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

我犹豫不决，不，我战战兢兢地闯进一家旅馆的私人餐厅，里面正在聚会。室内同样是寒气逼人，充满严冬的气息。然而，在狭长而昏暗的房间里，身着晚礼服的男男女女往来如梭，似乎并不在意室内的寒气，我便独自享用角落里的火炉；火炉镶有花砖，圆乎乎的，一直升到天花板。我抱住火炉，把些许温暖揉进我的面颊和双手。我倒更喜欢燃烧着熊熊火焰的壁炉；但在这个地方，房间里都用火炉取暖。等我感到暖和了一些，或者说镇静了一些，便壮着胆子从房间中我呆的这一头走过去。窗外，雪花像厚厚的棉絮悄无声息地飘落下来，背后是月亮的光环。俯身眺望，下面是一排雪橇和马车，马车夫裹着粗毛毯在座位上打盹，马儿耷拉着脑袋，僵硬的身体上飘落着星星点点的雪花。我听见附近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十点。一些客人聚集在窗户旁那只巨大的栎木餐具柜周围。我半转过身，开始留心他们的谈话。他们的语言我大多听不懂（我只到这个国家来过一次，那还是十三年前的事），但是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多少琢磨出一些意思，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想知道。人们似乎在热烈地议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根据片言只语我立刻推测这两个人是夫妇。随后他们又议论起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情绪同样热烈，所以我毫不怀疑女人还是原来的那个女人，我想，如果第一个男人是她的丈夫，那么，第二个男人必定是她的情人。我责备自己的想像太俗气。但是，不管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我弄不明白这有什么值得议论的。既然事情已经家喻户晓，就没有必要再作议论。不过，说不定客人的目的就是要含糊其词，因为与之有关的女人和男人，或两个男人，如果真是两个男人的话，眼下都在场内。这使我不由得想到要逐一观察屋里的每个女人，看看有没有谁与众不同。女人都戴着鲜艳的帽子，据我对当时服饰的判断，个个都穿着新颖时髦。一旦我怀着这样的念头来观察，我立刻找到了她；我感到奇怪起初我为什么竟然会对她视而不见。在那个年代，漂亮的女人一过三十岁，人们就会说她已经不再是如花似玉；她也是如此。她中等个子，腰背挺直，一头浅亚麻色的头发，我看见她紧张不安地将几缕飘散的头发塞入发中。她长得并不特别漂亮，但是，我越看就越发现她有魅力。她可能就是，她肯定就是大家议论的女人。不论她走到哪里，人们都簇拥着她；不论她讲什么，人们总是侧耳倾听。我似乎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不是海伦娜就是玛琳娜。我想，如果能发现这两个，或这三个人，而且给他们都取个名字，这会有助于揭开这个谜，我决定权且称她玛琳娜吧。接着我开始寻找那两个男人。一个看起来像她丈夫的男子首先进入我的视线。如果这个男子是个溺爱妻子的丈夫，我想像海伦娜，我的意思是玛琳娜应该有个钟爱她的丈夫，那么我会在她的身旁发现他，他决不会因其他女人而心猿意马。我的目光一直跟随着玛琳娜，可以肯定，她就是晚会的东道主，要不晚宴就是以她的名义举办的。我看见玛琳娜身后老是跟着一位留着胡须的瘦削男子，一头漂亮的栗发往后梳着，显露出线条有力、宽阔而高贵的前额；他和蔼可亲，对玛琳娜唯言是听。我想他一定是她的丈夫。现在我得找到另外那位男子，如果是她的情人，他或许要比那位相貌和蔼的贵族年轻一些。如果说他不是她的情人，这同样很有意思。如果她的丈夫三十五六岁，比妻子大一两岁，当然他看上去要大得多；我猜想她的情人可能二十五六岁，英俊潇洒。因为他还年轻，没有安全感，再加上可能社会地位低微，他穿戴有些过分考究。让我猜猜看，他可能是记者或律师，事业正蒸蒸日上。在晚会上，有好几位男子符合这些特征，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是一位强壮的年轻人，戴着眼镜。此刻他正和一个女佣套近乎，女佣在房间的另一头，在宽大的桌子上一一摆开宾馆收藏的精美银器和水晶制品。我看见他冲着她的耳朵喃喃低语，抚摩她的肩头和辫子。我在想，如果他就是浅亚麻色头发美人的情人，那真是太有意思了：他可不是个羞涩的单身汉，而是个厚颜无耻的登徒子。就是他，肯定是他；我十分确信地认为后，感到一阵轻松。然而，如果我认为一位道德更加高尚，或者说更加谨慎周到的求爱者更符合那对夫妇的身份，我决定再找一个年轻人作为候补，这是一个身着黄色背心，身材修长的男子，看起来有些像少年维特。随后我将注意力转向另一群客人，他们也在议论；我静静地偷听了几分钟，还是没法弄清楚议论的内容。到这个时候，你会想我已经听说两个男子的名字了。至少是听说她丈夫的名字了。离我不远的那个男子如今加入到人群当中，紧紧地跟在那个女人身旁，我想他肯定是她的丈夫；但是，与她丈夫交谈的人谁也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既然我在无意之中已经听见了她的名字，是的，我想可能是海伦娜，但我认定她应该是，或者说必须是玛琳娜，不管能不能从谈话中听出一些蛛丝马迹，我决心弄清她丈夫的姓名。他，我是指那位丈夫，可能叫什么呢？亚当？简还是西格蒙特？我尽力想像一个适合他的名字。因为人人都有一个那样的名字，通常是人们给他或她取的。最后，我听见有人叫他……卡罗尔。我没法解释为什么这个名字不能让我满意：也许是因为我不清楚他们议论的内容而感到气恼，我只好向这个脸形略长、端正而苍白的人发泄心中的失意，他的父母竟给他选了这样一个悦耳动听的名字。所以，我对自己的听觉深信不疑，虽不能说自己没听真切，正如我听见他妻子的名字叫玛琳娜或海伦娜一样，我还是认定他不叫卡罗尔，认定我肯定没听清楚，因此允许自己再给他取个名字，叫他波格丹。我明白，在我创作的语言中，这个名字没有卡罗尔动听。但我会慢慢习惯，希望这个名字能变得顺耳。随后我开始思忖另一位男子，此刻他坐在皮沙发上，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他写得很长，似乎不像是在给那位女佣写便条）。我肯定还没听出他的名字，既然一点暗示也没有，不管是正确的也好，错误的也好，我便随心所欲，决定就叫他里查德；里查德在他们的语言中叫里夏德。我现在必须叙述得快一些，我叫穿黄背心的替角塔德乌斯。现在我倒觉得他对我意义不大，至少在这个角色中没用；既然我取名的兴致正浓，眼下给他取个名也不费力。随即我又回过头来聆听客人的谈话，他们的谈话听得更清楚了，我极力想从晚宴邀请的客人们最伤脑筋的话题中理出一些头绪来。他们谈论的主题至少不像我推测的那样：女人为了另一个男人要抛弃丈夫。对此我深信不疑，即使坐在沙发上写东西的男子果真是浅亚麻色头发美人的情人。我知道晚会上总会有些风流韵事和不忠的行为；在任何房间里，只要挤满了打扮得花枝招展、衣着迷人的朋友、同事和亲友，都是如此。虽然一说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人们马上就会想到风流韵事，但这却不是今晚客人们感到激动不已的原因。我听见有人说，但她对这个地方负有责任。这太不负责，而且没有……还有，但他要求他继续。他是对的……还有，不过，崇高的观念似乎都很愚蠢。她毕竟……接着，有人坚定地说，愿上帝保佑他们。说最后一句话的是一位老太太，头戴一顶紫红色的天鹅绒帽，她说完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人们不会像这样来议论风流韵事。不过这和某些爱情逸事也有些类似，都带有不顾后果的莽撞色彩；有人谴责，有人祝愿；似乎各占一半。起初这件事似乎只牵涉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玛琳娜、波格丹），或这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玛琳娜、波格丹、里夏德），但现在好像涉及的人更多，不仅仅是两个或三个人；因为我听见站在屋里的客人一只手端着盛满温酒的高脚杯，另一只手比划着说我们（而不仅仅是他们）。我开始听到其他一些名字：巴巴拉、亚历山大、朱利安、旺达，这些人似乎都不是评头论足的旁观者，而是整个事件的一部分，甚至还是策划者。也许我现在讲得太快，但是，不论是不是策划者，我脑海里一下子冒出了阴谋这个词。这些人尽管温文尔雅，生活舒适，但他们出生的国家数十年来三度被外国统治者占领，受到种种报复性法令的限制；许多正常的活动，我的意思是，许多在我们国家被认为是正常的自由活动在这里都可能带有阴谋的性质。即使他们的所作所为，或者计划安排完全合法，我都得想办法理解，其他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或这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事件（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其中包括附近那些继续争论“是非曲直”的客人。我不知道我干吗要在是非曲直这些词上加引号，原因倒不仅仅是这些都是听别人说的词；肯定是因为在我所处的时代，只要不是自鸣得意的偏执狂或杀人害命的复仇狂，人们尽可以非常公开地讨论这些词，甚至可以进行辩解。这些人，这个时代让人着迷的地方是，这些人知道，或者说自以为知道事情的“是非曲直”。如果没有了“是”和“非”，“善”和“恶”，他们就会感到像赤裸着身子，毫无保护。这些观念在今天还苟延残喘，只是变得没那么动听，转变成了“文明”与“野蛮”，“高尚”与“粗鄙”；而在他们的时代则成了难以理喻的“无私”与“自私”。原谅我使用这些引号（我马上就停止使用引号），我只是想强调这些词，想给予这些词应有的重视，给人印象更深。我想这或许可以解释我到这间屋里来的部分原因。他们使用这些词语的方式，以及认为这些词是他们行动的准绳，这些都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们应该，他们不应该，他怎么能，她怎么能，如果我是他们，她仍然无权，然而荣誉要求……从他们轻柔地说出的这些话语中，我听见的只有热情和真诚。我欣赏这些反复出现的词语。我敢说我与他们心心相印吗？几乎可以肯定。那些可怕的词语，那些让其他人（不是我）感到可怕的词语，仿佛是一阵阵爱抚。我感到乐陶陶飘飘然，仿佛沉醉在音乐之中……后来，一位长着尖角胡须、秃顶的男子说道：只要她愿意，他们当然能办到。他很富有。这多少与现实有关。不论他们在争论什么，似乎都离不开钱，需要大量的钱。而且，在场的人当中，即使有人，即我认为是她丈夫的那位男子拥有贵族的头衔，可能也没有谁能称得上非常富有；每个人看起来都只能算是一般的殷实而已。此外，还有一些迹象可以证明他们的社会地位：谈话中偶尔出现的零星外语，不外乎都是我能流利使用的那一门外语。因为我知道，这个时期在他们居住的国土上，凡是贵族或从事自由职业的人，常常用遥远的法国的语言交谈，法语是权威的象征。我承认，偶尔听见有人讲法语我就感到十分欣慰；我听见浅亚麻色头发的女人，我的玛琳娜嚷道：啊，咱们别再讲法语啦！真是太遗憾了，她的法语充满活力，语调深沉，声音优美地停留在结尾的元音上。她讲话的节奏与众不同，她一边走一边讲，总是在每一个流畅的手势结束、在她已不再苗条的身体每一次敏捷地转身之后停顿，仿佛是在接受一群又一群客人的敬意。不过，她偶尔也会显得焦躁不安，她的倦怠有时会被我看到，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能看出来。我想知道她近来是否生过病。除了对一个小男孩之外，她不常笑。我还没提到屋里还有一个男孩，他目光成熟，一头粉白色的头发。我猜他是玛琳娜的儿子。他长得非常像玛琳娜，一点也不像我称为波格丹的男子；我把波格丹当做玛琳娜的丈夫，我有些纳闷是不是找错了人。但是，有的人小时候像父母中的一个，长大成年以后又像父母中的另一个，而不表现出父母双方特征奇妙的结合，这是常有的事。小男孩竭力要引起玛琳娜的注意。他的保姆在哪儿？他不过七岁，小小年纪这么晚还不睡觉？一个个疑团使我意识到，在这间宽敞寒冷的屋子之外，我对这些人的生活毫不了解。在晚会上观察这些人，根据他们杰出的表现，动人的机敏，我仍无法知道晚会结束后夫妻俩是躺在一张大床上或躺在拼在一起的两张单人床上，还是两人分别睡在两张床上，中间是铺上地毯的过道，甚至由门隔开。如果我非得推测不可的话，我想玛琳娜和波格丹没有睡在同一间屋里，这是遵从波格丹家族的习俗而不是玛琳娜的习惯。我仍然无法弄清楚客人们争论是非曲直所涉及的行动或计划，虽然我又得到一些零星的线索，但我想他们讲得太快；他们的话我也要用引号标示出来，但只是为了帮助记忆。如“抛弃她的公众”、“民族的象征”、“精神崩溃”、“不可逆转”、“高尚的野蛮人”，还有“尼普”。对了，尼普。对了，我碰巧看过一本叫《尼古拉斯·威兹德姆历险记》的书（法语译文），书中描写了威兹德姆在一个理想的、与世隔绝的社区短暂逗留的经历，尼普实际上是一个小岛的名字。我没有想到在这间屋里竟有人会提到他们民族文学中的这部经典作品，从这部作品的写作到今天正好一个世纪；如今客人们聚集在旅馆的私人宴会厅里，而我则在琢磨这些客人。这本书明显受到伏尔泰和卢梭的影响，描绘了人在完美社会中的生活，反映出从前那些人离奇有趣的幻想。这些人肯定觉得那些启蒙主义的思想，大写的启蒙思想，非常遥远。在历史上，他们的祖国被无情地肢解，我想这使他们无法对人性的完美和理想社会持有坚定的信念。（这使他们彻底放弃了其他大写的强烈幻想：诚如他们最伟大的诗人曾经宣称的，苦难的经历教育了这个国家，“欧洲的词语没有政治价值。在可怕敌人的侵略面前，这个国家拥有的只是所有的书籍、所有的报纸和欧洲所有雄辩的语言；而所有这些词语并不能激发出丝毫行动”。）然而，在这座美丽而古老的城市中央，在这间灯火通明、铺着波斯地毯的豪华大厅里，他们谈论着尼普，为完美的乡村社团中质朴的生活设计严谨的蓝图。我开始怀疑，我是否赶上了一次姗姗来迟的浪漫主义者举行的聚会（浪漫主义时代早已成为过去），我为他们担心，为他们仍然珍爱的幻想担心。不过，他们也许是一群危言耸听的爱国者。也许我应该提一下，我几次听到祖国一词，但从未听到有人说所有国家的基督——那个时代的爱国者习惯于这样称呼自己灾难深重的祖国。我知道，他们的国家已经从欧洲的地图上消失了，这个惨痛的记忆渗透了这些人的情绪。在我这个时代，民族主义者的致命起义和部落情感使我感到震惊，特别对（在一个时候你只能在一个地方）欧洲一个弱小国家的命运感到震惊；在欧洲列强的默许或纵容之下，一个由部落组建起来的小国被灭亡也理所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像我一样，被民族的问题，被欧洲的背信弃义和欺骗弄得心力交瘁。然而，把某个人称为民族的象征可能意味着什么呢？这肯定是指浅亚麻色头发的女人，指我决定称为玛琳娜的那个女人。如果她不是因为是某人的女儿或遗孀，而是因为自己的成就而受到特别的珍爱，那么，她的成就是些什么呢？我无法改写历史：我得承认在她那个时代和国家，为大众所知晓、得到大众崇拜的女人很可能是位演员。因为在那个时代——我孩提时代最杰出的女英雄玛丽亚·斯克罗多夫斯卡，即后来的居里夫人，刚刚才出生八年——几乎没有什么令人羡慕的职业可供妇女选择（她既不愿意当保姆，不愿意当家庭教师，也不愿意当妓女）。她年纪太大，不太可能是舞蹈演员。不错，她可能是歌唱家。但是，如果她是演员，我肯定她是演员，那她就会显得更加突出，更有爱国精神。这就可以解释她宜人的相貌何以能给人美的感受；可以解释她娴熟的姿势，威严的目光，以及毫无造作、偶尔沉思和犹豫的神态。我的意思是，她看上去就像个演员。我告诫自己需要给显而易见的事物留有更多的余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貌如其人。我也一直在观察另外一个人，决定称他为亨利克。他是个瘦削的男子，因为喝得太多，现正躺在安乐椅上。他留着山羊胡子，不修边幅，神态忧郁，就像契诃夫的戏剧《万尼亚舅舅》中的阿斯特罗夫；他可能就是个医生，因为在这个时代，在所有文化场所中，你很容易找到一位医生。如果玛琳娜果真是个演员，我就会在此地找到剧场中的其他人：比如她正在上演的剧中的男主角，尽管女演员，至少是与玛琳娜同时代的其他女主角不太可能在场（她们可能成为竞争对手）。我将一位个子高高的男子选做男主角，他没留胡须，声音清脆响亮。我不明白他怎么会开始威胁塔德乌斯。很可能我会发现这座城市主要剧场的总导演，玛琳娜每年的光临都会使演出季节增色不少。她会在朋友当中选一个戏剧评论家，并指望他在评论中给她应有的推崇（他早年是她的追求者，被玛琳娜委婉拒绝）。再有，像这样一个世俗的聚会，在场的还应该有银行家和法官……也许我叙述得太快。我回到火炉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虽然我现在一点儿也不觉得冷，但我仍将手放在发烫的深绿色花砖上；随后又走到窗前，仰望夜空。雪花夹杂着雪子，噼噼啪啪地打在窗玻璃上。我转身望着屋里的客人，一位结实的男子手里拿着长柄眼镜，说道，静一静。几乎没人停止谈话。孩子们，他高声嚷道，那简直像雪子的声响。哪里像干豌豆掉进铜鼓！玛琳娜莞尔一笑。我也笑了，但笑的原因却不尽相同（我不在乎是否得体）：这样我也成了剧场里的一员。我断定他肯定是舞台导演，因为他对效果非常在意。在世的诗人，我最喜欢的是切斯劳；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我把舞台导演叫做切斯劳。现在我信心大增，自言自语地谈及其他演员。我还得弄清楚其他女人的身份，其中六个女人可能分别是男主角、剧场导演、评论家、银行家、法官和舞台导演的妻子。这位邋遢的医生，因为他看起来像《万尼亚舅舅》中的阿斯特罗夫，所以我猜想他是个医生；我觉得他不仅没有结婚，而且不适合结婚。（我也需要让里夏德没有妻子，这样他就更能理所当然地卖弄风情、拈花惹草。不过我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将来他不仅会结婚，而且会结三次婚。）随后我又回过头来观察其他女人；我踌躇了一会儿，想知道我对玛琳娜的判断是否正确。倘若玛琳娜已经走红舞台，身边就不再需要一位导师：虽然她年龄也不算太大，还不至于对年轻人的威胁掉以轻心，即便如此，她的朋友当中仍然可能有一位年轻的女演员。我很快就发现了这位演员，她面色苍白，身体纤弱，胸前挂着一只硕大的纪念匣，不停地向后梳理一头褐发，姿势和玛琳娜非常相似。啊，还有个妇女可能是某位客人的亲戚，我想她的确长得很像波格丹，可能是他的姐姐；此刻她正靠在医生的椅子旁跟他聊天。我想，她发现医生微微有些醉了。我还想知道是否能找到一个名叫雅各布的犹太人，一个青年画家；他到罗马都市艺术协会去了两年，刚刚回国。但是，就我看来，这里只有一个画家，叫米歇尔，他不是犹太人，红头发，三十来岁，步态僵直，十八岁时在起义中失去了一条腿。最后（暂时），我似乎觉得像这样规模和这类人员构成的晚会，至少应该有两个外国人。不过在我仔细打量了屋里的客人以后，我只找到一个外国人。我已经注意到他：一个胖胖的男子，满脸胡子，领结上别有一颗钻石，一些人在另一扇高大的窗前和他讲着德语。他可能是个剧团经理，正要雇用玛琳娜那位年轻的女门徒，让她明年春天在维也纳的剧团中扮演一些次要的角色。我推断他来自维也纳，根据是我听出了他的口音。我的德语讲得不好，理解能力也不行，但我记忆口音的能力却特别强。当然，我对他们的语言天赋并不感到惊奇；这个国家在欧洲地图上得到恢复才八十年，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讲几门语言。我只了解几门拉丁语系的语言（我初涉德语，能记住二十多种鱼的日文名称，略懂一点波斯尼亚语，对这个客厅里能听到的语言却几乎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我还是设法听懂了他们交谈的大部分内容。而且，我还必须弄懂具体的内容。即使我猜得不错，我的意思是，即使我知道谁是女演员，谁是舞台导演等等，这也无助于解开疑团：这个女人玛琳娜和这个男人波格丹，或者两个男人，波格丹和里夏德，现在所做的一切，或者将来计划要做的一切，是对还是错。（你看，我已经扔掉了我的小拐杖，不再用引号。）然而，即使是那些反对的人，一旦谈到玛琳娜，他们似乎也在重新考虑自己的判断。显然，不仅仅是她的丈夫和那个或许是她情人的男子（里夏德，可能还有塔德乌斯）对她崇拜有加，所有人都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敢肯定，所有的男子和好几个女人至少都有几分喜欢玛琳娜。不过，有的人还不仅仅是爱，有的人还谈不上爱。他们为她着迷。如果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而不仅仅是想弄清来龙去脉的旁观者，不知道我是不是也会为她着迷。我想我有的是时间，我会了解他们的情感，了解他们的经历，也了解自己的情感和经历。他们看起来不屈不挠，为了弄清原由，我发誓也要不屈不挠。但是，这并不能使我摆脱急躁情绪。我期待着尽快知道结果：听到一些线索，一句话，使我了解他们关心的焦点和情绪的变化。我想我也许听得过于急切。也许，我想，我不应该过于专注，而应该反复思考已经听到的内容。（精神崩溃这个短语开始在我脑海里嗡嗡作响。）也许我应该一走了之。（抛弃她的公众意味着什么？）也许我只有下楼出去，在鹅毛大雪中漫步一段时间（要不，就让自己在雪地里呆一会儿，与高坐在驾驶座上的车夫和静静等候的马儿为伴），才能理解他们全神贯注议论的问题。我还得承认，我盼望着呼吸一些新鲜空气。起初，在进屋的时候，谁也不在乎屋里的寒气，而现在似乎谁都不理会屋里太热。附近教堂的钟敲响了十一点，我隐隐约约地听见市内其他教堂的钟声在远处回应。一个身材肥胖，满脸通红，系着一条绛红色围裙的女人抱着一大捆木柴与我擦身而过，她打开火炉的小门往里添加木柴。我不知道烟道是否畅通，我知道在使用天然气以前，气焰灯很容易出问题，如果煤气供给不均匀，煤气常常会泄露和喷射出来。我从小就习惯了霓虹灯和碘灯，不可避免地会对煤气灯的形状产生极大兴趣，但是，与屋里的其他人不同，我不习惯煤气刺鼻的气味。还有，许多男人都在抽烟。里夏德在给客人画漫画，逗乐小男孩，我肯定他是玛琳娜的儿子。里夏德拿着一只硕大的雕刻精美的海泡石烟斗，正在抽烟，一看就知道那是地位尚不稳固但又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才拥有的东西。几个年长的男子点燃弗吉尼亚雪茄烟。玛琳娜此刻坐在高背椅上，一只手没精打采地夹着一支长长的土耳其纸烟——这种不太体面的事对一个名演员来说也无伤大雅。如果她愿意，她甚至可以像乔治·桑一样穿着打扮；我完全能够把她想像成罗莎琳德，尽管年龄大了一些，她扮演罗莎琳德会非常出色；年龄不会妨碍著名的演员：五十岁的人还登台扮演朱丽叶，而且大获成功。我还会看到玛琳娜扮演娜拉或赫达·加布勒，这是个易卜生风靡戏剧界的时代……也许她宁可扮演麦克白夫人也不愿扮演赫达，这意味着她还不是个伟大的演员，伟大的演员不怕扮演魔鬼。我希望她不要因为心地高尚或自尊而无法成为优秀的艺术家。她正在与维也纳的剧团经理交谈，他谨慎地笑了笑，其余的人也凑过来倾听。塔德乌斯终于摆脱了喋喋不休的男主角，现在站在玛琳娜椅子旁边，我听见他们讲的最后几个词：简直是愚蠢（男主角说），没有什么事是不可逆转的（塔德乌斯说）。塔德乌斯将大拇指伸进黄背心的袖孔，姿势一点也不像少年维特；他一旦站在玛琳娜的身旁就有些失态，得意忘形，踌躇满志；但是，谁又会因此而责备他呢？里夏德站得稍许远些，他又掏出笔记本。玛琳娜抬起头，问道：你在写什么？里夏德赶紧将笔记本塞进口袋，喃喃道：对你进行描述，我将把这些写进小说——他摇摇头——如果我有时间写小说的话，我要描写我们现在做的所有事情。我认定的那个戏剧评论家拍了拍里夏德的后背。年轻人，这是你别干傻事儿的另一个理由，他愉快地说。但玛琳娜已经低下了头，正在和剧团经理交谈，态度沉着冷静。啊，那并不理想，她说。我越看越发现她是个专横的女人，她不必去开导别人，她的话就是法律。我想起第一次在近处看见女歌剧演员的情形。那是在三十多年以前，我刚到纽约，不名一文；一个富有的追求者带我到卢特斯共进午餐。当第一道佳肴刚刚放进我的碟子，一个相貌熟悉的女人一下子吸引了我（你想一想），高高的颧骨，乌黑的秀发，丰满殷红的嘴唇。她和一个年长的男子就在邻桌进餐。她高声对那个男子说道：“宾先生。［停顿。］要么按卡拉斯的办法干，要么什么也别干。”宾先生沉默了一会儿——就像我一样。现在我知道，如果玛琳娜是我所说的那种人，她肯定也有过类似卡拉斯的时候。今天晚上她不会这样，我猜想和朋友在一起，她宁可动之以情。但是我看得出，她那蓝灰色的眼睛因愤怒而睁得大大的。我开始了解她了，她多么想，多么盼望从椅子上站起身，走出门去，弄得众人心烦意乱。摆脱晚会，逃离现场，而不是像我，只是想出去呼吸一些新鲜空气。我通常比较怕冷（我在南亚利桑那和南加利福尼亚长大），不过我不在乎溜出去一刻钟，即使是雪子当头。但我不敢离开，我担心离开房间会错过一些让我了解整个事情经过的谈话内容。我知道还不是时候，我不能下楼到满是积雪的街上去。在狭长餐桌的另一头，领班小心地给波格丹发出信号，他的手下几乎同时弯下腰点燃四盏三叉银烛台。玛琳娜站起身，一手抚平灰绿色礼服的前胸，另一只手掐灭烟头。亲爱的朋友们，她开始说道，让你们等得太久了，你们真有耐性。她顽皮地瞥了波格丹一眼。对，他说。波格丹脸上不仅洋溢着丈夫般的表情，还有倦怠和温柔，他挽起玛琳娜的胳膊。我真庆幸打消了出去的念头，坚持留了下来。我希望一旦客人坐下来就餐，我所听到的零零星星的谈话就会连贯起来，我最终会把握他们议论的问题。因为我认为，每个人转身、起立、逗留或悄悄地靠近旅馆一楼（在我国应该是二楼）客房一头的狭长桌子，都可能与行动和计划密切相关。对于这件事的是非曲直人们仍然议论纷纷。不论我最终发现有多少人参与了这件事，只要有两个人参加的事，其中总得有一个人负有更大的责任（只要赞同就负有一定责任，谁也不可能没有丝毫责任）。既然有二十人，实际上我计算了一下有二十七人，那么，问题就不是谁的责任更大，而是谁在指挥；不管那个人，或者那个女人会怎样否认领袖这个名称，她实际上都是在把握方向。然而，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人们会跟从一个人。或者说，为什么有人拒绝跟从，这同样让人迷惑不解。（写作的感觉是既跟从又领导，而且是同时进行。）我观察到每个人都准备服从等待已久的命令，坐下来就餐。我不在乎只是观察和倾听，特别是在集会上我从来都不在乎。我也曾想像，如果晚会上的客人注意到我，注意到一个外国人闯了进来，他们会在餐桌旁边给我安放一个座位。（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会把我推到室外，推到堆满积雪的街上。）既没有被邀请，又没有被发现，我可以随心所欲，慢慢地观察，甚至注视他们；通常我不能这样没有礼貌，因为这可能招致别人回敬的白眼。小时候，我的意思是就像许多孤独的孩子一样，常常希望能隐身，以便更好地观察别人——我的意思是不被别人发觉。但是，我也经常假装什么也看不见。大约在十三岁那年，我们家收拾起不多的几件东西从图森搬到洛杉矶。回想起来，在新房子里，每当一个人在家，或者没人注意的时候，闭着眼睛到处乱走成了我最喜欢的游戏。（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天半夜，我闭着眼走到卫生间，当时正好发生地震。）我喜欢那种孤立无援、完全依靠自己的感觉。喜欢别无他法只能自己应付的感觉。是时候了。法官不耐烦地低声对他妻子说。她微微一笑，把两根指头贴在嘴唇上。有冰淇淋吗？小男孩问道。客人们都朝长桌靠拢，里夏德挤到前面，迫不及待地想弄清楚自己的座位离玛琳娜有多远，塔德乌斯紧随其后，但是里夏德加快了脚步，首先到达桌子跟前。我看见他的目光在搜索自己的座位卡，然后咧嘴一笑，我知道他对自己的座位还比较满意。客人们各就各位，打开浆洗过的、竖直的餐巾，侍者开始分发丰盛的第一道菜。我也向前移动，跷着双腿坐在房间另一头高大窗户的斜面墙边。我极力想听清楚他们在餐桌上最先说的话，我得让脑海里的有些词语安静下来：“开胃汤”、“犹太风味鲤鱼”、“奶酪丝烘鳎鱼”、“樱桃酱野猪肉”……我用引号是表示我目前没有耐心来描述这些东西；等我弄清楚事情的经过以后，我会有足够的时间来描述。我知道他们等得太久（另一方面我也等得太久），但大家不慌不忙、尽情享用的场面仍让我吃惊。我是不是指望他们该在饭前祷告呢？我想是的。实际上有一个人，即波格丹的姐姐，在拿起叉子以前，的确自言自语说了好些话。我敢肯定她在背诵祷告词。此刻每个人都专心享用精美的晚宴，我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对议论感到厌倦。眼前是饮食行为的全景图：从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到狼吞虎咽，其中还穿插着对食物，甚至对暴风雪精彩有趣的评论。天哪，别再谈天气了！回到主题上来吧，我用魔法把你们从过去的时代召唤回来，你们这些高贵的理想主义者。可以肯定，不是每个人都在吃，我看见医生更喜欢香槟酒和匈牙利酒而不太喜欢第二道菜。（“核桃填火鸡”、“烤黑松鸡和鹌鹑”……）年轻女演员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过玛琳娜珍珠般光滑的面孔。她细嚼慢咽，碟子里的东西几乎没动。她和其他客人都把玛琳娜当做注意的中心，我也如此。我真想知道她的实际年龄，她毕竟当过演员。如果她目前还是演员，我会说她在四十五岁左右（丰满的胸脯，下巴松弛，举止慎重端庄，服饰宽松）。但是，我知道在那个年代，即使是生活优裕的人也很容易苍老。凡是家境不太贫寒的人，按我们的标准来看，都显得过胖，如此看来，我想她不会超过三十五岁。我忘了说，我一直在暗暗揣摩屋里每个人看上去的年龄：里夏德看上去有三十好几，但实际上肯定只有二十五岁，等等。回想起来，我的估计有些失误（高高耸立、炉火封闭的火炉而不是齐腰高、熊熊燃烧的壁炉），需要做若干调整（在推算大于二十五岁那些人的年龄时，要减去十岁），还要进行一些明显的补偿和说明。他们开始是评论晚宴如何丰盛可口，接着又对玛琳娜今晚的表演热情赞扬。她谦逊地接受着大家的恭维，不卑不亢，楚楚动人。太精彩了，里夏德说，洋溢着爱慕的神情。如果真有这种可能的话，你简直超越了自身，年轻的画家说道。玛琳娜历来如此，男主角温文尔雅地说，口气中带有一丝责备。玛琳娜吃得不多，喝得也很少；她端坐在那儿，用细丝手巾捂住左脸颊，几乎没有呼吸。她永远是无与伦比，医生悄悄地向一位迷惑不解的侍者吐露，侍者正在往医生的酒杯里重新斟满酒。餐桌上安静下来，大家又开始享用晚餐，似乎更加专心致志，当然，我盼望的并不是这个。此刻，戏剧评论家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一手端着伏特加酒。祝贺你，夫人。除了玛琳娜以外，所有的人都举起了酒杯。为今天晚上的成功干杯。医生将酒杯慢慢地移向嘴边。停一停，不要太急，亨利克，评论家故作严肃地嚷道，你没看见我还没讲完吗？医生嘟哝了一声，收回胳膊，又回到祝酒的姿势。评论家清了清嗓子，吟咏道：你用美和天才给崇高的爱国艺术带来荣耀，为戏剧干杯。玛琳娜向评论家和其他人点点头，噘起嘴，随后向坐在她右边的剧场经理轻轻地耳语。这不公平，这应该是三次祝酒，不能算一次，医生快活地说。三次祝酒，满满的三杯酒，绝妙的伏特加！他招呼一位侍者。亲爱的玛琳娜，我衷心赞同刚才表达的情感，他说道，酒杯里又斟满了酒。接着他又举起酒杯：为你明天的演出干杯。他一饮而尽。接着，波格丹在桌子的另一头站起身。朋友们酒兴正浓，我不想让朋友扫兴，他说，我个人只敬一次酒，为我们的友谊——他将酒杯举到空中——干杯。说得对，说得对，里夏德喊道。对了，波格丹说，也为我们的团结干杯。团结，我想，这是什么意思？看哪，他也喝起来了。医生喊道，伏特加已经到了他的唇边，他贪婪地喝着，一些酒洒在亚麻布衬衫上。他有些失态啦，法官笑起来，高声叫道。谁，我有些失态？医生说，抹了抹嘴。除了玛琳娜和波格丹，所有人都笑起来。我想说，波格丹严肃地继续说，为我们将来共同取得的成就干杯。鼓掌。说得好，说得好，塔德乌斯说，我已经整装待发。一阵尴尬的沉寂，大家都转向玛琳娜。她伸手端起杯子，紧紧地贴在眉头上。随后她将杯子举过头顶，但没有站起来。我只能敬一杯酒，不能把三杯酒当成一杯酒。她温柔地朝波格丹微微一笑。为一分……为三干杯。有朝一日将合三为一。她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会。为祖国干杯。全场爆发出一阵掌声。好啊，画家喊道。这是令众人都感到愉快的祝酒，其主要结果似乎是使大家都感到忧郁和伤感。那个小男孩（皮奥特？罗曼？）离开座位，蹑手蹑脚地走到玛琳娜跟前，对她喃喃低语；我听不清他的话。她摇摇头，显得有些生气（很抱歉告诉你这些）；他又回到波格丹姐姐旁边自己的座位上，波格丹的姐姐将他抱上自己的膝盖，他躺在她怀里睡着了。至于后面模模糊糊的谈话，我记录的不多。我想我当时只是想好好想一想，于是闭上眼在黑暗中思索。你让我思考的东西太多了，一个阴沉的声音说道。当然，我想拓展我的视野，一个轻快活泼的声音说。你就没有一点疑虑，一点也没有？一个辛辣自信的声音说。我真心爱慕你，一个悲伤的声音说。不可更改，我又听见这个词。我睁开眼。这可能是医生的声音，他两只手捧着头。我是不是遗漏了一些东西？愚蠢的念头开始在我脑海里翻腾。我听见有人谈话的声音越来越轻（我能听见的就这一句）……跟我的奶兄弟一起，马雷克，他们的儿子。我听出讲话的人是一位男子，他坐在银行家妻子的旁边，肥胖的脸颊上连胡须也没剃。我在想：当年躺在乡下奶娘怀里的时候，你肯定是个贪吃的小家伙！晚宴似乎永远没个完，我不想一一记录每一道菜，想来这应该是法式晚宴，像戏剧一样至少有三幕。如果愿意，我可以窥探每个座位前手写的菜单，让你了解每一道菜，就像剧院的节目表，让人知道后面还有些什么节目。我在看波格丹面前的菜单，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自言自语道：我们用不着这样奢侈，至少我个人喜欢吃得简单些。我希望是快到吃餐后甜点的时候了。波格丹已经放下手中的刀叉。你向何处去？法官说。你上哪儿去？里夏德笑了笑，掏出笔记本。上哪儿去，说得对。还有怎么去，银行家说。必须瞻前思后，没有丝毫理由要匆忙行事。大家一度安静下来，似乎真在思考。接着我听见有人在吟诵：

从群山中，扛着沉重可畏的十字架，

他们可以眺望远处的希望之乡。

他们可以眺望山谷中的蓝光，

他们的部落朝山谷前进——

这是戴着紫红色帽子的老太太在诵念。我们需要一台钢琴，舞台经理插话说道。除了在肖邦的作品中，再也听不见这首诗了。老太太显得有些恼怒，我一直不能断定她是不是某人的妻子，或者是某人未结婚的姑姑，说不定是波格丹的姑姑。继续往下念吧，年轻的女演员克雷斯蒂娜说。我忘了说，我已经推断出女演员的名字。我很想往下念，老太太尖锐地说。下面是什么呢？画家喊道，下面是什么？你非常清楚。他用洪亮的男中音接着念道：

然而他们永远也无法到达！

永远也不会坐下来享受生活的盛宴，

而是被人遗忘，被人遗忘，被人遗忘。

他是个杰出的演说家。正是这样，老太太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有些让人吃惊。玛琳娜举起双臂，用热情的女中音念道：

像波浪滔滔不息地滚向沙滩，

我们的光阴息息奔赴着终点；

后浪和前浪不断地循环替换，

前推后拥，一个个在奋勇争先。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她是用英语在朗诵。我说不清我最初听到这首诗有什么想法，因为在这样的集会上听见什么语言你都不会感到吃惊。（除非是俄语；俄国人是这个民族三个压迫者之一，人们最憎恨俄语。）另一种外语我不会，但不知怎么的我今晚竟能听懂？此时，年轻的女演员突然念道：

所以，跟我商量我们怎样飞走，

奔向何方，带上些什么。

不要因世事变迁而独自伤心，把我撇下，

对着因同情我们而变得苍白的天空我起誓，

不论你说些什么，我都将与你同行。

嘹亮而婉转的声音最后停了下来。如果你熟悉《皆大欢喜》，你会听出这些诗句；这些诗句乍一听几乎无法辨认，因为她的口音甚至比玛琳娜还要浓重。当然，如果玛琳娜扮演罗莎琳德，她会扮演西莉娅。玛琳娜看上去并不愉快。我是在糟蹋莎士比亚优美的英语，我听见她对坐在左边的戏剧评论家说。不，不是这样，他大声说，你朗诵得非常漂亮。朗诵得不好，玛琳娜回答，口气尖锐。事实上也是如此，她的朗诵并不漂亮。如果他们多讲一些英语，我希望会好些；如果说我听懂了他们谈话的内容，我猜想他们将来会讲英语。毫无疑问，他们的英语会继续带有口音，就像我们国家的许多人那样，就像我的曾祖父母（母系）和我的祖父母（父系）那样，当然，他们的孩子不会带口音。应该说明，我的四个祖辈都出生在这个国家（因而出生在一个八十多年以前就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但他们不是出生在这座城市；我在脑海里追溯着他们出生的年代，惟有这样我才可以置身于这间屋里，倾听早已过时的谈话。当然，我的祖父母和这些人完全不同，他们是贫穷卑贱的村民，从事小本生意、经营小店、砍伐木材，要不就是研究犹太法典。我估计屋里没有犹太人，希望我不会听到反犹太人的激烈言论，这是我刚刚想到的念头。我没有听见什么反犹的言论，不知怎么的，凭直觉我倒觉得他们对犹太人会很友善。我的先辈自愿乘坐拥挤的底舱离开这个国家，这很难使我与这些人联系在一起；但是，一听见这个国家的名字仍不免使我心动，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我到这里来，到这间屋子里来，而不是到其他地方去的原因。我原试图在萨拉热窝寻找一家宾馆，但没有成功，只好随遇而安。过去毕竟是最广阔的领域，人们常常把过去作为故事的背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几乎所有美好的事物似乎都发生在过去。也许这是一种幻想，但是，对出生以前的每个时代我都有一种怀旧感；也许是因为人不需要对过去承担责任，所以没有现代的压抑感；有的时候我简直为自己生活的时代感到羞愧。过去也将成为现在，因为我是处在这家宾馆的私人餐厅里，撒播着预言的种子。我只是个外来者，不属于这里，得学会仔细倾听，我不是什么都能听懂。但是，只要是有关我生活的时代而不是故事发生的时代，即使是误会，其中也会有某些真实的东西。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我听见玛琳娜严厉地说。时时刻刻。或者说我是对自己而言？哈，那意味真让人疼爱。我有偏爱真挚和奋发上进的弱点。如果把玛琳娜想像成小说中的人物，我喜欢她具有多萝西娅·布鲁克的气质（记得我第一次看小说《米德尔马契》的时候，我只有十八岁，看了三分之一便号啕痛哭，因为我不仅意识到我就是多萝西娅，而且我和卡索邦结婚才几个月），但是我能看出，这个有浅亚麻色头发和率直热情的蓝灰色眼睛的女人，性格并不顺从，也不想自我埋没。她愿意助人为乐，但绝不至于忘却自己。对于立志要步入戏剧界的人而言，女性并不是障碍：生活充满竞争，但她赢得了胜利。只要她有自我完善的愿望，我想我能够忍受她的虚荣和自爱；她脸上的表情急躁，过分警惕，这与她保持非常矜持的特有姿势形成鲜明的对照。根据我的观察，我猜想她会始终保持自我完善。我奇怪地想到，也许有人舒舒服服地藏在窗户背后观察我，就像我观察她一样。事实上，我有些冲动（我认识卡索邦才十天就和他结婚），喜欢冒险；但是我也喜欢长时间地蜷缩在角落，老是顾及责任和义务，眼看时光白白流逝。（过了九年我才决定我有权，在道义上有权跟卡索邦离婚。）所以我能比较宽容地对待这些沉溺于晚宴的人，沉溺于为将要采取的行动议论纷纷的人。同时，我很容易对他们的延宕感到愤怒。没有人感到烦躁不安，我没有发现有人在偷偷摸摸、打情骂俏。也没有人开始感到兴趣索然，当然那个小男孩除外；他蜷曲在另一个女人的双膝上，揉着眼睛。他本该躺在家中温暖的被窝里。他肯定是个独生子；在过去两个钟头的晚宴上，母亲一直无暇关注他，但她肯定希望今晚儿子能在自己身边。在我看来他们偶尔也因争论出现过躁动，但他们过于老成持重。他们干吗迟迟不采取行动？是因为一道又一道烹调过火的菜肴没完没了地端上餐桌？是因为思想阶层老是无所事事的流弊？是因为十九世纪后期特有的呆板？或者是因为我自己缺乏更丰富的想像力？不错，还有时间，真正生动的事情还可能发生。也许有人会犯心脏病，或在同伴头上猛击一拳，或哭泣、呻吟，将酒杯砸向惹是生非的人的脸上。但是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就像要我从窗户边的座位上冲出来，跳到桌子上去跳舞，往汤里吐唾沫，抚摩膝盖或咬某人脚踝一口。我感到思维呆滞，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波格丹给侍者做了个手势，让他把房间另一头的窗户打开，刚进屋的时候我就躲藏在那儿。我听见街道上一阵喧哗，还有马的嘶叫声。教堂的钟声刚刚敲过凌晨一点（不错，我的表也是一点；我承认我有些坐立不安）。今晚七点我没有到剧场去看演出，就像他们一样，我当然希望去。他们当中有些人肯定也有点坐立不安。但只要玛琳娜没动，谁也不会站起来。无论他们在讨论什么，无论他们在餐桌边还要呆多长时间，我几乎不再指望他们关于是非曲直的议论今晚会达到高潮；我在旁边注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倾听他们的谈话，揣摩他们的心思。因为这种辩论的性质就是如此；对于是与非的辩论你始终心存疑虑，到了第二天你又会冒出新的念头，回想起前一天晚上的谈话你会感到很惊讶，自己竟然说出那样的话，竟然同意那种想法，真是个大傻瓜。是不是受了这样那样的影响，是不是喝得太多，是不是太欠考虑，或者道德原则失去了作用？所以到了第二天你的想法完全相反。（也许想法相反的原因正好是因为前一天晚上的辩论，原来的想法需要表达出来，以便为现在的想法、更好的想法铺平道路。）这就像道德上的宿醉，但你心地坦然，因为你知道你是对的，同时你仍有些不安，担心明天你又会有新的想法；此刻，你反复权衡，决定是否要采取行动的时间慢慢到了。现在也许是时候了。随即，玛琳娜真的站起来，从镶满金珠的手提袋中掏出一支纸烟，悄无声息地走到屋子中央。其余的人也站起来，我想他们现在要走了。但只有里夏德一个人在亲吻玛琳娜的手，然后依次亲吻在场每位女士的手腕，我想他今晚最后一个节目就是期待着散会以后到他最喜欢的妓院去。接着剧场导演和夫人告辞了，后面跟着银行家、法官和他们的夫人，接下来是男主角、舞台经理和其他一些人。剩下的人似乎还不想离开。医生打开餐柜上的一瓶匈牙利葡萄酒，小男孩皮奥特（我最后给他取了这个名字）被唤醒准备回家，正坐在高背椅上等着。玛琳娜靠在椅子旁边，露出懒洋洋的迷人神情，波格丹、塔德乌斯、年轻的女演员、剧场经理、波格丹的姐姐、医生和一条腿的画家都围在周围。谈话得有个结果，得做出决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就像收紧钱袋一样。当然啦，玛琳娜刻意地笑着说，我有时也拿不定主意。令人鼓舞的想法。他们继续小声地谈话。我要继续倾听。小时候我承认我的学习还不错，但涉及到书本知识或传记什么的，肯定我的天资并不“聪颖”（请别管引号），我周围的人似乎也没有谁天资“聪颖”（同样别管引号）。但我仍然认为只要执意要做，什么事都能做好（我当时想当个化学家，像居里夫人那样），坚定不移的决心，比其他人立志更加高远会使我所向披靡。所以我想，只要我耐心听，仔细观察，反复思考，我会理解这间屋子里的人，我自然会明白他们的心事；我怎么知道这一点我也不清楚。事情的可能性很多，很难说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肯定是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解释许多其他的可能性，其中有其必然。我知道我没有解释清楚。我也没法解释清楚，就像恋爱一样。无论怎么解释选择的原因都不能说明问题，这的确与童年的悲哀和愿望有关。一个故事，我的意思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一本小说就像八十天环游世界：等到故事结束的时候你很难回忆起故事的开头。但是，即使是一次漫长的旅行也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比如说，从一间屋子开始。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间屋子，等我们去摆放家具，准备住人；如果要认真倾听，你得让自己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安静下来，这样你就能听见你头脑中另一间屋子的声音。你会听见火噼噼啪啪燃烧的声音、滴滴答答的钟声、马车夫的吆喝声（如果窗户打开的话）或者小巷里摩托车的轰鸣声。如果房间喧闹嘈杂，你就什么也听不见。声音沙哑或轻言细语的人坐下来就餐，讲述一些你不太能听懂的话，听不懂的原因希望不是屋里开着电视，而且音量开到最大；你是要抓住要旨。开始只是一些片言只语，一个名字，一阵急促的低语或哭喊。如果有哭声，不，尖叫声，你还看见床一样的东西，你就可以想像这不是折磨人的房间，而是婴儿降生的地方，虽然声音也让人难以忍受。你可以指望周围都是富于同情心的善良人。激情非常美好，理解也是如此；逐渐理解也是一种激情，也是一次旅行。侍者将玛琳娜和其他人的围巾、外套拿过来，现在他们准备动身了。想到室外已是冰天雪地，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我决定跟随他们走向外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