗子，看见迈亚特在过道里靠着墙睡着了。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叫醒他，但转念又想，还是让他睡吧。于是，她又在那个靠别人受苦而得来的舒适环境中躺了下来。她觉得自己对他产生了一股柔情，他似乎给了她一种新的希望，也许生活还不至于全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没完没了地争斗，也许，她想，这个世界还不是那么冷酷无情。她回想起轮船事务长跟她讲话十分和气，还告诉她：“记住我。”现在看来，既然这个年轻的犹太人肯睡在门外，愿意为素不相识的人受好几个钟头的罪，那么，那个事务长就更可能还记得她了。她第一次怀着幸福的感觉想：也许，当我不在眼前，见不到我，没法儿跟我讲话时，别人还会惦记着我呢。她再一次朝窗外看去，这时小村子已经不见了。她曾凝神眺望的那个分外青翠的小山也不见了，只有河流依旧。渐渐地她又睡着了。

沃伦小姐跌跌绊绊地从车厢里走过来。她已经在三等车厢的过道那儿坐了将近两小时，但肩膀依然疼得厉害，甚至不能伸出右手去抓扶手。她觉得自己简直散了架，头昏眼花，醉意未消，思想像一团乱麻，可是她的鼻子依然在准确地追踪猎物的气味。在以往十年记者生涯中，在报道女权运动、强奸案和谋杀事件的十年中，她还从来不曾这样接近过一条独家的头版新闻。这不是那种几便士一份的小报才肯登的琐事，而是《泰晤士报》记者不惜花一年时间搞到手的新闻。她颇为自得地想，别人谁能像她这样，喝醉了也不误时机呢？当她沿着头等车厢蹒跚地走过来时，胜利的喜悦溢于眉梢，像在头上斜扣了一顶王冠似的显得怪模怪样。

她的运气真不错。有一个男人从隔间中出来了，朝厕所走去。她紧贴着玻璃窗让他通过，忽然，她看到那个穿雨衣的男人正在这个隔间的角落里打盹，独自一人。他抬起头来，瞧见沃伦小姐正在门口微微地前后摇着。“可以进来吗？”她问，“我在科隆上的车。我找不着座位了。”她的声音很低，几乎很温柔，简直像是在怂恿一只爱犬进毒气室去。

“这座位有人。”

“只待一会儿，”沃伦小姐说，“我只歇歇脚。听到你讲英语我真高兴，我就怕跟一大帮外国人一道坐火车。夜里说不定会需要点儿什么呢，对吧？”她戏谑地朝他咧嘴笑着，“我猜你是一个医生。”

“我曾经当过医生。”那人承认道。

“你是去贝尔格莱德？”那人有点儿不安，目光锐利地打量了她一眼，没等她觉察便看清了她那微微前倾的穿花格呢的宽身子，闪闪发光的印章戒指，以及充满欲求的涨红的脸。“不，”他说，“没有那么远。”

“我就到维也纳。”

他缓缓地说：“你凭什么认为——”他不知自己该不该问她。他对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危险还不大适应：一个英国老处女，喝得有点儿醉了，就是隔着整节车厢也能闻到她的酒味。以前碰到危险时，他只需善于躲闪，手脚麻利，信口瞎编，就能应付过去。沃伦小姐也有点儿犹豫，但她的犹豫就像囚徒的一丝激动之情那样转瞬即逝了。她说：“我觉得我在贝尔格莱德见过你。”

“我没到过贝尔格莱德。”

她不再耍花枪了，直截了当地亮了底。“我到过贝尔格莱德，”她说，“为我们的报纸采访坎姆内茨审判案。”但她已经给了他足够的警告，此时他无动于衷地瞧着她。

“坎姆内茨审判案？”

“坎姆内茨将军被控犯有强奸罪时，津纳是起诉的主要证人。当然，将军被无罪开释了，陪审团是经过专门挑选的一帮人。政府是绝不会允许给将军定罪的。津纳出庭作证纯粹是愚蠢。”

“愚蠢？”他那彬彬有礼的关切态度使她勃然大怒。“你一定听说过津纳。在那之前一星期，当他坐在一家咖啡馆里的时候，他们曾企图开枪打死他。他是社会民主党的头头。他作证控告坎姆内茨反倒使自己倒了霉。审判结束前十二小时他们就已发出了拘票，准备以伪证罪逮捕他。他们只不过等候一开释便采取行动。”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

“五年前。”他仔细地瞧瞧她，寻思怎样答复才更使她恼怒。“这么说是个旧闻了。津纳出狱了吗？”

“他从他们手中跑掉了。我愿意出大价钱搞清他是怎样逃脱的。这可以写出一篇呱呱叫的新闻故事。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都认为他被杀害了。”

“是被杀了吗？”

“没有，”梅布尔·沃伦说，“他逃掉了。”

“这人挺机灵。”

“我可不这样认为，”她气冲冲地说，“机灵人根本不会去作那个证。坎姆内茨或那个小孩关他屁事？他是个堂吉诃德式的傻瓜。”一股冷气从敞开的门口冲进来，医生打起寒噤来。“今晚可真够冷的。”他说。沃伦小姐挥了一下又短又粗、疲乏无力的手，毫不理会这句话。“想想看，”她不无敬畏地说，“他根本没死。当陪审团退庭时，他就从警察眼皮底下走出了法庭。警察只能干坐在那儿，在陪审团回来之前，他们不能采取行动。我敢发誓，我亲眼看见逮捕证从哈提普的衣服上兜里露了出来。可是津纳却失踪了，仿佛这个人从来不曾存在过。事情一切又都恢复了老样子，连坎姆内茨也不例外。”

他再也掩饰不住自己那种痛苦的关心。“是吗？连坎姆内茨也不例外？”她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哑着嗓子说开了，想象力丰富得出人意料。“是的。如果他此刻重归故里，就会发现万事如旧，有如时钟发生了倒转。哈提普照样收受贿赂，坎姆内茨依旧在打小姑娘的主意，贫民窟依然如故，那些咖啡馆也依然如故，还是在六点钟和十一点钟演奏老一套的乐曲。卡尔离开了莫斯科咖啡馆，新来的跑堂的是个法国人，仅此而已。还有，靠近公园的地方新开了一家电影院。嗯，是的，还有一个变化。他们在克鲁格的啤酒园那儿盖了房子作为政府职员公寓。”他沉默着，几乎完全无力应付对方采取的新进攻。这么说，克鲁格啤酒园已不复存在，它那美丽动人的灯火、五彩缤纷的阳伞以及黄昏时分沿着一张张桌子轻歌曼舞的吉卜赛人也随之消失了。卡尔也走了。他真想拿自己以及朋友们的安全来和这个女人做一笔交易，换取有关卡尔的消息。卡尔是不是打点起全部的小费，退休去了公园那边的新公寓里，过上了为自己的桌子叠餐巾、为自己的酒瓶起瓶盖的生活？他知道自己应该打断这危险的醉女人的话头，可是当她讲起贝尔格莱德的消息，他的朋友们每周寄来的密码信中从来没有的那些消息时，他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还有好多别的事儿，他也想问问这个女人。她说贫民区还是老样子。这使他觉得脚下仿佛就是通向那些低洼狭窄的小巷的陡峭的台阶，他仿佛正屈身穿过当路横挂的花花绿绿的破衣服，用手绢捂住嘴，抵挡狗、孩子、臭肉、粪便等发出的气味。他想知道那里的人们是否还记得津纳医生。他熟悉那儿的每一位居民，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地绝对信任他，如果他并非生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就会把这种亲密关系看成一种危险。事实上，他曾遭到过抢劫，也听过推心置腹的知心话，他受人欢迎，受人攻击，也受人爱戴。五年可不算短，也许他已经被人遗忘了。

梅布尔·沃伦猛地抽了一口气。“言归正传吧。我想为我们的报纸进行一次独家采访。‘我是怎样逃脱的？’或者‘我为何重返家园？’”

“釆访？”他的重复使她不快。她头痛得要命，“邪火”又上来了。“邪火”是她自己的专用词，指对男人的仇恨，她恨他们的躲闪和欺瞒，他们使这些变成了世上必不可少的事物，恨他们糟践了漂亮的姑娘，还横行海外，张扬他们的丑恶。他们吹嘘他们玩过的女人，就连眼前这张憔悴的中年面孔也肯定见过裸体的美女，他那抱着膝盖的双手也肯定曾在女人身上抠抠摸摸过。到了维也纳，她就将失去珍妮特·帕多了，珍妮特就要独自进入男人统治的世界。他们会吹捧她，送她一点儿不值钱的花哨东西，好像她是一个可以让伍尔沃斯 的镜子和玻璃珠子哄住的土著人。但是，她最怕的不是男人寻欢作乐，而是珍妮特也会那样。男人们根本不爱她，或者只爱她一个小时、一天、一年，可他们却能用享乐使她软弱，使她快活得失声叫喊。而她，梅布尔·沃伦，她把珍妮特从家庭教师的灰暗生活中解救出来，供她吃，供她穿，带着至死不渝、永不厌倦的深情爱她，可是除了一张嘴以外却没有其他办法表达她的爱；而且，她总得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她不能给她以快乐，她所能博得的至多也就是某种不痛快的不满足之感。现在，她头痛难忍，酒气冲鼻，深知自己满面通红，样子难看，于是带着更强烈的恶意仇视男人，恨他们那假里假气的翩翩风度。

“你就是津纳医生。”她更恼火地看到，他甚至不屑于否认这个身份，只是不在意地声明他旅行时所用的名字。“我叫约翰。”

“津纳医生。”她冲他吼起来，用大板牙紧紧咬住下唇，试图控制自己。

“理査德·约翰。学校教师。正在放假。”

“上贝尔格莱德去。”

“不，”他略微迟疑了一下，“我在维也纳下车。”她不信这个男人，不过她尽力恢复了温和的口吻。“我也在维也纳下车。也许你不反对我领你参观参观吧。”一个男人来到门口，她站起身来。“对不起，这是你的座位。”她在隔间里冲着那人咧嘴笑笑，火车哐当一声通过一个道岔，她一下子歪倒到一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嗝，隔间里顿时充满了杜松子酒的气味和纷纷扬扬的廉价香粉。“到维也纳之前我再来找你。”她说着，沿过道走开了，一时间因自己又醉又邋遢的丑态感到痛苦万分，她把通红的脸颊贴在熏黑的冰冷的玻璃上。“我还要抓住他。”她想，像个参加宴会的年轻姑娘一样为打了个嗝而羞红了脸。“我要想方设法把他抓到手。让他的灵魂见鬼去吧！”

隔间里流溢着柔和的光。在这一瞬间，人们真可能相信，太阳代表着某种热爱人并为人而受难的事物。人们像鱼儿在金色的水里浮游着，飞翔着，在玻璃鱼缸里，不受重力的拖累，没有翅膀，澄净透明。如果说丑陋的面孔和畸形的躯体还未能化为美貌，那起码也变成了只能唤起嘲弄的怜爱之情的奇形怪状。他们在金色的浪潮中时起时伏，喃喃低语，如梦如痴。他们无拘无束，因为这是在清晨，人们尚未意识到自己被囚禁的处境。

科洛尔·马斯克第二次醒过来了。她立即起身走到门口，那犹太人还在困乏地打着盹儿，眼睛随着列车的节奏猛地睁开。她的头脑清醒得出奇，仿佛金色的阳光有一种穿透力，使得她能够洞察隐匿在通常她认为无关紧要、毫无意义的举动背后的动机。当她望着他时，他似乎感觉到了。她看见他伸出手来，但半途又停了下来。她明白他是在有意识地矫正一种犹太人的习惯。她柔声说道：“我真不像话。让你在外头待了一整夜。”他不以为意地耸耸肩，活像个当铺老板在压低一块手表或一只花瓶的价格。“这算什么？我不想让你受打扰。我得在这儿应付列车员。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这是你的包房。”

他笑了，忍不住伸出手来，上身微微一倾。“请原谅我。这包房是你的了。”他从袖筒里取出一条手绢，卷起袖口，在空中挥挥手。“瞧，头等车厢的票。”一张车票从手绢里落下来，滚到他们之间的地板上。

“你的票。”

“不，是你的。”瞧见她惊愕的样子，他开心地笑起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能收下这张车票，这得花好几镑呢。”

“十镑，”他夸耀地说，“十镑。”他正了正领带，满不在乎地说，“在我算不了什么。”

但他那股自信劲儿，他那得意的眼神，使科洛尔·马斯克起了戒心。她满腹狐疑地说：“你想干什么？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票就在他们之间，可她不肯把它捡起来。金色的光线退去了，只在玻璃和靠垫上留下一个黄色的斑点。科洛尔跺着脚说：“我要回我的座位去了。”

他不屑地说：“我并没在打你的主意。我还有别的事要操心呢。你不想要这张票，可以把它扔掉。”她看见，他瞧着自己，同时又炫耀地耸了耸肩。她无声地哭了，扭过脸对着窗户，对着飞掠而过的河流和桥梁，还有那棵初露芽苞的光秃秃的山毛榉树。我安安稳稳睡了一夜好觉就这么答谢人家；人家给我礼物，我就这么接受；她想起了关于高级妓女们接受王公贵族礼物的旧梦，又羞愧，又失望。这会儿，我就像个疲惫不堪的女招待那样说难听话。

她听到身后有响动，知道他在弯腰捡车票，她想转过身去向他表示谢意，说：“能一路坐在这么软的垫子上，睡在卧铺上，忘掉自己是去出门谋生，想象着自己挺有钱，真像是在天堂似的。从来没有人像你待我这么好。”可是，她先前讲过的话，她那粗俗的怀疑，却像阶级藩篱似的横在两人之间。“请把你的包给我。”他说。她没有转身就递过去了提包，她觉得他打开了钩扣。“喏，”他说，“我把票放进去了。你当然可以不用它。什么时候想来，就再来坐一会儿。累了也可以在这儿睡一觉。”我真是累了，她想。我会在这儿睡好多个钟头。她极力压住哭腔，说：“我怎么好这么做呢？”

“哦，”他说，“我会另外找个隔间的。昨天夜里我睡在外边是因为我有点儿为你担心。怕你需要什么。”她又哭了，头斜倚在窗户上，半闭着眼，于是眼睫毛就如同一层帘幕，把她和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婆子的苦口良言隔开了，例如，“男人只要一样东西”呀，“别收陌生人的礼物”呀，等等。按照人们一向告诫她的话，这份礼物的分量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吃巧克力糖或兜一趟风，哪怕是剧院散场后的黑夜里，也至多不过是亲亲嘴、吻吻脖子、撕破点儿衣裳。所有那些金玉良言的意思就是：姑娘们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得到什么。鲁比·M.艾尔斯之类的小说家可能会说贞洁比红宝石更可贵，但实际上它的价值只和一件皮大衣差不多。一个姑娘不和男人睡觉就不能收下他给的皮大衣。如果你那么干了，所有年长的女人都会说你待那男人不公平。而且这个犹太人付了十镑钱。

他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怎么啦？告诉我。你不舒服吗？”她记起他曾用这双手拍打枕头，记起他悄悄离去的脚步。她重复说：“我怎么能这样呢？”但这次她却是在恳求他说话，恳求他把那些贫困生活积累起来的经验否定掉。“瞧，”他说，“坐下来，我指给你看看风景。这是莱茵河。”她笑了：“我猜着了。”“看到刚才经过的那块伸入河中的礁石了吗？那是罗蕾莱 礁石。海涅写过的。”

“海涅？你说的什么呀？”他高兴地答道：“一个犹太人。”她忘了自己不得已下定的决心，饶有兴趣地观察起这个人来，极力想从这过分熟识的面容后面发现一个陌生人：小眼睛、大鼻子，油光闪亮的黑发。她曾无数次见到过这样的人，像身着晚礼服的侍者，在地方剧院的前排座位上，在演员代理人办公室的桌子后面，排演时在舞台两侧，午夜时在剧院门外；整个剧院都回荡着他那又温和又谦卑的命令声；他通常平庸无奇，小里小气，也有时突然大方一下子，但从来不会让人信赖。排演时和和气气地夸奖两句简直就不算回事，事后他会在办公室里捧着一杯威士忌说：“头排的那个小姑娘，她不配在这儿待下去了。”他从来不发火、不骂人，对人的评论最坏只不过是“那个小姑娘”，解雇人总是通过留在信架中的打印的通知单。她温和地开了口，一方面由于这些品格并不妨碍她喜欢犹太人的安静平和，另一方面由于温顺是姑娘们的本分。“犹太人很有艺术感，不是吗？‘好姑娘’剧院的乐队里尽是些犹太小伙子。”

“是的。”他不快地说，对此她不大理解。

“你喜欢音乐吗？”

“我能拉小提琴，”他说，“拉得不好。”一时间，那双熟悉的眼睛后面似乎活跃着一种奇特的活力。

“听到《小小子》 我总忍不住想哭。”她说。她知道自己的理解力和表达力之间有着一段距离，有很多东西她能感受到，却说不出，而且一开口就往往说错。这时她看出那股奇特的活力消失了。

“瞧，”他厉声说，“河不见了，我们离开了莱茵。快要吃早饭了。”她觉得委屈，有点儿难过，可她不想吵架。“我得去拿我的提包，”她说，“我的包里有三明治。”

他盯着她：“你是说你带了三天的干粮？”

“没有。只是昨天的晚饭和今天的早点。这样可以省八先令。”

“莫非你是苏格兰人 ？听我说，跟我一道去吃早饭。”

“你还想让我跟你干什么？”

他咧嘴一笑：“我来告诉你。午饭，茶点，晚饭。然后明天……”她叹了口气，打断了他的话：“我看你有点儿固执。你不是从什么地方逃出来的，对吧？”他的脸耷拉下来，突然谦卑起来：“你不愿和我在一起？你讨厌我了？”

“不，”她说，“我不会讨厌你。可你干吗要为我做这些事呢？我不漂亮，也不算聪明。”她停下来，渴望一个否定的回答：“你真可爱，机灵，才貌过人。”这一类难以置信的字眼能解救她，使她既不用报答对方，也不必回绝赠礼。聪明、漂亮比这男人的所有礼物都更值钱，如果一个姑娘被人爱上了，连那些老于世故的老太婆也承认她有权利只取不予。然而他却没有否定她的话。他的回答那么简单，简直近乎一种侮辱：“我跟你谈话一点儿都不别扭。我觉得好像认识你似的。”她明白这话的意思。“是的，”她感到失望，带着淡淡的痛苦冷漠地说，“我也似乎认识你。”而她指的是那长长的楼梯，那代理人的房门，那友善的年轻犹太人，他和蔼而漠然地对她解释说，没有她可做的工作，根本就没有。

是的，她想，他们俩彼此了解，他们都承认了这一点，这使得两个人变得无话可说了。车窗外的世界转换着，变化着，从他们身边掠过。树木房舍在淡蓝色云天的背景上起落沉浮，山毛榉变成了榆树，榆树变成了枞树，枞树变成了石头，世界像烈火上的熔铅，沸腾着化为各种形状，一会儿像一团火焰，一会儿像三叶草的叶子。他们的思想却依然没变，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也没有什么真情要发现。

“你其实并不真想让我和你一道吃饭。”她说，极力想显得通情达理，打破这尴尬的沉默。但他不接受她的解决方法。“我是真心。”他说。他的声音并不太坚决，她看出只要她果断些，站起来离开他回到自己的车厢去，他就不会再坚持了。然而，装在她提包里的是三明治和盛在酒瓶里的隔夜牛奶，而走廊里却飘来了煮咖啡和新鲜白面包的香味。

梅布尔·沃伦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又黑又浓，没加糖。“我搞到的消息中，这条最棒。”她说，“五年前我眼看着他走出法庭，而哈提普兜里揣着逮捕证干瞪眼。《新闻报》的坎贝尔立刻跟上他，可一到大街上他就不见了。他没回家，从那以后就无影无踪了。人们都以为他被杀了，可我一直没弄懂，既然他们要谋杀他，又何必办了逮捕证来抓他呢？”

“说不定，”珍妮特·帕多兴趣不大地说，“他不乐意谈呢。”

沃伦小姐撕开一个面包卷。“我从来没失败过。”

“你想编点儿什么东西？”

“不，对付萨沃里随便编造点儿什么也就够好了，但对他可不行。”她恶毒地说，“无论如何，我要逼他开口。就在从这里到维也纳的路上。我还有近十二个小时。我要想个办法。”她又沉思着补充道，“他说他是个学校教师。没准儿这是真的。这就是条好新闻。他上哪儿去呢？他说他在维也纳下车。果真如此，我就要跟住他，哪怕一直跟到君士坦丁堡。可我不信他的话，他是要回国去。”

“去监狱？”

“去接受审判。也许他相信人民。他过去在贫民区是很得人心的，但如果他以为人们仍然记得他，他就是个大傻瓜。五年了，没有人隔了这么久时间还能被人记得。”

“亲爱的，你把人想得多坏呀。”

梅布尔·沃伦好不容易才收神回到她所处的现实环境中，咖啡在杯子里晃荡，桌子轻轻摇着，还有珍妮特·帕多。珍妮特·帕多刚才还噘起嘴，表示不满，感到委屈，这会儿却斜睨着和一个姑娘一道坐在桌旁的犹太人。照沃伦小姐看来，那个姑娘相貌虽平庸，却自有醒目、动人之处。至于那个犹太人，他唯一的长处就是年轻、有钱。然而，梅布尔·沃伦酸溜溜地想，仅此两点就足以吸引珍妮特的注意力了。“可你知道，”她恼怒而又无奈地说，用又短又宽、疲乏无力的手撕开另一个面包，虽说情绪越来越激动，心里却明白极了，“过一个星期你就会把我忘个一干二净。”

“我当然不会，亲爱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呀。”梅布尔·沃伦对这句话并不满意。要是我爱一个人，她想，我想的不是我欠他多少人情。对她来说，世上有两种人：思考的人和感受的人。头一种人会计算人家为他们买的衣服或付的账单，但衣服式样很快就会过时，账单会被风从桌上刮掉，不管怎样，一个吻或者别的什么亲密行为就能把欠的情偿还了，那些思考的人就把这些忘却了。然而感受的人却永远记着，他们既不欠债也不出借，他们只是恨或爱。我就是一个感受的人，沃伦小姐想，泪水涌上眼眶，面包噎在嗓子里，我属于那种永远爱、永远铭记不忘的人，这种人身着丧服或佩戴黑条带，对过去忠贞不渝。我不会忘记，她想，但同时她的目光却在那个犹太人的女伴身上停留了片刻，就像一个疲惫的驾驶员在驱车前往音乐悠扬、棕榈青青的高级旅馆途中，也会渴望地瞧着普通的小旅舍、紫红的窗帘和掺水的淡啤酒一样。“我要跟她谈谈。她身材不错。”梅布尔想道。说到底，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和有着音乐般的低嗓音、棕榈般的高挑个子的伴侣一起过日子。忠实和记忆并不是一回事，人们可以忘却但依然忠实，也可以虽然记得却并不忠实。

她爱珍妮特·帕多，她永远爱珍妮特·帕多，她暗自说道。自从有一天晚上，她们在威廉大帝大街一家电影院初次见面以来，珍妮特就像一个启示，告诉她爱意味着什么，然而，然而……她们是由于都讨厌一个主演而结识的。至少梅布尔·沃伦曾在漆黑的影院里那一派紧张的静默中大声用英语发泄她的感情：“这些油头粉面的男人可真叫人受不了！”她听到了一声低沉的音乐般的赞同。但即使那时珍妮特也想把电影看完，看到最后一次拥抱，最后那些遮遮掩掩的淫荡行为。梅布尔·沃伦催她离开去喝点儿什么。但珍妮特·帕多说她想看看后面的新闻，于是她们俩都没走。现在看来，那头一个晚上就已经把珍妮特的全部特点都表现出来了，她对你的意见毫无例外地表示赞同，但做起来却仍然我行我素。过去从没有刺耳话语和反对意见扰乱她平和的情绪，直到昨天晚上，她自认为已经摆脱了梅布尔·沃伦时。沃伦小姐不怀好意地说：“我不喜欢犹太人。”她甚至懒得把声音压低点儿。珍妮特·帕多转过她那闪闪发光的大眼睛盯着梅布尔，赞同地说：“我也不喜欢，亲爱的。”

梅布尔·沃伦突然不顾一切地恳求珍妮特：“珍妮特，我走了以后，你还会记得你我之间的情分吧？你不会让男人们碰你吧？”她希望能听到不同的意见，以便有机会争辩和陈述利害，在那水性杨花的思想上打上某种印记，但她只是又一次得到了漫不经心的赞同：“当然不会，亲爱的。那怎么可能呢？”如果她对面是一面镜子，她会从镜中的映像那儿更多地感受到一个异己的头脑中的思想意识，沃伦小姐想，但不会得到欣赏美好事物的快感。何苦去想自己呢，糙头发，红眼皮，顽固不变的不和谐的男性嗓音，在这方面，简直任何人，甚至一个平庸的犹太人，都足以跟她竞争。她离开后，珍妮特在一小段时间内会维持一种美妙的精神空虚，除了要睡觉、要吃饭、要人赞美以外，简直就像不存在一样。但过不了多久她就会朝后仰身坐着，一边揉着面包一边对人说：“当然我完全同意。我一向是这么想的。”梅布尔·沃伦手中的杯子抖了起来，咖啡从杯边洒出，滴在她早已被油污和啤酒弄脏的裙子上。她恶狠狠地想，只要我不知道，珍妮特干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她还回来，就算她和男人睡了觉又有什么关系？可后边这个“只要”使她痛苦万分，不胜畏惧，因为她想，珍妮特真的会回到一个痴心爱她的日渐衰老的女人身边来吗？她会跟他谈论我，梅布尔想，谈起她和我一道度过的两年时光，谈起那些快活的日子，谈起我大吵大闹的情景，甚至谈到我给她写的诗，他会笑起来，她也会跟着笑，于是两人笑着上床去。我该拿定主意了，是收场的时候了，她度假之后不会再回来了。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不是真去看望她叔叔。沃伦小姐揉着面包，绝望地意识到自己的手保养得糟透了，但又转念一想，咳，海里的鱼还多着呢，比如说吧，陪着犹太人的那个姑娘就是一个。她没钱，像那天晚上在电影院里的珍妮特一样，可是她不如珍妮特漂亮。坐上整整一个钟头观看珍妮特身体的每一个动作，真是一种享受：珍妮特整头发，珍妮特换衣服，珍妮特穿袜子，珍妮特调酒。可她也许比珍妮特有头脑得多，尽管没准儿只是又庸俗又机灵。

“亲爱的，”珍妮特·帕多打趣地问，“你看上那个小丫头了吗？”火车晃动了一下，吼叫着驶进了隧道，接着又钻了出来，淹没了梅布尔·沃伦的回答，有如一只愤怒的手抓住一封信，将它撕碎后又一把撒开，只有一片碎纸面朝上地飘落下来，看得见上面写着“永远”。因此，除了梅布尔本人以外，没人知道她究竟说了什么，是起誓说她对旧情永志不忘呢，还是宣布世上没有人能永远忠实于另一个人。火车出了隧道后再次驶进阳光中，眼前咖啡壶闪闪发亮，餐巾台布雪白耀眼，两边窗外是开阔的草场，几头奶牛正在吃草，还有一片繁茂的枞树林。沃伦小姐忘了自己想说的话，因为她认出刚刚走进餐车的男人是与津纳同房间的旅客。就在这时，那姑娘也起身了。她和那犹太人不大说话，沃伦小姐简直不敢断定他们是否相识。她希望他们素昧平生，因为她正在打主意跟那个姑娘搭上话，并使她帮助自己将津纳永远地钉到报纸的头版位置上，让他在那高不可攀的十字架上受难。

“再见。”那姑娘说。梅布尔·沃伦凭她那训练有素的观察家的眼睛看出犹太人耸了耸肩膀，就像是感到羞愧的惯偷从被告席上探出身子温和地表示抗议，他这么做与其说是觉得审判不公道，倒不如说是出于习惯。一个不经心的旁观者看见他们的表情，也许会以为他们是情人吵了嘴，但梅布尔·沃伦知道得更清楚。“可以去看你吗？”那犹太人问。姑娘答道：“要是你想见，你知道上哪儿去找我。”

梅布尔·沃伦对珍妮特说：“一会儿见。我有点儿事要办。”她尾随那姑娘走出车厢，跌跌撞撞、抓抓扶扶地来到两节车厢接头处摇摇晃晃的过道里，由于自己的妙计唤起的梦想和热情，头痛几乎完全消失了。她刚说有事的时候，指的不是什么含糊的东西，而是一个绝妙的点子，它洋洋得意地雄踞于宝座之上，而她的头脑就像是灯火辉煌的大厅和一群叽叽哝哝表示赞同的民众。诸事都顺当，她觉得自己挺得心应手，她开始盘算伦敦的人会给她多大版面，这以前她还没抢到过头条呢。倒是还有什么裁军会议啦，什么贵族挪用公款锒铛入狱啦，什么男爵娶了齐格菲女郎 啦，但那些都不是独家新闻；她没到火车站就在新闻通讯社的电讯稿上读到这些消息了。他们会把裁军会议以及齐格菲女郎往后挪挪的，她想。只要没有全欧战争或国王驾崩，我的消息无疑准能上头版头条，她一边盯着前边的那位姑娘，一边回想津纳医生的形象：疲倦、寒碜，穿着老式的高领衣服，戴着紧巴巴的小领带，坐在隔间的角落里，双手紧扣着膝头，倾听着她那些关于贝尔格莱德的瞎话。“津纳医生仍在人间”，她琢磨起新闻标题来。不过这不成，五年过去了，不会有多少人记得他的名字了。“神秘者归来。津纳医生死里逃生。独家报道。”

“天啊。”她喘着气，拉紧扶手，看起来像是被这两节车厢接头处、摇动的铁板以及车厢与车厢拉扭的声音吓坏了。她的叫声没传出多远，于是她只得扯着嗓子又重复了一下她的哀叹，这可与她所扮演的那个上气不接下气的半老女人不大相称。那个姑娘转过身，朝她走来，她那稚气未脱的面孔显得苍白可怜，任何一个陌生人都能一眼看透她的心。“怎么啦？你病了？”

沃伦小姐没动，在车厢接头处交叠的铁板的另一边紧张地思索着。“哦，亲爱的，你是个英国人，我太高兴了。我很不舒服，走不过去了。我知道，我真是老不中用了。”她不得不用年龄来打动人，尽管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也许你愿意帮我一下吧。”她想，演这场戏我应该有长头发才对，那样女人气更足些。真希望我的手指不是发黄的。幸好这会儿我没有酒气了。那姑娘走过来。“当然，我愿意。别担心。抓住我胳膊。”沃伦小姐有力的手指一把抓住姑娘的手臂，有如掐住一只打架的狗的脖子。

待她们走进下一节车厢，她又开口了。列车的噪声已经减弱，她又能把声音压成沙哑的低语了。“亲爱的，我实在不舒服，车上要是有一位医生就好了。”

“车上是有一位医生，叫约翰医生。昨天晚上我晕倒过，他帮助了我。我去找他吧。”

“我真怕那些医生，亲爱的。”沃伦小姐带着一丝胜利的喜悦说，真是太走运了，这姑娘竟认识津纳。“先跟我说会儿话吧，让我安静安静再说。你叫什么名字呀，亲爱的？”

“科洛尔·马斯克。”

“你就叫我梅布尔吧，梅布尔·沃伦。我有个侄女和你一模一样。我在科隆给一家报纸做事。你一定得来看看我。我那套小公寓可爱极了。你是在度假吗？”

“我是跳舞的。我到君士坦丁堡去。有个英国剧团在那儿演出，其中一个姑娘病倒了。”梅布尔·沃伦拉着那姑娘的手，一时冲动起来，简直想以某种荒唐、显眼的方式表示慷慨。干吗不干脆放弃留住珍妮特的希望，劝这个姑娘取消合同，请她代替珍妮特充当由自己赡养的伴侣呢？“你真漂亮。”她大声说。

“漂亮？”科洛尔·马斯克说。没有一丝笑意缓和她的怀疑态度。“你是在耍弄我吧。”

“亲爱的，你多善良，心多好呀。”

“那当然了。”她的口气带着点俗劲儿，一瞬间几乎毁了梅布尔·沃伦心中的幻象。可科洛尔·马斯克又期望地说：“别提什么心好。再说一遍，我真的漂亮？”梅布尔·沃伦把握十足地满足了她的要求：“亲爱的，你确实很可爱。”姑娘惊诧而又热切地瞪眼望着梅布尔，那样子真叫人动心，梅布尔脑海中那些都市化的阴暗角落里闪过了“处女”这个字眼儿。“没人说过你漂亮吗？”急切而又疑虑重重的梅布尔恳切地问，“连餐车上你那位年轻的朋友也没说过吗？”

“我跟他谈不上相识。”

“我想你很聪明，亲爱的，犹太人是不能信任的。”

科洛尔·马斯克慢吞吞地说：“你觉得他也会这么想吗？他会以为我不喜欢他是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吗？”

“亲爱的，他们对此早习以为常了。”

“那我要去告诉他，我喜欢他，我也一向喜欢犹太人。”梅布尔恶狠狠地嘟囔起来，不出声地骂着脏话。

“你说什么？”

“在找来医生之前，你总不至于就这样把我扔下不管吧？我的隔间就在过道尽头，和我侄女在一起。要是你能找来医生，我这就回去。”她瞅着，等科洛尔一消失，就溜进了一间厕所。火车猛地停了，随后开始向后倒行。沃伦小姐透过窗子，望见了维尔茨堡 建筑物的尖顶和美因河上的大桥。列车正甩下三等车厢，在信号箱和铁路侧线之间来回地行驶转轨。沃伦小姐留了点儿门缝，以便观察过道上的动静。当科洛尔·马斯克和津纳医生出现时，她关紧门等候脚步声过去。要走到过道尽头还有很长一段路，只要她麻利点儿，时间就来得及。她溜出厕所。她还没来得及关上门，火车就启动了，车身一晃，门哐地关上了。但科洛尔·马斯克和津纳医生都没有回头。

梅布尔笨拙地跑起来，由于火车的运动而在过道里撞来撞去，手腕和膝盖都碰肿了。吃罢早饭回来的旅客都紧贴在窗户上让她通过，其中几个人用德语抱怨着，知道她是英国人，以为她听不懂。她露出大门牙，恶意地朝他们笑笑，又接着跑起来。她要去的房间并不难找，因为她认得挂在墙角的雨衣和那顶肮脏的软帽。座位上还放着一张晨报，一定是津纳一两分钟前在维尔茨堡车站买的。就在她沿着过道追赶科洛尔·马斯克的那几步路里，她已经谋划好了每个步骤：和津纳同在一个隔间的人正在吃早餐，津纳医生正在列车的另一头找她，起码三分钟之内不会回来。在这段时间里，她必须搞到足够的事实来迫使他开口。

首先是那件雨衣。口袋里只有一盒火柴和一包“金叶”牌香烟。她拾起帽子，摸了摸帽箍和衬里；过去她曾经在帽子里发现过非常宝贵的资料，但医生的帽子里却空无一物。现在她的搜查工作已到了一个危险的关口，因为摸摸帽子乃至翻翻雨衣口袋，总还是可以掩饰过去的，可要是从行李架上拉出衣箱，用小刀撬开锁，再打开箱盖，那就会很容易使她被人指控为盗窃。而且，在她摆弄那把锁的时候，折刀的一面刀刃偏偏断了。任何从这儿经过的人都会明显看出她在撬箱子。她前额上渗出了汗珠，急得有点儿发狂。如果我让人发现了，那就意味着解雇，她想，英国最不入流的廉价报纸也不会容忍这种事的；我要是被解雇了，我就会失掉珍妮特，也没希望把科洛尔搞到手了。她一面撬着，推着，刮着，一面又想：如果我成功了，单凭这样一篇报道，他们就会对我百依百顺，每周再加四镑薪水也算不上什么奢求。我就能租一套宽敞点儿的公寓，珍妮特听到这消息就会回来，再也不离开我。为了今天的冒险，我将得到幸福和安全，她想。这时，锁打开了，箱盖被掀起，她的手指触到了津纳医生的秘密物件。最先摸到的是一条羊毛束腰带。

她小心地拿起束腰带，发现了他的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理查德·约翰，职业是教师。年龄五十六岁。这说明不了什么，她想，那些来历不明的外国政治家都知道上哪儿去买护照。她把护照放回原处，开始伸手在衣箱正中的衣服里摸来摸去，海关官员在检查提袋底下和边上的物品时，总是忽略这个地方。她希望发现传单或信件，但只有一本一九一四年德国出版的旧旅行指南：《君士坦丁堡及小亚细亚、巴尔干、爱琴海、塞浦路斯》。这本书夹在一条裤子里。梅布尔·沃伦办事可毫不含糊。她估计还有一分钟的安全时间，既然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査，她索性翻起这本旅行指南来，因为这本书被那么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确实有几分奇怪。她瞧了瞧书的扉页，失望地看到上面写着理查德·约翰的名字，是用拉纸的笔尖写的小巧的、花里胡哨的字体。不过，名字下面有一个值得记下来的地址：“大滨海伯青顿，学校公寓。”《号角报》可以派人去采访那儿的校长。说不定可以发掘出一篇好报道呢。

这本导游书似乎是从旧书店买的，封皮很破旧，扉页上贴着查令十字街一家书店的标签。她翻到贝尔格莱德。那儿有一页地图，已经用得松脱了，但上面没有什么记号。她检查了和贝尔格莱德有关的每页纸，随后又检查了和塞尔维亚有关的每页纸以及有关现属南斯拉夫的那些国家的每页纸。连一个墨水斑点都没有。若不是因为她在衣箱正中找到了这本书，她就会放弃检査了。尽管明摆着什么都没有发现，她还是顽固地认为，这本书是特意藏在那儿的，因此其中必有奥妙。她用拇指迅速地翻动着书页，因为有许多折叠的地方，翻起来时易时难。在书前面的一页上，她在文字说明中发现了用墨水画的一些横线、圆圈和三角。然而这一页谈的只是小亚细亚某个不知名的城市，而且，这些笔道很可能是个孩子用直尺和圆规胡乱画的。显然，如果它们是一种密码，那只有专家才能破译出来。他把我难倒了，她一边把衣箱的表面弄平整，一边恨恨地想，这里什么都没有。但她不想把旅行指南放回去。津纳藏起这本书，其中必有奥秘。她已经冒了这么大的风险，不妨再多冒一点儿。她合上衣箱，把它放回到行李架上，却把那本旅行指南轻轻地塞入衣衫，放在腋下。她只消把胳膊贴紧身子就能夹住它。

但是现在不能回自己的座位去，那样就会碰上往回走的津纳医生。这时她想起自己原本要在火车站采访的奎因·萨沃里先生。通过《闲话者》杂志上的照片，《纽约客》杂志上的漫画，《信使报》上的铅笔素描，她对他的相貌已相当熟悉。她小心翼翼地朝过道望了望，像个近视眼似的眨眨眼睛，随后快步走开了。她在头等车厢中没有找到奎因·萨沃里先生，但最后还是在二等车厢的卧铺中找到了他。他把下巴埋在大衣里，一只手攥着烟斗，亮晶晶的小眼睛正打量着过道里来来往往的人们。在他对面的角落里，一个牧师正在打盹儿。

沃伦小姐打开门走了进去。她摆出一副专横跋扈的派头，不待邀请便坐了下来。她觉得是她给这个男人带来了他所希求的东西——名气，而自己却得不到什么报酬。因此她无须对他柔声细气地说话，不必像先前劝诱津纳医生那样引导他开口。报刊有替他推销书籍的力量，所以她可以无所顾忌地冒犯他。“你是奎因·萨沃里先生吗？”她问道。眼角余光一瞥，她看见那个牧师神色一变，摆出一副恭恭敬敬的样子来。可怜的傻瓜蛋，她想，让十万册的销量唬住了，我们的销量是二百万呢，明天将有二十倍于十万的人听说津纳医生。“我想代表《号角报》，对你进行一次采访。”

“我觉得有点儿突然。”萨沃里先生说，他扬起下巴，拉了拉他的大衣。

“不必紧张。”沃伦小姐机械地说。她从提包中取出笔记本，啪的一声打开。“随便对英国公众讲几句吧。是匿名旅行吗？”

“啊，不是，不，”萨沃里先生说，“我又不是王室成员。”

沃伦小姐开始记录。“你要去什么地方？”

“嗯，首先，”萨沃里先生愉快地说，似乎沃伦小姐的关心使他很高兴，其实沃伦小姐的心思已经回到那本旅行指南和那些胡涂乱画的几何图形上去了，“去君士坦丁堡，然后可能去安卡拉、远东、巴格达、中国。”

“写一本游记？”

“啊，不，不。我的读者要的是小说。这本书将取名为《出国记》。写一个伦敦人的奇遇。那些国家，那些不同的社会文明。”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德国呀，土耳其呀，阿拉伯呀，对于主角——一个伦敦烟草商来说，这一切都是第二位的东西。你明白吗？”

“完全明白。”沃伦小姐一面说一面迅速写道，“战后几年中最杰出的革命家之一，理查德·津纳医生正在赴贝尔格莱德的归国途中。五年来世人普遍认为他已经死去，其实他一直以教师的身份住在英国，等待时机。”但他为什么要回国呢？沃伦小姐思忖着。“你对现代文学有何高见？”她问，“乔伊斯、劳伦斯以及诸如此类？”

“现代文学是过眼烟云。”萨沃里先生立即做了一个很有警句意味的答复。

“你信奉莎士比亚、乔叟和查尔斯·里德 这样的作家吗？”

“他们将万古永存。”萨沃里先生颇为庄重地宣布道。

“波希米亚主义，你不主张吗？对‘菲兹罗伊’酒馆作何感想？”（“曾经签发了对他的逮捕证，”她同时写道，“然而须待审判结束才能使用它。可是当审判结束时，津纳医生却杳无踪迹了。警察对所有的火车站进行了监视，拦截了每一辆汽车。无怪乎关于他被政府特务谋害的流言不胫而走。”）“你是否认为不必穿奇装异服，戴大黑帽，穿天鹅绒外套，等等？”

“我认为那简直会要我的命。”萨沃里先生说。他现在一点儿也不局促了；他一面偷偷观察着牧师，一面说：“我不是诗人，诗人是个人主义者。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穿着打扮，他只靠自己。而小说家却要依靠别人，他不过是个有表达能力的普通人。他是个间谍。”萨沃里先生戏剧性地补充说，很有点儿让人迷惑不解，而且把前前后后的h音都吞掉不发。

“他必须观察一切而又不为人所注意。人们一旦认出他来，就不肯多谈了，就会在他面前装模作样，他也就发现不了什么东西了。”沃伦小姐的笔飞快地写着。既然她已经让他开了口，她就要赶快思考思考，无须再向他提问题了。她用铅笔涂出一些毫无意义的符号，看起来倒很像速记体，足以使萨沃里先生相信他的话都被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了；在这些曲线、直线、圆圈和方块的掩护下，沃伦小姐思索着。她把可能同那本旅行指南有关的各种事都想到了。那本书是一九一四年出版的，但保存得相当好；没有怎么使用过，但有关贝尔格莱德的那部分却是例外，那幅城市地图由于经常被人翻弄，书页已经松脱了。

“你听懂这些观点了吗？”萨沃里先生急切地问，“它们很重要。对我来说，它们是文学道德的试金石。你知道，一个作家具备这种文学道德并不妨碍他的书卖出十万册。”沃伦小姐的思路被他打断了，很恼火，差点脱口回嘴道：“你以为我们如果讲真话，还能卖出二百万份吗？”

“非常有趣，”她说，“读者一定会感兴趣的。那么，你认为你对英国文学有何贡献？”她拿起笔来，鼓励地朝他笑了笑。

“这当然应该由别人来评说，但是就个人愿望而言嘛，我希望能在现代小说中恢复欢快和健康的风格。那种内心反省，那种阴郁情调，等等，如今实在太多了，无论如何，这个世界总还是个充满奇遇的好地方。”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抓着烟斗，漫无目的地敲打着自己的膝盖。“恢复乔叟精神。”他说。一个女人沿着过道走了过去，顿时，萨沃里先生的全部注意力显然都去尾随那女人的背影了，他的眼神和他的手同样一起一落地抖动着。“乔叟，”他说，“乔叟。”突然，当着沃伦小姐的面，他放弃了这种努力，他的烟斗落到地上，他一边弯腰去找，一边恼怒地大声咒骂：“活见鬼，真该死。”这个人劳累过度了，一种并非他本性的人格折磨着他，好奇心和欲望折磨着他，他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上。沃伦小姐幸灾乐祸地看着他。她倒不是恨这个人，她恨一切显赫的成功，无论是卖出十万册书还是达到时速三百英里；这种成功使她成了采访者，而那个男人则成了屈尊俯就的被采访者。但那同样也会风云一时的失败却是另一回事，那时她将代表报复的一方，钻入牢房，钻入旅馆前厅，钻入简陋的内室。在盆栽棕榈和钢琴之间，一个男人被她捏在手心上，他被挤到结婚照片和大理石钟跟前再无退路了。这时，她简直有点儿可怜自己手中的牺牲品，很少问他涉及隐私的问题，也不大留心他的回答了。她满意地想，《寻欢作乐》的作者萨沃里先生离这样的失败也相距不远了。

她重复着他的用语。“健康，”她说，“这就是你的使命吗？不搞‘儿童不宜’的东西。他们在学校里拿你的书当奖品呢。”

她的讽刺有点儿太露骨了。“我为此而自豪，”他说，“让年轻的一代在健康传统中成长起来。”她注意到他的嘴唇焦干，眼睛直往过道里瞟。我要把这些有关健康传统的话也写进去，她想，读者们会喜欢的，詹姆斯·道格拉斯也会喜欢的。这个人不出几年一定会成为海德公园里议论的话题，那时，他们就会更欣赏我的做法，那时我还会活着，还能提醒人们记起我的先知先觉。她对自己的预言本领很得意，虽然她还不曾看到她的任何一个预言实现。就拿眼前这个人的表情来说吧，一丝病容，一种腔调，一个姿态，对于一般缺少观察力的人来说，这些并不比那本旅行指南上的圈圈杠杠更能说明问题，但是把它们与你所了解的这个人的生活环境、朋友、家具、住房等，联系起来，你就能预见未来，预见到等待着他的可悲的命运。“上帝啊！”沃伦小姐说，“我明白了。”

萨沃里先生跳了起来。“你怎么了？”他问，“牙痛吗？”

“没有，没有。”沃伦小姐说。她不由得感激起这个给她带来灵感的萨沃里先生来，这灵感使她的头脑朗如白日，使津纳医生的一切都清楚地展现在她面前。“我是说，这次采访十分成功。我刚才想出了如何介绍你的方法。”

“让我看校样吗？”

“哦，我们又不是周报。读者可不肯恭候。你知道，他们对大块的奇闻如饥似渴。没有时间看校样。伦敦人明天吃早餐时就将读到这篇采访。”她这样说，使他相信读者一定会感兴趣，随后就离开了他。其实，她倒更愿意提醒一下这位殚精竭虑、一心要再写五十万字畅销书的先生：人们都是健忘的，他们今天买你的书，明天就会嘲笑你。可她却没有这种闲空，她有大事要干，她确信自己已经猜出了那本旅行指南的奥秘。她在琢磨自己的预言时发现了一个新思路。那张地图已经散脱了，而且她记得那本旅行指南的纸挺薄，还有点透明，如果把地图和前面画满道道的那页纸重叠起来，笔道就会透过纸显现出来。

我的上帝，她想，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想到的。为这个发现值得喝一杯。我要找个没人的房间，把茶房叫来。她甚至不想和珍妮特·帕多一起分享这一胜利，她宁愿独自喝上一杯，不受干扰地好好思考一下，谋划谋划下一个步骤。她找到了一个空的隔间，但并没有贸然行事，直到茶房端来了白兰地之后，她才从衬衫里抽出那本旅行指南来。而且，即使那时她也不是立刻就拿出书来。她端起杯子，放在鼻子前，让酒味冲进鼻腔深处，冲到鼻子和脑部相连的地方。昨天夜里她喝的酒还没有完全消尽，这点儿宿醉就像地里的潮气遇上湿热天气似的蒸腾起来。晕乎乎的，她想，我觉得天旋地转。她透过玻璃杯和白兰地酒看着外面的世界，干净的原野，树木和小村庄，一切都那样单调和齐整，仿佛万古不变。她的眼睛有点儿近视，而且已让那点儿白兰地酒气熏得发红了，因此看不出那些细微的变化，不过，她注意到了没有云朵的灰色天空和昏暗的太阳。这会儿就是下雪我也不会吃惊，她想着，看了看暖气是否全都打开了。随后她从衬衫里取出旅行指南。火车过不了多久就要到达纽伦堡，她希望在新乘客上车之前把一切都安排停当。

她的猜测是正确的，起码这一点毫无疑问。她拿着那幅地图和那张画有符号的纸页对着光线一照，画的线条正好和街道重合，圆圈正好圈着一些公共建筑物：邮局、火车站、法院和监狱。但这一切又是什么意思呢？她曾断定津纳医生回国是要进行一次个人示威，没准还会参加指控他伪证罪的审判。如果是这样，这张地图就毫无意义了。她又査看了一遍地图，街道并不是胡乱标上记号的，这里面有某种格局，有一组大小相套的方框正好与另一个方框相对称，而这个作为对称的方框就是贫民区。头一个方框的形状是这样的：一条边是火车站，另一条边是邮局，第三条边贴着法院，在这个方框中套着几个急剧缩小的方框，最小的仅仅围住监狱。

火车两侧陡然升起高高的堤堰，阳光被挡住了；衬着灰暗的天穹，红色的火星像雹点似的落在窗户上，长长的列车吼叫着冲进一处隧道，车厢里顿时一片漆黑。革命，沃伦小姐想，这起码意味着一次革命，她仍然举着地图，等待着第一抹重新出现的光亮。

汽笛声渐渐低了下来，光线突然又照了进来。津纳医生站在门口，胳膊下夹着一张报纸。他又穿上了那件雨衣，沃伦小姐鄙夷地看着他的眼镜，灰白头发，寒碜的小胡子，系得紧紧的小领带。她放下地图，朝他咧嘴一笑：“怎么？”

津纳医生走了进来，把门关上。他一点儿不带敌意地坐到她对面的座位上。他知道我摸清他的底细了，沃伦小姐想，他是打算通情达理地谈谈吗？他突然问：“你的报纸同意你的做法吗？”

“当然不，”她说，“明天我就会被解雇，但是他们如果看到我的报道，情况就不同了。”她又故意傲慢无礼地加了一句，“我认为你对我来说挺值钱，相当于一周四英镑。”

津纳医生一点儿没生气，沉思地说：“我不打算告诉你任何事情。”沃伦小姐朝他摆摆手：“你已经告诉我不少事情了。有这个呢。”她拍了拍那本旅行指南，“你是大滨海伯青顿的外国教师。我们将从你的校长那儿摸到情况。”他的头低垂着。“而且，”她说，“还有这幅地图。还有这些圈圈道道，我已经进行过一番推理了。”她原以为会有恐惧的或愤怒的争辩，但是他仍在那儿琢磨她最初的猜测。他的态度使她感到迷惑，一时间她挺恼火，心想，莫非我没抓住最重要的事？莫非最重要的东西根本不在这儿，而在南方海边的那所学校里，在红砖房、油松木课桌、墨水瓶、破铃铛以及男孩子衣服的气味里？这种怀疑使她不那么自信了，她委婉地开了口，口气远比她打算用的语调温柔，因为调节她那哑嗓子不大容易。“我们合作吧，”她用说服人的语气大声说，“我并不想坏你的事。我不想干涉你。嗯，如果你成功了，我的报道只会更有价值。我答应你，若没有得到你的允诺，我一个字也不往外发。”她似乎满腹委屈地说着，仿佛她是一个被指控为反对绘画的艺术家。“我不会破坏你的革命。我怎么会呢，那是头等的重大新闻呀！”

津纳医生骤然间变得苍老了；仿佛他曾成功地抵挡住了他与松脂气味和书写黑板时的吱吱粉笔声打交道的五年岁月的袭击，只是如今坐上火车，才让那被挡住的五年光阴一股脑儿压到自己身上。此刻，他变成了打瞌睡的老头儿，脸色像纽伦堡上空的雪天一样青白灰暗。“现在提第一个问题，”沃伦小姐说，“你的计划是什么？我能看出你很倚重那些贫民区。”

他摇摇头。“我不靠任何人。”

“你操纵全盘吗？”

“最难把握的就是我自己。”

沃伦小姐使劲敲了敲自己的膝盖。“我希望得到明确的答复。”但她听到的还是老一套。“我什么也不会对你说的。”他看上去更像七十岁的人，而不是五十六岁。她十分有耐心，感到自己面前的人肯定不是成功者，倒很像一个失败者，一个能够为她所喜爱的失败者；她对失败者是能够和声细语、温文尔雅的，只要那人最后能开口，她就一直娓娓动听地劝个不休。有时，一个弱者在分手时会觉得沃伦小姐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她探着身子，轻轻拍着津纳的膝盖，尽力堆出温和可亲的笑容。“在这方面我们是利害一致的，医生。你还不明白吗？说真的，我们还能帮你的忙呢。《号角报》实际上代表着公众舆论。我知道你怕我们冒冒失失，明天就发表关于你的报道，以致引起政府的警觉。但我告诉你，在你起事之前，我们绝不会在报刊上露一点儿风。等到你起事时，我希望能在报上来个通栏大字标题：‘津纳医生自述。《号角报》独家新闻’。怎么样，这总是合情合理的吧！”

“我没有什么想说的。”

沃伦小姐把手抽了回来。她真不明白，难道这个可怜的傻瓜以为自己能阻挡她搞到每周四镑的加薪，阻挡她保住珍妮特吗？这个坐在对面的男人变得又老又蠢又固执；所有危害她幸福的男人都是这副模样，他们团团围住珍妮特，给她钱，给她小玩意儿，嘲笑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赤诚爱情。但眼前这个男人是操纵在她手中的，她可以毁掉他。克伦威尔摧毁偶像 的举动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胡作非为。圣母的力量有些就存在于她的雕像中，如果雕像的头掉了，手脚没了，七把宝剑也断了，那么她的香火就会不旺，在她的祭台前祈祷的人也就为数不多了。如果一个女人能毁灭像津纳医生这样的男人，那么，像科洛尔·马斯克那样相信男人的智慧和力量的傻姑娘就会大大减少。但是，她看在他年龄的分上，再加上从他身上已经闻到了一股倒霉味儿，就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真没什么可说吗？”

“没有。”

她恼怒地朝他笑起来。“你已经说了不少啦。”他无动于衷，于是她像面对智能低下者一样，慢慢解释说，“今晚八点四十分，我们将到达维也纳。九点，我将给科隆分社打电话。十点，他们将把我的报道转给伦敦。十一点以前，首批伦敦版报纸是不会开印的。就算消息被耽搁了，在清晨三点末批报纸付印时，还来得及改排头版消息。明天吃早饭时，人们就会读到我的报道。早晨九点钟，伦敦各报都会派记者围住南斯拉夫外交使团。明天午饭以前，贝尔格莱德就会掌握全部消息，而火车要晚上六点钟才到达那里，其后的事情就不难想象了。想想我会说些什么吧！理查德·津纳医生，著名的社会主义鼓动家，五年前坎姆内茨案审判时在贝尔格莱德失踪，目前正在归国途中。星期一他从奥斯坦德乘上东方快车，该列车应于今晚抵达贝尔格莱德。据悉，他此行与一次社会主义者的暴动有关，该暴动以津纳医生享有名望的贫民区为基地，可能要夺取火车站、邮局和监狱。”沃伦小姐停顿了一下，“这就是我打算发送的报道。但如果你能多提供点儿情况，我将通知他们压住稿件不发，直到你发话同意为止。这可是同你公平交易。”

“我对你说过了，我在维也纳下车。”

“我不信。”

津纳医生倒吸了一口气，透过窗户凝视着灰蒙蒙的天空，凝视着一些工厂的烟囱和一座巨大的金属圆罐。隔间里充满了煤气味。一块块小片土地上的卷心菜在污浊的空气中生长着，大片的花叶上挂满了白霜。他开口了，声音很轻，以致沃伦小姐必须掉过身去才听得见。“我没有理由惧怕你。”他音调不高，但很肯定，他的冷静激怒了沃伦小姐，就像被告席上的犯人，或者像在羊齿草花盆旁啜泣的男子，居然获得了一种神秘的力量来和她作对。她又恼怒又不安地回答道：“我能让你倒大霉。”

津纳医生慢吞吞地说：“就要下雪了。”列车正缓缓驶入纽伦堡站，车身两旁的一些大型火车头映着天空灰暗阴冷的光泽。“不，”他说，“你伤害不了我。”沃伦小姐拍了拍那本旅行指南，他却带着一丝幽默说：“留着作为咱们见面的纪念吧！”这时她才确信自己害怕的事真的发生了，这个人从她手里逃掉了，她怒不可遏地瞧着他。我要是能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就好了，她心想，在他身后的那面镜子里，她似乎看见了珍妮特·帕多的形象，它代表着“成功”，可爱而又空虚，并无价值，它溜走了，穿过长长的街道，经过豪华旅馆的前厅溜走了，我要是能给他点儿颜色看看就好了。

更令人恼火的是，她已无话可说，而津纳医生却掌握了主动权。他递给她一张报纸，问道：“你懂德语吧？读读这张报吧。”火车在纽伦堡车站停留的时间长达二十分钟，她一直在呆呆地望着这张报纸。报上的消息使得她火冒三丈，她原期望看到有关“成功”的重大消息，什么国王逊位啦，政府被推翻啦，公众希望津纳医生归国啦，后面这类消息自然会把医生抬到一种高高在上接受采访的地位上。但她读到的消息更不寻常，是有关失败的，这失败使他完全摆脱了她的掌握。她以前曾多次受过成功者的欺凌，可还从来没让失败者耍弄过呢。

“贝尔格莱德的共产党暴动，”她读道，“昨天深夜，一小股武装的共产党煽动分子企图攻占贝尔格莱德的车站和监狱。警方措手不及，革命者占据了邮电总局和货场近三个小时之久。通往贝尔格莱德的全部电信联系中断，直至今晨才恢复。我报驻维也纳记者今晨两点同警长哈提普上校通了电话，得知秩序已经恢复。革命者人数甚少，亦无适当的领导人；他们对监狱的进攻为卫兵所击退，此后数小时中，他们困守在邮局里无所作为，显然在期待首都贫民区居民前来支援。政府遂得以调集警察援兵，在一排士兵和两门野战炮的支援下，警察包围邮局三刻钟有余，随即重新占领了邮局。”这一段概述是用大号铅字印刷的，下面小号铅字的文章记述了有关暴动的详情。沃伦小姐坐在那儿，呆望着报纸；她微微皱着眉头，觉得嘴里又干又涩。她感到自己脑子很清醒，但空荡荡的。津纳医生解释说：“他们动手早了三天。”

沃伦小姐刺了他一句：“你又能有什么更大的作为呢？”

“人民会跟随我的。”

“他们早就忘掉你了。五年时间可是够长的。现在的年轻人在你出走时还是些孩子。”

五年时间啊，她想着，仿佛看见在未来的日子里，五年时间有如潮湿冬天的绵绵寒雨那样不可阻止地打在自己身上。她想象着珍妮特·帕多的脸孔，仿佛看见她为第一条皱纹，第一缕白发，或者美容手术后那紧绷、光滑的皮肤和每过三周后根部就发白的染色头发而愁云满面。

“现在你打算干什么？”她问。“我已经同你说过了。我在维也纳下车。”他的回答迅速又明确，她不禁对此满腹狐疑。“那很好，”她说，“咱们同路。咱们可以聊聊。现在你不会拒绝采访了吧。你要是缺钱的话，我们的维也纳分社可以预付你一些钱。”她注意到医生认真地看着她，他以前可从不这样。“是的，”他慢吞吞地说，“也许咱们能谈谈。”这一次她敢肯定他在说谎。他想耍两面三刀的把戏，她想，但很难看出他的动机所在。他别无选择，只有在维也纳或布达佩斯下车了，再继续向前走是不安全的。但这时她回想起在审判坎姆内茨时，虽然他已清楚看出陪审团不会判处被告有罪，但他还是冒着危险去作那个毫无用处的证，听任哈提普带着逮捕证恭候他。他是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大傻瓜，她想。她暗自揣测，这家伙看上去挺平静的，说不定他已经打定主意和同伴们一起站到被告席上，为自己陈词辩护，以图多少影响旁听席上熙熙攘攘的听众了。如果他继续往前走，她想，我也往前走，我绝不撒手，我要把他的事情搞清楚。但是由于已无法要挟医生，她不由得感到十分软弱无力，犹豫不决。他败了，衰老、绝望，靠在那个角落里，报纸扔在两人中间的地板上，任凭上面积落灰尘；然而他又是胜利者，他看着沃伦小姐离开了这节车厢，连那本旅行指南也丢在座位上。他以无言的沉默回答了她的声明。“到维也纳我再来看你。”

沃伦小姐走掉以后，津纳医生俯身去拾报纸。他的袖子挂住了一只空杯子，杯子落到地上打碎了。他把手放在报纸上，茫然看着玻璃杯，他无法凝神思考，不能决定究竟怎么办，是捡起报纸还是收拾那些危险的玻璃碴儿。随后，他把报纸小心折好，放在膝盖上，闭上了眼睛。他独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沃伦小姐读过的那篇报道的细节仍不断骚扰着他；他知道邮局楼梯的每一个拐角，对建起街垒的准确地点了如指掌。这些胡闹的傻瓜，他心里想，真想让自己痛恨这些毁了他希望的人。他们毁了他们自己，也毁了他。他们把他留在一栋因为幽灵作祟而找不到房客的空荡荡的住所里，而他本人，津纳医生，又还没有加入幽灵之列。

如果有一张面孔在窗口窥望，如果楼上有人说话，或者地毯窸窣作响，那也许就是津纳医生在入土五年之后又拼命想回到有血有肉的生活中来。他在课桌堆里绕来绕去，在黑板和不听话的学生前面露出透明的躯体，他伏在教堂里做礼拜——活人是根本不信这玩意儿的——和一群七嘴八舌的芸芸大众一道恳求上帝开恩饶了自己。

有时幽灵似乎也能起死回生，因为他体验到自己作为鬼魂也能感受到痛苦。鬼魂还会回忆，它还记得津纳医生曾多么受人爱戴，以致有人想雇个杀手用手枪朝他的脑袋开火。这是他最令人自豪的回忆，他记得津纳医生如何坐在公园荒僻角落的一家啤酒店里，听见一声枪响，身后的镜子被打得粉碎，他知道这是穷人多么热爱他的最终证明。但是津纳的幽灵却蜷缩在他藏身的海滨学校里，东风吹拂着他的脸孔，灰色的海水搬弄着鹅卵石。他学会了为往事而神伤泣下，此后，他又得回到红砖房中，去吃茶点，去和惯于巧妙地捉弄人的孩子们打交道。但在那次最后的礼拜之后，在照例的赞美诗和握手之后，幽灵觉得自己又重新触到了津纳的躯体，但它所能得到的满足也就是这么短暂的一触了，现在别无办法，他只能在维也纳下车，然后返回。十天之内，那唱诗声又会响起来：“吾侪重聚于此，上帝降恩收容。”

津纳医生翻开一页报纸，又读了一会儿。对于这伙败事有余的同伴，他所产生的最接近仇恨的情感是嫉妒；当他想到报社记者认为不值得一提的那些细节时，他无论如何也恨不起来：那个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在邮局分拣室外让人用刺刀挑死的汉子是个左撇子，他喜欢戴留斯 的音乐，一个除了死亡别无信仰的人谱出的阴郁的理想主义音乐。而另一个人，那个从电话交换台三楼窗口跳下去的人，他的妻子由于一次工厂事故而双目失明，周身伤疤，他爱自己的妻子，但又伤心和违心地对她不忠。

但是，还剩下什么我可以做的事呢？津纳医生放下报纸，在隔间里走起来，向前三步走到门口，向后三步走到窗口，来回踱步。稀疏的雪花开始飘落，但风把车头的烟气向后吹过车窗，雪花即使落在玻璃上，也脏得像碎纸片似的。不过，在诺伊马克特 车站旁耸起的六百英尺高的小山上，雪花已开始在山顶上堆出洁白的花床。他们要是等等我就好了，他们要是等一等就好了，津纳医生想，他的思想从死者转到就要受审的生者身上，这时，他感到自己万万不能溜之大吉，这股情绪是如此强烈，使他不禁低声喊了出来：“我必须和他们站在一起！”但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处呢？他重新坐了下来，开始向自己陈述理由，证明这一举动有实际价值。如果我去投案并和我的同伴们一起受审，人们就会注意到我的辩护；我要是安安全全地待在英国，那么谁也不会把我的话当一回事。他的决心增强了，心情也振奋起来，不那么绝望了；他想，人民会起来救我的，虽说他们不会为别的人这么干。津纳的幽灵再一次感到自己快要复生了，它那冰冷透明的躯体感到了一股暖意。

但是还有很多事情有待考虑。首先，他要躲开那个记者。他必须在维也纳甩掉她，这不会太困难，火车到达维也纳的时间是将近九点，到晚上那个钟点，他想，她肯定已喝得酩酊大醉了。天气很冷，他想到自己可能还要同那个声音嘶哑的危险的女记者打交道，不禁打起冷战来。他把报纸随手丢在地上，又捡起了那本旅行指南，他想，她的毒刺总算是拔掉了。她好像恨我，不知为什么，他想，也许是出于某种古怪的职业骄傲吧！我也该回我的隔间去了。可是当他走到自己的隔间时，他却背着手，夹着那本旅行指南继续向前走去，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幽灵的岁月结束了。我又活过来了，他想，这是因为我自觉地把死亡当作一种未来的可能，甚至当作自己的定数，因为即使我用天使的声音替自己和其他人辩护，他们也不会容我再次逃脱的。当他走过时，认识他的人都仰起脸看着他，但他们没能打断他的沉思。我害怕了，他心满意足地对自己说，我感到害怕了。 SZIqVUnWJyyAJoi7GES15F3xa0CPzNtlANpJL6Ws2p16f9zZVoFvyCqTXB9/s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