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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选股根本没有什么祖传秘诀。很多人往往把自己投资亏损归咎于某些天生不足，认为其他人投资成功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一块投资的料，但是我个人的经历完全否认了这种说法。我一点儿也不像人们所想象的如同球王贝利还是婴儿时就会玩足球那样天生早慧，我躺在摇篮里的时候根本没摸过什么股票自动行情报价机，我的乳牙刚刚长出时也从没有咬过什么报纸上的股票专版。据我本人所知，我即将出生时，我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等候区一步去打听通用汽车公司股价的涨跌如何，而我的母亲在阵痛期间也从来没有问过一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分红是多少。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1944年1月19日我出生的那一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并且在刚刚出生的我还待在医院里的那一周内，股市进一步下跌，这是林奇定律（Lynch Law）发生作用的最早例证，尽管当时还是婴儿的我根本不可能会想到这一点。林奇定律与著名的彼得原理（Peter Principle）
所描述的“职务上升，能力下降”非常类似，林奇定律所描述的是：林奇高升，股市下跌。（最近一次的例证是，1987年夏天我刚刚和出版商达成本书的出版协议，我的职业生涯达到一个高峰，然而随后两个月内股票指数下跌了1000点，因此，如果有人要购买本书的电影改编版权的话，我一定会再三慎重考虑是否答应。
我的亲戚大多数都对股票市场持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目睹了股市暴跌的严重打击。我母亲是她家七个子女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期间，我的姨母和舅舅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们亲身体验到1929年股市大崩盘给投资股市的人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因此在我们这个家族里从来没有一个亲戚会推荐股票。
我听说过在我的亲戚中唯一一个购买过股票的人是我的外祖父吉恩·格里芬（Gene Griffin），那次他购买的是城市服务公司（Cities Service）的股票。外祖父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投资者，他之所以选择公众服务公司的股票，是因为他以为这是一家供应自来水的公用事业公司，后来他去纽约旅行时却发现这家公司原来竟是一家石油公司，于是马上就把股票卖掉了，可是从他卖出股票以后，城市服务公司的股价上涨了50倍。
整个20世纪50年代直到进入60年代，全美国仍然弥漫着一股对股市根本不信任的态度，尽管在此期间股市先是上涨了3倍，后来又上涨了2倍。我的童年时期，而不是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是美国历史上最强劲的大牛市时期。可是当时你要是听到舅舅们谈论股市的话，你会把股市想象成在赌博大厅进行掷骰子的赌博游戏。“千万不要与股市沾边，”人们告诫我说，“股市风险太大了，会让你输个精光。”
如今回首往事，我才发现20世纪50年代在股票市场上损失掉全部财富的风险比此前或此后其他任何时期都要小得多。这个经验告诉我，不仅股市行情非常难以预测，而且小规模投资者也总是更容易在不该悲观的时候反而非常悲观，在不该乐观的时候反而非常乐观，因此，当他们想在牛市中追涨买入以及在熊市中杀跌卖出时，往往会事与愿违，弄巧成拙。
我的父亲是一位非常勤奋刻苦的人，他以前是一位数学教授，后来他离开学校，成为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公司最年轻的高级审计师。我七岁时他患上疾病，在我十岁时他死于脑癌。这场家庭悲剧使我的母亲不得不出去工作（她在勒德洛铸排机制造厂（Ludlow）工作，这家工厂后来被泰克实验室（Tyco）兼并），我也决定找一份兼职工作来帮助家里渡过难关。11岁时我开始打工，在高尔夫球场做球童，那是1955年7月7日，就在这一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467点跌到460点。
对于一个已经懂得高尔夫球规则的11岁小孩子来说，做球童是一份十分理想的工作，我在高尔夫球场跑来跑去找找球就可以赚到钱，我一个下午赚到的钱比一个报童每周七天天天一大早6点钟就要辛辛苦苦挨家挨户送报纸赚的钱还要多，还有比这更好的工作吗？
到高中时我开始明白，做一个球童能够给自己带来相当微妙却十分重要的优势，特别是在类似于波士顿郊外的Brae Burn俱乐部这样高级的高尔夫球俱乐部里，我的客户都是一些大公司的总裁和CEO：吉列公司（Gillette）、宝丽来公司（Polaroid）以及对我的一生有着重要影响的富达基金公司。在帮富达基金公司总裁乔治·沙利文（D.Goerge Sullivan）寻找他的高尔夫球时，我也帮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并不是唯一一个知道这个成功捷径的球童：进入一家公司董事会会议室这个权力中心的捷径是通过像Brae Burn这样的高级俱乐部的更衣室认识一些头面人物。
如果你想得到有关股票投资的教育，高尔夫球场是一个仅次于主要股票交易所交易大厅的最佳场所，特别是在那些俱乐部的会员打出一个左曲球或右曲球之后，他们会兴高采烈地吹嘘他们最近的成功投资。在一局比赛中，我也许要给出5个挥杆的建议，相应地，也能听到他们谈论的5个股票投资消息。
尽管当时还只是高中生的我还没有钱来根据我听他们谈到的股票消息进行投资，但是我在球道上所听到的这些人投资股票赚钱的故事，还是让我重新审视了我的亲戚认为股市投资只会让人赔钱的看法。我的很多客户确实真的都已经从股市中赚到了钱，而且其中一些正面的投资成功例子也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对股票投资的看法。
球童可以很快学会将他的客户分成三六九等：第一类客户是球技很好、待人很好、给的小费很高的会员，我们球童把他们奉若神明，不过这种最好的客户可以说凤毛麟角非常少见；第二类客户则是球技一般、给的小费一般的会员；第三类客户是球技很差、待人很差、给的小费很少的会员，这是三个等级中最差的客户，也是球童最厌烦、最想躲避的客户。在做球童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是在为球技平平、小费也平平的一般客户服务，但是如果要面临在两种客户之间选择，一种客户球打得很糟糕但小费给得很大方，另一种客户球打得很精彩但小费给得吝啬，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球童工作让我强化了这一观念：做事得有钱赚。
在高中以及波士顿学院就读期间，我一直在做球童，我用自己获得的弗朗西斯·奎梅特（Francis Ouimet）
球童奖学金支付了波士顿学院的大学学费。大学期间，除非是必修课，否则科学、数学和会计这些进入商业社会所必需的基础课我一概不会选修。我喜欢的是文科，学习了一般的文科课程历史、心理学和政治学之外，我还学习了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宗教学和古希腊哲学等文科课程。
现在我回过头来看，很显然，学习历史和哲学比学习统计学能够更好地为股票投资做好准备。股票投资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因此一个接受训练、习惯对一切事物进行严格数量分析的人在投资中反而有很大的劣势。如果选择股票这项工作可以量化分析，那么你只需租用附近的克雷（Cray）计算机运算分析一段时间就可以赚到大钱了，但事实上这种做法根本不管用。每个投资者在上小学四年级时学会的数学知识对股票投资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例如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拥有10亿美元现金、5亿美元长期债务等）。
逻辑学应该是在选股方面对我帮助最大的一门学科，因为正是逻辑学教我认识清楚了华尔街特有的不合逻辑性。事实上，华尔街的思维方式就跟古希腊人一模一样，早期的古希腊人习惯好几天坐在一起争论一匹马到底有多少牙齿，他们认为只要坐在那里讨论就可以得到答案，并不用找一匹马亲自数数，而现在华尔街的情况则是许多投资者只是坐在一起争论股价是否会上涨，只靠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冥思苦想就能找到答案，似乎根本不用调研核查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
在几个世纪以前，当太阳升起时古代人听到公鸡报晓误认为是鸡叫才让太阳升起来了，当然现在这种混淆因果关系的说法听起来非常愚昧。现在的投资专家每天对于华尔街股市哪些股票会上涨所提出的一些新的解释包括：女人的裙子越来越短，某一球队赢得了超级杯（Super Bowl），日本人不高兴了，一种趋势线已被击破，共和党人将赢得竞选，股票被“超卖”（oversold）等，这些说法同样也混淆了因果关系。每次我听到诸如此类的理论时，我总会想起过去人们认为鸡叫让太阳升起的愚蠢说法。
1963年上大学二年级时，我以每股7美元的价格买入自己的第一只股票“飞虎航空”（Flying Tiger Airlines）。我用做球童赚的钱和获得的奖学金缴了学费，住在家里又节省了我的其他日常开销，我还花了150美元把自己85美元的破车换成了一辆新车。我终于攒到了足够的钱可以进行股票投资了！尽管在此之前我听到了那么多客户谈论的股票投资消息都只能由于没钱投资而只好放弃。
我买飞虎航空公司的股票绝非突发奇想胡乱瞎猜，我之所以选择这只股票是基于我对这家公司非常执着地进行了深入研究，尽管我的研究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在一节课上我读到一篇关于空运公司美好前景的文章，这篇文章中提到飞虎航空公司是一家航空货物运输公司，这正是我购买这只股票的原因，但并不是这家公司股价上涨的原因，飞虎航空股价上涨是因为我们卷入了越南战争，飞虎航空公司运送部队和货物往来于太平洋上空，这使公司盈利大增。
不到两年时间，飞虎航空的股价就涨到了32.75美元，这是我寻找到的第一只5倍股。后来我一点一点把股票卖掉用来支付上研究生的学费，我在沃顿商学院读研究生的学费就来自一部分投资飞虎航空股票所赚到的钱。
如果说你的第一只选股对你未来投资生涯的影响就像你的第一次恋爱对你将来罗曼史的影响一样重要的话，那么我非常幸运第一次投资选中飞虎航空股票赚了5倍。这次选股成功证明上涨好几倍的大牛股确实存在，并且还使我相信，这只大牛股只是一个开始，我以后还会在股市中寻找到更多的大牛股。
在波士顿学院上四年级时，在富达基金公司总裁沙利文先生（他是我做球童时的客户，虽然他球技很差但待人很好而且小费给得也很慷慨）的建议下，我在富达基金公司申请了一份暑期工作。富达基金公司在金融界的地位就像纽约帆船俱乐部（New York Yacht Club）、奥古斯塔全国高尔夫球俱乐部（Augusta National）、卡耐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以及肯塔基赛马会（Kentucky Derby）一样重要。克鲁尼城（Cluny）是一座伟大的中世纪修道院，修道士对克鲁尼城顶礼膜拜，而富达基金公司就是投资界的圣殿，哪一位愿意献身于投资事业的人不梦想着能到富达基金公司工作呢？因此，富达基金公司仅有3个暑期工作的职位，而应聘者就有100人。
富达基金公司在向美国人销售共同基金方面所做的工作如此出色，以至于连我的母亲也每月投资100美元购买富达资本基金（Fidelity Capital）。富达资金由蔡至勇（Gerry Tsai）管理，是这个有名的快速获利时代（go-go era）两个有名的快速获利基金（go-go fund）
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富达趋势基金（Fidelity Trend），由爱德华C.约翰逊三世（Edward C.JohnsonⅢ，人们亲昵地称他为内德（Ned））管理。内德·约翰逊是传奇人物爱德华C.约翰逊二世（Edward C.JohnsonⅡ，人们尊称他为约翰逊先生（Mr.Johnson），他是富达基金公司的创始人）的儿子。
内德·约翰逊的富达趋势基金和蔡至勇的富达资本资金的投资业绩远远超过了其竞争对手，成为1958～1965年基金业一致敬仰的佼佼者。这些前辈的培训和支持让我觉得我似乎理解了牛顿这句名言的真正含义：“我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早在内德取得巨大成功之前，他的父亲约翰逊先生就已经改变了美国人关于股票投资的观念。约翰逊先生认为投资股票不是为了保本，而是为了赚钱。用你赚的钱购买更多的股票，然后再赚更多的钱。“你的股票就是你如胶似漆的娇妻。”这是约翰逊先生经常被引用的一句名言。当然，他这样说，《女性》杂志是绝不可能向他颁发任何奖项的。
能够进入富达基金公司工作，并且能在蔡至勇原来的办公室中工作让我内心激动万分，当时蔡至勇已经去纽约接管曼哈顿基金（Manhattan Fund）。1966年5月的第一周我到公司报到开始工作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925点，而9月当我的实习工作告一段落回到研究生院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到800点以下，你看，“林奇进步股市下跌”的林奇定律再次应验。
像我这样的实习生，在公司财务会计方面没有任何经验，都会被安排研究上市公司并撰写公司研究报告的工作，和正式的分析师一模一样。以前让我心存敬畏的基金投资行业突然变得不再那么神秘——原来我这样的文科生竟然也能够照样进行股票分析。我被指派研究报纸和出版业上市公司，要到全国各地调研相关上市公司，例如索格报业集团（Sorg Paper）和国际教科书公司（International Textbook）。由于航空公司正在罢工，所以我只好改乘汽车旅行。暑期结束，我发现被我研究得最深入的就是灰狗长途汽车公司（Grey-hound）了。
在富达基金公司实习一段时间之后，我回到沃顿商学院继续读研究生二年级，此时的我比以往更加怀疑学术界的股票市场理论究竟有没有真正的价值。在沃顿商学院所学的课程本来应该能帮助你投资成功，但在我看来只能导致你投资失败。我学习了统计学、高级微积分学和数量分析等课程，但是根据我在课堂上所学的数量分析理论，我在富达基金公司所亲眼看到的事情在现实世界里根本不会发生。
我还发现很难将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 hypothesis）（股票市场的一切信息都是“已知”的，并且股票的定价也都是“理性”的）与随机漫步假说（random-walk hypothesis）（即市场的涨跌是不理性的，也是完全不可预测的）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理论统一起来。我所看到的股票市场中许多奇奇怪怪的波动现象使我开始怀疑那些认为市场是理性的学术理论，而富达基金公司那些伟大的基金经理人所取得的投资成功也并不是事先完全无法预测的。
很显然，在投资方面沃顿商学院那些信奉定量分析和随机漫步理论的教授在投资实践上远远没有我在富达基金公司的同事做得好，因此当我在理论和实践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时，我选择了与实务派站在一起。当你知道某一个人在肯德基快餐公司的股票上赚了20倍，并且他在事先就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了该股票会上涨的理由时，你就很难相信在学术界十分流行的声称股票市场是非理性的理论，直到现在，我仍然根本不相信那些理论家和预言家。
不过沃顿商学院的有些课程还是有价值的，即使所有的课程都毫无价值，在这里的这段求学经历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我在这里遇到了卡罗琳。（在服兵役时我和她结婚了，那是在1968年的5月11日，星期六，股票市场停盘。我们度了一周的蜜月，在此期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3.93点——当然那时我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一情况是我事后核查数据才知道的）。
在沃顿商学院读完二年级，按照预备军官训练营制度的要求，我到军队进行报到开始服两年兵役。1967～1969年，我在炮兵部队任少尉，先是被派遣到得克萨斯州，后来又被派遣到韩国——这和到越南相比可以说是太舒服了，因为在越南战争中大多数炮兵少尉都受伤了。驻防在韩国唯一的缺点就是离股票交易所太远，据我所知，韩国首都首尔当时还没有股票市场，这段时间我一直由于远离华尔街而深感痛苦。
在难得的几次休假期间里，我都会努力弥补我在国外服役所丧失的投资机会，我风风火火地赶回美国，购买朋友和同事推荐的各种各样的热门股票。虽然他们自己购买的是股价一直在上涨的热门股票，但他们建议我购买那些股价一直在下跌的保守型股票。事实上，在荣格石油公司（Ranger Oil）的股票上我赚到了钱，但是缅因州制糖公司（Maine Sugar）的股票——我坚信会稳赚不赔的一只股票，让我损失惨重。
缅因州制糖公司的员工四处奔走，游说缅因州所有种马铃薯的农民在淡季种植甜菜。这样将给缅因州制糖公司带来巨额利润，对缅因州的农民好处更不必多说了，因为通过种植甜菜这种马铃薯的理想伴作物，农民既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同时又可以让土地重新变得肥沃，而且缅因州制糖厂愿意为农民种植甜菜承担费用，农民所需要做的全部工作就是将成熟的甜菜送到缅因州制糖公司新建的大型炼糖厂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障碍在于这些农民是缅因州的农民，他们非常谨小慎微。第一年他们只试种了1/4英亩，而不是一下子就种植数百英亩的甜菜，当看到这样做确实能赚钱时，他们才将种植面积扩大到半英亩，而当他们终于把种植面积扩大到1英亩时，炼糖厂不得不因业务量不足而关门停业，甚至缅因州制糖公司也因此不得不宣告破产。它的股价跌到了每股6美分，即1股股票的价钱只能从雄狮俱乐部的自动售货机上买到6块口香糖。
经过这次投资惨败之后，我发誓再也不购买像缅因州制糖公司这类公司的股票，想要让性子比老牛慢的缅因州农民快速行动起来实现业务增长简直是痴人说梦。
1969年，我从韩国回到美国，重新加盟富达基金公司，不过这次我成了正式员工，担任证券分析师，这时股票市场马上做出反应直线下跌（林奇进步股市下跌的定律再次应验）。1974年6月，我由研究部经理助理提升为研究部经理，结果随后的三个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250点。1977年5月，我开始掌管富达麦哲伦基金，当时股票指数为899点，但我掌管基金后股票指数就开始持续下跌了5个月之久，一直下跌到801点。
我接管时富达麦哲伦基金资产规模为2000万美元，但整个投资组合只有40只股票。富达基金公司的总裁内德·约翰逊先生建议我把股票数量减少到25只，我毕恭毕敬地听完他的建议，走出他的办公室后，我把持股总数增加到了60只，6个月后又增加到了100只，不久之后又增加到了150只。我并不是故意在与内德先生作对，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每当我看到一只严重被低估的股票时就忍不住要买入，而那些日子里股价被严重低估的股票可以说遍地都是。
心胸开阔、思想开明的内德先生只是在一旁保持一定距离观察着我，却并不干涉我的投资，而且不断给我鼓励。我们两个人的投资策略完全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他接受我的策略——只要我的投资业绩非常出色就行了。
我的投资组合中的股票数目不断增加，我一度仅储蓄贷款协会的股票就持有了150只之多。我并不满足于只购买一两只储蓄贷款协会的股票，而是把资金平均分配于一大批储蓄贷款协会的股票上（当然是在我确定每一只股票本身的盈利前景之后才投资的）。只投资于一只连锁便利店公司的股票是远远不够的，购买了7-11便利连锁店（7-eleven）的母公司南方大地公司（Southland）的股票后，我又忍不住买了许多连锁便利店公司的股票，比如Circle K、National Convenience、Shop-Go、Hop-In Foods、Fairmont Foods和Sunshine Junior等，这些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购买几百只股票的投资策略当然并不符合内德·约翰逊先生管理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理念，但是由于我的这种投资策略取得了很好的投资业绩，所以我仍然能够稳稳当当地坐在基金经理的位置上。
我很快就成了证券业的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他以从来没有碰到过一只他不喜欢的股票而闻名。在《巴伦周刊》杂志上他们总是拿我持有的股票种类很多这件事开玩笑：你能说出一只林奇没有持有过的股票吗？现在我的投资组合中就有1400只股票，所以我想他们说的也确实有些道理。当然我能够说出一大堆股票，我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持有过这些股票。
不管怎么说，如今富达麦哲伦基金的资产规模已经增长到了90亿美元，这相当于希腊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尽管在过去2500年希腊创造了非常辉煌的历史成就，但在过去的11年里，从投资收益率来看，富达麦哲伦基金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希腊整个国家的增长。
威尔·罗杰斯曾经说过一条最好的股票投资建议：“不要赌博。用你所有的积蓄买一些好股票，耐心长期持有，直到这些股票上涨然后才卖掉。如果一只股票不上涨，那就不要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