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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之后的一个世纪是一个革命年代，一个发生了无数次几乎无人注意的革命的年代，这些革命不是发生在立法机构的大厅里，不是发生在战场上或路障边，而是发生在家里，发生在农场和工厂里，发生在学校和商店里，发生在陆地上、海洋里和天空中。它们之所以很少引人注意，是因为来势十分迅猛，是因为它们随时随地都在影响着美国人。不仅是美国大陆，还包括人类经验本身，乃至社区、时空、现在与将来的含义，都在被反复修正。一个新的民主世界正在被生活在各地的美国人所创造和发现。
——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1973）
美国内战之后的革命性世纪不是关于政治的而是关于经济的，它使美国家庭摆脱了痛苦而又无休止的体力劳动、烦琐的家务劳动、黑暗、隔离和早逝。仅仅一百年之后，日常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户外体力劳动被空调环境中的室内劳动替代，家务劳动越来越多地由电器设备承担，黑暗被光明驱走，而取代隔离的不仅是旅游，还有将世界带入客厅的彩色电视图像。最重要的是，一个新生儿预期将活到72岁而不是45岁。1870—1970年的经济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不可复制的，因为它所取得的许多成就只能发生一次。
本书基于一个有丰富内涵的重要思想：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个又一个世纪以不变速度创造经济进步的稳态过程。相反，这一过程在一些时期比另一些时期发生得更快些。1770年之前的上千年几乎没有经济增长，在1870年之前的过渡世纪只有缓慢增长，而在截至1970年的这个世纪中发生了显著的快速增长，1970年之后增长再次放缓。我们的中心论点是一些发明比另一些发明更加重要，而内战之后的革命性世纪是在19世纪晚期一系列独特发明的推动下形成的，我们将这些发明称之为“伟大发明”。
这直接引向第二个重要思想：1970年之后的经济增长既让人眼花缭乱又令人无比失望。解释这个悖论的关键是：1970年之后的进步已经逐渐转向人类活动的一个狭窄领域，这些活动与娱乐、通信、信息收集和处理有关。对于人类所关心的其他事务，包括食品、服装、住房、交通、健康、家庭内外的工作环境等，无论是从定量还是定性的角度看，在1970年之后进步速度都已经放缓。衡量创新和技术进步速度的最好标准是全要素生产率，它主要用于衡量相对于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而言产出增长有多快。1970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几乎只是1920—1970年相应增速的1/3。
在第二个重要思想之后，紧接着就有了第三个重要思想：过去150年中美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创新。但是，对未来美国经济进步的任何考虑都必须超越创新来考察阻力，这些阻力像狂风一样正在拖累经济进步的步伐。其中，最主要的阻力是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即1970年之后最高收入阶层享有美国经济增长成果的份额不断扩大。
我们的出发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百年时期，即“特殊世纪”，这个世纪对经济进步的作用远比其他所有世纪都重要，这意味着对过去60年不断发展的经济增长理论的背离。增长理论指出，经济具有“稳态”运行的特征，这种状态下持续流入的新思想和新技术不断创造投资机会。但是，经济理论方面的文献较少提及，其模型并不适用于人类生存的绝大部分时期。根据著名经济增长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说法，在公元1年到公元1820年，西方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06%，亦即每个世纪增长6%。
经济评论家史蒂文·兰兹伯格对此做了简要阐述：
现代人类最先出现于大约10万年前。而在接下来的大约99800年中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当然，并非绝对没有事情发生，其间有战争、政治阴谋以及农业发明等。但是，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对人们的生活质量产生多大影响。几乎每个人都过着相当于现代年均收入400美元到600美元的生活，略高于温饱水平。在那之后的大约200年，人们开始变得越来越富有。并且，日益富裕这一趋势仍在继续。
本书采用“特殊世纪”这一视角来分析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非凡时期，并将不可重复。把1870年到1970年之间的一百年定义为特殊时代，仅适用于美国这个自内战以来为所有发达国家开创了技术前沿的国家。虽然本书聚焦于美国，但是它并不否认其他国家同样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例如，西欧国家和日本在20世纪后半叶已经大体赶上了美国，而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如今也正处于追赶发达世界所享有的技术和设施的过程之中。
我们的首要工作，是识别1870年后经济革命那些独一无二且不可重复的具体方面。我们如此习惯于日常生活的舒适便利（包括洁净和温暖），以至于很轻易地就忘记了这些舒适便利是最近才实现的。在1870年，农场和市区的工薪阶层家庭成员在厨房（通常是家中唯一加热的房间）的大浴盆里洗澡。人们用木桶从室外运凉水，然后在开放式壁炉上加热。运送和加热凉水非常麻烦，因此人们不可能每天或者每周洗一次澡，有些人甚至一个月洗一次澡。类似的，给所有房间加热在当时看来也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是，这一梦想在1890年到1940年仅仅几十年间就变成了现实。
毫无疑问，进步并不是在1870年突然发生的。然而，这一年标志着传奇时代的开始，因为内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战前和战后两个时期分开的醒目的历史标志。一个关于经济进步的故事需要数字来记录进步，而关于经济的原始数据在1869年第一次工业调查后变得更加充分。恰恰就在这一年，横跨大陆的铁路在犹他州秃顶山连接贯通，从而使美国连成一体。
我们的研究起点是1870年，但这并不意味着矮化先前半个世纪的进步。1820年的世界几乎是中世纪的，这是一个用烛光照亮的昏暗世界。那时，人们使用偏方来解决健康问题，出行速度顶多是马或帆船的速度。那半个世纪的三项伟大发明，即铁路、蒸汽船和电报，为1870年之后的更快速进步奠定了基础。当北方的火车将北方军队运送到前线、北方蒸汽船封锁英国人对南方的物资供应（这加速了南方的战败）时，美国内战自身很好地展现了这些发明。半个世纪以前，新奥尔良战役于1815年1月8日打响，而此时结束1812年战争的《根特条约》都已经签订三周了。在电报和海底电缆发明之前，消息传播非常缓慢。但在美国内战期间，一旦战役的结果出来，日报会在短短数个小时内将其公之于众。
紧随着美国内战出现的大量发明彻底改变了生活，将人们的注意力和精力从平凡事物转移到摩天大楼和飞机上。使1870—1970年这一时期如此特殊的，正是这些不可能重复的发明。当电力使轻触开关替代划火柴实现照明成为可能时，实现照明的过程就被永久改变了。当电力梯使建筑物可以纵向扩展而非局限于横向铺开时，土地使用的性质也被改变，而密集的城市也得以形成。当可在地板上移动或可手持的小型电器取代了以皮革或橡胶皮带传送动力的笨重蒸汽锅炉时，用机器替代人工劳动的范围也扩展超出了人们的认知。汽车取代马匹成为市内交通的首要方式，相应地，社会再也不用将其1/4的农业产出用来喂养马匹，不用供养大量劳动力来处理马匹产生的废弃物。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伟大发明中，交通工具最引人注目，它的速度在大约一个多世纪里增长了1倍：从19世纪30年代最初的原始铁路取代驿站马车，到1958年波音707接近音速飞行。
在19世纪后期，每个家庭将其一半的预算用于购买食物，而食物供给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过渡同样发生在这一特殊世纪。1859年约翰·兰迪斯·梅森发明的梅森罐使人们可以在家中保存食物。第一批罐头肉在内战期间供应给北方军队，而在19世纪后期，从家乐氏（Kellogg’s）的玉米片和博登（Borden）的炼乳到吉露（Jell-O）果子冻，大量的品牌加工食品进入美国家庭。克拉伦斯·伯宰（Clarence Birdseye）在1916年迈出了进入现代社会的最后一步，即发明了冷冻食品的方法，尽管这一发明直到20世纪50年代电冰箱冷冻室足以将温度维持在零度时才真正成为家庭的实用技术。1870年，鞋子和男装是从商店购买的，而女装则是母亲和女儿在家中自制的。缝纫机直到那时才进入大众市场，并“给出了不可能的承诺，即家庭生活中的一个苦差事可以真正令人兴奋，带来乐趣”。
到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女装都是从零售店购买的，这些零售店在1870年时并不存在。也就是说，1870年还没有城市的百货商店和为农村顾客服务的邮购商品目录。
衡量进步的指标有一些是主观的，但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婴儿死亡率的降低是衡量这个特殊世纪在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取得进步的可靠指标。公共自来水厂不仅彻底改变了家庭主妇的日常生活，而且保护每个家庭免于水传疾病的困扰。19世纪后期麻醉药的研制使截肢手术中的可怕痛苦成为过去，而无菌手术的发明则使19世纪的医院远离肆虐的病菌。X射线、抗生素和治疗癌症的现代方法都是在这个特殊世纪中得到发明和应用的。
使这个世纪如此独一无二的，不仅是其变化的程度，还包括实现这些变化的速度。在1880年还没有一个家庭通电，但到1940年几乎百分之百的美国城市家庭都通了电。在同一时期，使用洁净自来水并通过下水管道处理废弃物的城市家庭的比例也达到了94%。到1940年，超过80%的城市家庭安装了室内抽水马桶，73%的家庭使用煤气取暖和烹饪，58%的家庭装有集中供暖系统，而56%的家庭已经购买了机械式冰箱。
简而言之，1870年家庭与世界的其他部分相隔离，但到1940年通过“网络”相互连接，大部分家庭实现了五通：通电、通气、通电话、通自来水和通下水道。
住宅的网络化与现代家电一起彻底改变了家务劳动的性质。以前用搓衣板洗衣服、在室外晾晒衣服、制作和缝补衣服以及烘焙和保存食物，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如今这些家务劳动仅需花费几个小时。女性从繁杂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而有时间参与市场工作。男性工作环境的改善可能更为明显。1870年，作为农场主或农场工人，超过一半的男性从事农业。他们工作时间很长，并且十分辛苦。他们在夏天遭受暴晒，在冬天又要忍受寒冷。同时，他们的劳动果实还要受干旱、洪涝和害虫侵袭的摆布。城市中的工薪阶层需要每周工作60小时，或每天工作10小时，星期六也不能休息。一半以上的十几岁男孩成为童工，家庭的男性户主则要一直工作到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死亡。但是，到1970年，整个时间观念已经改变，其中包括引入一个世纪之前鲜为人知的大段闲暇时间，如双休日和退休。
由于所有这些不可逆转的改变，在内战之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实现了非常重要的转变，从一个由松散联系的小城镇组成的农业社会，过渡到由更强大的私人和政府机构组成且人口多样化不断增加的城市和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这一单行道上的里程碑是根据总人口中城镇人口的比重来确定的，而所谓城镇人口是指生活在2500人以上由政府划定的城市和乡镇的人口。美国城镇人口的比重，已经从1870年的24.9%提高到了1970年的73.7%。
2012年10月末，异常强大的飓风“桑迪”过境，对纽约市的大部分以及新泽西州海岸造成严重的损害，没有其他例子能比这次事件更好地说明特殊世纪的发明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了。洪涝灾害在人类历史上十分普遍，但气候与伟大发明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未达到此次灾害所显示的程度。“桑迪”使许多灾民退回到19世纪的生活水平。纽约市三十四街以下的居民也领略到失去电梯后的生活将会怎样。不仅垂直移动受阻，而且因为地铁被洪水淹没和停电，水平移动的主要方式也都无法使用。在没有电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法使用电灯、空调、换气扇以及防止食物损坏的冰箱和冷库等现代发明。许多居民无法取暖，无法加热食物，甚至没有了自来水。生活在新泽西的人们也找不到通勤所需的汽油，因为加油站的泵在停电时已不能使用。而且，在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的电池耗尽之后，通信也被切断。
我将1870—1970年标记为“特殊世纪”，这意味着1970年之后的年份将不再那么特殊。首先，技术进步开始放缓。除了少数显著的例外，1970年以后的创新步伐已不再像特殊世纪的发明所推动的那么广泛，那么深入。其次，在1970年之后，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意味着创新的果实不再由人们平等分享：尽管那些处于收入分配顶层的人们仍在继续成功发展，但是收入分配中层和底层的美国人民在不断增大的经济蛋糕中分享的份额正在减少。
特殊世纪之所以特殊，不仅因为日常生活已经完全改变，而且在于这些改变发生在与电、内燃机、健康、工作条件以及住宅网络化等领域密切相关的诸多方面。1970年以后进步仍在继续，但是主要集中在娱乐、通信和信息技术领域，这些领域的进步不会像伟大发明的副产品那样丰硕壮观，那样突然迸发。相反，变化是演进式的、连续的。例如，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电视机的出现和普及导致电影院的上座率直线下降。但是，电影并未因此消失，相反，它们日益成为电视节目的中心元素，在有线电视开通数百个频道之后尤其如此，因为这些有线电视频道需要为观众提供节目。类似的，电视机并没有淘汰收音机，而是使收音机的角色从起居室家具中的主要成员转变为一种便携式小型装置，并更多地成为车载设备。同样，也没有其他事物出现来淘汰电视；相反，电视技术变得更好，其表现之一是高清彩色大显示屏成为标准。
从1876年发明电话到1983年打破贝尔电话公司的垄断局面，固定电话在通信领域占据统治地位长达一个多世纪。从那时起，手机的出现使越来越多的家庭放弃使用固定电话。与1970年以前相比，信息技术以及它所支持的通信在1970年之后取得了更快的进步。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型计算机到80年代的独立个人计算机，再到90年代的联网个人计算机，最后发展到最近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这一转变是所有变化中最快的。但是，同样的，这一转变仅仅与人类经历中很有限的范围相关。在2014年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全国所有企业和家庭的电子娱乐、通信和信息技术（包括购买电视、音频设备、手机服务）等方面的全部开支所占比重大约仅为7%。
与娱乐、通信和信息技术相比，其他领域的技术进步在1970年之后更是缓慢。冷冻食品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在食物可得性方面的重大变化只体现在更广泛的多样性上，尤其是民族风味特色餐饮、反季节蔬菜和有机食品。除了款式和原产国之外，在服装方面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改变，但是服装进口已经使美国国内成衣行业几乎全部停工。到1970年，厨房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家用电器，微波炉是1970年以后唯一产生较大影响的家电产品。汽车在2015年的基本作用同1970年别无二致，即运输人和货物，尽管它们已经变得更加便利和安全。如今航空旅行的舒适度甚至已经比不上1970年，因为座位设置越来越拥挤，同时长长的安全警戒线也使飞机离港过程耗时更长、压力更大。
1970年以后美国取得的成就并未落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但在一个重要方面美国人感觉到了明显落后，那就是如何根治国家医疗保健体系的高昂成本和低效率。与加拿大、日本或任意一个西欧国家相比，美国到现在为止医保系统最为昂贵，但预期寿命最短。与1940年到1970年之间取得的大量进步相比，医疗方面的改进在1970年以后也已经放缓。在前一时期中，人们见证了抗生素的发明、冠状动脉疾病治疗和预防方法的发展以及放射性和化学疗法的出现，这些至今仍然是治疗癌症的标准方法。
测度生活水平的最常用标准是实际GDP与全国人口的比率，或称“人均实际GDP”（其中，实际GDP是指经通胀调整后的商品和服务总产出）。之所以使用这一标准，可以用以下两点来解释。一是大部分国家的人口数据是可靠的，二是用于衡量实际GDP的方法普遍标准化了。在比较不同国家时，我们通常根据它们的人均实际GDP对其进行排名。同时，在讨论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生活水平的“趋同”时，使用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这一标准已经成为惯例。
本书表明，有两个重要的原因足以解释为什么人均实际GDP大大低估了任意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特殊世纪中所取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一，GDP遗漏了生活质量的很多方面，这些对人们十分重要。这种遗漏的产生源于GDP指标的设计而非其理论缺陷，因为GDP测度的是在市场中交易的商品和服务，并没有包括那些对人们非常重要的非市场活动的价值。第二，即使作为衡量市场活动的指标，GDP增长也会被系统地低估，因为用于将当前货币支出转换为经通胀调整的不变价值美元的价格指数会高估价格增长。这一部分我们将超越实际GDP的界限拓展生活水平的概念，下一节讨论价格指数偏误的来源，最后用相关例子进行总结，说明人类活动中容易被GDP遗漏或严重低估的一些主要方面。
人们通常根据加里·贝克尔的时间分配理论来定义生活水平。
家庭将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与时间相结合，从中获得效用。电视机等新增家用设备，以及电视机画面质量提高等技术进步，将增加用于家庭生产和家庭闲暇时间的边际产品。例如，1955年人们观看一小时电视所获得的效用，要高于1935年在同一客厅中听一小时收音机所获得的效用。与使用搓衣板洗衣服并在户外晾晒相比，自动洗衣机和烘干机使投入家庭生产的时间更有价值。
让我们扩展贝克尔的分析框架，加入第三个元素，即市场工作的负效用导致家庭福利减少。其中，家庭必须进行市场工作，赚取收入，购买市场商品和服务。例如，如果在1900年需要用60小时工作收入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到1940年可以用40小时工作收入来购买，那么在1940年工作负效用就减少了，变得相对较小。在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文献中，很早就有对更短工作时间的解释，这可以追溯到爱德华·丹尼森。他指出，当每周工作时间从60小时缩短到40小时，人们的时均产出（output/GDP per hour）会更多，这仅仅是因为疲劳降低了那些额外工作时间的生产效率。
表现为降低工作负效应这种形式的进步并不一定仅仅涉及工作时间的减少，可能还包含工作强度的降低以及与工作性质有关的不舒适的减少（例如，轧钢厂工人遭受的酷热）。以农业劳作负效用的极大减少为例，如今，农民坐在装有空调和GPS（全球定位系统）装置的拖拉机中进行耕种，这与1870年跟在马或骡子后面用犁耕地的农民形成鲜明对比。通过将每一个家庭同时视为消费者和生产者，这一方法很好地解释了生活水平的提高。
工作质量的极大提高，包括从容易发生身体损伤和危险的蓝领工作转向办公室、宾馆和零售店空调环境中的工作。同时，它还包括因为个人工作时间灵活性和可控性提高而得到的工作质量提升，这与制造业全盛时期装配线工作的高度受管制形成对比。同样，“青年素质”也因为取缔童工和受教育程度提高而得以改进，这充分反映在如下强烈的对比中：1900年的孩子在黑暗、危险的煤矿中赶骡子，而2015年养尊处优的青少年则使用多个电子产品发短信、发微博和玩游戏。这种强烈的对比也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如果涵盖家庭生产、闲暇时间的价值以及工作不愉快的减少，生活水平概念就超出了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及质量的变化。但即使如此，那些包含在GDP中的项目仍然会因为价格指数（用于将现值美元支出转换为经通胀调整后的不变价美元）的缺陷而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误。这一转换要求用一整套价格指数来调整，例如将消费者以1965年价格（每加仑
0.3美元）消费的当期汽油支出调整为以2009年不变价格（每加仑3美元）计算的相应支出。在这个例子中，汽油价格在1965—2009年增长了10倍，因而1965年200亿美元的当期汽油支出会转换为以2009年不变价格计算的2000亿美元。用2009年价格计算1965年购买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就可以得到1965年的实际GDP总额，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其他每一年的实际GDP。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和汽油这种在几十年中质量维持不变的商品相同。当引入新产品，如室内空调时，并没有考虑到消费者在炎热的夏夜可以在凉爽的卧室内睡觉而提高的消费者福利，可得的价格指数告诉我们空调出售后其价格发生了什么变化，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其基本价值的信息。更糟糕的是，新产品通常会在上市早期经历价格的急剧下跌，因为制造商需要扩大产能，实现规模经济。然而，官方价格指数会一贯地在新产品上市销售多年之后才将其纳入。例如，空调在1951年首次销售，但是直到1967年才被纳入官方价格指数；录像机于1978年正式上市，但直到1987年才进入价格指数。
在最重要的产品发明中，福特T型汽车是一个代表，它于1908年以950美元的初始价格开始出售。在接下来的15年里，亨利·福特将流水线生产方式引入汽车生产，汽车价格惊人地降到了1923年的269美元（参见表5.2）。按照购买福特T型汽车支出的美元现价计算，1923年的实际GDP是1908年实际GDP的3倍多。但是这一事实在GDP统计中完全看不到，因为直到1935年才有关于汽车的价格指数。
因此，价格指数忽略了新产品的福利收益以及新产品进入市场初期价格降低的福利提高效应。此外，在测度已有商品的质量方面还存在“质量偏误”。在任意给定月份，大部分电视机的型号都与前一个月的相同，价格指数测度的是已有型号任意月份环比价格的变动。但是，这将忽视能够以较小价格变动提供更大屏幕或更高清晰度图像的新型号的不断引入。消费者成群地停止购买旧型号而转向新型号，但是价格指数并没有考虑到质量价格比的提高。
汽车燃油效率和家电能源效率的提高，如室内空调机和烘干机等，是官方价格指数中特别显著的质量偏误来源。
价格指数同样遗漏了消费者从新型零售渠道中获得的收益。例如，沃尔玛（Walmart）出售食品的价格通常要低于传统超市。
这里有两种价格指数，一种是超市中的鸡蛋价格，另一种则是沃尔玛的鸡蛋价格。消费者以更低价格（例如低20%）购买同样鸡蛋的能力从未被记作价格降低，价格指数高估了消费者购买鸡蛋的实际支出，因而GDP的增长存在遗漏。类似这种“销售点替代偏误”导致大量的实际GDP反复地被遗漏，最初发生在百货商店取代小型专卖店，随后是邮购商品目录与乡村杂货店竞争，接着是超市开始销售食品、沃尔玛以比传统超市更低的价格供应食品，最近的则是网络销售比传统销售渠道提供更广泛的多样性以及更低的价格。
许多更高生活水平的来源丝毫没有纳入GDP，最初是房屋质量的大幅提高，其典型代表是抽水马桶取代了室外厕所，集中供暖取代了柴火和大型炉灶。青霉素的发明拯救了成千上万条生命，每一条生命都有极大价值，但是GDP统计只会记录用于发明和生产的劳动力和设备方面的费用。其他类似的例子包括巴斯德的细菌致病论和服务员强调使用肥皂清洁，使抽水马桶成为城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19世纪后期认识到一些在市场上出售的食品存在污染、掺假和稀释等问题。
生活水平提高的最后一个方面，是预期寿命延长对退休后闲暇和居住地选择方面产生的间接效应。在早期，工人们经常在退休年龄之前死亡，或者没有足够的财富来享受退休生活，这使他们不得不同子女生活在一起。如今大部分人活得比退休年龄长，且大多有足够的财富可用于搬到一个阳光明媚的老年社区，该社区可以提供高尔夫球场、游泳池、纸牌游戏以及与子孙联系的Facebook（脸书）。
住房质量的部分提高涉及一些发明，尤其是电气化。但是，有一些改进却与发明无关，例如，从旧式公寓的房间到郊区独栋房屋的转变，则主要源于住房面积的正收入弹性，以及也能让工薪阶层家庭购买自有住房的信贷机构的发展。更高的收入同样具有溢出效应，从而影响其他并不一定需要创新的购买类型，包括在洁净水和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
创新驱动的进步与收入驱动的进步有着明显区别：对居住空间的需求取决于使城郊生活成为可能的交通运输创新，而洁净水则取决于过滤和氯化技术。生产率快速增长的行业（例如制造业）与生产率较少甚至没有增长的行业（例如建筑业或教育）共存的现象，可以用“鲍莫尔成本病”这一术语来归纳，也就是说，创新密集型行业（如电脑生产）的相对价格随时间降低，而非创新型行业（如弦乐四重奏演出）的相对价格却随时间提高。鲍莫尔成本病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被治愈，例如，唱片、磁带、光盘和MP3（一种能播放音乐文件的播放器）使弦乐四重奏的一次演出可以被数百万人听到。但是，某些经济活动仍然显示存在鲍莫尔成本病，没有技术缓解其相对成本的上升，包括现场演出的座位、高校学费和医疗服务费用。
测度不准确这一问题与将1870年至1970年这一百年定义为“特殊世纪”有相互作用。测量误差在早期是最大的，不管是生活水平的范围还是价格指数偏误的程度，都是如此。显然，在很早以前消费者从各类生活中得到的被GDP完全遗漏的福利收益是最大的，对消费者福利的贡献而言，从搓衣板到自动洗衣机的转变无疑比以下两种转变更加重要：人工控制转向电子控制，12磅
的洗衣缸转变为18磅的洗衣缸。未被测度的所有收益中最重要的是预期寿命的延长，这在1890—1950年比后来更加迅速。价格指数偏误在特殊世纪的早期也相对更大。在1900—1935年整个时期，汽车价格都被官方价格指数所遗漏，这是任何其他价格指数偏误都不能相比的。价格指数自身也在不断改进：2015年的价格指数优于1995年的价格指数，而后者又相对好于1975年或1955年的价格指数。
拓展生活水平概念的尝试大部分是定性的，因为我们无法精确测度与创新和技术进步有关的消费者福利提高这一概念。然而，理解包含在标准概念的历史记录中的重要信息至关重要。图1.1显示了1870年以后的生活水平、生产率和人均工作小时（以下简称人均工时）的基本数据，并且以1920年和1970年为分界点将整个期间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都对应有三个柱形，每个柱形都表示相应时期中的年均增长率。每组柱形中的左边柱形（白色）表示人均实际GDP（即人均产出）增长率，中间柱形（黑色）表示每小时实际GDP（即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而第三个柱形（灰色）表示人均工时增长率。
图1.1 1870—2014年人均产出、时均产出和人均工时的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
在这一历史记录中，有两个非常明显的方面。第一是图形的对称性：第一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每个柱形的高度几乎相等，但是中间时期（即1920—1970年）则有明显差异。中间时期的人均产出增长率明显高于其他两个时期，而劳动生产率增长则更高，其年均增长率达到2.82%，而第一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的人均产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84%和1.77%。与第一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相比，中间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超出人均产出增长率很大一部分，这说明在1920—1970年人均工时出现了锐减。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间时期人均工时减少得如此之快？同样，还有第二个问题：是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导致工作时间减少，还是人均工时的减少以某种方式推动劳动生产率增长加快？
1920—1970年人均工时的减少反映了指向同一方向的几个因素。首先是生产工人每周工作时间的长期减少，到1920年已经从每周60小时减少到每周52小时。其次是罗斯福新政立法的影响，包括直接减少工作时间以及授权工会争取实现8小时工作制，到20世纪30年代末每周工作40小时。一个不相关的因素是1947—1964年的婴儿潮，这使与工作年龄人口（16~64岁）相比儿童人口（0~16岁）增加，因而降低了工作时间与总人口的比值。劳动生产率增长对减少工作时间的负反馈反映了劳动经济学的标准观点，即随着实际收入增加，个体将不会把他们所有的额外收入花费在市场商品和服务上，而是以增加闲暇的形式消费一部分，也就是说工作时间将更少。
第一个时期（1870—1920年）中人均工时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这大概表明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就业使城市工薪阶层雇员每周工作时间温和减少，前者的工作时间更长且受限制更多。1970年以后，人均工时的少量增加包含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趋势。在这一时期的前一部分，大概是1970—1995年，由于家庭主妇摆脱家务劳动而进入市场就业，人均工时增加；而在1996年以后，人均工时的减少是因为壮年男性和青年人劳动参与率持续降低；2008年以后，劳动力退出市场的规模又因为婴儿潮一代的老年人退休而进一步扩大。
为什么劳动生产率在1920—1970年比其他时期增长得更快呢？我们将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分为三个部分，具体参见图1.2。这里，时间间隔与图1.1相同，只是因为缺乏一些数据序列，我们必须选择1890年而非1870年作为起始日期。每一个柱形都被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白色标示的顶部代表受教育程度提高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些被广泛认可的估计来自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的研究。
用灰色标示的中间部分说明了每工时资本投入量稳定增加的作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持续来源是每个工人配备的资本数量更多且质量不断提高。
资本投入与劳动时间之比上升的效应通常被称为“资本深化”。
图1.2 1890—2014年时均产出的年均增长率及其组成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
除去教育和资本深化的贡献之后，剩下的部分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们通常称之为“索洛余值”，用增长理论和增长核算的最杰出缔造者罗伯特·索洛的名字命名。这一测量指标是说明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潜在效应的最佳代理变量。结果令人吃惊，因为教育和资本深化的贡献在每个时期几乎相同，所以中间时期劳动生产率的较快增长都源于更快的创新和技术进步。在本书之前，我已经用“大波浪”来提醒人们注意美国经济史的这一方面。
1920—1970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优势地位十分明显，几乎是其他两个时期相应增长的3倍。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值得注意的是，1920—1970年这50年占1890—2014年这124年的40%。如果每年或每10年同等重要，则从1920年开始的50年将占到1890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累计增长的40%。但实际情况是，1920年之后半个世纪里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占整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66%。
我们之前将1870—1970年定义为“特殊世纪”，似乎与图1.2中所表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相冲突。虽然，只有特殊世纪的后半个世纪表现出了显著高于平均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我们可以用两种对称的方法来陈述这一难题：为什么1920年以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那么慢？为什么1920年以后的50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如此迅速？
保罗·大卫给出一个主要假说，他对电动机械和电子计算机的演进提出了一个如今广为人知的类推。
1987年，罗伯特·索洛嘲讽道：“你随处可见计算机时代，但就是在生产率的统计数据中看不到。”
实际上，保罗·大卫回应道：“稍等。”他认为电动发动机和其他电动机械的先例表明，在伟大发明与其生产率增长的回报之间需要一个很长的孕育时期。保罗·大卫提出，从托马斯·爱迪生1882年在下曼哈顿区建设珍珠街电厂，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制造业电气化带来生产率增长不断高涨，之间差不多间隔40年。他认为，电气化在制造业中的实现之所以滞后，不仅因为需要时间来发明和完善机械，而且需要电力价格自身的大幅下降。
在1990年的文章发表仅仅几年之后，大卫的类比便被证明是有预见性的：美国总体生产率增速在1996—2004年开始猛增，几乎是1972—1996年相应增速的2倍。但是，这一类推在2004年之后被打破。在经历8年的激增之后，劳动生产率增长再次回归到1972—1996年的缓慢水平，尽管平板电脑、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在2004年之后的10年里迅速普及。与此相比，在20世纪20年代电气化对工业效率的促进持续了8年以上。生产率增长在30年代后期开始加速，并且持续到了40年代，从而带来了图1.2所示的1920—1970年令人瞩目的年均增速。
大卫关于发电机/电脑的类比只维持了8年，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电力革命比计算机革命更加重要。而且，1920年以后的生产率高涨并不仅仅依赖于电力，还依赖于内燃机。毫不奇怪，汽车对1920年以前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很小，因为它们仅仅在之前很短时间才出现。1900年登记汽车数量仅为8000辆，仅在30年之后就达到2680万辆，美国家庭拥有汽车的比例达到89.2%。总体经济的生产率部分取决于工人（包括卡车司机和送货人员）可以多快地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正如20世纪20年代建筑热潮中安装了成千上万部电梯方便了垂直移动并提高了城市密度，汽车和卡车数量的增长也加速了人们在农村和城市间的横向移动。
尽管本书的主要任务是超越GDP范畴，拓展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理解，但是美国实际GDP增长的历史仍然有一个方面需要我们予以解释。如图1.2所示，为什么全要素生产率在1920—1970年比其他时期增长得更快？第16章提供了一个解释，并探讨了有关“大跨越”之谜的其他解释。如图16.5所示，当1890—201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被分成12个单独10年时，1920—1970年的超凡增长表现在20世纪中叶达到一个更加突出的高峰。为什么全要素生产率在20世纪中叶增长如此迅速？
第16章给出的答案出乎意料，就是大萧条和“二战”直接造就了大跨越。如果没有大萧条，就可能不会出现罗斯福新政，也就没有推动工会发展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NIRA）和《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真实工资的急剧上升和平均每周工作时间的减少。反过来，更高的实际工资和更短的工作时间有助于推动生产率的提高：更高的实际工资促进了1937—1941年的资本替代劳动，而更短的工作时间则能够减少疲劳并提高效率。
对于“二战”高压经济中出现的“干中学”所引起的生产率提高，人们思考分析得较少。1941—1945年的生产奇迹教会企业和工人如何更加有效地开展业务，而从战争时期的生产奇迹中学到的知识在战后并未消失：生产率在1945—1950年继续提高。除了提高已有工厂和设备的效率之外，联邦政府资助了整个制造业的新部门，资助了新建工厂和新购生产设备。第16章表明，战争期间安装了数量惊人的新资本设备——其实际购置成本等于1941年已有私人设备存量的一半，并且这些设备比旧设备更加先进，更有生产力。
1937—1941年以及战争期间投入的新资本的生产效率，让我们再次回到保罗·大卫对1882年第一个发电厂与1919—1929年集中发生的工业电气化之间有一个长期时滞的解释。他将20世纪20年代作为突破性的10年，但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装备的全面扩张（不仅是制造业，而且包括其他经济部门）集中在1929—1950年。经济学家如此集中关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史无前例的产出减少，以至于忘记了那10年发生了多少创新。亚历克斯·菲尔德重新引起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创新的关注，而本书则提供了那10年中多个维度快速进步的证据，包括收音机、电影以及汽车质量的大幅提高。
范围。 本书的主题是美国的生活水平。自1870年以来，美国一直在开拓技术、推动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突破到哪里，西欧主要国家就会跟随到哪里，而日本直到“二战”之后还相对落后。两次世界大战都极大地延误了19世纪后期的伟大发明在欧洲和日本的应用，以至于到1950年西欧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一半。当欧洲进入被法国称为“辉煌三十年”（1945—1975年）的时期时，欧洲人正在追赶美国在几十年前开创的技术前沿。事实上，有人声称1948年法国人口中能够使用电力和汽车的比例大致等于美国1912年的相应比例。
本书内容不仅限定为1870—2014年的美国经历，而且限定为承担消费者和生产者双重角色的普通民众的视角。许多美国经济史的传统主题并不属于本书的考察范围，包括金融繁荣与崩溃、信托公司的崛起和随后的反垄断立法、进步时代以及工会斗争。我们对美国禁酒令的兴趣不在于其实施或废除，而是看它如何导致美国20世纪20年代食品和饮料消费数据被严重低估。
本书涉猎范围广泛，必须有所选择，因此这里并没有太多空间来讨论过多细节。如果有的话，也与地区差异有关。农场生活的细节反映了19世纪后期美国中西部和北美大平原地带的典型农场，仅仅从侧面考察了南方佃农的困境。南方农民只有一次受到关注，那也是仅仅在表格中显示，与1940年就已经基本完成向现代世界转变的城市居民相比，他们在获得电力、自来水和室内浴室等现代便利设施方面有多么落后。
方法。 本书打算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来记录美国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极大地增加了消费者福利，这在特殊世纪（1870—1970年）中尤其如此。本书主要关注人类生活改进中被GDP完全忽视的方面。例如，实际GDP将啤酒、猪肉、土豆和洋葱的耗费以不变价美元相加，计算食品消费，但是并没有考虑从19世纪70年代的猪肉玉米粥这种单调膳食向20世纪20年代饮食更加多样化的转变。第3章考察了食品和服装的演化，该章从定量角度记录了发明家的故事和他们发明的加工食品（从安德伍德的辣味烤火腿到家乐氏的玉米片），以及美国人的实际饮食情况。对服装的考察则聚焦于缝纫机在减轻妇女负担方面的作用，考察如何从家里做衣服逐渐转变为从市场上购买衣服。我们不仅关心家庭的吃穿，而且关心他们在什么地方购买。因此，第3章讲述了大型城市百货商店的闪亮登场（它们通常是第一个外饰全用电灯的建筑），以及乡村购买因蒙哥马利·沃德公司和理查德·西尔斯公司提供邮购商品目录才可能发生的彻底转变。
后续章节探讨未纳入GDP的其他进步，包括家庭及家用设备、公共与个人转型、信息、通信、娱乐、公共卫生和医疗等许多方面。本书最新颖的部分，是讨论了工作条件改善的细节，包括成年男性的工作条件、成年女性在家中工作的条件以及年轻人从童工向受教育者的渐进转变。
发明和发明家。 19世纪后期的主要发明来自个体发明家而非大公司。我们首先去幕后考察托马斯·爱迪生在新泽西门洛帕克的实验室。在1879年10月10日这一划时代的夜晚，一种炭化棉纤维最终使电灯泡得以出现，这个电灯泡能够持续数天或数周而非仅仅一个小时。我们同样会拜访卡尔·本茨的实验室，仅仅在爱迪生发明电灯泡10周之后，卡尔·本茨踏出了发展可靠内燃机的最后一步。
尽管本书的讨论主要针对美国，但是许多发明是外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做出的，或者由刚迁移到美国不久的外国人做出的。在这些对伟大发明做出重要贡献的外国人中，主要有发明电话的苏格兰移民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提出细菌致病论的法国人路易斯·巴斯德、发明电影的法国人路易斯·卢米埃尔、发明无菌手术的英国人约瑟夫·李斯特和进行早期无线电实验的英国人大卫·休斯、发明内燃机的德国人卡尔·本茨，还有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他做出的一些重要发明，使意大利移民吉列尔莫·马可尼在1896年获得无线电专利成为可能。外国发明家在19世纪后期的角色明显比他们在一百年后的角色更加重要，因为个人电脑和互联网革命几乎完全是由美国人推动的，这里包括保罗·艾伦、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杰夫·贝索斯、拉里·佩奇和马克·扎克伯格。在这些互联网时代的先驱巨头中，谢尔盖·布林（谷歌的创始人之一）是少有的出生在美国之外的人。
结构。 本书正文从第2章开始，主要讨论1870年的生活条件。第一篇包括8章（即第2章到第9章），主要讨论到1940年为止生活水平取得的革命性进步。之所以选择1940年作为分界线，一方面因为它是1870年与2010年的中点，另一方面因为1940年开始了第一次家计调查，该调查提供了对住房及住房设备的详尽定量测度。第二篇（第10章到第15章）将论述从1940年到现在的变化，这篇较少关注变化缓慢的食品、服装以及生活的其他方面，重点强调快速变化的娱乐、通信和信息技术等方面。第三篇从第16章开始，试图解释“大跨越”之谜，并评估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在1920—1970年的增长远快于其他时期的原因。随后，第17章将1970年以后创新速度的改变与今后25年可能出现的情形进行比较。第三篇以第18章结束，主要讨论哪些阻力导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至低于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潜在增长率。本书以一篇简短的后记结束，其中提出了一系列可能有助于克服阻力的政策方向。
生活水平增速的上升与下降。
后续章节主要描绘生活水平、劳动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上升与随后下降的鲜明对比。图1.1和图1.2中展现的历史记录提供了这些记录的定量部分。其中一个重要主题是，实际GDP低估了生活水平的实际提高，那些创造了特殊世纪重大成就的许多新发明，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通过第一篇各章节的全面考察，我们发现生活改善的一些方面并未纳入GDP。以从乡村商店转向西尔斯邮购商品目录为例，这种方式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降低了价格，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消费者福利。除第12章（考察娱乐和通信）和第13章（讨论信息技术）之外，第二篇各章节都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它们都涵盖了从1940年至今的进步，但我们通常会发现，在1940年至1970年间进步非常快，随后变得缓慢。这些章节证明，要使增长维持在1970年以前的速度，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然而，虽然速度较慢，但1970年之后进步仍在继续，并且通常发生在本书第一篇中较少受关注的领域。例如，汽车事故死亡率和航空事故死亡率急剧下降，尤其是航空事故死亡率几乎为零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
类似的，1990年以后几乎每个城市的谋杀率都已经下降。
第三篇的新因素是阻力，包括不平等、教育、人口和债务偿还，这些阻力减缓了美国经济增长，并使收入分配底端99%人群的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降至接近于零。对美国生活水平未来增长的展望并不乐观，本书的结尾质疑了如下说法：今天年轻人的生活水平将比他们父母的生活水平翻一番，与19世纪末以来的每一代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都有所不同。
过去与未来。 要得出清晰的结论，就需要明确区分过去与未来。过去的事情有案可查，而未来则需要推测。我们知道1970年以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不尽如人意（如图1.1和图1.2所示），而1970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几乎仅是1920—1970年增速的1/3。同样明显的是，人均实际GDP的温和增长率并未被公平地分享。而且，人口正在老龄化，受教育状况萎靡不振，而增长放缓产生了一个要求更高税率和/或更低转移支付的反馈回路。
假如知道不久以前做了什么，我们就可以推测未来会发生什么吗？我们不能预测每一个新的发明；事实上，即使对那些已现端倪的发明，例如无人驾驶汽车和批量化小型机器人，我们仍然对其作用和重要性争论不休。但是，我们可以预测的事情也有许多。例如，婴儿潮一代如今正在老龄化，年龄处于50~68岁。因此，我们可以较为合理地预测这些人的退休将降低劳动参与率1~2个百分点，具体取决于他们中有多少人会工作到比之前几代人更晚的年龄。如果美国高中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的国际测试中总是排名靠后，那么其分数突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股票市场继续上扬，我们知道不平等将会加剧，因为股票的资本收益将不对称地积累到顶层收入人群那里。
本书预测未来增长将比过去更慢，这遭到了我统称为“技术乐观主义者”的一些评论家的强烈反对。他们倾向于忽略过去10年生产率的缓慢增长，忽略客观存在的阻力。相反，基于人工智能的能力指数化增强，他们预测未来的生产率增长将会非常迅速。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不假思索地驳斥了悲观主义。例如，经济史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写道：“悲观主义一贯是现代经济世界的拙劣向导。与两个世纪前相比，我们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已经变得非常富有。”
在考察横跨过去两个多世纪的增长情况时，麦克洛斯基只计算了一个增长率。而本书为过去150年提供了三个单独的增长率，分界点是1920年和1970年。确实，与1870年的同行相比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但是，我们的进步已经放缓，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持续增长的阻力，这些阻力远大于一两个世纪前的前辈们所面临的阻力。